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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大约早上5点，艾伦·D.奇尔德斯中尉（Allan D. Childers）从床上爬了起来，洗了个澡，穿上制服，吻别了妻子，拿上旅行袋，赶去小石城空军基地参加行前简报会。
奇尔德斯是泰坦-2导弹战斗值班小组的副指挥官。每天早上7点，战斗值班小组成员都要拉响警报，然后在第308战略导弹联队总部的大会议室集合。第308战略导弹联队管理着阿肯色州的18个泰坦-2导弹综合发射场，每一个都配备了1枚导弹以及1个四人战斗值班小组。该联队的座右铭是“不为自己，但为他人”。当高级军官和职员站在简报室前面的时候，每一个班组成员都坐在自己的小桌子前。
奇尔德斯和自己班组的成员坐在一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迈克尔·T.马扎罗上尉（Michael T. Mazzaro）是指挥官，他是一位聪明年轻的军官，高约1.73米，棕色的头发有点稀疏。罗德尼·L.霍尔德（Rodney L. Holder）上士是导弹系统分析技师，他的任务是确保导弹处于可发射状态。他看起来特别像奇尔德斯，高且瘦，亚麻色的头发，还戴着一副眼镜。来自纽约州埃尔迈拉（Elmira）的罗纳德·O.富勒（Ronald O. Fuller）上士很帅气，长着一张娃娃脸，他是导弹设备技师，工作重心是确保导弹发射场的正常运转。每周一次或者两次，他们四个人在这些简报会中开始新的一天，然后一起在地下待上24小时，监测他们的导弹，监督发射场的维护保养，不断地演练、培训，以及等待发射命令的下达。
奇尔德斯很难说得上符合一名好战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SAC）军官的形象，那些军官渴望用核武器攻击苏联人并引发末日决战（Armageddon）。在加入空军前一年，他是一名主要播放迷幻摇滚乐的午夜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冲浪，还留着一头披肩长发。他不是嬉皮士，但他也不是那种怀着要成为衣着整洁、派头十足的军官的毕生愿望的人。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在冲绳岛上度过，而他的父亲当时是岛上美国空军部队的飞机维护技师。他们家的房子是匡塞特角活动房屋（Quonset hut），这是一栋建于二战时期的由瓦楞铁预制构件搭成的半圆形活动房屋。尽管装潢远谈不上奢华，但在20世纪60年代于这个岛屿上长大，还真说得上田园牧歌般美妙。奇尔德斯大部分时间要么在海滩上悠闲地晒太阳，要么在海中戴着水肺潜水。在嘉手纳空军基地，军官们和像奇尔德斯父亲那样的士兵之间的社会落差几乎是不可能跨越的，这两类人几乎不相往来。但是，在地方的中学里面，基本没有人会在乎军衔和种族的差异。白人、黑人以及亚裔孩子经常在一起闲逛，奇尔德斯在不同时期不仅和少校的女儿，甚至和上校的女儿约会过。绝大部分学生的母亲或父亲都在军队服役。越南战争并不只是在教室里讨论的遥远、抽象的冲突，它几乎直接影响了岛上的每一个家庭。奇尔德斯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他们都为父亲感到自豪，但他们没人愿意与军队扯上任何关系。
1971年从中学毕业后，奇尔德斯进入了亚利桑那大学，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几个学期之后他就退学回到了冲绳，在岛上的一个广播站找了一份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当时他19岁，是广播站最年轻的职员，于是他被安排上午夜班。这是一份相当理想的工作。从午夜到第二天早上6点，奇尔德斯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尼尔·扬（Neil Young）、贾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岛上的美国大兵们会给广播站打电话并提出要求，他喜欢给士兵们放歌，也喜欢通过广播向他们的家人和女朋友念出士兵们的来信。下班后，他会一直睡到中午，然后起床去海滩上逛逛。
1973年，冲绳岛上的广播站停播了，奇尔德斯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帕（Tampa），期待能够被广播学校录取。不过，他并没有攒够学费，在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之后，他决定加入美国空军。他期待能够去越南，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但在空军基地服役听起来要比扛把步枪在丛林中作战好得多。当奇尔德斯应募入伍的时候，他填了一个表格，请求能够被分配到美军广播电视总台（AFRTS）。他认为空军可能会将他培训成电台播音员。但是，由于他表格填错了，他被分配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诺顿空军基地（Norton Air Force Base）的报社。他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也爱上了在报社大厅工作的预算分析师黛安·布兰德伯格（Diane Brandeburg）。1975年，分管他的长官说服他当一名军官，但是这需要大学文凭。通过空军奖学金和委任计划（Airman Scholarship and Commissioning Program），他进入火奴鲁鲁查明纳德学院（Chaminade College of Honolulu），这是一个学习和冲浪的理想之地。黛安驻扎在附近的希卡姆空军基地（Hickam Air Force Base），他俩于1977年结婚。
奇尔德斯的三个兄弟姐妹最终也都进入了军队。他的哥哥在陆军，他的姐姐在空军，他的弟弟则在海军，而最终他们四人的配偶也都是要么在军队中服役，要么就是在军人家庭中长大的。奇尔德斯此后意识到，他们都回到了熟悉的生活方式之中。它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使命感、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机会，以及在一起服役的战友之间的强烈的同志之谊。
