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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汉密尔顿·霍尔特（Hamilton Holt）世界和平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
[1]
几十年来，他和一个又一个民间团体一起努力，试图终结国家、种族和宗教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作为一名出身富人之家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曾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一起在纽约和平学会（New York Peace Society）亲密地共事过。霍尔特积极拥护美国和平学会（American Peace Society）、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 Peace Foundation）、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 to Enforce Peace）、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调解国际（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e）、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他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创始人之一。他主编了一份革新性报纸，参与了1924年参议员竞选但最终大败，次年即成为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的校长，并在那里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育体系。讲课被取消了，教师由学生们来决定是否录用。不过，校园生活并没有终止他在裁军方面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霍尔特在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Winter Park）市罗林斯学院的校园内建立了一座和平纪念碑，其造型是石质基座上放置着一枚一战时期的德军炮弹。霍尔特撰写的碑文的开头是：“停下，匆匆过客，并羞愧地低下你的头……”
1946年春天，霍尔特在罗林斯学院主持召开了一场关于世界政府的会议。世界政府的想法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天真的，但现在被广泛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俄国、中国以及日本，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在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中，500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美国的城市得以幸免——最开始的时候，原子弹横空出世的惊人消息激发了将快速打败日本的信念，以及美国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自豪感。然后，这个消息背后的暗示逐渐被人了解。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 Arnold）警告大众说核武器的“破坏性超出能够想象的最疯狂的梦魇”， [3] 某一天它可能安装在导弹上，通过雷达的指引，瞄准美国的城市。这样的攻击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止。尽管美国以前所未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战争之中崛起，但是它突然感觉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指出：“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一场战争结束后，它的胜利者会有一种如此不确定的和恐惧的感觉，以及一种未来很模糊且生存难以确定的认识。” [4]
就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几周之前，汉密尔顿·霍尔特出席了创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但是，霍尔特认为，联合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它只是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注定要失败。那些参加了罗林斯学院会议的人同样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他们并不是一群狂热的激进分子。那些在霍尔特的“致世界各国人民吁求书”（Appeal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上签名的人有俄亥俄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三位参议员、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众议员，以及爱因斯坦。吁求书呼吁联合国大会要转变成一个世界政府的立法机构。 [5] 联合国大会将授权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类武器进行视察，以及运用武力来执行国际法。吁求书最后总结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一个世界政府能够避免原子时代的另一场战争的最低要求。” [6]
就在罗林斯会议的那几周之内，一本要求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论文集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它的名字是《统一世界或毁灭世界》（ One World or None ）。几个月之后，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4%的美国民众希望联合国变成“一个有权力控制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世界政府”。 [7]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连美国军方也认为原子弹应该被禁止或者被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之下。阿诺德将军是《统一世界或毁灭世界》的作者之一。他一直是战略性空中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且监督了美军对德国和日本的轰炸。他已经为身上背负的巨大压力付出了代价。在战争期间，他遭遇了四次心脏病发作，而他的论文也是在退休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份公开声明。他写道，原子弹的吸引力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它们降低了“毁灭的成本”， [8] 使毁灭“非常便宜且容易”。 [9] 过去发动一次空袭需要500架轰炸机，而现在只需要1架。相较于重建城市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原子弹那是一点也不贵。唯一想象得到的针对此种武器的防御措施是威慑战略，即威胁将在遭到敌人的核攻击之后迅速用核武器对其进行报复。阿诺德在论文中总结道：“一个更好的保护措施是发展出足够强的控制措施和保障措施，全方位地防止它们被使用。” [10]
接替阿诺德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的卡尔·A.斯帕茨（Carl A. Spaatz）将军是世界政府的公开支持者。最近成立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乔治·C.肯尼（George C. Kenney）将军花了大部分的时间与联合国军事人员打交道。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领导人、坚定的反共反苏分子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则认为，原子弹的“存在应该使得战争不可想象”。 [11] 他赞成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控，并且对试图制造核武器的国家施以严厉惩罚。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的体制，他认为美国只有一种选择。格罗夫斯认为：“如果世界上有核武器的话，我们必须拥有最好、最大、最多的。” [12]
在1945年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政府的成员们对应该如何利用这种强大的新式武器进行了激烈讨论。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控的议题被另一个问题——应该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吗？——复杂化了。苏联是战时盟友，为了抵抗纳粹德国已经牺牲2000多万人，现在拥有强于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加拿大和英国都被邀请参与曼哈顿计划，但是苏联甚至都没有被告知这个计划的存在。在即将离任的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致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史汀生担心将苏联排除于核俱乐部之外会导致“一场破釜沉舟似的秘密的军备竞赛”。 [13] 他提出了一个安抚苏联的直接措施，即在任何国际论坛之外，作为取缔原子弹的第一步，将与苏联分享原子能的技术信息。否则，苏联人将自己独立研发核武器。史汀生认为，美苏的伙伴关系能够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他告诉总统：“让一个人值得信赖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去相信他。” [14]
史汀生的建议遭到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强烈反对。“我们曾对希特勒这么试过一次，”福里斯特尔说道，“绥靖是不会有回报的。” [15] 会议以内阁在是否应该与苏联分享核机密的问题上的意见分裂而告终。几周之后，国务院的一位苏联专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从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回了一封长电报，他在其中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凯南写道：“在苏联政权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要重复的是任何一件事情——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现在的当权者，或者甚至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当权的人，在他们认为对我们使用这种（原子）能量将会大幅提高他们自身在世界上的权力地位的情况下，存在片刻的犹豫。” [16] 如果没有正式的保证或者严格的控制，给予苏联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任何技术信息都将可能是“极度危险的”。 [17] 杜鲁门总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事情很快就有了定论。
美国人不信任苏联是有理由的。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纳粹德国很快就侵略了波兰、比利时和法国。两年后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然后日本就袭击了珍珠港。在战争期间，苏联又单独对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发动了突然进攻，随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平民被杀害。 [18] 在安抚日本外交官并让其相信苏联会在美日之间调解以促使二者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苏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又进攻并占领了满洲地区（中国东北），可能导致了约30万名日本士兵和平民的死亡。 [19] 苏联的意识形态也在寻求要推翻像美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偏执且狂妄自大，“大清洗”导致几十万人被杀。
苏联人同样有理由不相信美国。美国曾经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并且直到1920年都还在派遣军队与红军作战。美国在1933年之前一直不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在二战抗击纳粹德国的过程中美国承受了极小的伤亡，但是它要求在德国占领区政府内发挥与苏联同等的作用。美国政府也有悠久的反对几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再加上拥有了核武器，它现在成为苏联在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最大的阻碍。
