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形套球形

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上，一个年轻人正站在一栋不太起眼的房子的卧室门口。他身着卡其裤和白色T恤衫，手里拎着一个小的金属盒子，表情严肃，没有对着镜头微笑。他可能是个赶来工作的木匠，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午餐或者工具。一顶牛仔帽挂在他左边的墙上，右边的门上是用白色粉笔潦草地写下的一条提示：“请使用其他的门——保持这个房间的整洁。”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7月12日夜间，地点是新墨西哥州卡里索索（Carrizozo）附近的麦克唐纳农场小屋（McDonald Ranch House）。赫伯特·M.莱尔（Herbert M. Lehr）中士刚刚携带世界上第一个核装置的钚芯抵达这里。 这个小屋此前属于当地一位名叫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cDonald）的农场主，直到1942年美国陆军购得此地，再加上另外购得的大约5万英亩土地，美军在此建立了阿拉莫戈多轰炸和射击靶场。在警卫的守护下，钚芯在小屋里放置了一个晚上。一队来自“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将于13日星期五，即第二天上午9点到达这里。在往这个绝密计划中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之后，在征募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和伟大的科学家之后，在粒子物理学、化学以及冶金学取得革命性的发现之后，在雇用数以万计的工人于三年内完成所有的实验室、反应堆和处理设施的建造工作之后，史上最昂贵武器的最重要部分即将在这栋小小的泥砖农场小屋的主卧室里面进行组装。 ^[1] 世界上第一个核装置的核心部分不仅是在家里做的，而且是手工做的。就在前一天，莱尔中士用塑料薄膜和胶条把窗户密封好，以防止尘土飞进来。

尽管科学家对于如何控制原子武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想法，但眼下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这玩意管用吗？在离开此地以北200英里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之前，曼哈顿计划的一些物理学家就对即将进行的试验——代号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结果打了赌。诺曼·F.拉姆齐（Norman F. Ramsey）赌它会是颗哑弹。 ^[2] 曼哈顿计划的领导人J.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预测爆炸当量将约为300吨TNT；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则认为爆炸当量将接近4.5万吨TNT。在曼哈顿计划开始的时候，泰勒就一度担忧核爆炸产生的高温将点燃大气层，从而杀死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过，一年的辛苦计算总算是排除了这种可怕的可能性，并且物理学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也不认可这种想法，他认为爆炸产生的高温会消散在空气中，而不是引燃空气。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在13日星期五从洛斯阿拉莫斯驾车离开的时候，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认为大气层着火的概率大约为10%。 ^[3]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无法断定费米是否在开玩笑，他尽管之前和泰勒一起进行了一些计算，但依然担心这个风险。

当路易斯·斯洛廷（Louis Slotin）准备组装钚芯的时候，安全防护措施就和作业地点一样简陋。发动着的吉普车在屋子外面候着，以防作业人员需要快速撤离。30岁出头的斯洛廷是一名加拿大物理学家。在过去两年里，他在洛斯阿拉莫斯从事着一些最危险的工作，比如让放射性物质达到链式反应边缘的临界试验。这些试验有个外号叫“搔弄龙尾巴”（tickling the dragon’s tail） ^[4] ，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产生足以致死的高剂量放射线。在农场小屋里面，斯洛廷将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中子发生器放在一个钚半球里面，并用透明胶带粘上，然后将另外那个钚半球放在上面，最后用钚栓将孔封上。组装好的钚芯有网球大小，但是像保龄球一样重。在将钚芯交给托马斯·F. 法雷尔（Thomas F. Farrell）准将的时候，斯洛廷要求他开一张收据。大量的平民和军方人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而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核监护权转移。准将认为如果他要签收这玩意儿，他应该得到一个握住它的机会。法雷尔回忆说：“于是我把这个很重的球拿在手里，然后我感觉到它正在变热。我感觉到了它里面隐藏的能量。” ^[5]

就像许多其他的技术创新一样，“原子弹”的概念首先被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使用。在1914年出版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 The World Set Free ）中，威尔斯描述了“终极爆炸”（ultimate explosive）， ^[6] 放射线助长了它的威势。它能使一个人仅需要“将其置于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中，其潜在的能量就足够摧毁半座城市”。 ^[7] 这些原子弹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每一个国家都努力想得到它们，并且在遭到攻击之前使用它们。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都城毁于一旦，人类文明也几近崩溃。但是小说是以乐观的结局收尾的，因为对核末日的恐惧导致了世界政府的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威尔斯满怀希望地写道：“原子弹的大灾难不仅将人们从城市中赶了出来……它也使人们摆脱了旧有的思维习惯。” ^[8]

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中的原子弹是慢慢引爆的，好几年都会放出放射线。在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ó Szilárd）——他在1929年与威尔斯见过面，并且试图在其小说中让中欧文学获得一定权利，但失败了——设想了一种会立即爆炸的核武器。作为从纳粹德国逃亡的犹太人，西拉德担心希特勒会发起原子弹研究项目并首先制造出这种武器。1939年夏天，西拉德和爱因斯坦讨论自己的担忧，并且帮助后者起草了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警告称“有希望实现用大量铀引发一种核链式反应”， ^[9] 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威力极为强大的炸弹”。 ^[10] 爱因斯坦在这封信上签了名，然后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将信转交给了罗斯福总统。在英国研究人员认定确实可以造出此类武器以及有情报显示德国物理学家正在努力制造这种武器之后，曼哈顿计划于1942年开始执行。在美国陆军准将莱斯利·R.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的领导下，曼哈顿计划秘密集结了来自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其目的就在于造出原子弹。

普通炸药，如三硝基甲苯（俗称TNT），是通过化学反应来起爆的。 ^[11] 它们基本上是那种能够快速转换成体积更大的气体的不稳定物质。其被引爆的过程有些类似于壁炉中木头的燃烧过程， ^[12] 不过不像木头的燃烧过程那般缓慢和稳定，炸药的燃烧几乎是瞬时的。在爆炸的那一瞬间，温度能够达到9000℉（约为4982℃）。 ^[13] 当灼热的气体向周围的大气扩散的时候，它们能够通过压缩空气制造出“冲击波”（shock wave），也叫“爆炸气浪”（blast wave），其携带着巨大的破坏力。海平面的气压是14.7磅每平方英寸，但普通炸药爆炸时其冲击波的气压将达到140万磅每平方英寸。 虽然爆炸的热效应可能导致灼伤和大火，但来自爆炸中心的像堵实体墙似的压缩空气形成的冲击波，能够摧毁一栋建筑物。

对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来说，核爆炸的吸引力在于它可能提供一种更强大的破坏力。一个网球大小的钚芯拥有巨大的潜能，它可以将爆炸中心的温度提升到数千万华氏度， ^[14] 同时将气压增强到数百万磅每平方英寸。 ^[15]

然而，制造这样一种炸药绝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化学反应与核反应之间的差别在于，核反应中的原子不能被轻易地重新排列组合，它们时刻处于无规则运动状态。原子的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紧紧束缚在一起，原子核内部的这种“结合能”（binding energy）要远远强于将原子之间联系起来的那种能量。当原子核分裂的时候，它会释放一部分的结合能。这个分裂叫作“裂变”（fission），一些元素要比其他元素更容易发生裂变，这取决于它们自身的重量。最轻的氢元素只有一个质子，而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的铀元素，则有92个质子。