在空军军官的等级制度中，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飞行员都自称位居顶层。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这两类飞行员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拥有共识：导弹兵的地位要远低于他们。在地下发射控制中心服役远没有飞入敌人领空或者掌握制空权的那种惊心动魄。奇尔德斯那糟糕的视力让他无法成为空军飞行员，并且当时导弹部队需要军官。虽然他对洲际弹道导弹（ICBM）一无所知，甚至连导弹部队军官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但他还是在从学院毕业前报名参加了那个计划。他毫不在意身份地位或者空军传统中的势利行为。这份工作听起来很有趣，并且提供了指挥的机会。
在得克萨斯州的谢泼德空军基地（Sheppard Air Force Base）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奇尔德斯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泰坦-2导弹的操作规程。像所有泰坦-2导弹的受训人员一样，他仔细研读了阐明导弹系统各个方面知识的技术手册（ Dash-1 ）。 [1] 他在模拟器和发射控制中心的实物模型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一遍遍地演练发射检查表和风险检查表。不过，直到他拉响在阿肯色州的第一次警报然后走进导弹发射井之前，奇尔德斯都没有见过真正的泰坦-2导弹。里面很冷，他就像走进了一个冰箱，导弹看起来真的好大！
如果战略空军司令部下达了紧急作战指令，每一个导弹战斗小组的军官都将面临一个结果几乎难以想象的决策。奇尔德斯将会毫不犹豫地遵守作战指令，下达发射命令。他无心制造大规模屠杀，并且，根据冷战的威慑理论，能够阻止苏联利用核武器毁灭美国的唯一手段，就是美国也用核武器来威胁要摧毁苏联。奇尔德斯相信核威慑的逻辑：他将导弹发射出去的意愿，会确保它不会被发射出去。在范登堡，他学习了泰坦-2导弹瞄准目标的大体类别和地点。有一些在苏联，其他的则在中国。不过，战斗小组并不会被告知他们掌管的导弹具体瞄准哪里。知道了这些信息反而可能会引发疑虑。就像执行死刑的四人射击小队中三人的步枪装了实弹、一人的装了空弹一样，导弹战斗小组只需要遵守开火的指令即可，而不用为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1979年，在小石城培训6个星期之后，奇尔德斯成了泰坦-2导弹发射场的副指挥官。第二年，他得到了晋升，成为由马扎罗、霍尔德以及富勒组成的教官组的一员。不像那些在同一个综合发射场中从事值班警戒数月乃至数年时间的模范班组成员，教官组负责将受训者带往不同的发射现场。9月18日早晨，奇尔德斯和他的组员计划要带着受训者米格尔·塞拉诺中尉（Miguel Serrano），去往斯普林希尔（Springhill）小镇外的374-5号综合发射场担任通宵值班警戒。小组成员都喜欢去这里，因为这里比其他一些发射场离基地更近，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尽快到达那里并且第二天能够尽早回家。
行前简报会通常从点名开始。一旦确认每一个综合发射场的人员都到齐了，联队的高级军官就会向80个左右的战斗小组成员说明维护事宜、新的安全指南、紧急作战指令的更改以及最新的天气预报。对于与燃料、氧化剂或者再入体（导弹弹头）有关的维护工作来说，天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候，简报会也会包含一个关于情报问题和世界形势的幻灯片展示。
1980年9月18日，整个世界并不安定。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前一天刚刚宣布解决伊拉克和伊朗边界争端的协议不再有效。两国部队早已经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南部开始了小规模冲突，伊朗外长谴责这是“伊拉克政权发动的恶意入侵”， [2] 一场关于争议领土的战争看起来即将爆发。在德黑兰，52名美国人质依然被关押着，此时距离他们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抓已将近一年。1980年春天美国军队一次不成功的营救行动，使伊朗革命卫队将人质从大使馆转移出来并分散关押在城市的各处。伊朗民众焚烧美国国旗和大声呼喊“大撒旦去死吧！”的电视画面成了每晚的惯例，而美国政府对此似乎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美苏关系也降至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低点。9个月前，苏联人入侵了阿富汗，并在那里部署了超过10万人的部队。许多人认为，这次行动将是苏联人大规模入侵中东地区产油国的前奏。对这次入侵，美国做出了对苏联进行粮食禁运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反应。然而，这些惩罚措施似乎都无法迫使苏联从喀布尔撤军。美国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全面地下降。9月17日，英国知名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苏联更加精准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已经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更加容易遭到攻击。
报告声称，美国不仅在核武器方面落后了，在飞机、坦克和地面部队方面也落在苏联后头。