杜鲁门总统决定，在对核武器的国际管控议题得到处理之前，关于原子能的国内政策必须先确定下来。战争部青睐《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它将赋予军队在核事务方面的主导地位。该法案还得到了奥本海默的支持，他在战后名声大噪，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但是这个法案遭到了为曼哈顿计划工作的绝大部分年轻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多年以来，他们恨透了格罗夫斯将军施加的严格的、分割性的保密制度，曼哈顿计划中只有很少的一些科学家被获准知道原子弹将如何被使用。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为广岛和长崎的毁灭而懊悔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比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做出关于原子能的决定，并且警告称《梅-约翰逊法案》的通将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诡秘的极权主义国家。有一些人仍然对苏联抱有美好的愿景，认为战争部的法案会危及世界和平。总而言之，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即应该由文官还是军人来控制原子弹。
诸如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以及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Los Alamos Scientists）的物理学家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国会作证，撰写社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并且公开抨击格罗夫斯将军。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正处在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任期，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事业。他断言原子弹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其留在“一个军国主义的寡头”（a militaristic oligarchy） [20] 手里。他特别担心格罗夫斯将军不会告诉国会中的任何人美国拥有多少颗原子弹，或者它们被存放在哪里——以及格罗夫斯会拒绝与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战争部部长分享原子弹的相关信息。杜鲁门总统支持军方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坚持将与原子弹储存相关的详细信息列为最高机密的立场。但是在文官控制的议题上，他的立场和那些年轻的科学家是一致的，他支持由参议员麦克马洪发起的那个法案。
麦克马洪的法案，即1946年《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在经过稍微的修改之后被国会通过，然后由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它创立了一个由文官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以及一个由国会监督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JCAE）。军方人员可以在能够为原子能委员会提供建议的联络委员会任职，但是他们不能决定这个机构的政策。
总统有权独自决定美国应该拥有多少颗原子弹，它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被移交给军方，以及它们是否应该被用来对付敌人。 [21] 现在，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他只需要一道命令，就能够剥夺数百万人的生命。隶属于曼哈顿计划的所有实验室、反应堆、加工厂、裂变材料以及原子弹部件都被移交给原子能委员会。至此，对原子弹的文官控制已经成为美国一项由法律牢固确立的原则。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军方几乎立刻就采取措施来削弱它。
1946年6月14日，在布朗克斯（Bronx）亨特学院的体育馆里，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向一群联合国代表说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在生与死之间做一个抉择。我们必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毁灭之间二选一。” [22] 现年76岁的巴鲁克是一位优雅、满头银发的金融家，他受杜鲁门总统委托来提出一个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建议。“巴鲁克计划”（Baruch plan）呼吁成立一个隶属于联合国的新机构，它将拥有或者控制“所有可能对世界安全造成潜在危险的原子能活动”。 [23] 这个机构将拥有视察世界上所有核设施的权力，以此来确保任何试图制造核武器的尝试都将被发现并遭到严惩。这套新的国际控制体系将分阶段实施，并最终使制造、拥有或使用原子弹成为非法行为。巴鲁克说，美国将愿意交出其“制胜武器”，但需要得到比单纯的文字更强有力的“安全保证”（guarantee of safety）。 [24]
选择伯纳德·巴鲁克以帮助制订美国的计划，在杜鲁门政府内部是有争议的。许多自由派人士批评巴鲁克年纪太大了，对原子武器所知甚少，对苏联也是疑心重重。巴鲁克计划也遭到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大胆，它强调的是视察和惩罚，而不是与苏联合作。奥本海默支持与苏联分享关于原子能的技术信息以及促进善意的方案。6月19日，苏联给出了它自己的计划。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提出，首先美国应该销毁自己所有的核武器，然后才能就如何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达成一个协议。苏联的反应确证了自由派人士对巴鲁克计划的怀疑，也确证了保守派人士对苏联的怀疑。
1946年夏天，将原子弹定为非法的某种形式的国际协议仍然有望达成。尽管苏联抱怨说美国试图延长其核垄断地位，美国的国防政策也很难说是某个帝国主义强权寻求统治世界的那种类型。事实上，美国很快就开始裁减自己的武装部队。美国陆军的士兵人数很快就从大约800万人下降到不足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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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飞机数目也从近乎8万架下降到不足2.5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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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只有1/5的飞机能够执行飞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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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和坦克几乎被永久地拆解了，国防预算被削减了将近90%。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大兵们都渴望回家，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当复员的步伐看起来很慢的时候，他们在德国占领区内举行了抗议游行。美国人民几乎没有表现出来要建立一个帝国，或者在海外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的意愿。尽管战争部试图获得广泛的外国基地，但针对美国的军事挑战的可能性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圣克莱尔·斯特里特（St. Clair Streett）少将1946年7月的时候说：“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略家认为，现在不存在重大的战略威胁或需求，这样的战略需求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也不会存在。” [28]
正当对世界政府、世界和平以及对原子弹的国际管控的希望达到顶点的时候，冷战开始了。在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美苏之间的盟友关系开始崩解。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乘乱打劫，延迟从伊朗撤军，以及对地中海沿岸土耳其领土的要求，使杜鲁门政府极度不安。但是，冷战的根源在德国和东欧，苏联人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应对未来入侵威胁的缓冲区（buffer zone）。乔治·凯南告诉美国国务院说苏联人“狂热地”致力于摧毁“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29] 而温斯顿·丘吉尔则警告称，随着共产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扩张，一道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降下。 [30]
到1947年3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变得寒意十足。在向国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杜鲁门总统宣称将向那些被一个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媒体和电台、固定选举以及压制个人自由” [31] 的体制威胁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管演讲中从未提及苏联，但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目标显而易见。现在，美国郑重宣布要在全世界遏制苏联的势力。几个月之后，当苏联开始阻止己方的盟友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获得美国的援助时，东西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1948年2月，捷共领导的“二月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这次事件唤起了人们对1938年纳粹袭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胆怯的回应以及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回忆。
然而，杜鲁门总统强硬讲话的背后并没有一个能够保卫西欧的军事战略作为支撑。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当杜鲁门总统形成他的反共主义的时候，五角大楼并没有一个打击苏联的战争计划，
[32]
并且美国军队的快速复员似乎也给了苏联在地面战场上的一个巨大优势。当时美国陆军只有1个师驻扎在德国，再加上10个警察团（police reg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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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力可能在10万人左右。
英国陆军同样只有1个师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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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苏军大约有100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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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人数在12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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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能力入侵西欧——并且他们还能在一个月之内动员额外的150多个师的兵力。
[37]
