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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进入城市社会时代。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更大的时空尺度和历史逻辑中反思城市战略、探寻发展规律，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意义重大。
人口、土地、水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基于这三个战略着眼点可以看出，城市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结构调整、模式创新、战略平衡来适应和应对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换句话说，城市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矛盾，而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化解又必须通过新的发展方式得以解决。这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发展中的“递弱代偿效应”。
（一）人口：从东部到中西部、从规模聚集到结构优化。 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衡量城市化的维度很多，人口是最常用的指标。从人口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数量从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2019年的672个，人口规模从5700万人扩大到现在的8.5亿人，城镇城市化率从10.6%提高到现在的60.60%。按国际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就意味着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入城市社会时代。
（二）土地：从强调向外扩张到注重系统内部资源优化配置。 土地是城市化的关键要素和空间载体，天然兼具资源、资产和资本三重属性，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改善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从以小城镇为主体形态，到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体形态再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发展历程。就土地而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战略，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城市倾斜，导致了人口外流但土地供应严重过剩的三四线城市与人口大量流入但土地供应十分紧张的一二线大城市之间用地的矛盾。
（三）水：从资源硬约束到发展模式转型。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资料显示，全国694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110个城市严重缺水。华北、西北、辽中南、山东及沿海部分城市资源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有资料显示，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均拥水量可能还要下降20%，达到国际上公认的“水荒”标准。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和水资源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水资源需求增加，在建筑密集的地区，土地能容纳降雨的天然能力也大大降低。通常情况下，农村地区大约有10%的雨水会流入邻近河道，而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55%。这造成了含水层（保留重要地下水的可渗透岩石的地下层）干涸和洪水泛滥的双重风险。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四定”方针（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已经成为限定城市发展规模、倒逼城市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4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城市发展的理念、策略不断调整和深化，也客观反映了我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与转移。从资源要素驱动的城市地理主义，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主义、基于城市空间调整的城市规划主义、强调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城市人本主义，再到注重科技驱动的城市数字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策略不断推进又相互交织，勾勒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路线和演进逻辑。
（一）城市地理主义学派。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城市化理论，但在指导思想上、城市化发展路径上与城市化先行国家是一致的，即城市化伴随工业化而产生并服务于工业化发展，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和要求。这种发展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传统经济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要求较高，如依靠煤炭、钢铁等资源或港口、沿江等区位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由于工业化起步晚、起点低，我国的工业化是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付费的环境补偿、低投入的技术引进作为竞争力的主要源泉，造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先天不足。这种基于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对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要求相对较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这些地方的工业化水平更高，铁路交通更发达，城镇化率也更高。
（二）城市经济主义学派。 以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起点，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动力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巩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中国经济腾飞尤其是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考核制度、地方财政短缺等多重压力，我国城市进入以城市空间（其核心是城市土地）为载体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阶段，并衍生出一套以经济指标增长为第一要务、以工业化大推进为增长引擎、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以制度设定攫取高额利润的相互嵌套的增长主义逻辑体系。
在城市经济主义的驱动下，土地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涉、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地方政府以超前消费空间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城市工业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同步扩张，城市建设用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粗放式扩张，“外延式空间开发+工业用地快速扩张+经营性用地地价激增”成为这一阶段城市空间表征的集中体现。这一阶段，尽管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所形成的粗放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资源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并透支了政府未来的公共财力，为中国城市发展埋下了种种隐患。
（三）城市规划主义学派。 城市规划服务于并引导城市发展，是确定城市性质和规模、规划土地使用、协调空间布局以进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也是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工具。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规划随着国家发展建设需要而不断演进，在城市发展中的引领和控制作用不断显现。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都是城市规划造成的，但是多与城市规划有关；尽管单纯的规划手段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我国以“城市群—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为组织结构的城市发展模式。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强化城市规划工作”。特别是2014年2月26日和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北京市考察时的讲话都深刻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应该说，这个指示不只是针对北京，而是针对国家和全局而言的，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过程中亟须进一步加以认识和贯彻。
