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人死亡

弗雷德·查尔斯·伊克尔（Fred Charles Iklé）是在芝加哥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对炸弹的摧毁效应进行研究的。 ^[1] 他出生和长大于圣莫里茨（Saint Moritz）附近的一个阿尔卑斯山间小村，在中立国瑞士的安全环境中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岁月。1949年，他离开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事业，前往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德国旅行。战争并没有直接触及他的家庭，他想知道人们是如何应对这种规模如此之大的破坏的。在他探访的诸多城市中，汉堡遭受了和长崎大致相同数量的人员伤亡，但前者被摧毁房屋的数量要多得多。盟军一系列的空袭杀死了汉堡总人口中大约3.3%的人， ^[2] 并摧毁了大约50%的房屋。 ^[3] 然而，伊克尔发现，汉堡人非常具有适应性，他们并没有仓皇逃离这座城市。他们试图保持日常生活的熟悉套路，眼下更是决心在原来的位置上重建房屋、商店，重开生意。伊克尔后来写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城市会重新调整以适应被破坏的状况，就像一个生物体对伤害做出反应那样。” ^[4]

返回美国之后，伊克尔写了一篇考察空中轰炸强度与城市幸存人口密度关系的博士论文。他暗示道，空中力量的支持者们高估了它的致死效应。在二战之前，英国规划者就假定，每往一个城市投下1000千克高爆炸药，就能杀死或杀伤大约72人。 ^[5] 实际效率结果只有每1000千克炸药导致15～20人伤亡。皇家空军那针对居民区和“拆除”平民房屋的战略被证明是让人失望的。当人们依然有房子可以邀请无家可归的朋友、邻居和家人前来入住时，城市住房的供应比预期的要更富有弹性。

伊克尔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预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城市里住房状况会变得多么拥挤。 ^[6] 如果P1代表该城市被摧毁之前的人口总数，P2代表该城市被摧毁之后的人口总数，H1代表被摧毁之前的房屋总数，H2代表被摧毁之后的房屋总数，F代表死亡人数，那么，“住房密度的充分代偿性增加” ^[7] 可以用如下数学方程来表示：

伊克尔对人们可容忍的城市生活的艰难和拥挤程度印象特别深刻。但是，那也有个限度。当城市中70%的住房被摧毁时，这似乎就达到了临界点。 ^[8] 此时人们就会开始成群结队地离开，去乡下寻找容身之处。

伊克尔的论文引起了兰德公司的注意，他很快就被邀请加入其社会科学部。“兰德计划”（Project RAND）作为陆军航空部队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mpany）的合作项目创建于1946年，它成为美国第一个智库，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在那里，来自诸多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可以整日思考空中力量的未来。 ^[9] 该组织在初期获得了来自柯蒂斯·李梅将军的支持，他早年接受的土木工程师训练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军事思想。李梅希望利用全国最优秀的民间人才来为陆军航空部队开发新的武器、战术以及技术。

兰德公司的第一项研究《一艘环绕世界的试验性飞船的初步设计》（Preliminary Design of an Experimental World-Circling Spaceship）就概述了卫星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这比第一颗发射升空的卫星早了十多年。兰德公司随后对博弈论、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系统分析及核战略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断绝联系之后，兰德公司成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空军的独家合同下运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兰德公司的总部——那里离海滩不远——弥漫着一种随心所欲的知识氛围，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理念是不能探索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合作进行绝密研究。在该机构背后的是将科学和理性运用于战争的深刻信念。这个地方的文化特别讲究实事求是。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们被鼓励要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冷静、理性和不带个人感情——去思考不可能的事情，从而保卫美国。

在兰德公司的时候，尽管忙于一系列的项目，但弗雷德·伊克尔继续研究当城市遭到轰炸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炸弹破坏的社会影响》（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出版于1958年。书中内容包括他早期对汉堡被轰炸摧毁的研究成果，并讨论了城市人口将如何应对核攻击。伊克尔警告称，人们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策划一场核战争，而不是准备应对核战争的后果。“要现实地处理这些潜在的大规模和可怕的毁灭并不是一个愉快的任务，”伊克尔在序言中写道，“但由于我们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中，我们必须明智地面对它的诸多后果，并准备去妥善处理。” ^[10]

主要依赖于统计资料，排除了任何道德或人道主义的考虑，并辅之以冷酷的瑞士式精密笔法，伊克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击平民的战略并未实现其目的。伤亡人数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不是对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工人。 ^[11] 城市适应了轰炸，人们的士气并没有被轻易摧毁。即使是在广岛，反攻的欲望也在核爆炸之后幸存下来：当有传言说旧金山、圣迭戈和洛杉矶已经被日本的原子弹摧毁时，当地的人们变得轻松欢快，希望仍然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12]

然而，一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核交换大战（nuclear exchange）将呈现一种新的困境。第一颗攻击某个城市的原子弹可能不是唯一的一颗，因此逃往乡下并留在那里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伊克尔提出了“不间断的核攻击”（ongoing nuclear attacks）这种噩梦般的场景，数以百万计的人员伤亡，不可计数的火焰风暴，“对巨大破坏的纯粹恐惧” ^[13] ，农村居民和城市难民之间的摩擦，辐射病的受害者焦急地等待数天或数星期以确定他们是否吸收了致死剂量的辐射。认为美国人眼下面临的选择是“统一世界——或毁灭世界”的想法是天真的。核武器可能永远不会被废除，使用它们可能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伊克尔希望人们可以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乌托邦主义或世界末日式绝望，来应对核战争的威胁。一个愿意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的国家是可能生存下来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伊克尔花了多年时间思考美国的城市会如何被摧毁的残酷细节。他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他有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假如美国或者苏联的战争计划被有意地启动，像其他人一样，伊克尔能够理解它将释放的是何种恐怖事物。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担忧进入了他的脑海：如果一枚核武器被意外引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枚核武器在没得到总统批准——被某个技术故障、某个破坏分子、某个不听命令的军官，或某个无心之失引发——的情况下被使用，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真有可能发生吗？真的可能在不经意间开启一场核战争吗？在兰德公司的支持下，伊克尔开始调查核武器被意外使用或者未经授权而被引爆的风险。他调查得出的结果还真是不太能让人放心。

意外事件的威胁在过去十年间有所增加，因为核武器数量越来越多，分布更加分散——以及威力异常强大。1949年秋天，美国科学家们就是否研制氢弹——外号为“超级炸弹”（Superbomb）或“超级”（Super）——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它可以释放出比用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几千倍的毁灭性力量。虽然那两枚原子弹完全是从核裂变（重元素分裂为更轻的元素）中获得爆炸威力，但氢弹将利用另一种能量来源，即热核聚变（thermonuclear fusion，轻元素结合成更重的元素）。裂变和聚变都能够释放对链式反应至关重要的中子，但聚变释放得更多。一枚原子弹的潜在当量受限于弹体内裂变材料的多寡。但一件热核武器的潜在当量看起来是无限制的；它可能只需要更多的氢来作为燃料。为太阳和星星提供动力的同一种能源可以被利用起来使一个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

在为曼哈顿计划工作期间，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关于氢弹的理论工作之中。但是，如何引发和维持聚变反应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在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泰勒开始为建造一颗氢弹的应急计划进行游说。他是个不知疲倦、性格倔强、才华横溢的家伙，决心要实现自己的计划。“我确信，只有拥有对俄国人的压倒性优势，我们才能与他们达成和平协议，”泰勒辩称，“假如俄国人在我们拥有氢弹之前先爆炸了一颗氢弹，我们的处境就会陷入绝望。” ^[14]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般顾问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讨论了泰勒的提议并一致投票表示反对。由J.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的这个委员会认为，氢弹没有任何真正的军事价值，并且它将鼓励“灭绝平民人口的政策”。 委员会中的六位成员签署了一份声明，警告称这种炸弹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武器”（weapon of genocide）。 ^[15] 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则希望氢弹能够通过国际协议被禁止，他们辩称这种炸弹将会成为“对人类的威胁……在任何社会中都会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 ^[16]

