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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的5月17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4亿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抉择：以“生命至上”凝聚万众一心，以举国之力对决重大疫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经历顽强奋斗和巨大牺牲，中国有效遏制了病毒传播，为全球战“疫”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向世界宣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保卫战、总体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最好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5月22日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会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这次“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为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定了调，强调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并在之前考察湖北时指出，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特别是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的89处中补充了“增加扶贫投入”的内容。
“两会”发出中国脱贫攻坚最强音，再次让世界深刻感知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这是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全球减贫史上的重要篇章，将对全球减贫事业产生重要激励作用。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消灭绝对贫困的国家，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的减贫贡献具有全球意义。
稳定经济基本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气，也是中国抵抗逆全球化趋向的“筹码”，既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所有主体。
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是“六稳”“六保”。“六稳”“六保”的关键是保就业。保就业的关键是保中小微企业。
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概括为七个不利因素：一是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二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四是国际交往受限；五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六是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七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个研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当前形势概括为十个基本判断：一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三是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四是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五是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六是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七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八是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九是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十是政府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较突出，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一些领域腐败问题多发。
高层对形势的研判，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经济发展对外部环境显著依赖正成为中国的薄弱之处。
“两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布新局的基本导向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两新一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
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5G技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
未来世界财富的增长取决于数字经济。换句话说，数字经济决定财富增长。数据成为无限增长的战略资源，数据成为财富的第一来源。增长的关键在于运用数据的技术能力。而5G作为一种综合性技术恰恰是数据增长的核心。目前，华为的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领先于美国。这就是美国为何全力围剿华为的原因。中美竞争，表面上是贸易竞争，实际上是技术竞争。
以5G为核心的战略竞争，正在影响和改变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以及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改革的领导力大小将决定未来国家走向强大还是衰落。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本质是领导力的竞争。
人类文明最根本的驱动力是信息的存储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人类社会过去30年来这三大能力提升了100万倍，未来10年这三大能力有望再提升100万倍，真正标志人类迈向信息文明、数字文明时代。
人类文明也面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制约信息存储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快速提升的通道，也就是从有线到无线的移动通信技术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其中最根本的就是5G，核心是芯片。
5G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至少有以下方面：高速度、泛在网、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重构安全体系。本质是极大地提升人类信息的存储能力、传输能力和计算能力，推动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文明。
区块链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场改变未来世界的治理革命。未来有两种力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一是数字货币，二是数字身份。在数字货币和数字身份推动下形成的块数据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在公正算法控制下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组织模式，称为分权共治组织。这个组织通过三大核心技术，即超级账本技术、智能合约技术和跨链技术建立起一套可信且不可篡改的共识和共治机制。这套机制通过编程和代码把时间、空间、瞬间多维叠加所形成的数据流加以固化，形成可记录、可追溯、可确权、可定价、可交易、可监管的技术约束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块链。
当数字货币、数字身份遇到区块链并与之珠联璧合时，就标志着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网络就是我们的计算机。区块链借助于网络与终端，将重构国家、政府、市场、公民的共治格局。一个多元共治时代呼之欲出。
区块链的真正意义，是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转化为人对数的依赖。数据成为区块链的逻辑起点。数据价值最大化成为终极目标。数据权、共享权、数据主权成为核心问题。既要数尽其用，又要保护数权，就必然要求建构一个以数权为基点的权利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我们称为数权制度。基于这个数权制度建构一套调整数据权属、数据权利、数据利用和数据保护的法律规范，就形成数权法。当数权法与区块链走到一起时，区块链就从技术之治走向制度之治。这种基于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的区块链，称为主权区块链。主权区块链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数字货币、数字身份在主权区块链框架下，将更加有序、更加稳定和更加安全。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或者说，这种冲突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带给我们的深刻思考和重要启示是，人类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未来。我们的研究表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根本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出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重构数字文明新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近年来致力于数字文明新秩序的理论研究，先后推出块数据、数权法、主权区块链三大理论成果，我们称为“数字文明三部曲”。这个“三部曲”的核心观点就是重构数字文明新秩序的三大支柱。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块数据、数权法、主权区块链着力解决数字文明新秩序中的三大核心问题，成为推进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的基石。块数据解决的是融合问题。只要万物被数据化，融合就成为可能。这就是“数化万物，智在融合”的重大意义。数权法解决的是共享问题。数权法的本质是共享权，而共享权是基于利他主义文化的制度建构。主权区块链解决的是科技向善问题，也就是科技的灵魂是什么。这里的“善”就是阳明心学所倡导的“良知”。如果从理论上确立了融合、共享、良知三大价值取向，人类走向数字文明的文化障碍就得到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行稳致远。