（四）城市生态主义学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城市建设的基础。无论城市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客观的自然存在，自然环境是城市发展赖以维持的基本根基，城市发展不可能突破自然的“度”。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内，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应然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2015年12月20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如果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产业、过分拓展功能，人口就会过度集聚，就会占用更多农田和生态用地。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或者从其他地区调水。当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时，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小，污染就必然加重。此后，中央及地方纷纷开展了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无废城市、公园城市等基于生态文明的城市建设实践。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从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要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五）城市人文主义学派。 城市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城市化最直观的表征，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共同增长，创新人才、技能人才、产业工人、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及非劳动就业人口的协同增长是城市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遵循城镇化规律的关键，在于是否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以人民为中心、顺应发展规律的城镇化，才能提高发展的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客观来讲，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从以土地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以人为中心，就是要关注人的诉求，满足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进一步放大。基于每个人为中心产生的数据和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成为城市发展、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依据。所以，重新理解“以人为中心”，就是认识到人不仅是生产者、消费者，也是城市体系的联结点。不仅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更加关注人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也要在开展城市治理的时候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微观治理视角。
（六）城市数字主义学派。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城市竞争正在逐步转变为以知识和高科技为主的创新领域的竞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但同时也进入全球创新活跃期。创新将成为城市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全球城市竞争将从服务中心竞争转向创新中心竞争，数字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要素、新动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城市发展阶段的划分，推动全球城市发展站在了同一“起跑线”，特别是引发了城市发展模式、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实体城市的边界与虚拟社会的无边界相互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孪生城市并存，城市发展进入“算力时代”。从发展模式来看，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价值创造的空间已经从工业化时期的厂房转向虚拟的平台。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能力成为未来城市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考虑维度。而应用场景则是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在实体空间的应用和展示，是城市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融合和转换的连接点，也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要顺应这种发展态势，提前谋划建设一批新的应用场景，以场景驱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为减量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能级上升与增长边界约束的矛盾。从治理模式来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城市大脑”，将推动城市治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转型升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找准三个关键性指标。
（一）社会劳动生产率。 所谓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指地区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人数的比率，是反映劳动力要素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该比值越高，说明每个从业者的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劳动的含金量也就越高。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之谜》中曾指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是投入的快速增长，源于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则微乎其微。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式微，劳动力成本也进入了上升的轨道，经济增长路径势必要经历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投入生产方式，向依靠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而科技作为劳动生产中的重要要素禀赋，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2018年，北京市率先把社会劳动生产率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要“在201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22万元/人的基础上，力争2018年将其提升至22.5万元/人”。将劳动生产率列为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本质上是发展目标的“升级”。这意味着，北京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评价，从依赖“量”的优势转变为依赖“质”的优势。这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动力源头的提前准备和积极预判。
（二）数字经济贡献率。 数字经济贡献率，是指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包括直接贡献、间接贡献，以及福利改进。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伴随着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越发明显。从国内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数字经济贡献率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
（三）人力资源结构比率。 人力资源结构比率是对人力资源的规模、就业比率、人才密度、人才效率等的综合性考量，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者地区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和人力资源结构同产业结构、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我国正处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东西部劳动力“迁徙”的过程之中，人力资源供需以及人力资源的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而产业和城市的创新发展、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结构与供需关系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从需求侧看，一些快速发展的新经济、新动能行业，求人倍率（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显著偏高。实际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受新技术革命冲击较小的传统产业的求人倍率也出现了升高的趋势。人才的短缺、人力资源甚至是一般劳动力的紧张已成为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少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抢人大战”措施，释放出人才紧缺“恐慌”情绪，更说明发展到今天，人力资源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随着资源要素的减少与成本上涨，规模效益递减，城市的发展方式需要从依靠资源投入向依赖创新、技术驱动转变。减量发展的要义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强调技术创新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环境的改善等。换句话说，减量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减量发展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发展的常态，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风向标。
（一）疏解与辐射。 以北京为例，从城市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疏解是北京推动减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城市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调整，从根本上结束“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摊大饼”模式。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疏解的背后是辐射带动，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牛鼻子”。通过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不断提升区域内首位度的同时不断增强区域范围内城市之间产业的依存度、要素的流通度、机制的协同度，推动区域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系统内明确成长坐标，形成一个完整、紧密的系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构建区域内的竞合共赢关系，不断提升整体的竞争力和发展能级。