原子弹很快就成为美国保卫欧洲的战争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被联合国禁止。1947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名为《原子弹作为军事武器的评估》（The Evaluation of the Atomic Bomb as a Military Weapon）。该报告的内容中包含了在战争中可能如何使用核武器的最新构想。战后时期的第一次核试验——于头一年7月在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的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进行［行动代号为“十字路口行动”，包括7月1日进行的埃布尔（Able）空中核试验和7月25日进行的贝克（Baker）水下核试验，原定的第三次深水核试验查理（Charlie）因故取消。——译者注］——已经证明这种武器的一些局限性。
[38]
7月1日试验时使用的核武器是类似于在长崎使用的马克3内爆式炸弹，其轰炸对象是一些无人驻守的日军和美军废弃战舰，由于爆心偏离了瞄准点几乎半英里，88艘战舰中有83艘未被炸沉。“一般说来，海上的船只和部队不太可能被视作原子弹的主要打击目标，”
该报告总结道，“这种炸弹更应该作为一种针对大型城市和工业区域的人员及其活动的卓越武器。”
最重要的是，它是杀伤和恐吓平民的一种极为有用的武器。该报告指出，核攻击将会唤起“人类原始的恐惧”
并且“瓦解国家的意志”
。原子弹的军事重要性显而易见：它不会被用来打击军队。核武器将被用来摧毁敌人的士气，它最好的一些打击目标是“具有特殊的感情意义的城市”。
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太喜欢这些结论，但也认为它们是正确无误的，它们是核时代战略艰难的新现实。假如其他国家也获得了原子弹，它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针对美国使用该种武器。这些武器的破坏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针对敌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和一次突然袭击的逻辑，可能被证明是难以抗拒的。就像西部传统的枪战一样，只有先开火的人才可能获得核战争的胜利。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原子弹比它的对手少，那么它就有发动突然袭击的特别强烈的动机。出于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许多美国高级官员认为应该在苏联获得任何核武器之前对它进行核轰炸。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如果“我们是出于冷酷的现实主义考量”， [39] 这种方式就将是有意义的。美国空军大学（Air University）校长奥维尔·安德森（Orvil Anderson）将军公开支持对苏联发动进攻。“我不是主张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安德森告诉一位记者，“我主张戳破幻象。” [40] 他认为就是耶稣基督也会赞同将原子弹扔向苏联：“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称，我拯救了文明。” [41] 此后，安德森因为此番言论而被停职。
对首先发动打击的拥护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军方高层。 [42]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位英国哲学家与和平主义者，曾因反对一战而被监禁——敦促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获得核武器之前对其发动进攻。 [43] 罗素承认针对苏联的核打击将是恐怖之举，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比向其屈服来得好”。 [44] 温斯顿·丘吉尔同意向苏联人发出最后通牒：将你的军队从德国撤出，否则你的城市将毁于一旦。 [45] 即便是汉密尔顿·霍尔特，这位和平爱好者、世界政府的热情拥护者、为通过调停和外交以及相互理解来解决争端奋斗终生的倡导者，也不再相信这种方式会起作用。 [46] 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并且苏联不值得信赖。霍尔特说，任何反对联合国管制原子能的国家，“都应该被原子弹从地球表面抹去”。 [47]
1948年春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批准了第一个直接针对苏联的紧急作战计划——“半月”（Half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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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假设苏联会由于意外或者误会的刺激而在欧洲发动一场战争。冲突将以美国在一系列陆地战争中失利开始。由于兵力悬殊和无法守住西德领土，美国陆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撤退至法国和意大利的港口，然后等待美国海军帮助撤离。苏军将横扫欧洲、中东和朝鲜半岛。第一波战斗打响15天之后，美国将通过“原子闪电战”（atomic blitz）的方式发动反击。
这一计划开始时要求向苏联扔50颗原子弹，后来这一数目增加到133颗，打击目标是苏联境内的70个大小城市。列宁格勒将遭到7颗原子弹轰炸，而莫斯科是8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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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击计划背后的理论被称为“灭国理念”（nation-killing concept）。
在原子闪电战之后，戴尔·O.史密斯（Dale O. Smith）上校解释道：“一个国家将会死亡，就像一个人被子弹击中心脏后会死去一样。”
[50]
“半月”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卫英国，大部分的原子闪电战都将从英国的空军基地发起。但是，正如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警告的那样，此举只会鼓励苏联人对英国发动“毁灭性的、压倒性的攻击”。 [51] 如果无法使用英国的机场，美国的飞机将被迫使用埃及、印度、冰岛、格陵兰岛、冲绳或阿拉斯加的基地。B-29和B-50轰炸机有限的航程可能需要美军机组人员执行单程的“自杀式”飞行任务。厄尔·E.帕特里奇（Earle E. Partridge）少将说：“这将会是我们所做过的最便宜的事情。一次性派出所有的飞行员、炸弹和飞机。亲吻他们，然后送他们上路。” [52]
1948年5月，杜鲁门总统听取了“半月”计划和原子闪电战的简报。他两个都不喜欢，遂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保卫西欧的计划——不能使用核武器。他仍然寄希望于某种形式的国际协议将会禁止这种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制订一个完全依赖于常规部队的紧急作战计划——“橡皮擦”（Eraser）。
一个月之后，苏联人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铁路、公路和水路。杜鲁门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与封锁进行对抗可能导致与苏联开战，但是退缩和放弃柏林又将冒着苏联统治欧洲的风险。德国美占区军政府长官卢修斯·D.克莱（Lucius D. Clay）决定开始向城中空运物资。杜鲁门总统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了疑虑，担心美国无法处理好与苏联人的军事对抗。在柏林危机期间，“橡皮擦”计划的工作被中止，杜鲁门发布了一系列概述如何使用核武器的指令——并且原子闪电战成为美国应对苏联入侵西欧之举的最可能的回应方式。
这种新战略遭到了乔治·凯南以及国务院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关于它的后果的问题。一位官员警告称：“此种原子攻击的消极心理及社会后果，危及战后和平的时间可能会长达100年。” [53] 但是，对“半月”及其之后的类似战争计划——“弗利特伍德”（Fleetwood）、“双星”（Doublestar）、“特洛伊”（Trojan）和“解索”（Offtackle）——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美国海军军官。他们认为，移动缓慢的美国轰炸机有可能在抵达苏联城市上空之前就被击落。他们声称，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很容易遭到苏联的攻击。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使用核武器攻击平民目标的想法感到惊愕不已。
海军反对这些战争计划既有伦理上的原因，也有实际操作中的理由。对于从海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来说，原子弹还是重得难以负载。这一事实也给了新近独立的美国空军在防务经费中的优先权。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军军官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美军中的精英。眼下，他们相当不满意空军那咄咄逼人的公关努力、那些贬低海军力量的言论、那些声称远程轰炸机赢得了二战的书籍和文章，以及那些如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空中制胜》（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之类的宣传电影。在这部动画电影中，伴随着陷入火海的一系列城市的是它的标语：“空气中有一阵震颤。”美国海军认为，原子闪电战是一种错误的保卫自由世界的手段，并且五角大楼内部很快就对在欧洲发生的下一场战争应该怎么打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期待着能够解决这个纠纷，成为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任命空军官员休伯特·R.哈蒙（Hubert R. Harmon）牵头进行一项旨在弄清楚核攻击是否能够打败苏联的研究。1949年5月，哈蒙委员会得出结论 [54] 认为，美国最新的“特洛伊”作战计划可能削弱30%～40%的苏联工业生产能力。 [55] 它还可以杀死270万名平民， [56] 并对另外400万人造成伤害。 [57] 这些还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它没有考虑100多颗原子弹所能够引发的火灾。但是，“特洛伊”计划将无法阻止苏军征服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它也无法导致苏联崩溃。该委员会指出，“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原子弹轰炸只会证实苏联对外国势力的宣传，激起对美国的憎恨，让这些人团结一心并增强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 [58] 尽管如此，哈蒙不认为存在替代目前战争计划的现实方案。原子闪电战是“快速冲击和伤害”苏联军事努力的“唯一手段”，并且“尽早使用这种手段的优点是巨大的”。 [59]
1949年8月29日，苏联人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试验场引爆了他们的第一个原子弹装置——RDS-1。 [60] 这次爆炸的当量为2万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大致相当于轰炸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 [61] RDS-1是马克3内爆式炸弹的一种仿制品。尽管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为是否与苏联分享机密的原子弹信息而担心、焦虑和争论不休，一个共产党的谍报网络却渗透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些机密。尽管诸如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东（Yuli Borisovich Khariton）之类的苏联物理学家聪明绝顶并且极具创造性，但通过在洛斯阿拉莫斯、汉福德和橡树岭的谍报网络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完成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美国也给苏联提供了运输原子弹的手段。1944年，3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对中国东北的日军进行轰炸之后被迫紧急降落在西伯利亚。苏联人没收了这些飞机，其中名为“H.H.阿诺德将军特别”号（General H. H. Arnold Special）的那架飞机被细心地拆解开来。共约10.5万个零部件中的每一个都被认真测量、拍照并进行了逆向设计。 [62] 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联就造出了第一架远程轰炸机图-4（Tupolev-4）。这架飞机几乎和被俘获的那架B-29一模一样，它的机身上甚至也有一个金属补丁，而其位置恰好就是“H.H.阿诺德将军特别”号曾经修补的那个地方。
苏联原子弹的消息来得真不是时候。格罗夫斯将军曾向美国人民保证，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前不可能研制出原子弹。
[63]