像原子能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委员那样，主席大卫·利连索尔也反对开发氢弹。但其中一位委员，刘易斯·L.斯特劳斯（Lewis L. Strauss）很快就冒头成为这种武器的有力捍卫者。斯特劳斯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前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他只是一位仅具高中学历的退休华尔街金融家，但他对科学颇具热情并对苏联抱有深度的不信任。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期间，他主要负责侦测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监控系统。眼下，他希望美国能够来一次“巨大突破”（quantum leap） ^[17] 以超越苏联人，并且“推进所有可能有助于发展热核武器的考察工作”。

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负责人布赖恩·麦克马洪参议员同意斯特劳斯的看法。几年之前，麦克马洪还是原子弹的批判者以及反对军方控制原子弹的代表人物。但是现在，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变化：民主党人被攻击为“对共产主义太软弱”。苏联现在隐约被视为一个危险的死敌，此外，麦克马洪也面临连任的压力。假如苏联人研制出了氢弹而美国人没有，麦克马洪预言道：“绝对邪恶势力手里所掌握的绝对实力等同于毁灭。” ^[18] 美国空军也支持研发氢弹，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样，尽管后者的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也承认这种武器的最大好处最有可能在于“心理层面”。 ^[19]

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召集大卫·利连索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以及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开会讨论氢弹问题。艾奇逊和约翰逊此前就已经表达他们对研发氢弹的支持。总统问苏联人是否可以制造出来，他的那些顾问认为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别无选择，”杜鲁门说，“我们也开始吧。” ^[20]

在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公开宣布两周之后，爱因斯坦在全国性电视台上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氢弹的声明。 ^[21] 声明中他对美国社会的军事化、恐吓任何反对这一倾向的人、要求宣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核军备竞赛的“歇斯底里的特性” ^[22] ，以及这种新型武器将会让美国更加安全的“灾难性幻觉” ^[23] 进行了批评。“每一步看起来都像是前一步那不可避免的结果，”爱因斯坦说，“到最后，这越来越清楚地昭示着全人类的灭绝。” ^[24]

杜鲁门做出要制造氢弹的决定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它向苏联领导层以及全体美国人发出了一条信息。在不流血或不打仗的冷战时期，对实力的认知与现实一样重要。一份机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后来强调了“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在核威慑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该报告辩称：“武器系统本身只说明了必要故事的一部分。” 美国国防计划的成功依赖于一个针对公众的有效的“信息项目”（information program） ：

发挥威慑作用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实力和意图，而是敌人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实力和意图。因此，一种威慑性武器系统的中心目标是心理方面的。使命在于说服。

氢弹的有效性不是问题所在，制造出一枚氢弹的意愿才是。这种逻辑将指导接下来40年的核军备竞赛。

关于氢弹的辩论增强了军方在核武器政策中的影响力，削弱了原子能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在曾服务于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中间制造了一种持久的怨恨。但是，所有那些关于种族灭绝、道德以及人类命运的充满激情的论据，都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至少从1948年开始，苏联就已经在秘密地从事氢弹研究。根据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此人被认为是苏联的氢弹之父——的说法，约瑟夫·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要拥有这种武器，而不管美国是否这样做。“任何美国放弃或暂停热核武器研究工作的举动，都将被视为一种狡猾的欺骗手段，或是愚蠢和软弱的证据，”萨哈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论何种情形，苏联人的反应都将是一样的：避免可能的陷阱，并利用对手的愚蠢。” ^[25]

在朝鲜军队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周之后，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向位于英国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移交89颗原子弹的行动。 ^[26] 参谋长联席会议害怕朝鲜战争的爆发可能是苏联入侵西欧的前奏。原子能委员会欣然同意交出原子弹，但会减掉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核芯。它们依然被留在了美国的核存储设施中，假如战争迫在眉睫，它们随时可以被空运至海外。美国国防部则依旧在努力争取要获得对核武库的监管权。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负责人肯尼斯·D. 尼科尔斯（Kenneth D. Nichols）将军声称，美国军方不仅要控制原子弹，还要负责设计和制造它们。面对如此多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反对研制氢弹，爱德华·泰勒十分沮丧，但他也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获得空军支持的新的武器实验室，实验室选址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oulder）。

在承认战备需要的同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也在同上面那些提议进行坚决的斗争。1950年8月，杜鲁门批准向正朝地中海驶去的“珊瑚海”号（Coral Sea）航空母舰移交15颗没有核芯的原子弹。 美国空军不太喜欢这个先例，他们坚持认为，在未来，所有存储在航空母舰上的核武器的正式控制权都应该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而不是海军。次年，当联合国军队在朝鲜与中国军队开战时，美国空军终于获得了原子弹及其核芯的监管权。在当时，允许军方获得原子弹及其核芯被认为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Hoyt Vandenberg）将军为这9颗原子弹承担个人责任。 它们被运往关岛的空军基地，并且如果有需要的话，将被用在中国人身上。

到1950年底，美国已拥有大约300颗原子弹， 其中超过1/3被存储在航空母舰或海外军事基地中， 不过没有装配核芯。其余的原子弹则存储在原子能委员会位于美国境内的存储设施中，表面上处于文官控制之下。然而，由《原子能法》规定的由文官来监管的原则，在很多方面就变成了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指法律事务上为权宜之计而在无真实依据的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译者注）。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基林的存储设施贝克场中，原子能委员会有11名雇员， 然而军方雇员则有500人，其中包括200名保安人员。存储场很好地防范了破坏者和闯入者，但并没有防范任何种类的非授权使用。李梅将军后来承认，桑迪亚附近曼扎诺山区的存储设施埃布尔场已经形成一些特殊安排：

我们的部队守卫（原子弹），但我们并不拥有它们……完全由文官控制。我记得曾派一个人……去和管着钥匙的那个家伙谈。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华盛顿或者其他地方都已经灰飞烟灭——我将去掌控原子弹。那个人甚至都没有指责我。尽管我从来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但我们之间达成了相互理解。 ^[27]

考虑到当时指挥与控制系统实在是粗糙简陋得不行，这种安排似乎是必需的。“假如仅靠我自己，并且我们国家的一半领土都被摧毁，而我又无法接到命令或其他消息，”李梅解释道，“我不会坐在那里痴等，傻傻地什么也不做。” ^[28]

在苏联正努力制造一颗氢弹的事情被确证后，美国人在研制氢弹方面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在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开发氢弹之后几天，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供认正为苏联人当间谍。在洛斯阿拉莫斯，福克斯曾从事内爆式原子弹的原始设计工作，并对热核武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研究。1951年1月，尽管经过了一年的艰辛努力，但美国科学家们离造出一颗氢弹还差很远。泰勒曾建议利用一个裂变装置来引发聚变过程，但是他没能弄明白如何控制热核反应，以使其持续时间长到足以产生一个显著的爆炸当量。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氢燃料在被点燃之前应该先被压缩，并且炸弹的爆炸应该分阶段展开。泰勒受到了乌拉姆思路的巨大启发，1951年3月他俩在洛斯阿拉莫斯提交了一篇论文《论第一阶段异质催化爆轰：流体力学透镜和辐射镜》（On Heterocatalytic Detonations I：Hydrodynamic Lenses and Radiation Mirrors），在其中阐述了热核武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然后，他们为自己的氢弹设计申请了专利。 ^[29]

