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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重要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标志就是城市化率超过50%，确切地说是达到51.3%，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交通、资源、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变化，又引发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这三大革命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未来10年，将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两个关键表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快速城市化至少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三大挑战。
如果按照前10年城市化率平均增长速度计算，未来10年，中国城市化率至少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城市圈的推动作用逐步强化，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1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同时，城市人口快速无序膨胀，带来交通、住房、资源、能源、环境、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巨大压力。从中国大中城市的现实看，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这些“大城市病”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突破50%，但基础设施城市化才刚刚开始。从城市体系看，第一级，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需要与国际化接轨；第二级，以30个省会级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与现代化接轨；第三级，以300个左右地级城市为核心的中等城市需要与城市化接轨；第四级，以3000个左右县（重点镇）为核心的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远远没有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仍有巨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加快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从实践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强度、融资难度与可利用资源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究竟有多少城市资源可用来偿还投资负债、如何确定负债的极限，成为困扰政府的难题。对一个城市而言，可利用资源的发掘及对其容量的判断，寻找新资源包括无形资源，盘活老资源，通过竞争定价实现资源置换最大化，对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当然，创新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选择融资模式，完善融资体系，也是不能忽视的。
必须强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高成本时代。起码有10种成本，比如土地成本、拆迁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资源成本、环保成本、融资成本、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双重成本、税赋成本、安全成本、交易成本，成为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破坏了传统城市的“超稳定结构”，全球化带来城市要素的快速流动，使城市结构变得脆弱以致风险不断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安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危机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态势；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天灾人祸组合而成的新的“灾害链”成为现代城市安全的主要威胁；三是突发性灾害事件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四是危机事件的国际化程度加大。
对城市基础设施来讲，巨大的投资吸引力和脆弱的基础设施承载力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薄弱，地下管网设备老化，投资分散、功能单一、安全欠账多，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环境、生态安全功能脆弱，水、电、气、通信服务设施的安全保障还不够充分，新城市灾害的防灾能力滞后。
更为突出的是，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重预案、轻预警现象还比较普遍。城市应急机制建设还存在信息集成难、资源整合难、应急联动难、条块结合难的问题，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多头指挥、政出多门等问题还很突出。应对突发性危机，建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本文系作者2012年4月16日在“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执行局会议暨亚洲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