美国刚刚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承诺要保卫西欧诸国，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是这一承诺的基础。眼下的情况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本土正首次面临遭受一场毁灭性打击的风险。二战结束后的迅速复员工作，使北美大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台军用雷达可用来搜寻空中的敌机。
迟至1949年，美国防空司令部（U.S. Air Defense Command）只有区区23台雷达用来守卫其东北部地区，并且它们大多是无法探测到低空飞行的苏联轰炸机的老旧设备。
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城市的安危将依赖于空军下辖的地面观测部队（Ground Observer Corps），即数以千计的用双筒望远镜搜索天空的平民志愿者。
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通过在五角大楼内部制造出的那种混乱感变得更加不祥。由于被压力、睡眠不足和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压倒，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近来饱受神经衰弱困扰，后来他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16层的一个窗户跳下身亡。当新任国防部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Louis A. Johnson）取消建造巨型航空母舰“美国”号的计划时，愤怒的海军军官们散布谣言说空军最新型的远程轰炸机B-36有着致命的缺陷。一开始只是兵种之间关于军费开支的竞争，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美国核战略的辛辣、公开的争论。 [64] 在这场争论中，绝密作战计划被不断泄露给报纸，战争英雄们也互相质疑彼此的爱国之心。
在1949年10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位接一位的海军高级将领谴责原子闪电战的理念，认为用原子弹轰炸苏联城市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们主张用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对苏联军队及其补给线进行“精确的”战术轰炸。 [65] 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William F. Halsey）将美国空军的新型轰炸机比作用来摧毁中世纪城堡和城镇的攻城器械。“我不相信大规模杀伤非战斗人员的价值，”海军上将亚瑟·W.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作证说，“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可能带来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或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毫无意义的。” [66] 对空军的最严厉批评来自海军少将拉尔夫·A.奥夫斯蒂（Ralph A. Ofstie），此人在战后参观了日本那些被大火烧毁的城市。他将原子闪电战描述为“对男人、女人和小孩的随机大屠杀”。 [67] 这整个理念都是“残酷而野蛮的”， [68] 并且有违美国的价值观念。奥夫斯蒂说：“我们必须确保那些军事技术不会剥夺我们的自尊。” [69]
海军对战略轰炸的反对——很快就被称为“海军将领的反叛”（revolt of the admirals）——激怒了杜鲁门政府。对欧洲的常规防御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国会未能成功更新草案，国防开支被削减，甚至是美国陆军，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也支持空军的轰炸计划。通过建造像“美国”号这样的超级航母，海军的道德论点被削弱。这种超级航母大到足够支撑搭载原子弹的轰炸机起飞。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通过一次引人注目的露面最终在国会终结了这次“反叛”。布拉德利在二战期间因为善于言辞、在陆军中的人性化领导而获得了巨大的尊重，而他为人公正的美誉也让他的证词更有说服力。布拉德利指责海军是在进行对美国文官领导层的“公然反叛”（open rebellion）。 [70] 海军将领们都是那种不喜欢遵从命令的浮华之徒（Fancy Dans） [71] 和雄心万丈的殉道者（aspiring martyrs） [72] 。对于那种打击城市乃不道德之举的指责，布拉德利则回应说：“就我个人而言，战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73]
尽管空军和海军愿意为了如何使用原子弹而打一场让人讨厌的官僚战争，但这两个兵种在谁应该掌控此种武器方面则达成了完全的一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E.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自上任第一天起就持续不断地面对着向军方移交核武库的管理权的压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声称，美国最强大的武器应该牢牢掌握在那些可能有一天不得不使用它们的军官手里。在柏林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刻，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要求杜鲁门总统向美国空军转交所有的核库存，他警告称如果苏联人发动一次针对原子能委员会存储设施的攻击，美国将会失去防御能力。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之一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没有被这种论调说服，他告诉利连索尔：“那种要将原子弹的监护权交给那些好胜心切、嫉妒心重和不听指挥的兵种，以及为了地位而不停争斗的主意，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74] 总统否决了军方的要求，并且公开重申了他对文官管控原子弹的支持。对此，杜鲁门曾在私下解释说，他不想“让某些鲁莽的中校决定什么时间是投下原子弹的合适时刻”。 [75]
白宫对原子闪电战的批准赋予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种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只有它才拥有可以投放原子弹的飞机。“对任何一个胆敢针对美国的未来攻击者来说，毁灭就在不远处，”美国空军一份宣传物警告称，“快速报复是我们的回应，它将以战略空军司令部实施的空中致命一击的形式来实现。”
[76]
然而，豪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大规模的复员工作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外强中干，极度缺乏熟练的飞行员和机械师。
[77]
在1948年的一次重大演习中，战略空军司令部所辖B-29飞机几乎有将近半数未能成功起飞并抵达预定目标上空。
[78]
围绕着原子闪电战的公众争议掩盖了关键的一点，即美国根本无法发动一次原子闪电战。美国的紧急作战计划声称要使用100多颗原子弹对苏联发动反击，但战略空军司令部仅有26个飞行小组可以运送它们。
其中可能有一半的飞行小组在还未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上空时就被击落，而其他小组可能被迫在燃油耗尽后紧急迫降在某地。
虽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报复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它不会来得很快。据估计，在发动全面核攻击之前，需要35～45天的时间来做准备。
战略空军司令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其现役士兵，它的领导班子也不例外。战略空军司令部首任司令乔治·C.肯尼将军此前的经历很少涉及轰炸机，而他的副司令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就没在战斗部队服役过。1948年春，当美苏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的时候，查尔斯·A. 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受邀来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备战状态进行一次秘密评估。林德伯格给出的结论是，士气低落、着陆场高低不平、训练不足、装备维护极差，并且事故频发。 [79] 在林德伯格的调查结果提交一个月之后，肯尼将军被解除了司令官之职。
接替肯尼的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是一位胆识过人且极具创新精神的官员，二战时他就曾彻底革新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轰炸实践。作为一名战斗英雄，他被人仰慕、惧怕和崇敬，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批评者则认为他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接管战略空军司令部之后，他很快将该机构转变成致死效率（lethal efficiency）的典范。他创建了一个专事核打击的庞大组织，并赋予它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摧毁能力。李梅的品性、坚忍不拔和世界观不仅塑造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全新的制度文化，而且影响了美国核运作方式，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他那个“铁屁股”（Iron Ass）的绰号，确实名副其实。
柯蒂斯·李梅出生于1906年，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个劳工，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其家庭也在俄亥俄州、蒙大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辗转迁移。他的母亲偶尔会去做用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学校的新生，害羞、局促不安并且经常被人欺负。为了应对家庭生活的这种不稳定和无人管束的状态，李梅学会了自律并且极其勤奋。9岁的时候，他得到了人生第一份带薪工作：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打麻雀来喂养一只邻居家的猫。他还送过报纸和电报，尽管学习成绩出众，但他感觉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正常生活脱了节” [80] ：其他孩子都在做运动和交朋友，而他则在挣钱和存钱。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甚至都从未参加过一次舞会。不过，他已经攒够了钱，足够他支付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第一学年的学费。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李梅白天在学校上课，从傍晚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在钢铁厂上班，下班后回家睡几个小时，然后返回校园上9点的课程。
在完成土木工程的学业之后，1929年，李梅加入了陆军航空部队。飞行成为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按照先后顺序是打猎、开跑车和钓鱼。社交则位于这个名单的最后位置。在其他人渴望成为类似一战时“飞行王牌”（air ace）的战斗机飞行员时，李梅认为远程轰炸机将在未来发挥决定性作用。他开始学着驾驶轰炸机，成了美国最优秀的领航员之一，并且演示了飞机可以找到并摧毁海面上的战列舰。1942年，当李梅领导一个轰炸机群从美国转场飞往英国时，他是那些飞行员中唯一具备飞越大西洋经验的人。
在到达英国之后不久，李梅就开始质疑在白天轰炸纳粹时所采取的战术。为躲避重型防空火力，美军的B-17轰炸机常常采取之字形机动；传统观念认为，如果水平直飞超过10秒钟就会被击落。但是，这种规避动作经常使投下的炸弹偏离目标。在对速度、距离和射击速率进行过几次直到深夜的演算之后，李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飞机在直飞时要比进行之字形机动时速度更快，他意识到，由此飞机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的时间也将更短。他设计了一种“战斗盒子”（combat box），即一种由18～21架轰炸机组成的飞行编队，它可以最大化轰炸机的投弹和防御敌方战斗机的能力。当他手下的人质疑这种直接朝敌人防空火力网飞去的理念时，李梅告诉他们，他将驾驶长机（lead plane）——飞行编队中最有可能被击落的那架。