乌拉姆曾将他最初的建议叫作“盒子中的炸弹”（a bomb in a box）。 ^[30] 泰勒-乌拉姆构型（Teller-Ulam design）最初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放置两枚裂变炸弹，以及作为热核燃料的如氘（deuterium）和氚（tritium）之类的氢的同位素。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就是会发生的事情：一个内爆装置将在一个以铅作为内衬的厚金属筒中被引爆。此处爆炸放射出的X射线会通过金属筒向下传递到包裹着铀-235“火花塞”（spark plug）的氢燃料。氢燃料和火花塞将会被包裹在呈圆筒状的铀-238里面，就像桶内的啤酒一样。X射线将会压缩铀筒壁和氢燃料。这种压缩将使氢燃料密度变得极其大，然后将位于其内部的铀火花塞引爆。介于两次核爆炸之间，第一次核爆炸向内挤压，第二次则向外推，氢原子将会融合（发生聚变）。它们会突然释放出大量的中子，并且这股中子洪流会加速铀火花塞的裂变进程。它们同时会导致铀筒发生裂变。所有这一切都将发生在百万分之几秒以内，然后将所有这些包含其中的金属筒炸得四分五裂。

泰勒-乌拉姆构型背后的物理学和材料科学是高度复杂的，没有人能确保这种炸弹会正常工作。它依赖于一个叫作“辐射内爆”（radiation implosion）的概念，其在理论上看起来是可行的，但从未在实验中实现过。第一个装置（被称作“主装置”，primary）爆炸所释放的X射线需要被准确地聚集起来，并被反射至容纳了氢燃料和火花塞的铀筒（被称作“副装置”，secondary）之上。利用X射线去使副装置发生内爆是个绝妙的主意：以光速移动的X射线，其速度要比主装置爆炸产生的爆轰波的速度快很多。如果各种材料的相互作用可以被正确地理解的话，那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将延长聚变的过程。

氢弹内部的钢、铅、泡沫塑料、铀，以及其他固体将承受每平方英寸数十亿磅的超压。它们都将变成等离子体（plasma），而要预测它们的运动轨迹需要完全掌握流体力学——关于运动中的液体的科学。关于这种炸弹的合适大小、形状以及组成部分排列顺序的数学计算，看起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除了所有关于裂变的问题……中子学、热力学、流体力学，”乌拉姆后来回忆道，“在热核问题中还出现了诸多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更多种物质的运动、有关时间尺度的问题，以及所有几何与物理因素的相互作用。” 不过，泰勒-乌拉姆构型也蕴含了一个朴素的原则。除了启动主装置的引信和发火装置外，氢弹里面并没有其他活动的部件。

1951年5月，在南太平洋进行的两次核试验证明了核爆炸可以引发核聚变。一个代号为“乔治”（George）的里面含有液化氚和氘的装置，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爆炸当量——22.5万吨，是长崎原子弹威力的10倍多。尽管核聚变对此次如此大的当量贡献不大，但辐射内爆厥功至伟。几天之后被引爆的“条款”（Item）当量要低得多，但意义更加重大。它证实了泰勒的看法，即裂变弹可能被“增强”（boosted），换句话说就是，它们的爆炸威力可以通过在其被引爆之前的瞬间，往其核芯中放入少量氚和氘气体的方式来极大地增强。当升级后的核芯爆炸之后，氢的同位素会发生聚变然后释放出大量中子，使得随后发生的裂变爆炸的威力增强10～100倍。升级后的武器相比现在的武器体积更小，效率更高，并且用更少的裂变材料就能够产生更大的当量。

对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全面试验发生在1952年11月1日。为了完成诸多必需的计算工作，世界上第一批电子数字计算机中的一台在洛斯阿拉莫斯被组装起来。这台机器叫作“曼尼亚克”（MANIAC，意为数学分析数值积分计算机）， ^[31] 它帮助制造的装置叫“迈克”（Mike），后者看起来更像一个巨大的圆筒式威士忌酒瓶，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迈克”高约20英尺（约6米），重量超过12万磅（约54.4吨）。该装置被安放在伊鲁吉拉伯岛（Elugelab Island）上的一座波纹铝建筑里面。当“迈克”被引爆的时候，这个岛屿消失了。它变成了尘土，向天上飞起并形成高达27英里的壮观蘑菇云。 这次爆炸产生的火球宽度达到了3.5英里。 ^[32] 伊鲁吉拉伯小岛所剩下的只有一个里面灌满了海水的圆形火山口，其直径超过1英里，有15层楼那么深。 该装置的当量达到了1040万吨，威力大致相当于500枚轰炸长崎的原子弹。

泰勒-乌拉姆构型起了作用，现在美国看起来有能力制造氢弹了。几个月之后，杜鲁门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人类可以一击就灭绝数百万条生命，摧毁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抹掉过去的文化成就。”然后，他又带有某种希望地补充道：“这样的战争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不是个可能的政策选择。” ^[33]

对杜鲁门来说，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可能看起来不理性，但使用它们的可信威胁却是威慑的核心所在。而且，对美国最聪明的一群人来说，规划使用它们已经成为一份全职工作。核战略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所进行的名为“远景计划”（Project Vista）的绝密研究，再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卫西欧免遭苏联入侵的军事讨论。 ^[34] 1950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同意组建一支由54个师组成的同盟军， 其足以阻挡苏联军队，后者据信有175个师。 然而，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并没能提供必需的部队，到1952年，联盟似乎无法向任何地方部署必要数量的部队。美国陆军在西欧部署的小规模部队，其作用是在前线充当“绊网”（trip wire）和一道“平板玻璃墙”（plate glass wall）。 美国部队将是第一批抵挡苏联进攻的人，并且他们将被很快消灭，从而迫使美国参战。战略空军司令部将通过摧毁苏联大部分国土来做出回应，但苏军仍会征服大部分欧洲领土，并且平民伤亡率将特别高。

那些领导“远景计划”的杰出学者和军官，其中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得出结论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针对苏联入侵做出原子闪电战的反应是错误的。轰炸苏联城市可能刺激苏联人对西欧和美国的城市进行核报复。“远景计划”中的成员们敦促北约用技术来取代人力，使用低当量的战术原子弹打击苏军先头部队，并把“战斗带回到战场”， ^[35] 而不是依赖于战略轰炸。这样的政策可能限制任何一场核战争的规模并拯救无数生命，“防止针对友好城市的袭击”。 美国陆军的一线指挥官（field officers）和战术空军司令部（TAC）中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基于人道的理由，完全同意这些结论。他们也坚持那些会让自己从中获益的任何可以削弱战略空军司令部影响力的政策。正如所料，柯蒂斯·李梅讨厌低当量战术核武器的理念。在他看来，它们只是在浪费裂变材料，不太可能在战斗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不容易将其置于集中控制之下。根据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看法，赢得一场核战争的唯一方法在于先下手为强，并且施以重击。李梅告诉麾下的指挥官说：“成功的进攻会带来胜利，而成功的防守眼下只能减轻失利。” 此外，针对苏联城市的原子闪电战也不再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要任务。李梅现在认为，摧毁苏联使用其核武器的能力将会更为重要。苏联机场、轰炸机、指挥中心与核设施成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要目标。李梅并不主张预防性战争——一场美国针对苏联的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但是，他所赞同的“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战略 ^[36] 则是某种形式的先发制人战争（preemptive war）：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在苏联看起来正准备好自身核力量的那一刻发动进攻。平民伤亡，尽管难以避免，但不再是目标。“现在，进攻性空中力量必须旨在防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射，”李梅辩称，“这个目标胜过所有其他的考虑，因为失败的代价可能是国家的灭亡。” ^[37]

新当选的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调和武装力量之间的竞争性要求，并且制定一个有意义的核战略。艾森豪威尔已经为这项工作做了充足的准备。二战期间他曾担任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战争结束后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最近又担任了北约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很明白保卫西欧的军事挑战，以及核武器的革命性影响。曼哈顿计划一度向他报告，直到原子能委员会开始履行它的职责。他曾和李梅亲密共事，也听取过奥本海默关于“远景计划”研究结果的汇报。艾森豪威尔虽不喜欢苏联，但也没有任何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愿。在听取了“迈克”如何使一个岛屿消失无踪的细节之后，他私下质疑那种“我们要打造出足够摧毁一切的破坏性力量” ^[38] 的需要。

