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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头等大事。这件大事，最重要的着力点就是正确评估社会风险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关精神，我们组织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课题研究，并提出了初步建议。围绕这个课题，我讲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应当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尤其是以下五种不稳定风险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一是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增加趋势；四是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五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的态势，突发性事件和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聚集效应和放大效应明显。加之我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多，预警机制不够健全甚至有很多领域出现空白，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一点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研究表明，以下九类纠纷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且很可能转化成社会风险：一是征地纠纷，二是拆迁纠纷，三是物业纠纷，四是改制纠纷，五是医患纠纷，六是劳资纠纷，七是污染纠纷，八是借贷纠纷，九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纠纷。以民间借贷为例，2011年3月至5月，两个月内温州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平均每天借贷纠纷金额达1000万元。而这种现象绝不只发生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险，很值得我们研究与警惕。
必须强调，我们对这九类纠纷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一种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折射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复杂、更为深层的根源问题。当前，“五全两信”问题正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导火索”，而政府失去公信，社会失去诚信又成为隐藏在这些“导火索”背后的“炸药包”。这一点我们务必高度重视。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坚持这两条。要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就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放在社会管理的首要位置，作为社会管理的前置条件，并且依法纳入科学决策的程序之中，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之中。我们认为，重点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三大领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发展的速度、政策的尺度、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在重大项目实施中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重大政策制定中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重大改革推进中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是着力构建“四位一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围绕程序、政策、方案、诉求四个方面，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以程序评估为基础进行合法性评估，以政策评估为主体进行合理性评估，以方案评估为重点进行可行性评估，以诉求评估为核心进行可控性评估。评估的关键是知情，诉求的本质是利益。
三是建立健全五种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第一是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第二是合法的利益协调机制；第三是有效的民意诉求机制；第四是健全的制度保障机制；第五是敏捷的安全预警机制。建立健全五种机制的关键是构建一个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让穷人与富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并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通过健全机制，让“民意”可以与政府有效对接，让“民怨”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通过利益调整，让有钱人有事干，让没钱人不闹事，让富人过得好，让穷人过得去。通过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这才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重要的着力点。
（本文系作者2011年9月15日在“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