“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金句让内需成为2020年“两会”的焦点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浮出水面。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是从出口依赖的外向型经济起步。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市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工业体系。这种“两头在外”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产业发展速度快、培育周期短、很多产业直接从境外转移进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的积累和提升。
但是，这种“抄近道”的外向型经济有明显的缺陷和短板，核心是国内提供的庞大产能与国内需求不匹配，导致内需体系失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向内需市场转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提升，或者说是中国内需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正确理解“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促”非常重要。
逆全球化与去中国化交织之下，未来全球经济很可能是两个群，两条轨道，两套规则，两套体系。美国建一个群，由美墨加扩充到美日、美欧，实现自由贸易，同时各方签署排除与中方合作的毒丸协议。中央提出“做好较长时间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个较长时间是多久？有可能是5年，也有可能是10年、20年。因此，未来的全球化将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版本。
中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1年中国入世，经过十年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WTO依托于二战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和运行规则，中国搭了这个便车，也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分享了全球化的巨大红利。
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是一个黄金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原来的那种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后发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失败成本，没有探索成本，别人已经付出过了，后来者只需模仿即可，也叫模仿式创新。后发优势还有就是所谓的“市场换技术”，中国的汽车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当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时，任正非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到无人区了，谁模仿谁？只有靠自己了。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渐减弱，如果继续要从全球化当中获益，必须另谋出路。中国大规模的粗放式的全球化阶段已经结束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必须要有所改变。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必须修正。要把内需和出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投资和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拉动到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动能转换。
关于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必须着力以下三个阶段的分类施策：第一阶段，从“0到1”的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第二阶段，从“1到100”的技术转化创新，包括小试、中试及产品开发；第三阶段，从“100到100万”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程。
衡量创新驱动的主要标志：社会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贡献率、人力资源结构比率。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
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表 相关概念注释
“塔西佗陷阱”是权力任性的必然产物。对公权力执掌者而言，无论是乱作为、慢作为或不作为，都将为“塔西佗陷阱”埋下祸根。即使公权力运用得不慎重、不理性或者对运用公权力的结果缺乏预见性，也会对公权力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关于治理的争论，长期由西方的民主理念所主导，即如何选择政府。但现在关注的焦点日益集中在政府的治理能力上。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影响政治认同和政府公信力。
良好的政府公信力与高度的政治认同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治认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政府公信力处于良好状态，也就表明社会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法律权威能得到普遍性尊重，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较高，管理的成本也随之降低。
从长周期看，我国对疫情影响的研判是，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严重衰退”。无论是深度衰退还是严重衰退，疫情的全球蔓延及其不确定性，至少要求我们在经济领域回答五个问题：一是经济会不会大衰退；二是贸易会不会大萎缩；三是金融会不会大动荡；四是产业会不会大停摆；五是债务会不会大危机。除此之外，对于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所谓“全球化终极论”“中国脱钩论”“外企撤资论”“甩锅追责论”“战争论”等，我们也应做出正确回应。“两会”期间，有关机构正在做一项“全球数字技术发展大势”的调研，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研判疫情之下哪些因素可能导致中美贸易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这都不是空穴来风，是我们稳住经济基本盘必须要正视的国际环境。
从现实看，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致命的。从北京、上海不完全调研看，可以概括为“六慌六难”，首先是“慌”，然后才是“难”。
第一，现金慌、融资难。“慌”的是金融机构停贷、压贷、断贷、抽贷、限贷，这对本来就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是“釜底抽薪”。“难”的是中小微企业贷款缺抵押、缺担保、缺信息记录、缺贷款历史、缺未来现金流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把资金贷给这样的中小微企业吗？因此，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首先是解决金融机构“不愿贷、不想贷、不敢贷”的问题。
第二，用工慌、招工难。受疫情影响，劳动力出不来、不出来。特别是临时工、短期工、农民工招人用工难度更大。即使招到了，因疫情防控需要也会大幅提高用工成本。
第三，原料慌、供给难。上下游供应链尚未恢复，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复工复产易，复商复市难。
第四，服务慌、流通难。中小微企业的技术、营销、广告等外围服务缺少，航空、铁路运输受限，某些省区人员流动往来受阻。
第五，需求慌、市场难。即使复工复产，有的企业也无活可干。没有订单，或对现有订单或后续订单影响很大。客源流失，市场开拓困难。很多写字楼人去楼空，提前退租、违约退租现象严重。
第六，收入慌、就业难。降薪、裁员成为中小微企业常态。收入骤减必然降低消费意愿，导致内需低靡，不充分就业问题凸显。
中小微企业“六慌六难”的困境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基本盘并不稳固，社会正常秩序尚未恢复，经济复苏预期值得期待。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在于保住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能不能保得住，关键要看三个标志：一是社会就业是否充分；二是流通秩序是否恢复正常；三是重大活动是否如期举办。这是判断中国经济基本盘稳定的重要环境。
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还必须着力做好以下三件事。
一是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关键要让企业有事可干、有钱可赚。不要过分强调复工率，也不要自上而下层层加码，下指标，乱考核。复工率对企业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二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不能靠喊口号。减税、降费、补贴、稳岗政策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要让真正有困难和需要帮助的企业获得政策支持，让企业有获得感。如果应该帮助的企业没有得到政策支持，而不需要支持的企业反而得到了政策，那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或者导致政策偏差。更重要的是，好政策还要落地落实，不要让“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成为一句空话。
三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在“更好”两个字上下功夫。要利用疫情化危为机，既要促使企业转型升级，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实现优胜劣汰。要让该“死”的、想“死”的企业快点“死”，让能“活”的、想“活”的企业“活”下来。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8月22日在陕西正衡集团2020战略反思会上的发言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