在替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杜鲁门任命的人员之后，艾森豪威尔要求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防政策。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曾许诺要降低税收，以及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虽然他有军方背景，但他十分渴望能够削减国防预算，该数字在杜鲁门政府执政期间增加了两倍。1953年6月，当一系列广泛的提案正在被考虑时，苏联人在东德镇压了一次人民起义。两个月之后，他们又引爆了一个热核装置，RDS-6。尽管RDS-6的爆炸当量相对较低，它的设计也不太成熟，这次试验还是产生了不祥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完全致力于维护西欧的自由，以及遏制苏联的力量——而不会导致美国破产。在他看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是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相较于在以大型热核武器为基础的战略和以小型战术核武器为基础的战略之间做出选择，艾森豪威尔决定美国应该同时拥有这两种战略。

1953年秋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在绝密文件NSC-162/2中被勾勒出来。该文件承认，美国没有足够的武装部队来保护西欧免于遭受苏联的全面入侵。它还明确指出，苏联的攻击将引发压倒性的回应：“在发生敌对行动时，美国将把核武器等同于其他弹药，纳入可投入使用的考虑范围。”

在1954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宣布了新政策，宣称美国及其盟国将“维持一种大规模的反击能力”。 ^[39] 五天之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美国的安全将依赖于“一种庞大的报复能力，它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和地点进行报复”。 ^[40] 这两次演说都给人留下了美国将对苏联发动的任何攻击还以全面核打击的印象，该战略很快就以“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 ^[41] 战略而为人所知。

美国空军以及战略空军司令部从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new look）政策中受益最大。战略空军司令部成为美国最卓越的军事组织，它的使命被认为对确保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司令官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在其他军种面临着开支和人手的削减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则是增长的。几年之内，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员就增加了几乎1/3，飞机的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 ^[42] 受到新关注重点转移到打击军事力量的目标的驱动，战略空军司令部对核武器的需求量也猛增。苏联拥有比大城市多得多的机场，因此要摧毁它们就需要更多的核弹。美国海军的造船预算没有任何增长，但“新面貌”政策并没有引发海军将领发动又一次“反叛”。海军也不再被认为是过时的，它获得了增加新航空母舰的许可，每一艘都可搭载核武器。海军同样开始寻求用如原子深水炸弹、原子鱼雷以及原子反舰导弹之类的高科技武器，来替代许多常规武器。

虽然艾森豪威尔曾在陆军中服役将近40年，但陆军遭受了最严重的预算削减，很快就失去了超过1/5的资金以及1/4的部队。 ^[43] 陆军参谋长马修·B.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将军成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的地面部队时，李奇微就已经展示出杰出的领导能力和正直品性。他认为，美国仍然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来打常规战争；对核武器的过度依赖是非常危险和不道德的；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将毫无必要地威胁到平民；以及“相较于民族精神的崩溃，国家财政的崩溃将是更加可取的目标”。 ^[44] 李奇微对“新面貌”政策的执着批评导致他提前退休。然而，陆军还是找到了适应的方法。它努力游说以获得原子炮弹、原子防空导弹以及原子地雷。在一个国会委员会面前秘密作证时，李奇微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詹姆斯·M.加文（James M. Gavin）将军后来确切而清楚地说明了陆军所需要的核武器数目：151000枚。 根据加文的说法，陆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核武器数量为106000枚，另有25000枚用于防空，剩下的20000枚则可以与美国的诸多盟国共享。

在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亚，远在泰勒-乌拉姆构型被证明会起作用之前，一个为制造出氢弹的应急计划就已经启动。一周工作六天成了家常便饭，当然星期天的时候实验室也往往会很忙碌。目标在于制造出少量的氢弹，以便在西欧遭遇突然入侵的时候，空军能够使用它们。不像正在美国各地的工厂中制造的裂变炸弹，这种拥有“应急能力”（emergency capability） 的武器将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被手工组装起来，然后存储在附近的埃布尔场。它们的组件不需要像正在存储中的其他炸弹一样，经受相同的现场试验。当泰勒和乌拉姆在努力克服如何维持热核聚变的理论问题时，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则面临着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在载着氢弹飞向目标的时候，如何才能让它不会摧毁飞机？

最新的计算表明，一枚氢弹将重达4万磅（约18吨），而唯一大到能够将其运往苏联的美国轰炸机B-36，由于速度太慢将无法躲避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美国空军调查了将新型的B-47中程喷气式轰炸机转换成无人驾驶飞机的可能性。B-47里面将搭载一枚氢弹，然后由B-36运往苏联上空。该计划的代号叫“铜戒”（Brass Ring），但它被为无人机开发一套导航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阻碍了。 ^[45]

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想法。阿格纽是一位来自科罗拉多的独立的、不墨守成规的思考者，他已经在核时代的一些关键时刻出现过。作为一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曾于1942年帮助恩里科·费米制造了第一次人工核链式反应。随后，阿格纽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在“小男孩”被从广岛上空投下时，他作为科学观察员正在飞机上，并暗中打开了他的摄影机，然后拍下了关于蘑菇云的唯一镜头。他曾帮助制造了“迈克”，并在30英里之外的一条船上看着它被引爆，震惊地看着小岛消失无踪。爆炸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强，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一样。当在思考着要如何安全运送一枚氢弹时，阿格纽想起来自己看过一个纳粹坦克利用降落伞被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镜头。 他联系了空军中的一位朋友，然后说：“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空军早就对这些降落伞产生了兴趣。它们的发明者特奥多尔·W.克纳克（Theodor W. Knacke）在二战结束后就被带到美国，此举是一个招募纳粹航空和火箭科学家的绝密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被称为“回形针行动”（Project Paperclip） ^[46] ，由柯蒂斯·李梅负责，他后来解释该行动的目的道：“从铁丝网后面拯救那些有能力又聪明的德国人，让他们参与我们的各种军事项目，将他们送入美国的产业体系。” ^[47] 特奥多尔·克纳克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森特罗（El Centro）的一个空军基地为美国海军工作。阿格纽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和克纳克见了面，然后假设性地问道，他是否可以设计出一种降落伞，其强度足以承受某种重达4万磅的东西。“哦，可以，”克纳克答道，“没有问题。”

受德国人设计的启发，一个名为“高加索人计划”（Project Caucasian）的合作项目在空军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之间展开，目的在于开发出一种“三伞系统”（three-parachute system），以放缓氢弹下降的速度并给予美国轰炸机足够时间来飞离现场。B-36轰炸机将在大约4万英尺（约1.2万米）的高空投下氢弹。一副小型的引导伞（pilot chute）将立即打开，然后打开的是一副稍微大点的拖曳伞（extraction chute）。头两副降落伞将保护氢弹不会被猛烈地拉动，然后第三副降落伞将会打开——它是一副巨大的条带式降落伞（ribbon parachute，也叫带条伞），为特奥多尔·克纳克的发明，伞衣之间有狭窄的缝隙，可以让空气通过，进而防止整副伞被撕裂。氢弹将会在空中轻轻地向下漂浮大约2分钟时间，看起来就像天空中的一个小小斑点。然后，在距离地面大约1.5英里的位置，它将发生爆炸。

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鲍勃·佩里弗伊领导着为这种具备应急能力的武器设计保险、引信和发火装置。 雷达引信有望成为引爆炸弹的最精确手段，但对预期爆炸当量大约为1000万吨的武器来说，高精确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克劳斯·福克斯很有可能已经将阿齐斯雷达及其他用于原子弹之中的雷达引信的信息泄露给了苏联人，这导致人们担心苏联人可能用某种措施来干扰那些雷达，使美国人的氢弹变成哑弹。气压开关（barometric switch）或者机械计时器看起来会是触发X单元、击发起爆器并引发热核爆炸的一个更可靠的方法。然后，那些引信中的每一个都有潜在的缺点。如果使用机械计时器但主伞没有打开，炸弹将垂直落到地面上，并在计时器跑完之前摔成碎片。但如果使用气压开关而主伞没有打开，炸弹将过快降到预定高度并过早起爆，进而导致B-36在逃离现场之前被摧毁。