1942年11月23日，在对位于法国圣纳泽尔（Saint-Nazaire）作为纳粹铁路调车场和潜水艇修藏坞（submarine pen）进行最后进场（final approach）的过程中，李梅的轰炸机飞行编队的B-17水平直飞了整整7分钟。没有一架飞机被防空火力击落，轰炸精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几周之内，李梅在第一次战斗任务中所运用的战术就成了在欧洲的每一个美国轰炸机机组的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李梅作为一名指挥官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对敌人历史、政治或心理等方面的精妙把握，而在于他对人与机械之间互动的关注，这是一名工程师所设计的战争愿景。他同样深切地关心手下人的安全与士气。战略轰炸需要一种特殊形式的勇气。 [81] 不像那些独自飞翔在天空、自由地追逐目标的战斗机飞行员，轰炸机机组成员之间必须紧密协作，遵循一条指定的路线，并且保持编组队形。当高射炮炮弹在飞机周边爆炸开来，敌方战斗机也在试图将己方飞机击落的时候，从初始瞄准点到目标之间的那7分钟是可能引发无助感和纯粹的恐惧等感觉的。美国轰炸机机组成员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在完成他们的服役期前，超过一半的人会在轰炸行动中死去。 [82]
柯蒂斯·李梅一点也不平易近人和讨人喜爱。他为人粗暴、毫不客气、冷若冰霜、不善交际、沉默寡言，像得了贝尔氏麻痹症（Bell’s palsy，也叫面神经麻痹或面神经炎，即俗话说的“面瘫”。——译者注）似的永远眉头紧皱，嘴里还老是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雪茄。但是，通过拒绝容忍无能和尽一切努力保证他们活下去，他也获得了手下人的衷心拥戴。他在战争中某些最危险的任务里驾驶长机，身先士卒地展现勇气，而不是单单要求手下人勇敢行动。在这些任务中，他就像一名指挥冲锋的传统骑兵军官一样，勇敢无畏。
36岁的时候，李梅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1944年夏天，他从欧洲转场到亚洲帮助打击日本。尽管当时已经开始小规模地使用燃烧弹，李梅还是下令要“用燃烧弹攻击东京”。他的一位副手解释道：“如果我们能够点一把火的话，日本将会熊熊燃烧。” [83]
李梅几乎参与了这个计划的每一处细节，从挑选炸弹的混合物——能产生高温的镁，可以飞溅的凝固汽油——到选择能够引发火焰风暴的炸弹类型。他希望燃烧弹轰炸能够摧毁日本人的意志，避免美国登陆作战，迅速结束战争，并挽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李梅认为，大规模的平民伤亡是不幸的，但如果战争继续久拖不决将造成更大的伤亡。一个接一个的日本城市被摧毁，这完美地符合了他运用军事力量的宗旨。“我来告诉你战争的真面目是什么，”李梅说过，“你必须杀人，当你杀得足够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战斗了。” [84]
李梅在管理和后勤方面的才能让他成为领导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理想人选。他最近的任务是组织柏林空运，但他也知道很多关于原子弹的事情。他曾参与“小男孩”和“胖子”的投掷准备工作，之后成为曼哈顿计划的军事顾问，在比基尼环礁核试验期间监管负责投炸弹的飞机，然后作为空军负责研发事务的副参谋长协助制订原子闪电战计划。李梅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毁灭能力，但一点也没有被它们吓到。“我们先是在东京烧焦、煮熟和烘烤死许多人，”他后来回忆道，“然后在广岛和长崎让许多人变成了蒸气。” [85] 他并没有因为杜鲁门决策的道德性而寝食难安。杀戮就是杀戮，不管你用的是石头、刀子，或者是原子弹。李梅被任命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向苏联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有必要，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一场核战争。
1948年秋天，在到达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之后，李梅被他自己的发现激怒。如果战争来临了，轰炸机机组人员对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一无所知。领航员缺乏最新的地图，飞行员在起飞之前几乎不查阅检查表。作为一次演习，李梅命令全国所有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夜间对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赖特机场（Wright Field）发动一场模拟攻击，条件类似于他们可能在苏联上空遇到的那种——高海拔、厚云层。许多飞机甚至都没有抵达俄亥俄州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说有哪枚炸弹命中了目标。那些确实瞄准地面上的反光器并做出模拟投掷原子弹的投弹手，平均偏离赖特机场2英里。李梅将之称为“大概是美国军事航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86]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层军官被解职，李梅用那些轰炸德国和日本的老兵取而代之。他希望创造出一种相似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职务晋升并不针对个人，而是整个飞行小组，有时候甚至是当场提拔。当某个人搞砸时，小组的其他成员同样要付出代价。军官们会因为事故和无心之过而丢掉工作。李梅解释道：“我无法区分无能和不幸之间的差别。” [87] “标准化”成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口号，通过手册、检查表和判定任务是否成功的一系列标准，它被像咒语一样重复和坚定执行。具有团队精神的人会得到奖赏，而标新立异者和不听指挥者则被鼓励另谋高就。李梅想让战略空军司令部像现代轰炸机这种复杂的机器一样流畅地运转。“每个人都是一个连接器或是一根管道；每一个组织都是晶体管的管壁、压缩机的电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的地方都必须擦得闪闪发亮，不许出现锈迹。时刻保持警惕。” [88]
在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数个小时之后，李梅曾在被他管辖飞机摧毁的城市上空低飞。这次经验确证了他的信念，即美国需要一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力量，要使没有敌人胆敢发动突然袭击。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花了数年时间才动员起全部战争潜力。核武器消除了这一选项。如果不能够迅速发动反击，那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发动。李梅希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时刻做好战争准备，而不是等到下周或者明天——要觉得“我们现在就处于战争状态”。 [89]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用基地位于美国的飞机攻打苏联并且立刻就能投递所有核武器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机组成员不断训练，并时刻准备着这种全力攻击。他们对美国境内每一个人口超过2.5万人的城市发动模拟攻击，练习在午夜向城市目标投下原子弹。旧金山市曾在一个月内就被“轰炸”超过600次。 [90]
李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指导他手下士兵的规则和程序的系统；由雷达、传感器，以及能够让信息在总部和机场之间往返传达的通信线路组成的网络；能够防止意外引爆和准许特意引爆的机制——所有这些被设计用来确保命令能够准确下达、接收和执行。为了报复突然袭击，你需要知道一次这样的袭击已经发动了，你需要与自己的军队分享这个消息并且确保他们能够立即做出回应。指挥与控制一直以来都是战争中的关键因素。但在一场核战争中，由于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做出决策并且武器能够在瞬间摧毁城市，这些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对胜利和毁灭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的崩溃可能导致无法发动一次核攻击，或者错误地下达一则发动攻击的命令。
李梅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应该控制美国所有的原子弹，并且选择它们的目标。这样的安排将通过创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链而使事情更加简单，它将赋予一个军事组织——他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巨大的监督权和责任。根据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张，核武器将被视为“一种单一的工具……如果有必要，将被一个单一的机构指挥和控制”。 [91] 陆军、海军和空军中的其他单位不喜欢这种理念。当李梅努力争取对美国核武器的控制权时，他在国防部的对手们正在竭力争取他们自己的控制权，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限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权力。
路易斯·斯洛廷眼下正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个实验室“搔弄龙尾巴”，他小心翼翼地把球形的铍壳（beryllium shell）放在一枚马克3内爆式炸弹的钚芯上。 [92] 铍的作用是中子反射剂，它能够反射中子，增加裂变的数量，进而使组件更接近发生链式反应。盖格计数器的嘀嗒声是一种用声音表征裂变增殖速度的测量方式。斯洛廷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此前组装过“三位一体”试验的钚芯，并且做过几十次和现在所做的类似的临界试验。一位同事曾要求观看怎么做这种试验，斯洛廷临时起意，决定向他演示一番。钚芯看起来就像一颗巨大的灰珍珠，被置于一个闪闪发光的铍壳里面。斯洛廷用一把螺丝刀控制着铍壳的上半部分慢慢往下放——然后，在1946年5月21日下午大约3点20分的时候，螺丝刀滑落了，球形铍壳合在了一块，钚芯立即达到超临界状态（或称瞬发临界），一道蓝色荧光照亮了整个房间。斯洛廷立即将铍壳的上半部分扔在地上，终止了链式反应。但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吸收到致死的辐射剂量。那个房间里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这个事实了。
随后几个小时里斯洛廷一直在呕吐，他的双手变得红肿，指甲也变成了蓝色。格罗夫斯将军用军用飞机将斯洛廷的父母从温尼伯（Winnipeg）接来见他最后一面。一个星期之后，斯洛廷去世了，他的死亡过程是极度痛苦的，就像广岛和长崎成千上万的人那样。在他的同意下，他的死亡过程被拍摄了下来，以当作铭记核安全重要性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在当时身处实验室的那七个人当中，有三个最终也死于辐射引发的疾病。但是，由于斯洛廷脑子转得很快并及时终止了链式反应，他让他们多活了几年。一份关于此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总结道，在实验室中缺乏任何能快速起效的安全机制时，“斯洛廷就是那个安全装置”。
夺去斯洛廷生命的那颗钚芯之前就已经杀死他的一名助手哈里·达格利恩（Harry Daghlian）。1945年8月，当达格利恩夜里孤身一人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的时候，一小块钨砖从他手里滑落。钨砖落到了钚芯附近，导致它在那一会儿变得超临界，其释放出的辐射使达格利恩一个月内就去世了。由于它夺去了两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的生命，它得到了一个绰号“恶魔之芯”（Demon Core），后来被放进一颗马克3炸弹里面，于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一次核试验中被引爆了。
斯洛廷的不测是洛斯阿拉莫斯一年之内的第四起临界事故，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核武器设施管理行动的担忧。汉福德的那些反应堆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很大程度上不能生产出钚。绝大部分曾效力于曼哈顿计划的著名科学家在战后都离开了政府部门。当世界正准备禁止原子弹之时，制造它们看起来并不是个十分明智的职业选择。
1947年4月，大卫·利连索尔在成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之后第一次视察洛斯阿拉莫斯。 [93] 他被眼前的那一幕惊呆了：简陋的设备、破旧的建筑、糟糕的住房、满是泥泞的土路，更惊人的是，钚芯被存放在冰库的笼子里。利连索尔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杜鲁门政府中仅存的新政支持者之一，在大萧条期间掌管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时他就见惯了农村的贫困场景。但在抵达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天，如他后来指出的那样，是“我人生中最沮丧的一天”。 [94] 对美国的国防事业来说，核武器现在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利连索尔一度希望自己会看到它们整齐且安全地被存放着，并且可以随时付诸使用。“我们及军方高层认为大量原子弹已经在那里准备就绪，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利连索尔随后写道，“并且，能够使我们生产出大量原子弹的那些生产设施……同样不存在。” [95]