1933年，利奥·西拉德意识到用中子轰击某些重元素不仅能够使其发生裂变，而且能够引发链式反应。原子释放的中子可能会击中其附近的原子，从而释放更多的中子。这个过程可以变得自我维持。假如在这个过程中能量释放是渐进式的，它就可以用作发电机的能源来源。假如这种能量瞬间释放，它就能引发爆炸，其产生的温度将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上好几倍。

两种物质随后被认为是可裂变的，这就是说，它们能够维持快速的链式反应：铀-235和钚-239。不过这两种物质都很难获得。钚是一种人造元素，是通过用中子轰击铀元素得来的。自然界中存在铀-235，但是量很小。一个铀样本中铀-235的含量约占0.07%，为了获得这种裂变材料，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Oak Ridge）建造了一个处理设施。该设施在两年之内竣工，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建筑。 ^[16] 曼哈顿计划所需要的钚则来自华盛顿州汉福德（Hanford）的三个反应堆。

为了发现维持链式反应所需的理想尺寸、形状和密度，科学家们做了一系列实验。如果质量太小，裂变产生的中子将会泄漏；如果质量足够大，它将变得临界，链式反应也将开始，其产生的中子数目将超过泄漏的中子数目；如果质量进一步增加，它将变得超临界，进而产生爆炸。这就是指导曼哈顿计划中那些科学家的假设。为了控制核武器，他们需要搞清楚如何使裂变材料达到超临界，而不是接近它。

第一枚核武器的设计方案是枪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两块裂变材料将被放置于一根巨大枪管的两端，然后一块会被快速射向另一块。当它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超临界质量。一些难度最大的运算与核子相互作用的时间范围有关。1纳秒是十亿分之一秒，而钚原子的裂变发生在10纳秒内。枪式设计结构的一个问题是它的低效率：两块裂变材料相撞然后引发链式反应，但是它们可能会在大部分材料发生裂变之前就被引爆。另一个问题是钚结果被证明不太适合使用这种设计结构。钚会散射中子，如此一来就可能过早地在枪管中引发链式反应，从而破坏核武器，而不是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爆炸。

第二种设计方案通过增加钚材料达到超临界的速度，从而有望解决这些问题。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新的武器设计方案的外号叫作“内向者”（the Introvert）。 ^[17] 钚球的周边环绕着普通炸药。这些炸药被引爆后产生的冲击波将压缩钚球，钚球的密度越大，它束缚中子的效率就越高。“中子越多，裂变性就越强，” 一份关于核武器的政府秘密手册后来解释道，“我们在乎的是中子。” 用内爆的方式压缩钚球从而引发爆炸是个绝妙的主意。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如普通炸药没能够产生完全对称的冲击波，钚球将无法内爆，它将被轰成碎块。

在曼哈顿计划中工作的许多物理学家，如奥本海默、费米、泰勒和贝特，此后都变得闻名于世。然而，自那之后几乎每一件核武器都具备的一个关键设计特色则是由乔治·B.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B. Kistiakowsky）完善的，此人个子高且温文尔雅。基斯佳科夫斯基生于乌克兰，在一个学术家庭中长大，在俄国内战期间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之后在柏林大学获得了一个学位，然后移民到美国，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化学教授，接着是哈佛大学。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成为美国炸药学方面的领军人物。要制造出完全对称的冲击波不仅需要炸药的恰当组合，而且需要恰当的尺寸和形状。基斯佳科夫斯基和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将炸药做成了三维透镜的样子，希望能够以此来聚集冲击波，就像相机的镜头可以将光线聚集起来一样。成吨的炸药在洛斯阿拉莫斯那里的山坡上被引爆，以此来测试不同的透镜构造。基斯佳科夫斯基将这些透镜看成“精密装置”， ^[18] 而不是粗糙的炸药。它们每个重70～100磅。当“三位一体”试验的日期即将来临的时候，他长时间地待在实验室里面，手里拿着牙医用的电钻，一个个地消除透镜里面的气泡，并且在里面填充进熔合炸药（molten explosive）。最细微的瑕疵都可能扭曲冲击波的路径。最终的设计是一个由32个成形装药（shaped charges）——12个五边形和20个六边形——组成的圆球。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足球，重量达5000磅。

然而，如果炸药透镜不能在同一时刻被引爆的话，那么它的形状和构成将都是无关紧要的。冲击波将以1毫米每微秒的速度通过装置。假如有一个炸药透镜比其他的提前数十微秒被引爆，它就有可能破坏钚芯而使之无法发送链式反应。雷管（Blasting caps）和导爆索（Primacord）是常用于普通炸药的起爆器，但是这两种起爆器都被证明无法同时引爆32个成形装药。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和他的助手劳伦斯·约翰斯顿（Lawrence Johnston）为此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起爆器：电桥式雷管（exploding-bridgewire detonator）。 ^[19] 它可以通过插入炸药中的薄薄的银线传送高压电流，电流可以使银线气化从而产生冲击波，进而引爆炸药。洛斯阿拉莫斯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唐纳德·F. 霍尼格（Donald F. Hornig）设计了一种精巧的装置，名为“X单元”（X-unit），它能够在电容器中存储5600伏特的电压，然后将电流同时送往所有的起爆器。

从理论上来说，X单元和电桥式雷管能够在瞬间引爆所有32个炸药透镜，制造出完美的冲击波，并且使钚芯内爆（即压缩钚芯）。但事实上，这些新的发明是否能发挥其作用是难以预知的。破裂的绝缘体经常会导致起爆器短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们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了。就在“三位一体”试验开始前一周，一个X单元在一次雷电风暴中提前击发了。它是由空气中的静电触发的。这次失败表明，核武器有可能被闪电引爆。

1945年7月13日下午3点18分，钚芯被运送到距离麦克唐纳农场小屋几英里远的一处铁塔。高约100英尺的铁塔建在沙漠之中，有点类似于石油钻塔，但是顶上有个小棚屋。核装置的其他部分则被放置在铁塔下方的一个帐篷里面，等着组装。最初，钚芯无法被安放进去。有那么几分钟，大家都不知道问题所在，然后原因逐渐清晰起来。钚芯是热的，但是它要被安放进去的地方却由于帐篷的阴影而变凉了。一旦那个地方变热，钚芯很容易就被安放进去了。在大约4点的时候，一场雷暴逐渐接近试验地点，帐篷被狂风刮得啪啪作响。这一小群科学家只得离开铁塔下方，回到农场小屋等待了半个小时，直到风暴过去。基斯佳科夫斯基指导了最后的炸药透镜的安放工作，黄昏时分，核装置安装完毕之后就立即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当它被缓缓吊起来送往铁塔顶部的时候，大量的军用床垫在它的正下方堆了15英尺高，以防止缆绳断裂。