（二）节约与集约。 从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来看，减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是资源要素的低投入与高产出。美国学者格莱泽认为，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必定汇集了各方面的资源与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约化发展无疑成了推动城市高质量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城市发展必须坚守底线思维，把城市土地资源、水资源的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硬约束。积极创新土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式，在严控用地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城乡用地内部结构，提高建设用地投入产出效益，降低土地、水资源单位能耗，进而提高区域经济承载能力，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同时，在战略留白上要保持定力，既要严守生态红线，更要做好战略留白用地的管理，以空间上的留白阻断城市无序扩张的路径。
（三）收缩型城市与紧凑型城市。 一般来说，常住人口连续3年以上持续流失且缺乏回流的城市，均可被视为收缩型城市。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6年，我国694个城市中，共有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为11.5%。但与此同时，城市建成区面积并没有缩减，甚至绝大多数还出现了建成区面积增长的情况。这反映了城市不精明增长、非紧凑型发展的情况更加严重。应该说，“收缩城市”不是个负面概念，而是伴随着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出现的，收缩型城市要实现“瘦身健体”，必须跳出执迷于“增长”和“扩张”的传统规划理念和管理政策，推动城市发展向注重空间品质提升和精明收缩的范式转变。紧凑型城市则强调城市内部空间紧密度与有序性，是针对城市无序蔓延发展而提出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研究表明，紧凑型城市化相比蔓延型城市化，土地资源节约20%～45%，道路建设节约15%～25%，给水排水设施节约7%～15%。建设紧凑型城市，要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要真正把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现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和精明增长。要统筹好社区、街区、园区等关系，打破既定的、单一的城市功能板块分区边界，形成小组团、复合化、短出行、相对平衡的结构模式。
2020年1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力度之大、影响之广之深前所未有，将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治理进入一个高风险轨道。而除了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群体事件、暴力恐怖等也成为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风险点。作为对城市治理，特别是城市危机治理的一次全面检验，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起点，将会引发我国城市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危机治理与应急处置常态化将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
（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发展与风险并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成为各类风险的中心。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可预知因素明显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制度的确定性铆定不确定性，在不稳定中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提升应对不可预知性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日趋增加的背景下，具有扩散性、危害性的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面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必须要处理好常态运行与应急处置的关系，把安全城市建设与城市平安建设统筹起来，实现应急治理与常态治理的无缝衔接和有序联动，提升全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把事件本身的应对处置与社会面的稳定工作统筹起来，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应急治理的重要内容，避免在事件处置中诱发和产生新的次生灾害。
（二）高风险社会。 风险性（脆弱性）是现代社会一大特征，更是现代城市一大特征。现代城市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面对的风险也在剧增。高风险社会对城市治理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破坏城市原有的运行秩序，如果城市面对重大风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则有可能造成运行失序、政府失信，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局面，诱发治理危机。从这个角度看，高风险社会考验的是城市的危机治理能力，这个治理能力就是解决失序、失信、失控问题所需要的组织力、公信力和控制力。在这一背景下，应对风险的韧性建设与韧性治理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对越来越不确定的多样风险，城市需要建立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这也是建设韧性城市所迫切需要的。事实上，北京是全国第一个把韧性城市建设任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许多城市纷纷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特别是依托新基建的发展，在布局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城市风险研判、主动响应、快速应对、及时修复的自组织、自适应能力，让应急治理、风险防控成为城市的内在机能。
（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优势是前提和保障，治理效能是目标和结果，关键是要在如何转化上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前沿战斗堡垒作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确保政令畅通、组织有序、应对有效，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的效能。二是要着力构建“内合外联”的应急治理协同合作机制，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向合作共治的“网状模式”转变，以社会的广泛参与增强城市运行和危机治理的弹性和韧性。三是要把风险防控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围绕突发事件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总结三个环节构建全过程的风险评估机制，抓住风险防控窗口期，打好“风险化解战”，真正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是要把握法治建设和治理科技两个重点，推动制度之治与技术之治融合发展，把应急治理的相关新设施、新装备纳入平安建设技防体系，不断提升应急治理的精准、精细、精致水平。
文化之于一个城市，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提升的是城市的影响力，最终会转化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文化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公共属性与市场属性，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引领示范带动城市发展、支撑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强大作用。
（一）生活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之于城市生活品质的价值，既表现为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也表现为高端化的文化消费满足。特别是随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应以文化供给侧改革为着力点增加文化供给、引导文化需求、培育文化消费与文化体验，以此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二）价值观与精神认同。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符号，是城市的基因、灵魂和特质所在。作为重要的软实力，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文化建设必然要坚守好价值取向的底线，要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贯穿始终。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强化实践养成，加强宣传引导，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城市的历史传统、经济水平、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不同，决定了城市精神不可能简单复制。培育城市精神，要结合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量身定制，要深入研究解读城市的文化内核，使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城市文化传统、本地群众的心理情感结合，使之接地气并落地生根。以城市精神的培育推动城市文化特质更加凸显、精神品格更加鲜明、人文内涵更加厚实、战略优势更加突出，让文化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三）全球影响力。 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城市品牌是城市竞争力的制高点。文化品牌作为一个城市最闪亮、最有魅力的金字招牌，是城市形象的直观展现和向外传递城市形象的重要支撑点。特别是在我国不断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下，提升城市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必须着眼世界、面向全球，通过打造活动品牌、搭建交流平台、拓展传播渠道，把城市文化品牌的推广宣传作为展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文化交流合作，提高文化的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