佩里弗伊要求空军考虑这两种引信的风险然后做出选择。一种引信可能无法引爆炸弹，另一种则可能杀死机组人员。当空军无法做出选择时，佩里弗伊下令将这两种引信都装到击发装置里面。这个选择将在炸弹被装上飞机之前做出，而不管机组人员是否知情。

桑迪亚不再是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了。它现在是拥有超过4000名雇员、可用来进行高爆炸药研究的带有防爆墙的国内最先进建筑，以及位于加州沙漠地区的全年都可进行试验的场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Livermore）开设另一个部门的计划也正在推进，原子能委员会已经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武器实验室，以与洛斯阿拉莫斯竞争。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管理着利弗莫尔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但桑迪亚是一个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负责运营的非营利组织。这种公共和私人管理、学术研究和工业生产的混合，促使桑迪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严谨、扎实与注重实效；渴望推动技术的发展，但也怀疑狂热的和抽象的计划；干劲十足、共同掌权以及十分爱国。在桑迪亚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是抱着发家致富的念头来的。这份工作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由保守秘密的需要激发的团队意识。大部分的工程师都像佩里弗伊一样，年纪轻轻，他们不能告诉自己的朋友、亲戚甚至配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他们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大门内的科罗纳多俱乐部（Coronado Club）开展社交活动，在附近的山区徒步或者滑雪，开展对新型引信、雷管和炸弹壳体的试验。他们完善了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使那些武器将永远不会被付诸使用。

将伊鲁吉拉伯岛蒸发的热核装置太大了，以至于无法用飞机运输。此外，这种装置也展示了许多后勤方面的挑战。“迈克”的热核燃料，液态氘，其温度必须始终维持在-423℉（约-253℃）。 ^[48] 尽管科学家们正在探索使用液态燃料的氢弹的可行性，但是那种使用诸如氘化锂之类的固态燃料的武器处理起来会更加容易。1954年3月1日，一个名为“小虾”（Shrimp）的固体燃料装置在比基尼环礁的一处珊瑚礁上进行了测试。这次测试的代号为“布拉沃”（Bravo），这个装置测试成功了。但是，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失误导致其爆炸当量比预期的大得多。意味着事情有些不对劲的第一个迹象被设在恩尤岛（island of Enyu）上的地下掩体探测到，该地距离爆炸地点20英里远。在等待冲击波到来的时候，掩体中首席科学家伯纳德·奥基夫开始担心起来。他几乎不是那种容易神经紧张的人。在突袭长崎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就曾违反安全规则并秘密更换了“胖子”主击发电缆的那些插销。1953年，在内华达试验场的一个内爆装置神秘地未能引爆之后，他爬上200英尺高的制弹塔（shot tower）顶端，用手拔出了那些击发电缆。 ^[49] 但是现在，他感到不安了。在“小虾”爆炸大概10秒钟后，地下掩体似乎在移动。但这说不通了。混凝土地堡牢固地嵌在岛中，它的墙体厚度也有3英尺。

另一位科学家问道：“是建筑物正在移动还是我头晕了？” ^[50]

奥基夫说：“天啊，是它，是建筑物在移动。” ^[51]

奥基夫开始觉得恶心，就像晕船一样，他紧紧抓住工作台，而房间内的东西正在四处溜动。地堡此刻正在摇晃和震动，他后来回忆说：“好像它被放在一个装满果冻的碗里一样。” ^[52]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其在土地中的传播速度要比在空气中传播时快得多，很快就抵达了他们所在的地下。

“小虾”的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 ^[53] 几乎是其设计者预期的3倍。 ^[54] 爆炸形成的火球宽4英里，大约2000亿磅的珊瑚礁和海底移位， 其中的大部分上升到天空中形成蘑菇云，并很快就在天空中延伸超过60英里。 爆炸15分钟之后，奥基夫和其他8位试验小组的成员试探性地走出地堡。小岛被阴暗的灰色薄雾笼罩。树木成片倒下，棕榈枝散落得到处都是，所有的鸟儿也都消失了——这是距离地面零点20英里的地方。奥基夫注意到他的放射量测量计（dosimeter）显示的放射性水平迅速攀升。一种看起来像雪花的带有白色灰尘的小雨开始从天上落下，然后鹅卵石和岩石也从空中掉下来。这些人赶忙跑回地堡，猛地把门关上，然后检测到地堡内的高放射性水平，在几分钟的混乱之后，他们关上了空调机组。在地堡内部，辐射水平快速回落，但是在外面则继续攀升。这些人被困住了。

放射性沉降物的危害性自曼哈顿计划时期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但从未被充分重视。 ^[55] 核爆炸的早期会产生大量的γ射线，它是导致广岛和长崎辐射中毒的主要原因。爆炸也会产生剩余辐射（residual radiation），因为裂变材料和高能中子会与火球所吞没的一切发生交互作用。在爆炸中形成的放射性物质可能发出β粒子、γ射线，或者两者皆有。β粒子的放射性较弱，无法穿透衣服。γ射线则是致命的，可以穿透房子的墙壁并杀死里面的人员。

在一次核爆炸之后，一些元素会变得具有杀伤力，而其他的元素依然是无害的。例如，当氧元素被高能中子轰击时，它会变成半衰期只有7秒的氮同位素，这意味着在7秒的时间内，它一半的放射性就已经被释放。这就是为什么在地面之上发生的核爆炸——空中爆炸，如发生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的爆炸——不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沉降物。但是，当锰元素被高能中子轰击时，它会变成锰-56，这种同位素会发出γ射线，其半衰期为两个半小时。锰在土壤中很常见，这就是一次地面核爆炸能形成大量致命的放射性沉降物的原因之一。在火球内部，岩石、泥土甚至海水都能够转化成放射性元素，向上攀升，随风飘散，并最终从天上降落下来。

核爆炸的“早期沉降物”（early fallout）通常是最危险的。 ^[56] 在最初的24小时内从蘑菇云中掉落下来的大颗粒放射性物质，能够降落到风或者雨携带着它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在地面上，辐射水平会随着沉降物的累积而稳步上升。不像核爆炸初期释放出来的大量γ射线，剩余辐射的危害性可以保持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大约700伦琴的辐射剂量对人类来说就是致命的，而且这种剂量并不需要被一次性接受。 ^[57] 辐射中毒，就像晒伤一样，可以缓慢地发生。γ射线是看不见的，并且放射性沉降物看起来和其他尘埃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感觉到辐射损伤的效果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延迟沉降物”（delayed fallout）会造成一种不同的风险。 ^[58] 放射性物质的微小颗粒可能会被拉入高层大气，并随着冲击波经历数千英里的行程。大部分γ射线早在这种沉降物下落之前很久就已经被释放了，但许多放射性同位素可以长时间地释放出β粒子。锶-90是一种软金属，很像铅，其放射性半衰期长达29.1年。它常常出现在热核爆炸所释放的沉降物中。当锶-90进入土壤，它可以被生长在该土壤中的植物吸收，然后被吃了这些植物的动物吸收。一旦进入人体内部，锶-90就会模拟钙，在骨骼上累积，并继续发出辐射，往往会导致白血病或者骨癌。锶-90对儿童和青少年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他们的骨骼仍在生长之中。此外还有铯-137，一种半衰期为30年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可能污染农田长达几代人的时间。

1952年，“迈克”的热核爆炸就在试验场周围的海洋堆积了高水平的放射性沉降物。第二年，受到锶-90污染的纽约牛奶就被与内华达试验场的裂变装置爆炸联系起来。但是，“小虾”那意料之外的巨大爆炸当量，被移位的珊瑚礁和海底的量，以及强于预期的大风三者结合起来，产生的沉降物之多震惊了参与“布拉沃”测试的每一个人。 ^[59] 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军事人员，尽管是在30英里外的船舶上看着氢弹被引爆，但还是被迫进入船舱之内，并在闷热之中待上好几个小时。奥基夫与他的部下只好被直升机救援出来。在逃离地堡之前，他们在自己身上裹了厚厚的床单，试图避免与沉降物有任何接触。

