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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战略转型就是要从过去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过去的政府管理转变为社会管理，从过去的领导思维转变为执政思维。而这一切都必须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治国方略的指导下，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不仅需要用全面创新的城市管理来创造中国城市的最大价值，更需要以全面提升的生活质量来标明中国城市的全新高度。
我们以“创新城市管理，创造城市价值”为主题来讨论城市所有的前沿问题，揭示未来5～10年中国城市发展新的坐标。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城市是最好的城市。为此，我们历经两年多时间，对中国100个城市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数据分析和科学考察，并且通过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对70万网民做了网上调查。以此为基础，我们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在国内首次推出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编制了中国首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并对中国大陆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进行了生活质量排序。这些研究的核心，更进一步印证了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文关怀，而生活是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体现。从生活质量出发，来探索和揭示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新的价值导向，是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是最好的城市呢？
当前，中国城市之所以出现了种种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建设后规划、边建设边规划，甚至只规划不执行，这就导致了城市建设的无序开发和城市破坏的不可逆转。众所周知，城市建设的不可重复决定了城市规划必须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对于城市化来说，规划必须先于建设。如果规划滞后，即使再高标准的建设、再高水平的管理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现在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交通拥堵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典型的“大城市病”，它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交通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有的是10年，有的是20年，甚至更长；二是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交通堵塞一旦爆发，就会转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交通问题，实际上已经转移为一个人、车、路交通堵塞的链条，甚至形成城市管理综合征。为了缓解交通，政府要不断地增加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不能把交通问题提到战略规划的高度来解决，即使政府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也会收效甚微。“规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规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在城市化浪潮强大动力的推动下，中国城市化率从15年前的18.9%增长到2004年末的41.8%，平均每年增长1.55%。今后15年，城市化率的增长率每年不会低于1%，如果把城市化比作一列火车，那么城市规划就是铁轨，火车头的动力越足，就要求轨道的刚性越好。从这个角度讲，城市规划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不能让城市输在规划上。因此，城市只有先规划、后建设，才能从战略定位不准确、空间布局不合理、发展模式不集约这三大瓶颈中走出来，才能建设和发展一个“最好的城市”。
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达到40%以上时，城市化进程就进入了成长关键期。目前，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的速度快速提升，城市建设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估计每年的建设量按面积计算已占到全球的40%，中国每年消耗的水泥相当于全球的45%。仅上海的建设量就相当于整个欧盟。
英国是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率从30%提到75%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用了50年，而中国预计只用30～40年。用30～40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平均10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带来城市化高速发展背后的一些问题。高速发展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历史的进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但是城市化会带来一种巨变，这种巨变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会带来一些“大城市病”，比如“摊大饼”式的铺张、能源紧张、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贫民窟。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陷入盲目的“平面蔓延型扩张”“圈地运动”“造城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等。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大约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过高的城市定位，一哄而上的开发热、CBD热，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城市成长关键期的特征，相反，会造成城市功能的重复和浪费，进而严重影响到城市健康、理性和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走城市蔓延的老路，而应该采取更加紧凑的模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
什么样的城市适宜人居住？那就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真正以人为本，能不能真正实现人文关怀，能不能最大化地满足居住者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为居民提供更加优美的环境、更加优良的秩序、更加优化的管理、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优秀的文化。我们认为，宜居是城市价值的最高体现，生活质量是城市价值的核心。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城市价值是否最大化的重要标准。一个城市有没有价值、价值是不是最大化，不仅要看这个城市是不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以及能不能为它的居住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唯一标准。
研究表明，城市发展水平是城市生活的基础，但城市发展水平高并不等于城市生活质量高，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生活质量不完全成正比关系，我们把影响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概括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
衣，指收入状况。丰衣足食靠劳动、靠创造。收入的高低源于劳动的贡献和创造价值的大小。食，指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成为衡量消费水平的重要标志。住，指住房条件。有房住、买得起，不仅取决于房价的高低，更取决于房价的收入比。行，指交通便利。交通是人和物低成本、快速、自由流动。便利的生活不在于是否有车，是否买得起、养得起车，而在于出行是否需要车，是否快速、自由和低成本。
生，指教育程度。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跟他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教育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常识、长见识。老，指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仅要让老年人、失业者和弱势群体受益，而且要惠及社会各阶层，包括每个人。病，指生命健康。看病难、看病贵绝无幸福可言。健康是生活的全部。对于渴望健康的病人来说，看得起、看得快、看得好才是最重要的。死，指人均寿命。人的发展、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寿命的延长。
安，指公共安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生命是不受伤害的，并且应尽最大努力减少或避免非正常死亡。居，指人居环境。天是蓝的，地是绿的，水是清的，人是笑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乐，指文化休闲。人的进步是全面而自由的，除了物质，可以轻松享受精神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业，指发展机会。从就业到创业，从职业到事业，从企业到产业，一步一步，选择机会就是选择人生。
为什么现在的城市千城一面？研究表明，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盲人摸象。有的城市在过度城市化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盲目调整城市规划，盲目崇洋媚外照抄照搬国外模式，盲目上马形象工程，滥用权力使城市变大变快变洋。这些盲目性实质上就是政府行为、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审美”，其结果就是“大城市复制美国，小城市复制欧洲”。二是拔苗助长。有些城市不顾自己的条件、特色，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拔高城市定位，扩张城市人口，过度开发土地，大拆大建，肢解城市规划，这种所谓“现代化”式城市开发使我们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也无法传承这个城市的文化风貌。一个失去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城市，一个失去自然和人性的空间，再多的高楼大厦，再多的草坪绿地，也会让人感到孤独和迷惘。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一个是母亲的面孔，一个是城市的面貌”。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城市要发展，旧城要改造，危房要消灭，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自然、尊重城市、尊重市民，这些尊重的背后是文明的传承，是城市文化所折射出的个性魅力。
城市归根结底是市民的城市，生活在城市的人究竟在想什么？他们的期盼是什么？前些年，我们通过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组织了一次关于“未来5～1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十大愿景”的网上调查活动。经过15万名网民的投票，最终评选出最期盼的十大愿景是平价医疗、社会保障全覆盖、诚信、迁徙自由、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阳光政府、绿色生态、节水节能、宽容社会和防艾。这些愿景集中体现了市民对未来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城市生活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更为关键的是为发展一个最好的城市提供了新的坐标。比如为什么平价医疗最引人关注？因为最大的不公是医疗。为什么“诚信”的愿望如此迫切？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失信问题较为突出，迫切需要建立诚信的制度环境。为什么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变成人们的期盼？因为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正成为中国最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为什么节水节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因为全国660多个大中小城市，4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2004～2005年，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连不断，能源紧缺正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什么预防艾滋病也会前所未有地接近普通老百姓的现实和未来？据世卫组织报道，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居亚洲第二。2004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内地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人。北京从1998年开始艾滋病毒感染者以每年40.6%的速度递增。中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防治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伦理问题、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经济问题，它已不是生活质量问题，而是威胁未来人类安全的大问题。
（本文系作者2005年9月13日在“中国城市论坛第二届北京峰会”上的主旨演讲，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