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数据为什么选择贵州和贵阳
两年前，听说贵州和贵阳要搞大数据，很多人摇头；一年前，听说贵州和贵阳在搞大数据，很多人质疑；2016年或现在，听说贵州和贵阳搞成了大数据，很多人好奇。这些很多人中间，有北京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的，也有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高层领导，也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还包括很多普通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贵州和贵阳搞大数据会摇头、会质疑、会好奇呢？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工作。他在北京·贵阳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听取贵州和贵阳主要领导汇报后说了两句话：“我听懂了，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这么干下去，十分有希望。”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呢？我们从贵州省委主要领导的讲话中找出了一些答案。
第一，贵州发展大数据具有先天优势。什么叫先天优势？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叫“天赐+良机”。所谓天赐，是指贵州发展大数据具有天然的气候优势和独特的资源优势。清新的空气、凉爽的天气、充沛的降水和充足的电力，再加之稳定的地质结构，无地震、无风灾、无旱涝为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特别是建设数据中心确立了难得的比较优势。所谓良机，是指贵州在坚守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抢先布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世界潮流，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贵安新区等标志性事件中敏锐把握先机，从零开始，无中生有，开启了大数据创新发展之旅。
第二，贵州发展大数据具有先发优势。什么叫先发优势？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叫“笨鸟+先飞”。所谓笨鸟，是指贵州还是中国西部相对欠发达、欠开发、欠开放的地区之一，既缺乏创新的资源，也缺乏创新的人才。只有积极探索，边学边干，变后发为先发，才可能打响过去只能在先进省份和发达地区发展大数据的新时期的“突围战”。
第三，贵州发展大数据具有先行优势。什么叫先行优势？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叫“领跑+群跑”，即政府领跑加社会群跑。所谓政府领跑，是指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把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上升为战略决策，并升格为国家战略，成为先行先试中的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所谓社会群跑，是指一批有竞争力、影响力的领军型大数据企业不断在贵州和贵阳诞生，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个又一个大数据创新成果被广泛应用，一个又一个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贵州和贵阳持续出现。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把贵州和贵阳变成大数据战略策源地、技术标准输出地、新兴产业发源地和模式创新涌现地，成为创新思想碰撞地、高端要素汇聚地和创新试验容错地。
第四，更重要的是，贵州发展大数据具有先干优势。无论是先天、先发还是先行，核心都是先干。先干才是贵州发展大数据真正的优势。什么是先干优势？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叫“想干、敢干加会干”。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的地方资源比贵州多，条件比贵州好，能力比贵州强，发展比贵州快，但发展大数据却比贵州慢，甚至还比贵州差。差在哪里？差在“干”字上。有的领导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面对大数据，不愿想问题，不敢担风险，不会抓机遇，甚至在新事物、新机遇面前成为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和软弱者。而贵州和贵阳则敢于站在大数据发展的风口上，抢占大数据发展的理论创新制高点、实践创新制高点和规则创新制高点。大数据是先机、是蓝海，发展大数据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有学中干，干中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才能赢得先机，才能抢占蓝海。用陈刚书记的话说，就是“一想二干三成功，一等二看三落空”。
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数博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引起全球关注。他在数博会开幕式上说，在贵州、贵阳这样的西部落后地方，正在挖掘“钻石矿”、成长“智慧树”，让大数据从“无”生了“有”。作为中国过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贵州却在大数据产业领域走在了前面。李克强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把贵州发展大数据比喻成正在挖掘“钻石矿”、成长“智慧树”呢？在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开幕之际，李克强总理发来贺电指出，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结合，正在迅速并将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互联网+”将对提升产业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发挥关键作用。从大数据领域看，其主要彰显出在商用、政用和民用领域的创新价值。
第一，大数据的商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的全产业链上，核心是以大数据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就是，大数据能不能加速发展、推动转型，关键就在于产业能不能迅速集聚，能不能引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能不能迅速迸发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围绕大数据发展的三个业态，培育数据存储、云计算、数据加工与分析、数据流通与交易、大数据安全等核心业态，发展呼叫中心与服务外包、电子信息关键部件、智能终端产品制造等关键业态，推进电子商务、大数据金融、智能制造等衍生业态发展，加快打造大数据全产业链。
第二，大数据的政用价值主要在大数据的全治理链上，核心是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就是，围绕“问题在哪里、数据在哪里、办法在哪里”三个问题，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四部曲”，通过数据整合和运用，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比如通过建设大数据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实现政府宏观决策科学化；通过全面推开“数据铁笼”工程和“党建红云”工程，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制度化和党务政务治理精准化；通过推进“大数据+政务”，打造全覆盖、全联通、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五全”服务模式，实现政府服务便利化。
第三，大数据的民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的全服务链上，核心是以大数据提升民生服务水平。用陈刚书记的解释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老百姓工作更方便，生活更美好。比如大数据精准投资、社会和云、数据惠民等，围绕更好地解决民生“痛点”“堵点”“难点”，推动大数据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相融合，着力解决普惠性民生问题。
2016年2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批准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早在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就明确提出“推进贵州等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区域性大数据基础设施的整合和数据资源的汇聚应用”。为什么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会花落贵州呢？
