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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词，公元4世纪初东晋时代已开始使用，“经”是指“经邦”、“经国”，“济”是指“济世”、“济民”，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清朝末期，日本人掀起工业革命浪潮，接受、吸收、宣传西方文化，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将“economics”一词译为“经济”，现代“经济”一词就是我国引进日本人翻译的。英文中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家政术），其本来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到了近代扩大为治理国家的范围。
目前，在工具书中“经济”多定义为“耗费较少而获益较大”、“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在政治经济学中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俄罗斯经济学家解释为“经济就是遵循一定经济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的一切活动”，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给“经济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对“经济”的定义比较模糊。
按照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性的本质是自利的，总是试图在其局限条件下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人的自利性表现在经济行为上，就是人们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都是出于经济理性考虑，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或机会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1887年行政学奠基人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提道：“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政府以最少的资金和精力为代价，并以最大的可能的效率来做这些适当的事。”
20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兴起，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以前用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认为政府组织在公共活动中也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要思想，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浪潮，以现代经济学为指导，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注重管理的结果，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将公众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199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国家绩效评估》（又称“戈尔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四个方面，特别提出“由注重规定和程序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并主张减少政府成本，“建立一个花费少、成效好的政府”。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改革历程，其本质是一场以控制政府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为目标的行政改革，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要求政府从经济角度考虑自身行为，建立一套政府运行成本与公共部门业绩相匹配的机制，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人”，政府执行国家意志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经济生产的过程：政府通过税收取得收入，并用之购买一定的物质和服务等，同时通过消耗资源，产出管理与服务，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经济属性。政府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政府不能回避行政成本，成本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学范畴。机关事务部门管钱、管物、管资产，承担着为党和政府当家理财、配置资源的职责，始终坚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勤俭持政、节用为民的原则。统筹利用服务保障资源，降低机关运行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培育以节俭效能为特征的机关事务文化，是机关事务部门履行职责的现实选择。
1.机关事务的政治属性决定其服务保障更加注重经济性。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化基因里充溢着艰苦奋斗的气质。历届中央领导同志都作过论述，毛泽东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指出：“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提倡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提倡勤俭建国”。邓小平也多次提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中央八项规定书写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篇章。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六项要求与机关事务直接相关
，机关事务部门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等整治措施的执行者，是政府简政放权与购买公共服务的对接者和实施者，是建设高效节能服务型政府的推动者和实施者，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资源整合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提出：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李克强总理提出：“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些都与机关事务工作息息相关。从毛泽东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过紧日子”的号召，是一脉相承的，都要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降低行政成本。机关事务部门所管理和使用的是公共资源，是人民的资源。作为政治机关，机关事务部门应贯彻落实好中央提出的“过紧日子”要求，在保障机关履行职能、控制行政成本、确保党政机关正常运转等方面体现使命担当，确保机关事务保障维度、力度和质量得到提升。
2.机关事务的经济性可以通过集约管理来实现。
集约化是强管理、降成本的基础。“集”就是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进行统一配置；“约”就是在集中统一配置要素的过程中，实现强管理、控成本、提效率、保运行、促发展的目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农业集约化定义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徐匡迪认为“规模经济是经济集约化的重要特征”
。与粗放相对应，集约既是企业的经营方式也是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既是实现集约型增长的过程，也是企业或国民经济普遍具有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即通过投入集中，优化组合，降低成本，促进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集中和节约使用，达到整体生产系统的优化经营，最终实现经营增长。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本级政府机关事务的统一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标准，统筹配置资源。政府各部门应当对本部门的机关事务实行集中管理，执行机关事务管理制度和标准”。推进机构职能专业化，形成“宽职能、少机构”的横向格局，是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臻于“善治”的必要条件。从国际上看，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的公共资产都是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俄罗斯在境内外的国家资产都是由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集中管理。所谓集中，就是将党政机关分散掌握的机关事务管理职能进行整合，集中至机关事务部门，统一事权，避免政出多门，使各职能部门减少微观事务，集中精力做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政务工作。所谓统一，就是对机关事务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采购、配置、使用和处置资源，有效减少各部门之间互相攀比、重复建设和苦乐不均现象，打破“小而全”、“大而全”格局，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为党政机关的高效运转提供有力保障。
3.机关事务的经济性是加强自身管理和建设的客观需要。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要求政府尽可能公布预算内容。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我国行政监督体系中，公众监督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途径
。在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发展与完善的新时代，人民的经济意识、权利意识和效益意识越来越强，对资源消耗和成本投入也越来越重视。2008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让老百姓了解政府行为，监督政府决策。自2011年起，有关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2020年起，中央预算部门开始公开部门预算，接受社会监督。随着社会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公开，中央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各级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承担起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职工住宅、公共机构节能、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工作任务。因此，加强对机关事务部门支出的监督，不仅有利于政府自身管理，提升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对社会经济资源的节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