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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首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和形象，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首要窗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六次视察北京、九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对首都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系统阐述了关系首都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时代之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脉络，可以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首都工作的重点与方向，为认识首都、建设首都、发展首都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未来的、全球的视角。
2014年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指出，“北京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一定要有担当精神，勇于开拓，把北京的事情办好，努力为全国起到表率作用”。也是在这次调研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发展的北京又面临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包括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也包括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来发生的长时间、大面积雾霾，不但损害了市民健康，也损害了中国形象、首都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已经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要把难题都留给后人”。以此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的重要讲话为标志，首都北京进入了治理“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阶段。
从表面看，北京的问题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破解这一问题，需要跳出北京看北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本的出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如果仍是抱着老目标、守着老机制、继续走老路，不断招商引资、不断扩充城市功能，就挡不住人员纷至沓来、房价持续上涨，交通也会越来越堵，水资源会更加短缺。同时，北京对周边地区人才、资源的“虹吸效应”会越来越大，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压力会更大。而且要看到，如果其他省会城市或特大城市都按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也会患上“城市病”。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恐怕要做些外科手术，适度疏解北京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一些企业也不要都集中在北京办了。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不仅增量上光堵不疏不行，而且疏也是解决存量问题的一种方式”。
2014年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方式，把北京“城市病”治理“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时强调，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形成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新的“两翼”，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此后，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断推进，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创造了条件。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城市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以此为标志，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治理“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是要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空间结构、人口结构等，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
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北京要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一是空间上，向生态优先转变，用生态约束力倒逼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二是动力上，向创新驱动转变，坚持和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功能，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打造国家创新平台，在服务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作用；三是内涵上，向文化引领转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古都文化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作用，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其规划。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两项重要任务，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首善标准，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努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针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201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这在我国城市规划审批中极为少见，体现了中央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视程度，也进一步凸显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围绕规划的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就是说，规划不仅强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更强调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真正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真正让规划引领下的首都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风向标、示范区和成果展。
作为首都，北京要履行好“四个服务”基本职责，包括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要把落实“四个中心”功能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把政治中心安全保障放在突出位置，确保中央政务环境安全优良。要抓实抓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前瞻性地谋划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适应重大国事活动常态化，健全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长效机制。要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高精尖产业发展上形成突破，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四个服务”基本职责寓于“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的落实之中，“四个中心”战略定位推动“四个服务”基本职责的践行。
归根结底，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与发展，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以“都”的功能谋划“城”的发展，同时通过“城”的更高水平发展保障“都”的功能。把握好“都”与“城”的关系，关键是要把握好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是首都的共性功能，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首都的叠加功能。北京的城市功能还体现在其应该具备支撑城市运行的一般性功能，包括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北京具有复合的城市功能，但功能复合并不代表功能集中，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实现适度分离、均衡配置。
其次是国家首都与国际城市。北京具有双重的城市性质。国家首都是北京的城市性质，国际城市是北京的发展方向。国家首都与国际城市都要求北京要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全球控制力、影响力与话语权。
最后是首都圈与城市群。传统的单中心“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如何发挥首都的核心作用，带动区域发展，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也是北京要处理好的都与城的关系。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是要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统筹把握好“三个之都”的内在关系。
“三个之都”的目标是建设人民满意的首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统筹推动“三个之都”建设，就必须以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综合治理“城市病”，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三个之都”的方向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首都。关键是要在以减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破题。要探索“减量发展”模式，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切实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调整，从根本上结束“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摊大饼”模式。更要着眼高质量发展，聚焦“高精尖”经济结构，在转变动力、创新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努力打造发展新高地。
“三个之都”的使命是建设代表国家形象、展示国家实力的首都。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展现大国首都形象是首都建设的使命和价值。为此要把首都建设成为拥有优质政务保障能力和国际交往环境的大国首都、更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首都、能够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大国首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要全力做好每项筹办工作。
中国崛起的真正标志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确立国际话语权。面向2050年，谋划首都的发展，要对标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和积极构建更加有效的首都治理体系的总体要求，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019年1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京津冀三省市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更加讲究方式方法，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稳妥有序推进实施。
中心城区内部功能重组，首先是老城重组，关键是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62.5平方公里老城进行功能重组和整体保护。重组后的老城，首要的功能是强化中央政务服务，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四个中心”的定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政治中心。第二个功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功能。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指向性，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具有示范和表率作用。这个地区不能再拆、不能再占、不能再建。要加大对长期占用的王府、四合院等的腾退力度，为重大国事活动腾出空间，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政务功能的保障。第三个功能是城市治理功能，即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模式。北京中心城区，特别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集、商业设施密集、历史古迹密集、重要活动密集、国际旅游密集，该怎么治理？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必须建立行政体系高效、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的中央政务区运行体制，进一步提升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在老城功能重组的基础上，适时启动东、西城行政区划调整，形成一个行政区，逐步推进62.5平方公里的老城功能区向合并后的92.5平方公里行政区扩展。在功能优化、条件成熟时，在北京中心城区，包括东、西城和朝、海、丰、石范围内，进行行政区域调整，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的空间结构、核心功能以及管理体制，最终打造一个以中央政务服务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务区。
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本质是辐射，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北京的资源优势、带动腹地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的焦点在亚太地区，亚太的重心在东北亚，东北亚的核心在环渤海地区，环渤海的重心在京津冀。打造我国最具综合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集聚区，推动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加快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意义所在。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面向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从战略布局看，这个目标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以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为标志，形成北京“一核两翼”城市新骨架，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么建设首都”的重大问题，奠定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首都核心地位。目前，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批复实施为标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体系基本形成。特别是2019年1月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城市副中心，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一核两翼”城市新骨架的建设进入新阶段。
第二个层次是随着中国（天津）自贸区和中国（河北）自贸区建设的逐步深化，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实现通航和雄安火车站加快建设。构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推动以京津冀空港、海港、陆港一体化建设为支撑，由北京联合中国（天津）自贸区和中国（河北）自贸区，共同推动中国（京津冀）自由贸易港建设为重大突破口，实现更高层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超前谋划和加快构建环渤海大湾区，并使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加快京津同城化进程。以京津冀城市群带动辽中南、山东半岛等沿海城市发展，打造东北振兴新引擎，进而辐射东北亚，与长三角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大格局。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时指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了全面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首都2050年的五个发展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则和时间表、路线图。围绕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构建更加有效的首都治理体系”“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更好地履行首都职责，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积极构建更加有效的首都治理体系，首要的任务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首都的安全稳定在全国社会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首都稳则全国稳”。安全和稳定是首都的最大政治，也是北京肩负的最重要责任。要建立健全与首都安全稳定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强化社会共治，让政府和社会“两手”发力，有效化解影响首都安全稳定的各种风险，统筹做好首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积极构建更加有效的首都治理体系，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径。要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规律，在深入推进“疏、整、促”中激发治理新动能，在深入推进民生服务中提升治理软实力，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始终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