这个核装置是一个球形套球形的聚合物：首先，最外面是一层铝外壳，往里是两层炸药，接着是一层薄薄的硼和塑料，以捕获可能从外面进入钚芯的中子，然后是更多的铝，之后是一层铀-238形成的屏障，以反射可能从钚芯泄漏的中子，再往里就是钚球，最后，在最中心的地方，是高尔夫球大小的中子发生器——它是由铍（beryllium）和钋（polonium）组成的混合物，使核装置里面充满中子，就像一根核导火索一样，能够在炸药透镜产生的冲击波击中的时候被触发。在塔顶的金属棚里面，起爆器是手工放置进去的，每个炸药透镜放两个，并连接在一对X单元上。现在，这个装置就像某个疯狂的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炮制的东西——一个直径为6英尺的铝球，两个巨大的盒子，即X单元，连在上面，32根粗大的电缆分别从两个盒子里面伸出来，缠绕在铝球上面，然后再插入其表面均匀分布的孔洞。

按照计划，“三位一体”试验在7月16日凌晨4点的时候进行，但是天气预报显示那时候天气状况将非常糟糕。继续进行试验的话，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除了闪电的威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将放射性沉降物（radioactive fallout）最远携带至300英里之外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Amarillo）。推迟试验也有其他的问题：核装置可能会被大雨损坏，并且此时杜鲁门总统正在德国的波茨坦，准备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纳粹德国已经投降，杜鲁门正寻求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拥有核武器将使这个目标更为容易实现。格罗夫斯将军要求试验必须按照计划进行，奥本海默同意了。15日夜间，他们两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不仅担心天气，也担心可能会遭受破坏的风险。因此，唐纳德·霍尼格被命令去“看管炸弹”。 ^[20]

晚上9点的时候，霍尼格爬到了100英尺高的铁塔的顶端，这时候开始下雨了。他随身带了一本笑话大全《荒岛十日谈》（ Desert Island Decameron ）。他的阅读被一场雷暴打断了。在这个塔顶的脆弱的金属棚子里，霍尼格独自坐着，有一本书、那个全副武装的核装置、一部电话以及一个在电线上摇晃的灯泡作陪。他今年25岁，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由于设计了X单元，他比谁都更了解它是多么容易被静电触发。当他看到闪电的时候，他心里默念着“一、二、三”，直到他听到雷声。有些闪电看起来真是近得可怕。在午夜的时候，电话响了，霍尼格被告知马上下塔。尽管此时外面正是倾盆大雨，霍尼格还是非常高兴地照做了。他是看到这个核装置的最后一人。

试验被推迟至清晨5点30分，恰好在黎明之前。此时风停雨住，天气转晴。用来宣布倒计时的无线电频率与当地电台的频率相似。由于干扰，在核武器被引爆的那个瞬间，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 Serenade for Strings ）响彻控制地堡之中。基斯佳科夫斯基走出地堡去看那个冲天而起的火球，却被冲击波击倒在地上。他离铁塔所立之处有大约6英里远。他认为，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这将是最后一个人看到的最后景象。 ^[21]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在10英里远的地方看到了闪光，他的脸能够感受到空气中的热浪。他的心里一沉，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他的计算错了，大气层已经着火了。 ^[22] “山丘沐浴着灿烂的光芒，”英国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观察道，“如同某人打开了太阳的开关。” ^[23] 法雷尔准将表达了一种混杂着恐惧、惊叹、自豪，以及由这种新能量所激发的潜在吸引力的情绪：

整个地区都被比正午的阳光还要耀眼好几倍的灼热之光照亮。它是金黄色的，紫色的，紫罗兰色的，灰色的，蓝色的。它照亮了每一处山峰、裂谷，以及附近山脉的山脊，其明净和美丽无法用文字描述……它是那种连最伟大的诗人做梦都想见到的美丽，虽欲舞文弄墨，却会心生词穷墨尽之感。30秒之后，先是剧烈的爆炸，然后是爆炸气浪猛烈挤压人和物，随即就是强烈的、持续的、可怕的预示着世界末日的轰鸣声，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微小的人类在亵渎神灵，因为这种力量在此之前都只属于上帝。 ^[24]

试验主管肯尼斯·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回头朝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他妈的是狗娘养的。” ^[25] 几分钟之内，蘑菇云就直冲至8英里高的天际。

现在，原子弹不再是只在科幻小说中存在的事物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利用它。1939年9月1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针对平民的空袭是“不人道的野蛮行径”。 ^[26] 纳粹德国于这一天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空中轰炸有望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长久以来一直是残酷且无意义的屠杀象征——看起来几乎是文明的和优雅的。1937年4月，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袭击了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Guernica），造成数百位平民伤亡。 ^[27] 八个月之后，日军轰炸和占领了中国的南京，杀死了数十万人。 ^[28] “总体战”（total war）的时代业已降临，那些传统的战争规则变得似乎无关紧要了。罗斯福总统呼吁欧洲列强保持克制。他说：“无情地从空中轰炸未设防的人口中心区的平民，已经极大地震撼人类的良知。”

罗斯福对正派和道德的呼吁没有任何效果。华沙很快就被纳粹德国的飞机和大炮摧毁，然后伦敦也遭遇了空袭。英国人也通过轰炸柏林来对德国人施加报复。关于制空权的新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应用。不同于针对敌方军事力量的“战术”打击，“战略”轰炸集中于敌方的交通运输系统、工厂，以及对开展战争来说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设施。城市的中心地带往往是战略物资集中的地区。

最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克制住了蓄意攻击德国平民的冲动。然而，1941年秋天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RAF）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纳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考文垂（Coventry）进行了轰炸，而英国皇家空军的绝大部分瞄准德国工业设施的炸弹则偏离目标很远。皇家空军的新目标将是比铁路站场或兵工厂等更加模糊的东西：德国人民的士气。英国人希望轰炸居民区来削弱德国人的战斗意愿。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份备忘录解释说：“因此，最直接的目的有两个，即制造破坏和对死亡的恐惧。” ^[29] 在空军元帅、人称“轰炸机”的阿瑟·特拉弗斯·哈里斯（Arthur Trayes Harris）领导下的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下令对德国城市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夜间空袭。在1943年7月的“蛾摩拉行动”（Operation Gomorrah）期间，皇家空军的炸弹使汉堡陷入了一片火海。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空中轰炸引发的“火焰风暴”（firestorm）， ^[30] 它杀害了约4万名平民。 ^[31]

美国轰炸机参与了“蛾摩拉行动”和随后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累斯顿的行动，在德累斯顿大约有2万名平民丧生。 ^[32] 但是，美国陆军航空部队（USAAF）反对英国人针对居住区的“拆房”（de-housing）政策。 ^[33] 不同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区域”轰炸，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战略思想为白天“精确”轰炸。 ^[34] 通过诺登投弹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 ^[35] ——这是个结合了一个望远镜、一个机械式模拟计算机和一个自动驾驶仪的装置——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努力摧毁纳粹德国的工厂、港口、军事基地以及通信线路。不过，精确轰炸并不是那么精确，绝大部分的炸弹还是偏离了它们的目标。尽管如此，美国飞行员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空袭，尽量避免杀害德国平民。

然而，太平洋战场上却使用了一套与此不同的原则。日本人被认为是低劣人种，在美国的宣传报道中经常被描绘成猴子或者害虫。日本人对美国不宣而战，他们残忍对待盟军战俘，使用奴工，并且在行将失败时会发起自杀式袭击而不是选择投降。他们强迫多达20万名的朝鲜妇女充当军妓。 ^[36] 他们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杀害了近100万名中国平民。 ^[37] 他们还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亚洲平民，如在中国、缅甸、朝鲜半岛、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这都是日本人在自身种族优越感驱使下犯下的战争罪行。 ^[38]