身处这些令人沮丧的国际新闻之中，美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同样悲观。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也达到了8%。 [3] 汽油短缺使定量配给和在联邦层面限制汽车使用的前景遥遥在望。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以及能源危机动摇了人们对政府能够做成任何事情的信心。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对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三大电视网于黄金时段播出的一次讲话中，总统警告称美国正面临一个无形的威胁：“信心的危机”。 [4] 传统的乐观主义已经被一种绝望、自我中心的消费至上主义。卡特说：“成堆的商品，并不能填补没有目标或意义的生活中的空虚。”讲话是以一个更加实际的解决方法结束的，它列举了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消除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六个步骤。然而，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国会或者总统已经无法解决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卡特要求观众们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他说：“世界上的所有法律，都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
不过，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卡特本人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一些含糊的存在于美国人灵魂中的危机。1980年是总统选举年，卡特经过一场艰难的预选，战胜了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最终获得民主党的党内提名。尽管获得了预选胜利，但卡特的支持率还是一路下跌。伊朗人质危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一份关于失败的营救行动的官方报告——其中描述了8名美军士兵是如何死亡的，以及6架满载机密文件的美军直升机是如何被遗弃在沙漠中的——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军队战备状态的质疑。
尽管卡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但是一个新近成立的福音派团体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正在攻击他支持堕胎合法化以及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仲夏时分的一次民调显示，77%的美国民众不喜欢卡特在白宫的表现，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水门事件最盛时期的尼克松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拥有更阳光的性情。他说：“我拒绝接受（卡特）那种关于美国的失败主义者的和悲观的论调。” [5] 这个国家不能承受“又一个四年的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碌碌无为，以及失职”。 [6] 里根提倡大幅减税、小政府、放松管制、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苏联的威胁，以及重拾对美国梦的信念。颇受欢迎的独立候选人、国会议员约翰·B.安德森（John B. Anderson）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而将里根和卡特分别贴上了“右翼极端主义者”和“笨蛋”的标签。 [7] 安德森承认在美国有很多事情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他说：“人们认为这个国家正迈向失控。” [8]
9月下旬，这个国家内在的焦虑促进了非虚构类畅销书《危机投资学：即将到来的大萧条中的机遇和利润》（ Crisis Investing：Opportunities and Profits in the Coming Great Depression ）的销量。 [9] 许多畅销的小说同样显示了这种遍布全社会的关于美国未来的焦虑感。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的《魔鬼的抉择》（ The Devil’s Alternative ）描绘的是苏联入侵西欧的情节。拉里·柯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的《第五骑士》（ The Fifth Horseman ）描述了利比亚人在纽约市藏了一枚氢弹以要挟美国的情节。阿诺·德伯世格雷夫（Arnaud de Borchgrave）和罗伯特·莫斯（Robert Moss）写的《钉子》（ The Spike ）讲述了一个左翼美国记者的故事，这个记者写了一系列揭露苏联试图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作品，但是他无法说服自由派的编辑将它们出版。
或许这一年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1985年8月》（ The Third World War：August 1985 ），这是一本由退休的英军上将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爵士所写的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的关于北约和苏联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场景。在欧洲展开了一系列的坦克战之后，英国的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在苏联的核攻击下化为灰烬。作为报复，俄国城市明斯克也被核攻击摧毁，这次核打击的后果就是苏联的迅速解体。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清楚：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增加它们的军事开支。哈克特写道：“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几年，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它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只在被忽视的国防开支方面进行了弥补，但这仅仅确保了它们的生存。” [10] 罗纳德·里根此后将《第三次世界大战》称为一本异常重要的书。 [11] 此外，该书还帮助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科技惊悚小说（techno-thriller）。 [12] 在这类小说中，军事英雄主义被大肆讴歌，武器系统的复杂细节在叙事中起着关键作用，冷战的胜利是通过对武装部队的恰当运用来实现的。