水上飞机疏散了距地面零点153英里的一处空军气象站，爆炸两天之后，美国海军从马绍尔群岛的朗格拉普岛（island of Rongelap）上撤走了许多村民。这些村民在115英里之外的地方看到了壮观的爆炸场景，但他们没人知道此后从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尘埃是有害的。 ^[60] 尘埃降落在他们的皮肤和头发上，他们还光着脚在上面走了好几个小时。他们中约有80人得了辐射病。由于吸收了落在他们皮肤上的沉降物放射出的β粒子，许多人还发展成烧伤、器官损害以及皮肤变色。朗格拉普岛上覆盖了如此之多的白色尘埃，以至于岛上居民三年之内都不准回到那里。

当一艘日本渔船“福龙丸”号（Lucky Dragon）在“布拉沃”测试两周之后返回母港烧津（Yaizu）时，沉降物的危害性在无意之中被公之于众。 ^[61] 23名船员全部遭受辐射中毒的痛苦。他们的渔船具有了放射性，他们捕获的金枪鱼也是一样。“福龙丸”号当时距离爆炸地点约80英里远，恰好位于军事禁区之外。一名船员死亡，其余的人则住了8个月的医院。这一事件唤醒了人们对广岛和长崎的记忆，在日本境内引发了普遍抗议。当日本医生询问沉降物的相关信息时，美国政府却拒绝提供，担心这次爆炸的详细信息可能泄露使用氘化锂作为武器燃料的秘密。在对辐射中毒的全球公愤中，苏联取得了宣传上的胜利。在联合国，苏联人呼吁立即停止核试验，并且全面废除核武器。虽然对这些要求有好感，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无法同意这些要求，因为眼下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政策都依赖于它的核武器。

“福龙丸”号的命运很快就被忘记了。不过，“布拉沃”测试导致武器实验室、五角大楼和白宫产生了一种让人惊恐的认识：氢弹产生的沉降物很有可能比最初的爆炸杀死更多的人。在原子能委员会，“布拉沃”测试的沉降物分布图被叠加在一幅美国东北部地图上面，首都华盛顿为地面零点。 ^[62] 根据这幅地图所示，假如一颗类似的当量为1500万吨的氢弹击中首都并发生地面爆炸，华盛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所有人都可能遭受致命剂量的辐射。 ^[63] 纽约市的居民可能暴露在500伦琴的辐射之下，这足够杀死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再往北至波士顿，甚至远在加拿大边境的人们，也都有可能遭受辐射中毒。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被“布拉沃”测试的结果搅得心神不宁。丘吉尔早前一直支持用核武器来保卫西欧，而不是常规武装力量。1952年，英国爆炸了第一个裂变装置，它的第一枚原子弹“蓝色多瑙河”（Blue Danube）也于最近移交给了皇家空军。 “蓝色多瑙河”的当量约为16千吨， 现在看起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和过时的。“除了能够制造诸多恐惧，原子弹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无法控制的战争手段，”丘吉尔在“布拉沃”测试一个月之后对下议院说道，“但是氢弹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维度……其一直局限于幻想和想象力的范围之内。” ^[64] 一个小的、人口稠密的国家在这种武器面前尤为脆弱。丘吉尔要求英国中央战争计划秘书处（Central War Plans Secretariat）的官员威廉·斯特拉斯（William Strath）去领导一项绝密研究，以弄清楚一次热核攻击会对英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955年春，斯特拉斯提交了他的报告，其结果是可怕的世界末日。 ^[65] 根据最新的情报，苏联对英国的攻击将有三个主要目标：摧毁所有能让美国或英国轰炸机起降的机场，摧毁英国政府，以及“使英国失去成为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之基地的能力”。 ^[66] 这种攻击相对容易做到。“一颗氢弹爆炸时产生的强热，”斯特拉斯报告写道，“将能在一个周长为60～100英里的建筑密集区内引发10万处火情。” 如果苏联人沿着英国西海岸引爆10颗氢弹，盛行风将让英国大部分国土被沉降物覆盖。 ^[67] 近1/3的英国人口将立即死亡或受伤。 绝大部分英国农田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变得毫无用处，一些生产效率最高的土地可能会“丧失很长一段时间”， 饮用水的供给也将会受到污染。在一个题为“机械控制”（Machinery of Control） ^[68] 的章节，该报告警告称英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将陷入崩溃。当地的军事指挥官将被授予“广泛的紧急权力”（drastic emergency powers），而社会秩序可能不得不通过使用“简单粗暴但有效的方法”来恢复正常。 斯特拉斯敦促政府发布有关氢弹的准确信息，如此一来英国家庭就能够建造沉降物遮蔽所，储存罐头食品，并做好最坏的打算。

斯特拉斯报告被列为机密，而对它更大程度的开放请求也被置之不理。丘吉尔首相下令英国广播公司（BBC）不要播送有可能打击国民士气的关于氢弹的新闻。 英国政府担心，道出核武器的真相将会削弱公众对一种需要核武器作支撑的国防政策的支持。针对热核战争的威胁，丘吉尔已经选择一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就在“布拉沃”测试之后不久，他就告诉顾问们：“影响力取决于对武力的占有。” ^[69] 英国将开发自己的氢弹。再一次，氢弹的吸引力在于其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我们必须这么做，”丘吉尔解释道，“这是我们作为世界强国所要付出的代价。” ^[70]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挣扎于如何处理公众对氢弹的担忧。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刘易斯·斯特劳斯几乎等了一年才得知“布拉沃”测试曾在几千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散播致命的沉降物。尽管斯特劳斯试图限制对沉降物危害性的宣传，联邦民防管理局（FCDA）却传达出一种不同的信息。联邦民防管理局局长瓦尔·彼得森（Val Peterson）建议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要“马上”建造一个地下遮蔽所。 ^[71] 一旦苏联人部署了他们的氢弹，彼得森补充道：“我们最好已经挖好遮蔽所并向上帝祷告。” ^[72]

多年来，联邦民防管理局一直辩称，通过利用某种形式的遮蔽所人们可以在一次核攻击中幸存下来。动画角色乌龟伯特（Bert the Turtle）敦促美国学童们“卧倒并掩护”（duck and cover），即一旦看到原子弹的闪光，就要尽快躲在教室的课桌下面。被广泛分发的民防小册子《原子攻击下的求生之道》（Survival Under Atomic Attack）提供了诸多有用的和鼓舞人心的生活小贴士：

您从原子攻击中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比您曾想过的要大得多。 ……哪怕是一点点材料也可以保护您免遭闪光烧伤，因此您一定要穿上合适的衣物。 ……我们对放射性的了解要超过对感冒的了解。 ……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 ……水下核爆炸之后要避免将自己弄湿。 ……注意不要让放射性物质进入室内。 ……

氢弹的破坏力迫使民防系统设计者改变他们的建议。郊区的家庭被劝告要在热核爆炸之后四五天内尽量留在地下遮蔽所、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或者后院的壕沟里面；城市家庭则被告知在攻击似乎要发生时，要尽量离开自己的家园。在战争时期从美国城市疏散的需求，赋予了艾森豪威尔建造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计划的正当性。瓦尔·彼得森呼吁沿着新的公路铺设水泥管道，如此一来难民们便可以睡在里面并且避免沉降物。 ^[73] 一位记者写道，“卧倒并掩护”正在被一个新的民防口号替代——“逃到山上去”。 ^[74]