最初，美国只对日本进行精确轰炸，但其上空厚厚的云层和高空风（high-altitude winds）使炸弹很难命中工业目标。在1945年3月9日夜间，陆军航空部队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 ^[39] 美国轰炸机用2000吨含有凝固汽油和胶状汽油的炸弹轰炸了东京。 ^[40] 虽然主要的工业区被摧毁了，但其真正的目标则是那些呈块状分布，用木头、纸和竹子造的建筑物。几个小时之内，大火将1/4的城市烧成了灰烬。它夺去了约10万名平民的性命， 使另外100万人无家可归。 ^[41] 这正是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所形容的，“没有怜悯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 ^[42]

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没有遭到罗斯福总统的谴责。相反，名古屋、大阪、神户、川崎和横滨很快就步东京的后尘，遭到了燃烧弹的轰炸。到1945年6月中旬，美国已经将日本的六大主要工业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然后，美军飞机又对日本的几十个小的城市进行了燃烧弹攻击。造成的破坏程度差异很大。大约1/4的大阪被大火摧毁，川崎是1/3，而神户超过了一半。 ^[43] 位于日本海海滨的拥有诸多化工厂、人口约为12.5万的富山市，则是重灾区。在一次B-29轰炸机机群的夜袭之后，较之轰炸前，富山市内依然耸立的建筑物只剩下约0.5%。 ^[44]

随着一座座日本城市消失于火海，利奥·西拉德开始对原子弹产生疑虑。他曾是美国国内最先强烈推动开发原子弹的人，但是现在他反对将其用在日本平民身上。1945年6月，西拉德和芝加哥大学其他一些科学家联名向曼哈顿计划的领导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要求在向世界展示核武器威力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无人区”。 ^[45] 他们坚决认为，对日本进行核攻击会损害美国的声誉，使对“这种新的无差别毁灭性手段” ^[46] 的国际控制变得更加艰难，还将开启一次危险的军备竞赛。但木已成舟。此前一个总统顾问委员会就已经认为公开展示原子弹太冒险了，因为原子弹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也不应该给予日本核攻击的警告；原子弹应该瞄准四周密布工人房屋的军工厂；轰炸的目标将是给尽可能多的工人“留下一种深刻的心理效应”。 ^[47]

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是一个还未遭受燃烧弹轰炸的大城市，如此才能够准确地评估这种新式武器的效果。总统的目标委员会最初选择的四个城市是京都、广岛、横滨和小仓。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坚持要从名单中划掉京都，他认为这座城市在日本的艺术、历史和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毁掉了十分可惜。于是，长崎取而代之。“三位一体”试验之后的那天，西拉德以及其他超过68位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签署了一份致总统的请愿书。它警告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将打开一扇“通往一个规模难以想象的毁灭时代” ^[48] 的大门，并且将置美国城市于“突然毁灭的持续危险” ^[49] 之中。这份请愿书从来没有到达总统手中，即使总统看到了，它可能也无法改变总统的主意。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向他的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透露有关曼哈顿计划及其正在研发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武器。当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突然去世时，杜鲁门承担起了在战时替换一位受人拥戴、魅力十足的领袖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新总统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些不那么知名的科学家现在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就去扭转那个几年前就已经启动并且耗资巨大的核计划。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排在最前面。 ^[50] 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定于11月1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警告杜鲁门说，这样的进攻行动将使美国人付出“50万～100万条生命” ^[51] 的代价。而在战争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伤亡人数将达到50万。 ^[52] 在最近的冲绳战役中，美军登陆部队有超过1/3的人阵亡或受伤， ^[53] 而一场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可能需要多达180万人的美国军队。 ^[54] 在1945年6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之后，杜鲁门总统表达了要避免“重蹈冲绳战役覆辙”的愿望。 ^[55]

不像绝大部分总统，杜鲁门拥有战争的亲身体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在的步兵师有一半人在默兹-阿尔贡攻势（Meuse-Argonne offensive）中阵亡或受伤。站在一堆堆的美国士兵尸体中间，他所在排的中士对幸存者大声训导说：“现在……你将会相信你就在战争中了。” ^[56] 杜鲁门对日本平民的死亡没有任何喜悦，但他宁愿是那些人死去，而不愿看到美国大兵牺牲。他决定，只要原子弹准备好，它们就应该被尽快投向日本。

“三位一体”试验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精心准备，科学家们也做出了一切努力来控制结果。他们缓慢且耐心地组装了这个装置，布线和炸药也经过了反复检查。铁塔已经建成，试验地点也已经选好，倒计时的每一个步骤都被设计成了精心安排的科学实验的一部分。不过，将一件试验装置转变成一件可操作的武器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不管以何种方式，原子弹都必须被投下去，并且美军机组人员必须在核武器被引爆之后逃生。于是，B-29轰炸机被秘密地改造，以便将核武器装在里面。飞行员也被秘密征召以驾驶这些飞机。他们练习投下模拟炸弹，然后急剧倾斜转弯以逃离冲击波。足够制造出两枚核武器——一个是装有铀-235的枪式装置，另一个是装有钚芯的内爆装置——的裂变材料已经准备好用来对付日本。原子弹的保险和引信装置（arming and fuzing mechanism）将决定它们何时爆炸、是否爆炸，以及轰炸机机组人员能有多长时间以尽可能地远离爆炸地点。

这两枚原子弹都依赖同样的三级引信系统。当原子弹在海拔3万英尺的高空被释放时，将其连接到飞机上的保险丝将会被抽出，启动发条，即原子弹内部的一个机械钟表。15秒之后，这个钟表将闭合一个电气开关，然后将电力送入击发电路。在海拔7000英尺的时候，一组能够感应气压变化的气压开关将关闭另一个电路，打开四个代号为“阿齐斯”（Archies）的指向地面的雷达组件。当阿齐斯感应到原子弹位于海拔1850英尺的位置时，另一个开关将关闭并发送击发信号。在枪式装置中，这个信号会点燃一小袋无烟火药，然后将枪管中的一块铀装料射向另一块。在内爆式装置中，击发信号则会触发X单元。两种原子弹都被设定在海拔1800英尺的位置起爆。据奥本海默说，这个海拔“适合最大限度地破坏轻型结构”。 ^[57] 如果原子弹针对的是工业建筑，而不是家庭住房，其空中爆炸的高度将会设置得更低。

保险和引信装置在犹他州文多弗（Wendover）的一个轰炸训练场进行了反复试验。在一次成功的测试之后，模拟弹冒出了一阵烟雾。但是再多的练习也无法消除对一枚真正的原子弹可能会被意外引爆的担忧。奥本海默特别关心这种风险。1944年，他在给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一位联络官的信中写道：“我们想知道起飞是否可以安排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以让核爆炸不会对基地及其人员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58] 内爆式原子弹可以在不经意间被火苗、击中炸药透镜的子弹以及组装时的一个小错误引爆。