美国军械库中原子弹的数目被视为绝密信息，以至于不能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知情，甚至不能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在视察完洛斯阿拉莫斯之后，利连索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见了杜鲁门总统，并告诉他在与苏联开战时美国将准备好多少颗原子弹：至多一颗。 [96] 这枚炸弹尽管还未组装，但在利连索尔看来，“大概是可以使用的”。 [97] 总统惊呆了。他刚刚在国会里面宣告了杜鲁门主义，发誓要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三军将领们正在为核库存斗得难解难分，没有人意识到其实一颗原子弹也不存在。“我们不仅没有一堆，”利连索尔回忆说，“我们连一件存货都没有。” [98] 威胁要在苏联入侵西欧时摧毁它，完全就是虚张声势。
在他的新墨西哥州之行中，利连索尔也发现缺少能够被培训去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组装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现在分散在整个美国境内。用奥本海默的话来说，马克3内爆式核弹就是一个“失控的玩意儿”（haywire contraption） [99] ，组装起来又难又危险十足。但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至少还是有一些科学家仍然知道如何制造出原子弹的。没有人曾费心去保存制造另一枚“小男孩”——那枚扔在广岛的用铀制造的枪式炸弹——所需要的所有技术图纸。 [100] 炸弹各个组成部分的详细结构从来就没有记录在纸上，这种疏忽，再加上眼下钚的短缺，导致了某些不安。正当人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文件堆和储藏室中全面搜寻有关“小男孩”设计的信息时，一位机械师主动提出要演示核弹中的一种铝管是如何锻造的。他直接把金属片缠在了可口可乐的瓶身上。 [101]
二战结束后，洛斯阿拉莫斯负责制造了那两颗原子弹的引信和发火装置的Z部门，搬到了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附近的一个老旧陆军航空部队基地，该地位于洛斯阿拉莫斯以南一个半小时车程处。Z部门的总部很快被重新命名为桑迪亚（Sandia）实验室，同时，一个名为“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AFSWP）的军事机构也落户于此。当马克3炸弹的生产恢复后，这一工作由三个组织完成：洛斯阿拉莫斯制造钚芯和炸药透镜；桑迪亚负责制造武器的其他部分；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则培训军人现场完成核弹组装。时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诺里斯·布拉德伯里（Norris Bradbury）努力推动改进设计方法，试图让原子弹变得更简单、更小、更轻便，并且操作起来更安全。要完成这些改进还需要数年的时间。直到那之前，美国核武器的安全主要依赖于无数的检查表、标准操作程序，以及精益求精的实验室文化。
让布拉德伯里担心的是，如果一架搭载着完全组装好的马克3核弹的B-29轰炸机在美国境内坠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02] B-29轰炸机一直有较高的事故率——在轰炸长崎的头一天晚上，两架轰炸机在起飞时不幸坠毁在天宁岛机场的跑道上，并起火燃烧。1947年，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做出决定，马克3核弹的最后组装工作必须在美国领土之外进行。这种武器的电子、机械及爆炸性部件的可靠性是未知的，布拉德伯里认为如果轰炸机在起飞阶段坠毁的话，将会对“邻近的一大片区域产生非常严重的潜在危害”。 [103]
完全组装好的马克3核弹被认为过于危险，以致不能载着它在美国领土上空飞过。但是，对于载着此种核弹在英国领空飞行则没有任何安全限制。在英国的斯卡尔索普（Sculthorpe）和莱肯希思（Lakenheath）皇家空军基地里，原子弹制造设施被秘密建立了起来。 [104] 在对苏联人发动攻击之前，美国的B-29飞机将载着部分组装的马克3核弹起飞，然后降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里。在那里，钚芯将被插入核武器，然后B-29飞机将会朝着苏联境内的目标径直飞去。如果某一架B-29飞机在起飞时坠毁，那么皇家空军基地连同其周边城镇，都会被从地图上抹去。由于预计到了这种可能性，美国空军在诺福克郡（Norfolk）和萨福克郡（Suffolk）的乡村地区寻找可以隐藏原子弹的地方，如此一来，“万一有哪颗原子弹爆炸了，其他的也可以保存下来”。 [105]
在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组装一颗原子弹的最初尝试中，一个36人小组花了两周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对于要对苏联的攻击发动迅速报复的计划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兆头。通过不断的练习，组装时间最终缩短到了一天。但是，马克3核弹仍有一些固有的缺陷。它是一个手工制作的复杂精密的玩意儿，保质期极短。它的电力系统由一块汽车电池供电，在放入核弹之前要充三天的电。在放进核弹里面之后，这种电池还可以再充电两次，但是一个星期之内就必须更换电池。而要更换电池，就得拆开整颗核弹。核弹的钚芯辐射出太多的热量，如果它被放置在核弹里面的时间过长，就有可能熔化炸药透镜。此外，钚芯里面的钋中子发生器也必须在几个月内就更换一次。到1948年底，美国终于有了可以组装出56颗原子弹的必要部件和钚芯，这足够发动原子闪电战了。
但是，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只能在海外部署一个核弹组装小组。
[106]
要组装完这么一些原子弹需要花费这个小组数月的时间——并且，一根接错的线、一些静电，或者稍有不慎就可能在一瞬间让整个行动化为泡影。
当一位来自桑迪亚的招聘人员来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进行校园招聘的时候，鲍勃·佩里弗伊正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美国的核武器项目正在扩张，它需要工程师。佩里弗伊非常感兴趣。不像他的父亲——一位设计公路、房屋、大坝和其他混凝土结构的知名土木工程师——佩里弗伊被电学深深吸引。诸如雷达、电视、晶体管和计算机之类的最新发明注定要改造整个美国社会。拿了电气工程学位的典型农工大学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在达拉斯电力与照明公司（Dallas Power & Light）或其他公用事业公司谋得一份工作。在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并且处于绝密状态的实验室设计核武器，对佩里弗伊来说，这个好像更加有意思。此外，他也是极其热情的爱国者。1952年春天，美国正在打一场战争。由于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于两年之前和韩国开战，这场冲突最终导致200多万平民死亡。
[107]
共产主义的威胁不再是假设性的；年轻的美国士兵再一次在海外扛枪打仗，流血牺牲。当桑迪亚向佩里弗伊发出工作邀约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于他的祖国的方式，也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
刚一毕业，佩里弗伊就和他的妻子芭芭拉收拾好他们在学校中的行李，搬到了阿尔伯克基的一个小出租屋里，那里离实验室不远。他当时才21岁，准备好要为国家的战争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也很兴奋自己能够得到一份月薪395美元的工作。不过在最初的90天里，他被迫在桑迪亚的“隔离区”（leper colony）工作，不能进入实验室的机密区域。当联邦调查局在进行背景调查时，他一周花六天时间用铅笔在IBM公司的电脑卡上记录天气信息。这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工作。1952年秋天，佩里弗伊得到了“身份清白”（Q clearance）的鉴定，这使他能够接触到绝密材料以及进入实验室的研究设施第一技术区（Tech Area I）之内。不过，他在桑迪亚的早期工作并没能让他进入第二技术区，那是由警戒塔和围墙包围着的一组独立建筑。那里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工厂。
几年前在马绍尔群岛进行的试验已经表明，用钚和铀混合制成的“复合”弹芯是可以被引爆的，这终结了五角大楼内部对潜在的裂变材料短缺的担忧。美国可以制造出足够大的原子弹库存。1949年，桑迪亚开始全面生产一种新型的内爆式炸弹：马克4。它采用的是复合弹芯，能够在几个小时内被组装好，还可以存放好几个星期；较之此前的设计，它也更加安全。根据最终的评估报告，马克4核弹有诸多特点，可以“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况防止早爆”。
直到炸弹从飞机中掉落那一刻开始，X单元才会通电，这极大地降低了机组人员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在起飞的时候，弹芯存放在飞机驾驶舱中；飞行在半空中的时候，它才通过一个活门（trap door）被插入炸弹的鼻锥里面。只要弹芯与炸弹的其他部分保持物理上的分离状态，飞机坠毁的时候就不可能会导致一次核爆炸。
手工制造核武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桑迪亚，马克4现在正在用标准化、可互换的零部件制造出来，它的替代品马克6也是一样，后者是一种质量更轻、造型更优美的武器，但其爆炸当量是摧毁广岛的“小男孩”的10倍。一旦一枚核武器在第二技术区被组装完毕，它就会被用船运送到埃布尔场（Site Able），那里是原子能委员会在曼扎诺山区（Manzano Mountains）附近的一个隧道式存储设施；或者是得克萨斯州基林（Killeen）的贝克场（Site Baker）；或者是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Clarksville）的查理场（Site Charlie）。所有的存储场都位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附近，如此在紧急情况下便可以将原子弹迅速取出并装载到飞机上。
军方对核武器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桑迪亚再也无力独自生产了。一个“集成承包商综合体”（integrated contractor complex） [108] 日渐成形，核武器的生产逐渐外包给遍及全美的工厂。钋中子发生器在俄亥俄州迈阿密斯堡（Miamisburg）的孟山都化学公司（Monsanto Chemical Company）制造；炸药透镜由艾奥瓦州伯灵顿（Burlington）的赛拉斯梅森公司（Silas Mason Company）生产；电气组件则由密苏里州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本迪克斯航空公司（Bendix Aviation Corporation）负责供应；如此等等。开始时是作为实验室的手工试验，但现在它成了正在成长的产业体系的焦点。那种将原子弹置于国际控制之下的想法，那种要取缔它们的想法，以及世界政府和世界和平的整个理念，现在看起来就是荒谬的幻想。
鲍勃·佩里弗伊被要求帮助重新设计马克5和马克7的保险和引信装置，这二者都是小得可以用海军飞机搭载的新型核弹。马克12、马克13和马克15的相关工作也已经展开，据信马克15将是所有核弹里面威力最大的。
[1] See Warren F. Kuehl， Hamilton Holt：Journalist，Internationalist，Educator （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60）.
[2] 实际数字将永远不得而知。我选择使用较为保守的估计。See Martin Gilbert， The Second World War：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Holt Paperbacks，2004），p. 1.
[3] See “General Arnold Stresses Preparedness Need in Statemen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1945.
[4] 转引自 Paul Boyer，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at the Dawn of the Atomic Age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p. 7。默罗广播稿的全文可见于 Edward Bliss，Jr.，ed.， In Search of Light，1938-1961：The Broadcasts of Edward R. Murrow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7），pp. 102-3。“没有人试图评估原子弹与俄国人的宣战对日本人战败产生的相对影响力，”在广岛被摧毁不到一个星期之后默罗补充道，“人们都愿意将这种争论留给历史学家。”
[5] See George C. Holt，“The Conference on World Government，”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17，no.5（May 1946），pp. 227-35.
