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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关系到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或者重要关口的基本判断。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未来城市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则。中国城市现在正处于一个临界点，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潜在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把这种不平衡性概括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长一短，一快一慢，一高一低。”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这条腿比较长，而社会发展这条腿相对比较短；企业发展与改革比较快，但政府的改革相对滞后，比较慢；硬件投资比较高，而软件投资比较低。那么这“一长一短，一快一慢，一高一低”就形成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反映在临界点上就有可能表现为经济繁荣背后的风险，如果把这些风险矛盾处理好，那么中国城市就有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根据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市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城市发展将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均GDP已经突破了3000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这些矛盾有可能转化成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问题就有可能转化成风险，而这种风险如果得不到控制，就有可能转化为危机。如果我们把这些矛盾、问题处理好，中国就可能进入一个良性、健康、高速的成长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所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今后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三个优化”，是我们对城市发展实践的再认识。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主要是城市形态的变化，从过去的单一性转入多重性，从点状式的发展转变为组团式的发展。形象地说，过去城市的发展只是“摊大饼”，今后城市的发展可能要“蒸馒头”。从“摊大饼”到“蒸馒头”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形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城市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说，会逐步地从一产、二产向三产转变，这叫产业的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将形成产业集聚，也就是在产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化、网络化、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在城市的产业集聚中，产业的链条越长，产业的投资和再投资的空间就越大，产业的集聚度就越高。产业集聚主要依赖以下两个成长因素：一是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健全的公共设施。所以，优化空间布局带来的是发展环境的优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优化产业结构带来的是产业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
三是优化发展环境。对一个城市来讲，我们倡导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叫“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市民创造文化”。但是，往往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城市，“政府创造环境”就变成了“优化发展环境”。实际上，优化发展环境的本质是政府创造环境，是优化政府的环境。
对一个城市来说，发展的基本定位和战略是什么？尤其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以小城镇带动大城市发展，还是以大城市带动小城镇发展？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概括起来应当是八字方针——“抓大带小，以城带乡”。就是要重点抓好大城市的建设，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然后带动小城镇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2002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7.7%，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人口是8亿。现在中国城市化的平均增长率是每年1%，每年有8000万～9000万的农民和非农人口要转变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增长率来计算，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是58%～60%。也就是说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9亿。除了小城镇可以消化2亿～3亿人口之外，大概还有6亿人口要在城市消化。这6个亿的城市人口需要有200个能容纳300万人的大城市，或者是300个能容纳200万人的大城市。这样的一个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是不够的。现代的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就是说，用小城镇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要“抓大带小，以城带乡”。
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是比较好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是比较差的城市？我们过去判断城市价值取向，主要是看经济。那么未来5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怎么来判断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城市的战略取向就是这个城市价值的最大化。判断城市价值有三个标准。①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创造更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怎么来判断经济实力？一是看经济水平。过去我们看经济总量，现在不单看经济总量，还要看人均，包括人均GDP，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二是看人均财政收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的政府水平。三是看人均居民收入，或者说人均纯收入，它反映的是城市的消费水平。把政府水平、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城市水平。②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③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这三个标准是判断一个城市价值取向的基本标准。
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治理城市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很多的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这个问题在北京比较突出。只要是城市发展，就会有这些问题。城市病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有很长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所以，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看见，不等于就不存在。仍以交通堵塞为例，现在看到的交通堵塞并不是现在形成的，而是前25年城市快速发展潜在矛盾的一个凸显。所以对城市病的潜伏期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二是城市病一旦爆发，就会转移，像癌症一样。我们现在看交通堵塞，认为是交通问题，实际上它早已不是交通问题，它已经转移了。为什么交通越治理越堵塞，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单纯是交通问题了。这两个特点提示我们：在城市发展中要根治城市病，超前规划是关键。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农民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拆迁的利益补偿问题，涉及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农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问题，农民承包土地的土地期权和产权改革问题，以及农民搬迁以后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转型问题。这些问题是当前城乡统筹和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我们强调城市转型，核心是政府转型。问题是政府怎么样转型？我们认为，政府转型应当围绕三个转变、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三个转变是：一要从优先经济发展向优先社会发展转变；二要从投资财政体系向公共财政体系转变；三要从控制型行政体制向治理型行政体制转变。这三个转变最后要实现一个目标：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干、无所不能的大政府，转变为一个有限权力、有限责任的小政府；从过去封闭、官僚的行政体制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从过去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政府，转变为一个高效、廉价的政府；从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不讲信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诚信的政府；从一个人治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法治的政府。
（本文系作者2004年9月15日在“中国城市论坛首届北京峰会”上的主旨演讲，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