假如一架搭载了内爆式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被迫返回基地，总统目标委员会决定让机组成员在低空中将这个武器投入浅海。 ^[59] 对于枪式原子弹来说，应急程序的问题更多。枪式原子弹很可能在撞到浅海海水的时候被引爆。水是一种中子减速剂（neutron moderator），它进入原子弹的时候将引发链式反应，无论里面的两块铀装料是否撞击在一起。“还没有发现合适的投弃场地（jettisoning ground），”该委员会在1945年5月的时候总结认为，“它足够干燥，足够柔软以至于投弃物不会受到撞击的影响，以及足够远离极为重要的美国设施，以使核爆炸造成的破坏不会严重削弱美国的战争能力。” ^[60] 委员会所能够给予的最好建议几乎不能带给机组人员任何安慰，他们的轰炸机将在太平洋上飞越数千英里：尝试在空中从原子弹中移除无烟火药装料，以及确保飞机降落在陆地上。 ^[61]

威廉·S.帕森斯（William S. Parsons）上尉被选中为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目的的“炸弹司令兼武器专家”。 ^[62] 作为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炸弹引信的海军军官，帕森斯是曼哈顿计划的军械处处长。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监督研发了后来用来轰炸广岛的枪式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长10英尺，重约1万磅。它里面装置了当时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过处理的铀，共重约141磅。设计的相对低效率被它的简易性抵消了。尽管枪式原子弹从来没有试验过，但奥本海默安慰帕森斯说出现“不是最佳表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应该被忽略”。 ^[63]

这枚原子弹是在天宁岛（Island Tinian）的一个安装了空调的棚子里面安装完毕的，该岛也是美军第509混成部队的银色B-29轰炸机基地。位于东京东南方1300英里处的天宁岛上拥有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机场，其在上一年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建设完工。4条主要的跑道长约1.5英里。在格罗夫斯将军的坚持下，曼哈顿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就连掌管天宁岛的陆军航空部队指挥官都不知道原子弹和驻扎在岛上的那些不同寻常的B-29轰炸机的任务。由于担心核事故可能会杀死岛上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并摧毁对战争取胜至关重要的机场，帕森斯上尉决定，在不告知格罗夫斯的前提下，组装“小男孩”的最后一步将在飞机携带着它足够远离天宁岛的时候再完成。

1945年8月6日凌晨3点，帕森斯和另外一位武器专家莫里斯·杰普森（Morris Jeppson），离开了乘坐的那架名为“伊诺拉·盖伊”（Enola Gay，它是飞行员母亲的名字）的银色B-29轰炸机的座舱，进入了它的炸弹舱。 ^[64] 此时，飞机正飞在海拔5000英尺的高空，离天宁岛海岸约60英里。在确认了3个绿色安全插销已经插入原子弹之后，帕森斯打开了它的后背板，而此时杰普森正举着手电筒，空气湍流则使飞机不断晃动。从来没有人在一个装载了裂变材料的武器上完成这个操作，更不要说它还摇摇晃晃地挂在黑暗的炸弹舱中的一个挂钩上。这个男子跪在前一天才安装好的狭窄铝制平台上。帕森斯花了大约20分钟将4个小丝绸袋的无烟火药装进了枪膛里面，重新接好了雷管电线，并且关上了炸弹的后背板。4个半小时之后，杰普森独自回到了炸弹舱中。此时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约为9000英尺，正在靠近日本海岸，炸弹舱中的温度比较低，感觉有点冷。绿色安全插销隔断了引信装置和无烟火药之间的电路。杰普森用3个红色的击发插销替换了它们。从现在开始，“小男孩”已经全副武装，开始从自身的电池里而不是飞机上获取能源。

广岛市横跨太田川（Ota river）三角洲的6个岛屿。大部分人口都已经逃到乡村地区，市区还留下了约30万人。 ^[65] “小男孩”的瞄准点是相生桥（Aioi Bridge），远离其他岛屿上的工业厂房。相生桥位于市中心，靠近第二军的总部，在一个住宅区和商业区中间。大约在上午8时16分的时候，“伊诺拉·盖伊”号将原子弹投下，下降大约44秒之后，在海拔大约为1900英尺的位置被引爆。

在空中爆炸处正下方的零点位置（ground zero，也叫爆心投影点或地面零点），温度达到了10000℉。 相生桥上的所有人都被烧成了灰烬，城内数百处地方还燃起了大火。冲击波将建筑物夷为平地，火焰风暴席卷全城，巨大的蘑菇云冲上了10英里的高空。从飞机上看，广岛就像一片充满了浓烟和大火、不断翻滚和沸腾的海域。 一小部分的裂变材料造成了这次毁灭；“小男孩”中98.62%的铀装料在变得超临界之前都被炸毁了。 只有1.38%的铀真正发生了裂变， 其中的大部分又转化成了几十种较轻的元素。广岛市大约死了8万人， ^[66] 超过2/3的建筑物被摧毁， 而这仅仅是由于0.7克的铀-235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 ^[67] 一张一美元的纸币也比这个重。

“三位一体”试验一直秘而不宣，战争部将沙漠中出现的耀眼白光解释为一个弹药库爆炸。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保密了，这种新武器的公开展示不仅向日本，也向苏联传达了一个关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明确信息。8月6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宣告，利用“宇宙间基本能量” ^[68] 的原子弹，刚刚摧毁了广岛。“我们现在准备以更快的速度彻底地抹掉日本任一城市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企业，”杜鲁门警告道，“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个星球上还从未见过的那种毁灭之雨。” ^[69] 但是，日本政府仍然不同意无条件投降，坚持要将天皇保留在他的皇位上。在广岛毁灭后的第二天，当地县知事鼓励幸存者去寻找“一种激昂的斗志以消灭恶魔般的美国人”。

与此同时，另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正在天宁岛的一栋特殊建筑里面组装。这栋建筑物的天花板上涂满了橡胶，同时布上了铜线，以尽量降低静电引起火花的概率。这个原子弹是马克3（Mark 3）内爆装置，将其组装起来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组装“小男孩”。 帕森斯上尉将这种努力比作“在地上重造一架飞机”。 ^[70] “胖子”原定的投弹日期是8月11日，其目标是小仓市。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将这个日期提前至9日。

在午夜时分，也即在将原子弹装载到银色B-29轰炸机中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叫伯纳德·J.奥基夫（Bernard J. O’Keefe）的技术人员注意到本应将“阿齐斯”雷达组件与X单元连起来的主击发电缆可能存在问题。 ^[71] 这根电缆和X单元安装的都是插座母头（female plug）。不知何故，电缆的插头装反了。这将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将一层层的球形装料和炸药拆下来，取下电缆并正确地安装好。奥基夫回忆说：“我脊背发凉，尽管是在空调房里，但也开始浑身冒汗。” ^[72] 他决定即兴发挥一下。在另一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破坏了一条又一条的重要安全守则，将房门撑开并将一根延长电缆拉了进来，然后用电烙铁将正确的插座接上。在一个装有5000磅炸药的房间熔化焊料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举。这两人装好了电缆，接上了插座，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刚做了什么。

