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1世纪头20年，中国城市化以波澜壮阔之势迅猛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者、见证者和研究者，有三大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城市发展的演进机制和基本规律是什么；第二，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什么；第三，后发地区城市崛起的动力是什么。这三大问题，也是我创办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年来不断追寻与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

应该说，中国城市化的演进是从竞争机制开始的。城市竞争催生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比资源、比增长，到20世纪末比空间、比环境，再到21世纪比人文、比数据，一浪高过一浪的比较优势变成城市的竞争资本。城市因竞争而兴，也因竞争而“病”。21世纪的中国城市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造城运动史。从城市化到“城市病”，这几乎变成所有城市的一种经历。当我们看到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甚至乌烟瘴气的时候，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些城市的“初心”。人口无序膨胀、资源能源紧张、交通严重拥堵、生态环境恶化、突发事件频发，所谓“现代化”式的城市开发，使我们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也无法传承这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失去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城市，失去自然和人性的空间，城市变成“水泥森林”，生活变成“生气”，人们不得不从享受变成“忍受”。

什么样的城市是最好的城市，这是《城市的觉醒》一书开篇提出的重要命题，也是我们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由此可见，生活是城市的本质，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唯一标准。为了生活，也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必须反思，城市必须觉醒。回归初心，方显城市本色。

二

必须肯定，中国城市化是以大城市群为主导不断集聚和辐射的必然产物。这既是城市发展的演进机制，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大城市群，不是一群城市的简单组合，而是以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为龙头，带动大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的城市区域体系。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演进的，并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这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具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也是《城市的战略》一书专题论述的重要缘由。与长三角、粤港澳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京津冀是一个“发达的中心城市”和“落后的圈内腹地”并存共生的特殊格局。这种特殊格局，既有地缘根源，也受体制影响，既成为首善之难，也带来协同之惑。从发达的中心城市看，必须治理“大城市病”，以“一核两翼”的城市新骨架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从落后的圈内腹地看，必须破解京津冀三地城乡分割、城际分割、城域分割三大难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从未来的发展格局看，超前谋划和推动构建环渤海大湾区，进一步拓展京津冀的疏解战略和湾区经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带动河北、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沿海城市发展，打造东北振兴新引擎，并与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区域发展新格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大战略支撑。

三

最让我欣慰的是，在贵州和贵阳，我见证了后发地区城市崛起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奥秘就是贵州和贵阳的大数据发展战略。人们不禁会问：大数据为什么会选择贵州和贵阳？大数据在贵州和贵阳为什么能够成功？大数据究竟给贵州和贵阳带来什么？这些问题，正是《城市的智慧》一书要回答的。

回顾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选择，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的发展新路，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后发赶超的文化品牌。必须肯定的是，贵州和贵阳不仅成为中国大数据发展的战略策源地，而且成为引领全球大数据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这个战略策源地和重要风向标的显著标志，就是贵州和贵阳以大数据理论创新引领规则创新、标准创新和实践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研究推出的《块数据》《数权法》《主权区块链》“数字文明三部曲”和研究编纂出版的全球首部多语种大数据标准术语体系《数典》，不仅助力中国数谷贵阳走向世界，也是中国乃至全球大数据发展理论创新和标准创新的重要里程碑。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中国的城市化仍在开放和复杂的巨系统中不断前行。如果说，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快速成长期，那么，今后的30年则应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理性成熟期。这种理性和成熟，核心是回归城市初心，重塑城市价值。这正是我倡导的“新城市主义”。

是为序。

202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