[6] Quoted in George C. Holt，“The Conference on World Government，”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17，no.5（May 1946），p. 234.
[7] Quoted in Boyer， Bomb’s Early Light ，p. 37.
[8] H. H. Arnold，“Air Force in the Atomic Age，” in Dexter Masters and Katharine Way，eds.， One World or None：A Report to the Public on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New Press，2007），p. 71.
[9] H. H. Arnold，“Air Force in the Atomic Age，” in Dexter Masters and Katharine Way，eds.， One World or None：A Report to the Public on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New Press，2007），p. 70.
[10] H. H. Arnold，“Air Force in the Atomic Age，” in Dexter Masters and Katharine Way，eds.， One World or None：A Report to the Public on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New Press，2007），p. 84.
[11] “Memorandum by the Commanding General，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Leslie R. Groves：Our Army of the Future—As Influenced by Atomic Weapons”（CONFIDENTIAL/declassified），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Volume 1，General；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 1199.
[1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Volume 1，General；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 1203.
[13] Henry L. Stimson，“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ubject：Proposed Action for the Control of Atomic Bombs，” September 11，1945（TOP SECRET/declassified），reproduced in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222.
[14] Henry L. Stimson，“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ubject：Proposed Action for the Control of Atomic Bombs，” September 11，1945（TOP SECRET/declassified），reproduced in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224.
[15] Quoted in Walter Millis and E. S. Duffield，eds.，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Viking，1951），p. 96.
[16]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oscow，September 30，1945，in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Volume 5，Europe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 885.
[17]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Volume 5，Europe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 885.
[18] 在1939年秋天入侵波兰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联人囚禁并处决了超过2万名波兰军官、警察和平民。但在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一直对此持否认态度。See Anna M. Cienciala，Natalia S. Lebedeva，Wojciech Materski，eds.， Katyn：A Crime Without Punishment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19] See Frank， Downfall ，pp. 325-26.
[20] Quoted in Peter Douglas Feaver， Guarding the Guardians：Civilian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 100.
[21] 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辩称，给予行政部门无限制权力的决定对美国民主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See Garry Wills， Bomb Power：The Modern Presidenc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0）. 有关这种权力的宪法和法律基础，可参见 Frank Klotz，Jr.，“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in David C. Kozak and Kenneth N. Ciboski，ed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A Policy Perspective from Readings and Documents （Chicago：Nelson-Hall，1987），pp. 47-58。
[22] 关于伯纳德·巴鲁克演讲的全文，可参见“Baruch Reviews Portent of A-Bomb，” Washington Post ，June 15，1946。
[23] “Baruch Reviews Portent of A-Bomb，” Washington Post ，June 15，1946。
[24] “Baruch Reviews Portent of A-Bomb，” Washington Post ，June 15，1946。
[25] 1945年8月，美国陆军有超过800万名士兵，到1947年7月1日时，只剩下989664人——对于获胜之师来说，这是一个速度惊人的复员过程。See John C. Sparrow， History of Personnel De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2），pp. 139，263.
[26] See Bernard C. Nalty，ed.， Winged Shield，Winged Swor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Volume 1，1907-1950 （Washington，D.C.：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1997），p. 378.
[27] Bernard C. Nalty，ed.， Winged Shield，Winged Swor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Volume 1，1907-1950 （Washington，D.C.：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1997），p. 378.
[28] Quoted in Walton S. Moody， Building a Strategic Air Force （Washington，D.C.：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1995），p. 78.
[29] 凯南的话出自他那著名的“长电报”，其全文可参见“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1946（SECRET/declassified），in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Volume 6，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pp. 696-709。
[30] 关于丘吉尔首次使用“铁幕”一词的演讲全文，可参见“Text of Churchill’s Address at Westminister College，” Washington Post ，March 6，1946。
[31] 关于杜鲁门的演讲，可参见“Text of President’s Speech on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March 13，1947。
[32] 1947年夏天对苏联境内的潜在目标进行了第一次重大研究。关于美国缺少战争计划的讨论，可参见L. Wainstein，C. D. Creamans，J. K. Moriarity，and J. Ponturo，“The Evolution of U.S. Strategic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ning，1945-1972，”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Study S-467，June 1975（TOP SECRET/RESTRICTED DATA/declassified），pp. 11-14；Ernest R. May，John D. Steinbruner，and Thomas W. Wolfe，“History of the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1945-1972，” Pt. 1，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Historical Office，March 1981（TOP SECRET/RESTRICTED DATA/declassified），pp. 21-22；and James F. Schnabel，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ume 1，1945-1947 （Washington，D.C.：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1996），pp. 70-75。
[33] Cited in Steven T. Ross， American War Plans，1945-1950：Strategies for Defeating the Soviet Union （Portland，OR：Frank Cass，1996），p. 40.
[34] Cited in Ross， War Plans ，p. 40.
[35] See Schnabel， Joint Chiefs of Staff，Volume 1 ，p. 71.
[36] Cited in Ross， War Plans ，p. 53.
[37] Cited in Ross， War Plans ，p. 33.一些情报报告声称苏联在欧洲部署了175个师，其中40个随时准备进攻西德。五角大楼对苏联部队人数的估计相差很大，而且根据历史学家马修·A.埃万杰利斯塔（Matthew A. Evangelista）的说法，这是故意夸大苏联红军的力量。一个更无辜的动机在于他们希望为最坏的状况做好准备。不管如何，到1947年初，美国陆军在欧洲大陆的兵力与苏军相差极大。See May et al.，“History of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 Pt.1 pp.37，139-41；and Matthew A. Evangelista，“Stalin’s Postwar Army Reapprais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no.3（1982），pp.110-38.
[38] 关于这次试验——实际上其名字的灵感来自某位妇女的两件式泳衣——的一个爱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叙述，可参见W. A. Shurcliff， Bombs at Bikini：The Official Report of Operation Crossroads （New York：Wm. H. Wise，1947）。
[39] Quoted in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 Strateg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 100.
[40] Quoted in “The Five Nests，” Time ，September 11，1950，p. 24.
[41] Quoted in “The Five Nests，” Time ，September 11，1950，p. 24.
[42] 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人对“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思考的很好的总结，可参见他的 History & Strategy ，pp. 103-7。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观点，可参见Russell D. Buhite and W. Christopher Hamel，“War for Peace：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1945-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no. 3，（1990），pp. 367-84；and Gian P. Gentile，“Planning for Preventive War，” Joint Force Quarterly ，Spring 2000，pp. 68-74。
[43] 伯特兰·罗素和他的崇拜者后来否认他曾呼吁发动这样的攻击。但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方面，他对和平主义的拒绝是显而易见的。See “Russell Urges West to Fight Russia No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1948；Bertrand Russell，“The Atomic Bomb and the Prevention of War，”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1946），pp.19-21；and Ray Perkins，“Bertrand Russell and Preventive War，” Russell：The Journal of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 ，vol.14，no.2（1994），pp.135-53.
[44]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Russell Urges West to Fight.”
[45] See Trachtenberg， History & Strategy ，p. 105.
[46] See Kuehl， Hamilton Holt ，pp. 250-51.
[47] Quoted in Kuehl， Hamilton Holt ，p. 250.
[48] 关于“半月”计划的节略版，可参见“Brief of Short Range Emergency War Plan（HALFMOON），” JCS 1844/13，July 21，1948（TOP SECRET/declassified），in Thomas H. Etzold and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315-24。更多的细节可参见 May et al.，“History of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 Pt.1，pp.38-39；Ross， War Plans ，pp.79-97；and Kenneth W. Condit，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Volume 2，1947-1949 （Washington，D.C.：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1996），pp.156-58。
[49] Cited in Condit， Joint Chiefs of Staff，Volume 2 ，p. 158.
[50] Quoted in Robert F. Futrell， Ideas，Concepts，Doctrine，Volume 1，Basic Thi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1907-1960 （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ir University Press，1989），p.240.
[51] Quoted in Jeffrey G. Barlow， Revolt of the Admirals：The Fight for Naval Aviation，1945-1950 （Washington，D.C.：Government Reprints Press，2001），p. 109.
[52] Quoted in Moody， Building a Strategic Air Force ，p. 109.
[53] 这位国务院官员是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quoted in Futrell， Ideas ，vol. 1，p. 238。
[54] 哈蒙委员会报告的节略版——名为“Evaluation of Effect on Soviet War Effort Resulting from 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TOP SECRET/declassified）——可见于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p. 360-64。
[55] 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 361.
[56] 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 362.
[57] 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 362.
[58] 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 362.
[59] 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p. 363-64.
[60] 关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可参见Etzold and Gaddis， Containment ，pp. 363-64。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61] Cited in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 218.