在电视节目方面，关于大萧条时期一个普通家庭的奋斗史的长篇电视剧《沃尔顿家族》（ The Waltons ）正面临腰斩。相较于担心这个电视剧的年轻主角小约翰将会如何克服逆境，美国观众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在新的系列电视剧《家族风云》（ Dallas ）中谁将会暗杀那个富有的主角小杰（J.R.）。其他关于豪门家族恩怨的家庭剧陆续涌现，如《豪门恩怨》（ Dynasty ）、《鹰冠庄园》（ Falcon Crest ）、《浮华世家》（ The Colbys ）。关于时政类或上班族话题的情景剧，如《风流医生俏护士》（ M * A * S * H ）、《莫德》（ Maude ）、《桑福德和儿子》（ Sanford and Son ）以及《全家福》（ All in the Family ）则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在好莱坞，1980年标志着前一个十年的高度私人化和以导演为核心的电影制作方式的结束。除了马汀·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愤怒的公牛》（ Raging Bull ）和于9月19日上映的罗伯特·雷福德（Robert Redford）的《普通人》（ Ordinary People ），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是如《上天下地大追击2》（ Smokey and the Bandit Ⅱ，又译作《警察与卡车强盗2》）之类的高成本的动作电影及续集。
这个历史时刻的流行音乐比书籍、政治或电影更加让人难忘，更能唤起人的回忆。1980年发布的许多歌曲都有很强的瞬间俘获你芳心的能力，让你难以自拔：船长和妲尼尔合唱团（Captain & Tennille）的《再为我做一次》（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比利·乔（Billy Joel）的《你也许是对的》（You May Be Right）以及克里斯托弗·克罗斯（Christopher Cross）的《航行》（Sailing）和《驭风而驰》（Ride Like the Wind）。迪斯科（Disco）最终消亡了，它命运的终结以“54号工作室”夜总会的关闭以及由“乡下人乐队”（Village People）主演的歌舞片《停不了的音乐》（ Can’t Stop the Music ）的上映为标志。朋克（Punk）也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退化乐队（Devo）、警察乐队（The Police）、B-52’s乐队（The B-52’s）以及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的轻快活泼的、以跳舞为导向的“新浪潮”运动。滚石乐队的硬摇滚（hard rock）也给《情感营救》（Emotional Rescue）专辑中轻柔的流行曲风让了路。齐柏林飞艇乐队解散了，使得范海伦乐队（Van Halen）成为最受美国人喜爱的重金属乐队。转动收音机按钮，你能听到的几乎每一个调频广播电台的音乐都正变得更加舒缓。“亡命徒乡村音乐”（Outlaw Country）运动也不再对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造成威胁，它完全融入了主流，代表作有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的《再次上路》（On the Road Again）以及韦伦·詹宁斯（Waylon Jennings）的《老顽童》（Good Ol’ Boys，电视剧《正义前锋》的主题曲）。鲍勃·迪伦（Bob Dylan）拒绝再唱他的任何一首老歌，在他宣布自己成为“再生基督徒”之后，他只演奏福音音乐。约翰·列侬（John Lennon）则正在纽约录制本年度的第一张新专辑，他还非常期待几个星期之后的40岁生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人生从40岁开始，这就像是，哇！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13] （事实上，列侬在1980年12月8日晚上被一位据称患有精神疾病的狂热歌迷枪杀在纽约的寓所前。——译者注）
回顾历史，人们往往会说1980年是历史的转折之年。有时候甚至可以理解当下一些事件的重要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由于自由主义和反主流文化骚动的发生，注定要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1980年是新的十年的开始，变动也以微小和显著的方式正变得日益明晰。9月的第一个星期，反战积极分子和激进人士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在逃亡6年之后，终于向联邦当局屈服了。在自首之前，霍夫曼接受了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黄金时段的电视采访。另一位激进领袖杰里·鲁宾（Jerry Rubin）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1967年，霍夫曼和鲁宾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阳台上大撒美元，以抗议邪恶的资本主义。1980年，鲁宾在华尔街找了一份投资分析员的工作。