试图将“胖子”投向日本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小仓市的过程进展得并不顺利。在将这颗原子弹装上一架名为“博克斯卡”（Bockscar）的B-29轰炸机之后，该飞机的一个燃油泵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这是25岁的飞行员查尔斯·W. 斯威尼（Charles W. Sweeney）少校指挥的第一个战斗任务，他决定用离得较远的一个储备油罐的600加仑油料继续推进作业。在离开天宁岛四个小时之后，飞行测试盒里突然闪烁的红灯显示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激活。 ^[73] 红灯亮起可能意味着原子弹已经启动并随时会爆炸。斯威尼考虑要将原子弹扔到海里，但还是先让助理武器专家菲利普·巴恩斯（Philip Barnes）先鼓捣一下飞行测试盒。巴恩斯迅速地检查了一下图纸，查看了盒子内部的情况，发现一对旋转开关被安装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原子弹并没有被启动，机组人员听到这个消息都长出了一口气。

恶劣的天气困扰着此次飞行，厚厚的云层和剧烈的大气湍流如影随形。“博克斯卡”号在日本上空的一个汇合点盘旋了40分钟，浪费燃料等待另一架永远不可能到来的美国飞机。斯威尼在小仓市上空打开了炸弹舱舱门，但是这个城市被笼罩在一片浓烟和阴霾之中。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要在目视情况下投弹，而不是依靠雷达。“博克斯卡”号在小仓市上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其间进行了三次不成功的投弹尝试，还引来了防空炮火。这座城市由于极差的能见度而幸免于难。不过，斯威尼还有足够的燃料能够飞到他的第二个目标地点——长崎。他在那里扔下了“胖子”，然后担心飞机有可能坠海，但最终勉强抵达了美国在冲绳岛的空军基地。

“胖子”偏离了它的瞄准点超过1英里远。没能在中央商业区上空引爆，它最终在长崎西郊的一个工业区上空爆炸。大约1/5的钚装料发生了裂变， 爆炸当量约为21000吨TNT（21千吨）。 这颗原子弹要比轰炸广岛的枪式装置威力更强大、效率更高，后者的爆炸当量在12千吨至18千吨之间。不过，“胖子”对长崎造成的破坏程度并没有“小男孩”对广岛的那么严重。诸多山丘使长崎市的大部分免遭冲击波的破坏，火焰风暴也没有爆发，尽管当时的狂风达到了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大约4万名长崎居民死于这次原子弹轰炸，至少8万人受伤， ^[74] 超过1/3的房子被摧毁。 零点位置位于三菱钢铁厂（Mitsubishi Steel Works）以南约500英尺的地方。一份报告指出，爆炸后这个工厂“变成了果冻状的一团”。 这颗原子弹同样抹平了三菱兵工厂（Mitsubishi Arms Factory），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鱼雷就产自这里。

广岛和长崎的大部分伤亡类似于燃烧弹和常规炸弹造成的那种伤亡。 大约一半的受害者是被烧死的，大约1/3的人是被废墟瓦砾杀死的。但出现了两种新型的伤亡情况。闪光烧伤（flash burns）是在原子弹那尽管短暂但温度极高的爆炸瞬间造成的。 ^[75] 以光速直线行进的热辐射强到足够杀死零点位置方圆1英里范围内、没有墙或者其他物体来阻挡紫外线和红外线的所有人。2英里之外的人也可能出现严重的灼伤。厚衣服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这种闪光只持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白色衣服可以反射热辐射，而深色衣服则会吸收它。许多遭受闪光烧伤的受害者身上出现了与他们身穿的和服颜色深浅样式一致的疤痕。

电离辐射——主要是原子弹爆炸后最初一分钟内释放的γ射线——产生的后果更令人不安。也许广岛和长崎1/5的死者死于“辐射病”（radiation sickness）。 ^[76] 那些从冲击波和大火中幸存的人很快就感到恶心和疲倦。一些人几小时之内就得了病，而有些人则在感觉不适之前几天看起来都健健康康的。γ射线破坏了他们体内细胞的再生能力。他们死亡之前的症状特别恐怖：发热、呕吐、精神错乱、出血性腹泻、内出血，以及眼睛和鼻子出血。

几十年来，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在质疑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 ^[77] 他们认为，日本已经在军事上被打败，对日本港口的封锁已经扼杀该国的经济，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一场常规的轰炸行动就可能迫使日本投降，苏联对日宣战也比原子弹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仅仅展示一颗原子弹就足以对日本民众的心理产生足够的冲击，以及承诺日本天皇依然可以保留皇位就可能拯救成千上万条性命。

尽管可以令人信服，但上面这些反事实的论据永远也无法被证实。历史事实永远也不会改变。8月6日，广岛被“小男孩”摧毁。两天之后，苏联对日宣战。9日，长崎遭到“胖子”轰炸，然而第二天，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Korechika Anami）依旧敦促日本人民去战斗，“即便我们不得不食草吃土以及战死沙场”。 ^[78] 8月14日，裕仁天皇驳回了他的将军们的请求，同意无条件投降。他在终止战争的诏书中解释说：“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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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1945年底的时候，曼哈顿计划已经花费大约19亿美元（相当于今日的247亿美元）。See Richard G. Hewlett，and Oscar E. Anderson，Jr.， The New Worl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Volume 1，1939-1946 （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2），p. 723.

[2] 关于拉姆齐、奥本海默、泰勒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其他科学家对当量的估计，可参见Richard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 657。

[3] 根据物理学家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说法，对大气层可能被点着的极度担忧导致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同事精神崩溃。See the interview with Weisskopf in Denis Brian， The Voice of Genius：Conversations with Nobel Scientists and Other Luminaries （New York：Basic Books，2001），pp. 74-75.

[4] 关于这个术语的起源，可参见Lillian Hoddeson，Paul W. Henriksen，Roger A. Meade，and Catherine Westfall， Critical Assembly：A Technical History of Los Alamos During the Oppenheimer Years，1943-194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 346-48。关于这次危险实验的第一手叙述材料，可参见 Frederic de Hoffmann，“‘All in Our Time’：Pure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Wartime Technolo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1975，pp.41-44。

[5] Quoted in James P. Delgado， Nuclear Dawn：From the Manhattan Project to the Bikini Atoll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9），p. 59.

[6] H. G. Wells， The World Set Free：A Story of Mankind （New York：E. P. Dutton，1914），p. 117.

[7] H. G. Wells， The World Set Free：A Story of Mankind （New York：E. P. Dutton，1914），p. 118.

[8] 威尔斯是世界政府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对他那关于该主题的复杂且经常矛盾的观点的探讨，可参见Edward Mead Earle，“H. G. Wells，British Patriot in Search of a World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2，no. 2（January 1950），pp. 181-208。

[9] 这封信的全文以及罗斯福的回信，可参见Cynthia C. Kelly，ed.， The Manhattan Project：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in the Words of Its Creators，Eyewitnesses，and Historians （New York：Black Dog & Leventhal，2007），pp. 42-44。

[10] Cynthia C. Kelly，ed.， The Manhattan Project：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in the Words of Its Creators，Eyewitnesses，and Historians （New York：Black Dog & Leventhal，2007），p. 43.

[11] 我对纽约市警察局的拆弹小组充满感激之情，不仅因为他们教了我高爆炸药的工作原理，而且因为他们为我现场展示了其中一些爆炸物的爆炸情形。See Eric Schlosser，“The Bomb Squad，”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1994.