马凯副总理在2016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贵州省委、省政府有远见、见事早、行动快、工作实，大力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贵州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过程中，走在了全国前列，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马凯副总理这样评价贵州：“工作思路清晰，发展路子对头，党员干部精神状态好，不事声张、悄然崛起，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每次到贵州考察，都有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感觉。”马凯副总理还围绕如何抓机遇、抓规划、抓宽带、抓突破、抓应用、抓安全、抓立法、抓人才、抓改革对贵州发展大数据提出九点指示，可见，国家层面对贵州发展大数据的高度肯定和支持力度。
当然，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落户贵州，也是贵州人先行先试的必然结果。从2014年3月到2016年3月，仅仅两年时间，贵州发展大数据在全国取得了“十个率先”的成绩，即率先建立贵阳·贵安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率先建立贵阳国家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开放平台“云上贵州”，率先建立全国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率先建立全国第一个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率先在全国全面推进“数据铁笼”工程，率先制定出台全国第一部大数据地方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率先举办全球首个大数据博览会，率先举办全国大数据商业模式创新大赛和率先举办中国首个痛客大赛等。这些率先充分印证了贵州发展大数据在服务全国战略中的先行示范作用，也为贵州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奠定了良好基础。
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是开展七个方面的先行先试，最终实现“四个一批”的目标。这七个试验是：开展数据资源共享开放试验、数据中心整合利用试验、大数据创新应用试验、大数据产业聚集试验、大数据资源流通试验、大数据国际合作试验和大数据制度创新试验。“四个一批”的目标是：打造一批大数据先进产品，培育一批大数据骨干企业，建设一批大数据众创空间，培育一批大数据产业人才。
这是一个事关贵州转型发展和后发赶超的重大战略。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战略包括七大试验中最缺乏的是人才支撑，或者说，缺乏大数据产业人才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一点，对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是一个缺憾，也是贵州发展大数据的短板。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补齐这块短板。但是，假如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中，能够让大数据产业人才先行先试，或者给予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更多的特殊政策，比如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在贵州设立大数据学院，可以预见，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和大数据人才结构优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那时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才是真正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实事求是地讲，上述分析确实是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的有利条件和重要因素。但必须指出，这些条件和因素从全国范围看并不具有唯一性，或者说，贵州和贵阳具有的这些条件和因素，别的地区和城市也有，甚至还优于贵州和贵阳。那么，大数据为什么恰恰产生在贵州和贵阳呢？在这里，我想分析其更加深层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个条件是其他地区和城市无法比拟的。
第一，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是一种战略部署。任何行动一旦上升为战略，它必将起到引领全局、覆盖全面、贯彻始终的强大作用。从贵州省层面讲，“十三五”期间，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大扶贫，一件是大数据。从贵阳市层面讲，“十三五”期间，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只有一件事，就是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并明确到2020年贵阳基本建成块数据城市。如此明确之战略定位和如此强大之战略定力，是别人无法效仿的。更重要的是，在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这个重大决策上，省委主要决策者和市委主要决策者战略上的高度认知、政治上的高度契合、步调上的高度一致，也是别的省、别的地区、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
第二，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是京筑创新驱动区域合作的重大创新和重要成果。从本质上，发展大数据要靠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资源和创新的人才。而这些，恰恰是贵州和贵阳所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摇头、质疑和好奇的主要原因。但是，贵州和贵阳并没有因此畏难退缩和停滞不前，而是迎难而上和知难而进。贵州和贵阳的决策者们以“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前瞻思维和战略眼光，引“京”入“黔”补齐短板。2013年10月，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落户贵州。
2014年1月，贵州大学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揭牌。2014年3月，贵州大数据招商引智会在北京启幕。2014年6月，北京·贵阳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建成开馆，等等。这些举措一次又一次把北京先进的发展理念、超前的发展思路、创新的发展资源招商引智到贵州和贵阳来，而贵州和贵阳通过京筑合作也一次又一次接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礼。必须强调的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决策者及其诸多部门对贵州和贵阳的支持是真诚的、无私的和持续的，这凸显出北京的战略眼光和博大胸襟，蕴含着首都的政治智慧、政治境界、政治品格和政治担当。如果很多人过去总把贵州和贵阳与西部的贫穷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认为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不可能、不靠谱、不现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把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与北京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解答许多人的疑惑了。再强调一次，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的成功，不仅是贵州和贵阳的成功，也是北京的成功。从更深意义上讲，是中国的成功！
第三，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城市的觉醒。发展是有阶段性和周期性的。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前30年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话，那么，后30年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和贵阳的后发赶超也是必然。关键在于，在后30年发展的起跑线上，贵州人和贵阳人把握了先机，勇于并敢于站在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交叉融合的引爆点上。这种“勇”和“敢”是一种觉醒，一种文化的觉醒，本质上是文化自信。500多年前，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曾在贵阳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而今天，贵州人和贵阳人把“知行合一”践行于大数据发展的生动实践中。这种践行是贵州的觉醒、贵阳的觉醒。这才是贵州和贵阳发展大数据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7月22日在贵阳市大数据人才“一选一”专题培训班上的演讲要点整理而成，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