他向《纽约时报》解释说：“政治和反叛是60后的特征，金钱和经济利益将会俘获80后的热情。” [14] 鲁宾再一次地发现了文化的转向，并且将自己置于它的最前沿。那时候，美国薪酬最高的银行家是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的负责人罗杰·E.安德森（Roger E. Anderson），他一年能赚大约71万美元。 [15] 华尔街从业人员的收入很快也将会上涨。西装和领带重新成为时尚。小胡子、络腮胡子和喇叭裤不再酷了，而新时代精神的讽刺性指南《权威预科生手册》（ The Official Preppy Handbook ）刚刚在商店里上架销售。这个夏天，众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了一个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或观察到的现象：“有一个浪潮正席卷而来，这个政治浪潮和1932年的那个一样强大，那时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让位给了罗斯福新政。” [16]
[1] 该文件的删节版已经出版，参见 Technical Manual，USAF Model LGM-25C，Missile System Operation （Tucson：Arizona Aerospace Foundation，2005）。
[2] Quoted in “Iran Criticizes Iraq for Ending ’75 Pac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1980.
[3] 1980年9月18日，卡特总统在向记者讲话时引用了这个数据。See “Transcript of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1980.
[4] 讲话全文可参见“Text of President Cart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 Washington Post ，July 16，1979。
[5] See “Transcript of Reagan Speech Outlining Five-Year Economic Program for the U.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1980.
[6] See “Text of Reagan’s Speech Accepting Republicans’ Nomination，” New York Times ，July 18，1980.
[7] Quoted in “Interview with John B. Anderson，” BusinessWeek ，September 8，1980.
[8] Quoted in “Interview with John B. Anderson，” BusinessWeek ，September 8，1980.
[9] See Edwin McDowell，“Behind the Best Sellers；‘Crisis Invest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1980.
[10] John Hackett， The Third World War：August 1985 （New York：Macmillan，1978），p. 316.
[11] 1983年，里根总统告诉《纽约时报》，《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他当年为了工作而读到的最重要的图书。See “Reading for Work and Pleasur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1983.
[12] 关于约翰·哈克特在创造这种新的文学流派中的作用，可参见J. William Gibson，“Redeeming Vietnam：Techno-Thriller Novels of the 1980s，” Cultural Critique ，no. 19（Fall 1991），pp. 179-202。
[13] Quoted in David Sheff， All We Are Saying：The Last Major Interview with John Lennon and Yoko Ono ，ed. G. Barry Golson（New York：St. Martin’s Griffin，2000），p. 8.
[14] Jerry Rubin，“Guess Who’s Coming to Wall Street，” New York Times ，July 30，1980.
[15] 罗杰·E.安德森在1980年赚了710440美元，该收入相当于今日的约200万美元。几年之后，安德森被迫离开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随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接管了该银行。在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救助案。关于安德森的薪水，可参见L. Michael Cacage，“Who Earned the Most？，” American Banker （May 29，1981）。关于安德森的银行是如何倒闭的故事，可参见“Continental Illinois and ‘Too Big to Fail，’” in History of the Eighties：Lessons for the Future，Volume 1 （Washington，D.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1997），pp. 235-57。
[16] Quoted in Ernest B. Furgurson，“Carter as Hoover，Reagan as F.D.R.？Socko！，”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2，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