[12] Eric Schlosser，“The Bomb Squad，”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1994.

[13] 转引自Samuel Glasstone，ed.， 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4），p. 29。葛莱斯栋（Glasstone）的书在解释核武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方面做出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工作。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50年，最后一个版本出版于1977年。我所引用的版本附带一个圆形的塑料制“核效应计算器”，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一把计算尺，可根据离核爆炸的距离，计算出最大的超压、风速以及各种核冲击波抵达的时间。

[14] See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 24.

[15]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 24.

[16] Cited in Michael Kort，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 22.

[17] See Hoddeson et al.， Critical Assembly ，p. 86.

[18] 关于基斯佳科夫斯基对创造出一种对称的内向爆炸的设想，参见George B. Kistiakowsky，“Reminiscences of Wartime Los Alamos，” in Lawrence Badash，Joseph O. Hirschfelder，and Herbert P. Broida，eds.， Reminiscences of Los Alamos，1943-1945 （Boston：D. Reidel Publishing，1980），pp. 49-65。我所引用的精密装置的内容出现于第54页。

[19] 关于这种革命性的新型起爆器的发明故事，可参见Luis W. Alvarez， Alvarez：Adventures of a Physicist （New York：Basic Books，1987），pp. 132-36。关于这种技术的简要概述，可参见 Ron Varesh，“Electric Detonators：Electric Bridgewire Detonators and Exploding Foil Initiators，” Propellants，Explosives，Pyrotechnics ，vol. 21（1996），pp. 150-54.

[20] 转引自Donald Hornig and Robert Cahn，“Atom-Bomb Scientist Tells His Stor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1，1995。关于在铁塔上的那一夜的更多细节，可参见“60th Anniversary of Trinity：First Manmade Nuclear Explosion，July 16，1945，” Public Symposium，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July 14，2005，pp. 27-28；and “Babysitting the Bomb：Interview with Don Hornig，” in Kelly， Manhattan Project ，pp. 298-99。

[21] See James G. Hershberg， James B. Conant：Harvard to Hiroshima and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234.

[22] See Brain， Voice of Genius ，p. 75.

[23] See O. R. Frisch，“Eyewitness Account of ‘Trinity’ Test，July 1945，” in Philip L. Cantelon，Richard G. Hewlett，and Robert C. Williams，eds.， The American Ato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uclear Polici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Fission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p. 50.

[24] Quoted in “Appendix 6. War Department Release on New Mexico Test，July 16，1945，” in Henry DeWolf Smyth，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1940-1945：The Offici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p. 254.

[25] 班布里奇被巨大的爆炸弄得心神不宁，但也精神振奋、如释重负。如果核装置没能成功起爆，他会是第一个爬上铁塔检查哪里出了问题的人。See Kenneth T. Bainbridge，“A Foul and Awesome Displa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May 1975），pp. 40-46. “狗娘养的”出现在第46页。

[26] 罗斯福总统声明的全文可参见Bertram D. Hulen，“Roosevelt in Plea；Message to Russia，Also Sent to Finns，Decries ‘Ruthless Bomb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939。

[27] 当地的巴斯克人政府声称，该城市5000名居民中几乎1/3的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实际死亡人数最有可能是200～300人，但格尔尼卡市中的绝大部分建筑物被摧毁，德国人发动袭击是为了恐吓平民（站在我们这边，不然这就是你们的下场）。See Jörg Diehl，“Hitler’s Destruction of Guernica：Practicing Blietzkrieg in Basque Country，” Der Spiegel ，April 26，2007.

[28] 在超过75年之后，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人数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学者现在一般主张有30万～40万名平民被屠杀，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声称这些估计是“荒谬的”，日军也没有犯下战争罪行。关于该争议的一个标题恰如其分的介绍，可参见Bob Todashi Wakabayashi，“The Messiness of Historical Reality，” in Bob Tadashi Wakabayashi，ed.， The Nanking Atrocity：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7），pp. 3-28。

[29] Quoted in Richard R. Muller，“The Orgins of MAD：A Short History of City-Busting，” in Henry D. Sokolski，ed.， Getting MAD：Nuclear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Its Origins and Practice （Carlisle，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 Army War College，2004），p. 34.

[30]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已经写下一份关于英国人如何用大火摧毁德国的精彩叙述。书中关于武器装备以及用来杀害平民的战略的章节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关于汉堡的毁灭及制造火焰风暴的欲望，参见Jörg Friedrich， The Fire：The Bombing of Germany，1940-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p. 90-100；另外一本卓越又令人不安的著作是Keith Lowe， Inferno：The Fiery Destruction of Hamburg （New York：Scribner，2007）。

[31] Cited in Lowe， Inferno ，p. 276.

[32] 关于德累斯顿轰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人们估计的死亡人数从3.5万到50万不等。2008年，一个历史学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应该介于1.8万人到2.5万人。Cited in Kate Connolly，“International Panel Rethinks Death Toll from Dresden Raids，” Guardian （London），October 3，2008.

[33] Quoted in Sokolski， Getting MAD ，p. 34.

[34]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徒劳的堑壕战的启发，美国人的轰炸战略力求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并追求仅仅摧毁军事目标，后一个目标在理论上比在现实中更容易实现。对于该战略背后的高尚动机，可参见Mark Clodfelter， Beneficial Bombing：The Progressiv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Air Power，1917-1945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0），pp. 1-66。

[35] 一个关于该“技术奇迹”（一个耗资巨大但从未实现其发明者崇高目标的绝密发明）的妙趣横生的叙述，参见Stephen L. McFarland， America’s Pursuit of Precision Bombing，1910-1945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5）。

[36] 对于到底有多少朝鲜妇女被日本人当成性奴，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字。就像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平民被杀害的数目一样，它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日本民族主义者声称实际数字很低。一种比较普遍的估计是20万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卓越讨论，参见You-me Park，“Compensation to Fit the Crime：Conceptualizing a Just Paradigm of Reparation for Korean ‘Comfort Wome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and the Middle East ，Vol. 30，No. 2，2010，pp. 204-13。此处的估计数字转引自第206页。

[37] 死于这些武器的中国人数目将永远不可能知道。根据历史学家杨大庆（Daqing Yang）的研究，在日本投降和美国第一批占领军到达之间的两个星期内，日本官员“系统性地销毁敏感文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尽管如此，最终仍可确定的是，日本人使用了含有芥子气、炭疽、鼠疫、伤寒、霍乱和细菌性痢疾的武器攻击中国平民。See Daqing Yang，“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Studies of Japanese War Crimes：An Interim Assessment，” in Edward Drea，Greg Bradsher，Robert Hanyok，James Lide，Michael Petersen，and Daqing Yang，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 Records：Introductory Essays （Washington D.C.：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U.S. National Archives，2006），pp. 21-56；and Till Bärnighausen，“Data Generated in Japan’s Biowarfare Experiments on Human Victims in China，1932-1945，and the Ethics of Using Them，” in Jin Bao Nie，Nanyan Guo，Mark Selden，and Arthur Kleinman，eds.， Japan’s Wartime Medical Atrocities：Comparative Inquiries in Science，History，and Ethics （New York：Routledge，2010），pp. 81-106.