为了能够鼓舞士气，并且证明一场核战争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联邦民防管理局在当年6月举行了“1955警戒行动”（Operation Alert 1955），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防演习行动。 ^[75] 在一次模拟攻击中，61个城市遭到核武器攻击，当量从20千吨到500万吨不等。 ^[76] 随着空袭警报响起，提醒苏联轰炸机正在接近，1.5万名联邦雇员从华盛顿撤离。总统及其阁僚被开车送往秘密地点并在那里待上三天。在整个美国，每个家庭都爬进遮蔽所或者演练他们的逃生路线。在纽约市，所有人都不允许出现在街头，而要在室内待上十分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苏联氢弹——出于某种原因，它的地面零点将是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北七街（North 7th Street）和肯特大道（Kent Avenue）的交汇处。 ^[77]

政府官员宣称警戒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财政部部长乔治·M.汉弗莱（George M. Humphrey）说，这次演习证明了美国将“能够承受它”并且“恢复得出奇快”。 ^[78] 在美国1.65亿人的总人口中，将只有820万人死亡、660万人受伤， ^[79] 其中超过一半的伤亡发生在纽约市。 ^[80] 如果每个人都采取了正确的预防措施，瓦尔·彼得森向记者保证道：“在理想状况下，我们可能不用付出任何生命代价就从沉降物危害中逃生。” ^[81]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艾森豪威尔说这次演习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82] 但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用一个词总结了自己的感受：“令人震惊”（staggering）。 在警戒行动的第一天，总统就宣布戒严，将权力从州政府转移给六个陆军野战司令部（Army field command）。向新闻界公布的伤亡数字极大地低估了一场热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影响。一个新词进入了核战争规划词典：百万人死亡（megadeath）。 ^[83] 这个词是一个测量单位，1 megadeath等于100万人死亡——并且国家在一场热核战争中势必会遭受许多个百万人死亡。1956年1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日记中记录了一项绝密研究——内容关于在遭受苏联核进攻之后真的会发生什么事——的结果：

美国经历了几乎全面的经济崩溃，在六个月到一年之内无法恢复到任何形式的可正常工作状态。……联邦政府成员被消灭殆尽，新的联邦政府只能由各州临时拼凑。……据计算，总人口中65%的人将需要某种医疗护理，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将没有任何机会得到它。…… ^[84]

艾森豪威尔被陆军不断要求增派更多部队帮助保卫西欧激怒。他告诉一位助手：“当我们国家的15个城市都变成一片废墟时，谈论往海外运送更多部队简直是荒谬至极。” ^[85] 陆军需要在国内处理混乱状况。“你不能打这样的战争，”几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在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说道，“到时候在街头清理尸体的推土机都会捉襟见肘。”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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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rview with Fred Charles Iklé.关于他在这个主题上的早期研究，可参见Fred C. Iklé，“The Effect of War Destruction upon the Ecology of Cities，” Social Forces ，vol.29，no.4（May 1951），pp.383-91：and Fred C. Iklé，“The Social Versus the Physical Effects from Nuclear Bombing，” Scientific Monthly ，vol.78，no.3（March 1954），pp.182-87。

[2] Cited in 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 16.

[3] Cited in 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 16.

[4] 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 8.

[5]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空中轰炸致死效率的研究，参见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p. 17-18。

[6] 对炸弹破坏效应与人口损失之间关系的计算，参见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p.53-56。

[7] 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 55.

[8] Fred Charles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8），p. 72.

[9] 一个关于兰德公司及其对战后战略政策影响的无法被超越的叙述，参见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Small Group of Men Who Have Devised the Plans and Shaped the Policies on How to Use the Bomb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个最近的关于其历史的研究，参见Alex Abella， Soldiers of Reason：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Harcourt，2008）。

[10]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p. viii.

[11] Cited in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p. 205.

[12]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p. 180.

[13]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p. 120.

[14] Quo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 ，vol. 2，pp. 85-86.

[15] Quoted in Hewlett and Duncan， Atomic Shield ，p. 384.

[16] 费米和拉比声明的全文，参见“Minority Report on the H-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December 1976，p. 58。

[17] Quoted in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Random House，1988），p. 204.

[18] Quoted in Hewlett and Duncan， Atomic Shield ，p. 402.

[19] Quoted in Herken， Winning Weapon ，p. 316.

[20] Quoted in Robert H. Ferrell， Harry S. Truman：A Life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4），p. 350.

[21] See “Einstein Fears Hydrogen Bomb Might Annihilate ‘Any Lif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1950.

[22] 爱因斯坦声明的全文，参见“Dr. Einstein’s Address on Peace in the Atomic Er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50。

[23] “Dr. Einstein’s Address on Peace in the Atomic Er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50.

[24] “Dr. Einstein’s Address on Peace in the Atomic Er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50.

[25] Quoted in Hans Bethe，“Sakharov’s H-Bomb，”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990，p. 9.

[26] See Wainstein et al.，“Evolution of U.S. Command and Control，” p. 31：and Feaver， Guarding the Guardians ，pp. 134-36.

[27] Quoted in Kohn and Harahan， Strategic Air Warfare ，p. 92.

[28] Quoted in Kohn and Harahan， Strategic Air Warfare ，p. 93.

[29] 自曼哈顿计划开展以来，关于核武器设计的发明创造就能够秘密申请专利。专利最初是用来确保公众获得相关知识的法定程序，但在核武器方面被用来阻碍公众获得相关知识，关于这一点的精彩论述，参见Alex Wellerstein，“Patenting the Bomb：Nuclear Weapons，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Technological Control，” Isis ，vol.99，no.1（March 2008），pp. 57-87。

[30] Quo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lume 1 ，p. 182.

[31] 制造氢弹的努力不仅依赖于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高速计算，它也帮助了计算机被制造出来。对热核武器的设计与战后美国计算机科学之间那不可割裂的联系的探讨，参见“Nuclear Weapons Laborato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computing，” in Donald MacKenzie， Knowing Machines：Essays on 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MA：MIT Press，1998），pp. 99-129；“Why Build Computers？：The Military Role in Computer Research，” in Paul N. Edwards， The Closed World：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MA：MIT Press，1996），pp. 43-73；Francis H. Harlow and N. Metropolis，“Computing and Computers：Weapons Simulation Leads to the Computer Era，” Los Alamos Science ，Winter/Spring 1983，pp. 132-41. Herbert L. Anderson，“Metropolis，Monte Carlo，and the MANIAC，” Los Alamos Science ，Fall 1986，pp. 96-107；N. Metropolis，“The Age of Computing：A Personal Memoir，” Daedalus ，A New Era in Computation，vol.121，no.1，（1992），pp.119-30；and Fitzpatrick，“Igniting the Elements，” pp. 99-173。

[32] Ci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lume 3 ，p. 67.

[33] 关于杜鲁门的演讲，参见“Text of President’s Las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Congress，Citing New Bomb Tes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1953。

[34] 关于这项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叙述，参见 David C. Elliott，“Project Vista and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no. 1（Summer 1986），pp. 163-83。

[35] Quoted in 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 American Prometheus：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New York：Vintage 2006），p. 445.

[36] 关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背后的思路，参见T. F. Walkowicz，“Strategic Concepts for the Nuclear Ag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99，Air 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May 1955，pp. 118-27，and Alfred Goldberg，“A Brief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Ideas About Counterforce，” prepared for U.S. Air Force Project RAND，Memorandum RM-5431-PR，October 1967（revised March 1981），NSA。

[37] Quoted in Futrell， Ideas，Volume 1 4，p. 441.

[38] Quoted in Richard G. Hewlett and Jack M. Holl， Atoms for Peace and War，1953-1961：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 3.

[39] “Text of President Eisenhower’s State of the Unio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1954.

[40] “Text of Dulles’ Statement on Foreign Policy of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1954.