[62] 关于B-29如何被逆向设计的非凡故事，可参见Van Hardesty，“Made in the U.S.S.R.，” Air & Space ，March 2001；and Walter J. Boyne，“Carbon Copy，” Air Force Magazine ，June 2009。
[63] 1947年，格罗夫斯将军预测苏联人制造出原子弹需要20年时间。See Gregg Herken，“‘A Most Deadly Illusion’：The Atomic Secret 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Policy，1945-195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9，no.1（February 1980），pp.58，71.
[64] 一个很棒的关于不仅导致了“海军将领的反叛”，而且导致五角大楼支持研发氢弹的概述，可参见David Alan Rosenberg，“American Atomic Strategy and the Hydrogen Bomb Decis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6，no. 1（June 1979），pp. 62-87。关于这次反叛的文化底蕴的叙述，可参见 Vincent Davis， The Admirals Lobb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7）。关于这次争论本身，可参见 Barlow， Revolt of the Admirals ，p. 109。
[65] See John G. Norris，“Radford Statement Sparks Move for Curb Over Money Powers of Johnso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1949.
[66] Quoted in John G. Norris，“Radford Statement Sparks Move for Curb Over Money Powers of Johnso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1949.
[67] See “Text of Admiral Ofstie’s Statement Assailing Strategic Bomb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1949.
[68] See “Text of Admiral Ofstie’s Statement Assailing Strategic Bomb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1949.
[69] See “Text of Admiral Ofstie’s Statement Assailing Strategic Bomb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1949.
[70] Quoted in William S. White，“Bradley Accuses Admirals of ‘Open Rebellion’ on Unity；Asks ‘All-American Tea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1949.
[71] Quoted in William S. White，“Bradley Accuses Admirals of ‘Open Rebellion’ on Unity；Asks ‘All-American Tea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1949.
[72] Quoted in Hanson W. Baldwin，“Bradley Bombs Nav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1949.
[73]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Bradley Accuses Admirals.”
[74] Quoted in David E. Lilienthal， The Journals of David E. Lilienthal，Volume 2，The Atomic Energy Years，1945-1950 （New York：Harper & Row，1964），p. 351.
[75] Quoted in Millis and Duffield， Forrestal Diaries ，p. 458.
[76] Quoted in Futrell， Ideas，Volume 1 ，p. 216.
[77] 使这一点变得更可信的著作，可参见Harry R. Borowski， A Hollow Threat：Strategic Air Power and Containment Before Korea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
[78] See Thomas M. Coffey， Iron Eagle：The Turbulent Life of General Curtis LeMay （New York：Crown，1986），p. 271.
[79] See Moody， Building a Strategic Air Force ，pp. 226-27.
[80] 这句话出自李梅的回忆录。Curtis E. LeMay with MacKinlay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My Story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5），p. 32.
[81] 在二战中，美国轰炸机机组人员执行了压力最大、危险最大的任务之一。保持编组队形飞行意味着直接飞过防空火力封锁区，而打乱队形则是上军事法庭的罪行之一。有关这项工作的压力和对团队合作的需要，可参见Mike Worden， Rise of the Fighter Generals：The Problem of Air Force Leadership，1945-1982 （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ir University Press，1998），pp. 8-11。
[82] 一位美国轰炸机机组成员的典型服役期是执行完25次任务。一项对2051位执行过欧洲上空轰炸任务的机组成员的研究表明，其中的1295位在行动中死亡或失踪。可参见Bernard C. Nalty，John F. Shiner，and George M. Watson， With Courage：The U.S.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D.C.：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1994），p.179。
[83] 这个预测是由大卫·A.伯奇纳尔（David A. Burchinal）将军做出的，他曾参与早期的一次对日本的燃烧弹轰炸。Quoted in Richard H. Kohn and Joseph P. Harahan，eds.， Strategic Air Warfare：An Interview with Generals Curtis E. LeMay，Leon W. Johnson，David A. Burchinal，and Jack J. Catton （Washington，D.C.：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1988），p. 61.
[84] Quoted in Warren Kozak， LeMay：The Life and Wars of General Curtis LeMay （Washington，D.C.：Regnery，2009），p. xi.
[85] 虽然在广岛和长崎死亡的日本人要比东京多得多，但李梅的言论简明扼要地传达了他对核武器的观点。See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387.
[86]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433.
[87] Quoted in Kohn and Harahan， Strategic Air Warfare ，p. 98.
[88]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496.
[89]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436.
[90] Cited in LeMay， Mission with LeMay ，p. 436.
[91] 这句话出自空中力量理论家杰里·D.佩奇（Jerry D. Page）上校和罗亚尔·H.鲁塞尔（Royal H. Roussel）上校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参见Michael H. Armacost， The Politics of Weapons Innovation：The Thor-Jupiter Controvers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 101。
[92] 关于斯洛廷的这次事故及其后果，可参见Stewart Alsop and Ralph E. Lapp，“The Strange Death of Louis Slotin，” in Charles Neider，ed.， Man Against Natur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4），pp. 8-18；Clifford T. Honicker，“America’s Radiation Victims：The Hidden Fil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1989；Richard E. Malenfant，“Lessons Learned from Early Criticality Accidents，”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submitted for Nuclear Criticality Technology Safety Project Workshop，Gaithersburg，MD，May 14-15，1996；and Eileen Welsome， The Plutonium Files：America’s Secret Medical Experiments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Dial Press，1999），pp. 184-88。
[93] 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混乱状态以及原子弹的缺乏，参见Richard G. Hewlett and Francis Duncan， Atomic Shiel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Volume 2，1947-1952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pp. 30，47-48；May et al.，“History of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 Pt. 1，p. 2；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Vintage，1982），pp. 196-99；Necah Stewart Furman，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The Postwar Decade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0），pp. 233-36；and James L. Abrahamson and Paul H. Carew， Vanguard of American Atomic Deterrence：The Sandia Pioneers，1946-1949 （Westport，CT：Praeger，2002），p. 120。
[94] Quoted in Herken， Winning Weapon ，p. 196.
[95] Quoted in Furman，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p. 235.
[96] 利连索尔后来告诉历史学家格雷格·赫尔肯（Gregg Herken）：“实际上，当我第一次去洛斯阿拉莫斯时，我们有一枚大概可以使用的（原子弹）：一枚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可以正常运转的炸弹。”尽管洛斯阿拉莫斯很有可能存储着12个核芯，但其他零部件的缺乏致使不可能组装出12枚原子弹。曾领导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原子弹组装营的吉尔伯特·M.多兰德（Gilbert M. Dorland）上校对形势所持的看法比利连索尔更加暗淡。“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纯粹就是吓唬人，”多兰德后来写道，“我们甚至都无法组装并使用一枚原子弹。”关于利连索尔的说法，参见Herken， Winning Weapon ，p. 197。关于多兰德的说法，参见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rence ，p. 120。
[97] Quoted in Herken， Winning Weapon ，p. 197.
[98] Quoted in Herken， Winning Weapon p. 235.
[99] Quo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ulme 1 ，p. 133.
[100] 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历史记录，当原先曼哈顿计划的那些科学家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他们“没有留下生产线或者印刷好的手册，只有少数助手，一些有经验的技术员，一些实验设备，以及记录在成千上万份详细报告中的零散技术”。参见Hewlett and Duncan， Atomic Shield ，p. 134。关于缺少能指导人们制造出另外一枚“小男孩”的材料的说法，参见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rence ，pp. 41-42。
[101] See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ence ，p. 42.
[102]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ence ，pp. 60-61.
[103] Quoted in Hansen， Swords of Armageddon，Volume 1 ，p. 137.
[104] 1946年夏天，英国皇家空军的负责人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负责人已经决定，“以防万一”，英国的基地里面应该配备原子弹组装设备。See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rence ，pp.115-17；Ken Young，“No Blank Cheque：Anglo-American（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Use of the English Airbases，”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1，no.4（October 2007），pp.1136-40；and Ken Young，“US ‘Atomic Capability’ and the British Forward Bases in the Early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2，no.1（January 2007），pp.119-22.
[105] Quoted in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rence ，p. 119.
[106] 到1948年底，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已经有两个训练有素的小组，但缺乏在同一时间将这两个小组都送往战场的支持人员。See Wainstein et al.，“Evolution of U.S. Command and Control，”，p. 17；and Abrahamson and Carew， Vanguard of Atomic Deterrence ，pp. 68-69，150.
[107] 这还是保守估计的数字；朝鲜战争对非战斗人员来说更为残酷。根据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Korea）常务委员金东椿（Dong-Choon Kim）的说法，“这场战争中平民死亡的比例比20世纪的任何其他战争都高”。关于估计数字和此处的引用，参见Dong-Choon Kim，“The War Against the ‘Enemy Within’：The Hidden Massacr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Korean War，” in Gi-Wook Shin，Soon-Won Park，and Daqing Yang，eds.， Rethinking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The Korean Experience （New York：Routledge，2007），p. 75。
[108] See Furman，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pp. 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