[38] 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惨遭日本人杀害的人数将永远不得而知。许多年来，单单关于中国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就从1000万人到3500万人不等。尽管这些估计出自中国政府，但它们无疑说明了屠杀规模之巨。Cited in Wakabayashi， The Nanking Atrocity ，pp. 4，8.

[39] 关于放弃精确轰炸而改用火烧东京的决策，可参见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Volume 5，The Pacific：Matterhorn to Nagasaki，June 1944 to August 1945 （Washington，D.C.：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1983），pp. 608-18；William W. Ralph，“Improvised Destruction：Arnold，LeMay，and the Firebombing of Japan，” War in History ，vol. 13，no. 4，（2006），pp. 495-522；and Thomas R. Searle，“‘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6，no. 1（January 2002），pp. 103-33。

[40] Cited in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p. 615.

[41] Cited in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p. 617.

[42] See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Pantheon，1987）.

[43] 关于日本六个主要工业城市被摧毁的比例，参见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p. 643。

[44] 陆军航空部队的官方历史称富山市的被破坏比例达到了“不可思议的99.5%”。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p.657.

[45] Quoted in Kort，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 200.

[46] Quoted in Kort，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 200.

[47] “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Thursday，31 May 1945”（TOP SECRET/declassified），p. 4；the full document is reproduced in Dennis Merrill，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Volume 1；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Frederick，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6），pp. 22-38.

[48] “A Peiti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7，1945；the full document is reproduced in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219.

[49] “A Peiti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7，1945；the full document is reproduced in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219.

[50] 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认为杜鲁门总统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主要是将其作为恐吓苏联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说服力。See Gar Alperovitz，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Vintage，1996）.

[51] Quoted in D. M. Giangreco，“‘A Score of Bloody Okinawas and Iwo Jimas’：President Truman and Casualty Estimates for the Invasion of Japa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no. 1（February 2003），p. 107.

[52] D. M. Giangreco，“‘A Score of Bloody Okinawas and Iwo Jimas’：President Truman and Casualty Estimates for the Invasion of Japa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no. 1（February 2003），pp. 104-5.

[53] 冲绳战役中美国士兵的伤亡率是35%。Cited in Richard B. Frank， Downfall：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Penguin，1999），p. 145.

[54] 计划进攻九州岛的“奥林匹克行动”（Operation Olympic）将使用的部队人数为766700人，而进攻本州岛的“小王冠行动”（Operation Coronet）则计划使用1026000人。Cited in Richard B. Frank， Downfall：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Penguin，1999），p. 136.

[55] Quoted in Richard B. Frank， Downfall：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Penguin，1999），p. 143.

[56] Quoted in Michael D. Pearlman， Unconditional Surrender，Demobilization，and the Atomic Bomb （Fort Leavenworth，K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Combat Studies Institute，1996），p.7.

[57] Quoted in Stephen Walker， Shockwave：Countdown to Hiroshima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6），p. 122.

[58] See “Letter from J. R. Oppenheimer to Lt. Col. John Landsdale，Jr.，September 20，1944，” quoted in ChuckHansen， The Swords of Armageddon ，vol. 7（Sunnyvale，CA：Chucklea Publications，2007），p. 30.

[59] See “Memorandum for：General L. R. Groves，Subject：Summary of Target Committee Meetings on 10 May and 11 May 1945，” May 12，1945（TOP SECRET/declassified），reproduced in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p. 5-14.

[60]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9.

[61] Merrill，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ruman Presidency ，p. 9.

[62] See Craven and Cat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p. 716.

[63] Quoted in Martin J. 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Hiroshima and Its Legacies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231.

[64] See Walker， Shockwave ，pp. 213-17.

[65] 估计留下的人数从245423人到370000人不等。See Frank， Downfall ，p. 285.

[66]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在广岛和长崎被摧毁之后进行的一项研究，其认为“由于轰炸后的混乱状况，准确的伤亡人数将永远无法得知”。该研究估计广岛的死亡人数在7万人至8万人。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的研究，广岛市的警察部门估计死亡人数约为7.8万人。另外数千人在接下来的数月或数年中陆续死亡。See “The Effects of Atomic Bombs，” p. 15；and Frank， Downfall ，pp. 285-87.

[67] 爱因斯坦关于物体的质量转化为等量能量的方程式（E=MC ² ）帮助解释了为何如此小的物体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爆炸。爱因斯坦发现，物体能够释放的能量，等于该物体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由于光速为每秒18.6万英里（约为每秒30万千米），这个等式很容易得出巨大的结果。0.7克的估计是根据“小男孩”中铀-235的含量，以及假设其爆炸当量为15千吨。越初级的核武器的威力越是难以估计。摧毁广岛市的铀-235的量只有一颗胡椒粒或一颗猎枪弹（直径一般为4.6毫米）那么大。非常感谢鲍勃·佩里弗伊（Bob Peurifoy）帮助我理解了核武器的潜在当量与它的效率之间的关系。

[68] See “President Truman’s Statement on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August 6，1945，” reproduced in Kort，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 230.

[69] Kort，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 231.

[70] Quoted in Rhodes，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p. 590.

[71] 关于“胖子”最后关头的深夜抢修工作，可参见Bernard J.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p. 98-101。

[72] Bernard J. O’Keefe， Nuclear Hostage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 98.

[73] 关于飞向长崎途中发生的故障，可参见Charles W. Sweeney with James A. Antonucci，and Marion K. Antonucci， War’s End：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Last Atomic Mission （New York：Avon，1997），p. 209-10。

[74] 1946年，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估计长崎的死亡人数超过3.5万，次年它就将这一数字提高到4.5万。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要高得多，且永远也不可能知道。See “Effects of Atomic Bombs，” p. 15；and Frank， Downfall ，pp. 285-87.

[75] 关于热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可参见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565-76。

[76] 关于这种疾病的恐怖症状及其生还率，可参见 Glasston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pp. 577-626。

[77] 正如迈克尔·科特（Michael Kort）已经指出的，史学争论都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包括：在广岛被原子弹摧毁之前，日本是否就计划投降？美国知道多少有关日本领导层计划的内容？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是否合理？对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伤亡率的估计准确吗？是苏联对日宣战，还是两颗原子弹促成了裕仁天皇接受战败？科特的分析可见于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p. 75-116。关于苏联展开对日作战具有决定性效果的观点，可参见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Stalin，Truman，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05）。关于是原子弹终结了战争的观点，可参见Sadao Asada，“The Shock of the Atomic Bomb and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A Reconsidera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no. 4，（November 1998），pp. 477-512。关于美国军方对更多原子弹可能用于日本的关切，可参见Barton J. Bernstein，“Eclipsed by Hiroshima and Nagasaki：Early Thinking About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no. 4（Spring 1991），pp. 149-73。关于这些议题的全面而复杂的探讨，可参见Frank， Downfall ，pp. 197-364。

[78] 引用自阿南惟几“对部队的训导”的广播。全文可见于Kort，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pp. 300-301。

[79] Quoted in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W. W. Norton，2000），p. 36. s0PQtAqCiUFQnR1onPjme92LRigDJJfJmeSt1dTT4cViAw8dwrtGU/KNj67hzK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