[41] 这种新战略的名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李梅将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并没有任何让美国首先遭受打击的打算。关于艾森豪威尔对核武器以及苏联似乎构成的威胁的看法，参见Samuel F. Wells，Jr.，“The Origins of Massive Retal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6，no. 1（Spring 1981），pp. 31-52；and Richard K. Betts，“A Nuclear Golden Age？The Balance Before P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no. 3（Winter 1986），pp. 3-32。

[42] 1952年，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各种飞机1638架，雇员166021人；到1956年，数字分别达到3188架和217279人。Cited in Norman Polmar，ed.， Strategic Air Command：People，Aircraft，and Missiles （Annapolis，MD：Nautical and Av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of America，1979），pp. 28，44.

[43] 根据历史学家A.J.巴塞维奇（A.J. Bacevich）的说法，1953年，艾森豪威尔将美国陆军1955财年的预算从130亿美元削减至102亿美元，并将部队人数从154万人削减至116.4万人。See Bacevich，“The Paradox of Professionalism：Eisenhower，Ridgway，and the Challenge to Civilian Control，1953-195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1，no. 2，（April 1997），p. 314.

[44] Quoted in Bacevich，“The Paradox of Professionalism：Eisenhower，Ridgway，and the Challenge to Civilian Control，1953-195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1，no. 2，（April 1997），p. 321.

[45] See “History of the Early Thermonuclear Weapons：Mks 14，15，16，17，24，and 29，” Information Research Division，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RS 3434/10，June 1967（SECRET RESTRICTED DATA/declassified），p. 15；and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lume 2 ，pp. 119-20，262.

[46] 关于该行动的细节，参见John Gimbel，“U.S. Policy and German Scientists：The Early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1，no.3（1986），pp.433-451；Linda Hunt， Secret Agenda：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Nazi Scientists，and Project Paperclip，1945 to 1990 （New York：St. Martin’s 1991）；and Tom Bower， The Paperclip Conspiracy：The Hunt for the Nazi Scientists （Boston：Little，Brown，1987）。

[47]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398.

[48] Ci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lume 3 ，p. 56.

[49] 伯纳德·奥基夫和一个朋友用抛硬币来决定谁去解除核装置的击发电缆。奥基夫输了，于是钻进一辆吉普车，朝着制弹塔开去。See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pp. 154-6.

[50] Quoted in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p. 178.

[51] Quoted in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p. 178.

[52] Quoted in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p. 179.

[53] Cited in 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 174.

[54] Cited in 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 174.

[55] 一个关于剩余辐射是如何产生的、它能够持续多久，以及它能对人类造成何种影响的很好的解释，参见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414-501，577-663。

[56] 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416-42.

[57] 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 461.

[58] 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473-88.

[59] 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460-61；and 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p. 171-82，271-79.

[60] See 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 174.

[61] 这位不幸的船员的故事可见于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p. 175-77；and Ralph E. Lapp， The Voyage of the Lucky Dragon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8）。

[62] 这幅地图可见于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 181。

[63] Hewlett and Holl， Atoms for Peace ，p. 182. 在大约6000平方英里——大约135英里长，35英里宽——的范围内，那些没有撤离或者找到遮蔽掩体的人，致死率将接近100%。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 461.

[64] Quoted in “Debate in House of Commons，April 5，1954，” Hansard ，vol. 526，p. 48.

[65] 关于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参见Jeff Hughes，“The Strath Report：Britain Confronts the H-Bomb，1954-1955，” History and Technology ，vol. 19，no. 3（2003），pp. 257-75；Robin Woolven，“UK Civil Defence and Nuclear Weapons，1953-1959，” UK Nuclear History Working Paper，no. 2，Mountbatte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n.d.）；and Peter Hennessy， The Secret State：Whitehall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Penguin，2003），pp. 132-46。

[66] 这句引文来自提交给斯特拉斯的一份情报报告。See Hennessy， Secret State ，p. 133.

[67] See Hennessy， Secret State ，p. 121.

[68] 关于所提议的戒严令的运作方式，参见Hennessy， Secret State ，p. 139；and Hughes，“The Strath Report，” p. 270。

[69] Quoted in Hennessy， Secret State ，p. 54.

[70] Quoted in Hennessy， Secret State ，p. 44.

[71] Quoted in Allen Drury，“U.S. Stress on Spe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2，1955.

[72] Quoted in Allen Drury，“U.S. Stress on Spe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2，1955.

[73] See Anthony Levieros，“Big Bomb Blast Jolted Civil Defense Leaders；But Program Still Lags，” New York Times ，June 10，1955.

[74] See Bernard Stengren，“Major Cities Lag in Planning Defense Against Bomb Attack，” New York Times ，June 12，1955.

[75] 历史学家盖伊·奥克斯（Guy Oakes）和安德鲁·格罗斯曼（Andrew Grossman）就曾辩称，这次警戒行动以及其他民防演习的根本目标就是“情绪管理”（emotion management）——让民众放心，以维持他们对核威慑的支持。相较于在面对苏联核攻击时的潜在有效性，此类演习的宣传价值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See Guy Oakes and Andrew Grossman，“Managing Nuclear Terror：The Genesis of American Civil Defens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 ，vol. 5，no. 3（1992），pp. 361-403；and Guy Oakes，“The Cold War Conception of Nuclear Reality：Mobilizing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for Nuclear War in the 195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 ，vol. 6，no. 3（1993），pp. 339-63. 对官方保护国家首都的各种（字面上和象征性的）努力的概述，参见David F. Krugler， This Is Only a Test：How Washington D.C. Prepared for Nuclear Wa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

[76] 关于这次想象中的攻击以及估计会被屠杀的人数，参见Anthony Leviero，“H-Bombs Test U.S. Civil Defense，” New York Times ，June 16，1955；and Edward T. Folliard，“Tests Over U.S. Indicate Centers Might Suffer Heavily in Raid，” Washington Post ，June 16，1955。

[77] See Anthony Leviero，“U.S. H-Bomb Alert Today；Eisenhower，Top Officials Among 15，000 Slated to Leave Capital，” New York Times ，June 15，1955.

[78] Quoted in Anthony Leviero，“Mock Martial Law Invoked in Bombing Test Aftermath，” New York Times ，June 17，1955.

[79] Cited in Anthony Leviero，“Mock Martial Law Invoked in Bombing Test Aftermath，” New York Times ，June 17，1955.

[80] 关于这座城市伤亡人数的估计值相当具体——2991285人死亡，1776889人受伤。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使关于这次演练的乐观报告稍显暗淡。Cited in Peter Kihss，“City Raid Alert Termed a Success，” New York Times ，June 16，1955.

[81] Quoted in Anthony Leviero，“Eisenhower Hails Operation Alert as Encouraging，” New York Times ，June 18，1955.

[82] Quoted in Anthony Leviero，“Eisenhower Hails Operation Alert as Encouraging，” New York Times ，June 18，1955.

[83]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说法，这个词首次见于印刷品是在1953年6月21日的亚拉巴马州报纸《伯明翰新闻》（ Birmingham News ）上。

[84] 关于这段引文的编辑过的版本，参见 Betts，“Nuclear Golden Age？，” p. 14；原始版本可参见 Robert H. Ferrell，e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New York：W. W. Norton，1981），p. 311。

[85] 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失去了冷静，多次拍桌子，并且说道：“你看，实际上，我们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从空中对我们的城市进行原子攻击。该死的！当我们国家的15个城市都变成一片废墟时，谈论往海外运送更多部队简直是荒谬至极。在城市里和周围的道路上，你会看到毫无秩序可言和几乎一片混乱的景象。你将不得不去恢复秩序，那由谁来恢复秩序呢？你是否认为那些城市的警察和消防部门能够重整秩序呢？完全是瞎扯！这种秩序将不得不由纪律严明的武装部队来恢复。”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的说法，那一刻房间里面鸦雀无声。Quoted in “Diary Entry by the President’s Press Secretary（Hagerty），” Washington，D.C.，February 1，1955，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 19，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p. 39-40.

[86] Quoted in Gregg Herken， Counsels of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16. 7JhBemh9ECsfMu/s+BhbovXW8e0dw3vkXasvlv7rXGaxTtBsmbjOGXc1Nveyu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