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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北京的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新常态、京津冀与“高精尖”。这三个词是影响未来北京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大逻辑，京津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大战略，“高精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北京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思路。北京的发展必须在这个大逻辑、大战略和大思路框架下作出前瞻性、重构性的设计和布局。
对于新常态，从中央到各行各业，已经讲得很全面、很透彻了。不管讲了多少，最根本的还是三条：一是如何认识新常态，二是如何适应新常态，三是如何引领新常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的，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研预判，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北京发展也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好，都离不开新常态。
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中”，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新常态的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个特征是工业化中后期。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和必须经历的。工业化的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粗放的、外延扩张式的发展模式；二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我国的工业化也不例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粗放的、外延扩张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新常态下，新路子是什么，是否可以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靠什么走出这条新路子，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第二个特征是中高速经济增长期。这已经形成共识，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必须强调的是，中高速经济增长，不是周期性增长，而是趋势性增长。也就是说，这个增长速度会影响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新动力，需要加速度。
第三个特征是中高端发展水平提升期。高速增长的30年，也是我们处于低端发展水平的30年。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按照“微笑曲线”理论，叫“两头在外”。现在发展速度慢下来了，但质量要上去、效益要上去。这就必须抓住中高速增长这个时机转方式、调结构，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
第四个特征是新型城镇化中期。2014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预计2020年达到60%左右。按照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城镇化率在40%～60%为城市化发展中期，标志着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出现的“大城市病”，跟城市化这个特殊阶段是分不开的。这是趋势，也是挑战。对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来说，这是躲不开、绕不过的难题。
第五个特征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关键期。从理论上讲，“中等收入陷阱”有五个特点：一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二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三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四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五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用这五个特点对照现实，可以肯定，我们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当然还没有掉下去。但如何跨越，这是新常态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而言，未来5～10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新常态是战略问题。这个战略就是中国经济或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需要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适应新常态，必须放在国家重大战略格局、战略布局和战略大局中来考量。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重塑中国经济格局。这种格局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先发达地区、后欠发达地区，先沿海、后内地，先东部、后西部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引发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如何区域合作、协同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或者说，在内陆地区、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如何挖掘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
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是直面现实、承前启后、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是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勾勒中国未来图景的战略主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部工作的根本遵循。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关键是要努力学习运用系统思维及其方法论，把握、调控、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真正让“四个全面”成为新常态下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行动指南。
三是创新驱动和生态文明的战略大局。新常态下靠什么实现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最根本的是，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靠生态文明战略转型。2015年上半年，中央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两个文件明确了发展和生态的“两条底线”，这也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的“两条底线”。
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一个是重要指示，另一个是规划纲要，两者相辅相成。这是调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全面、系统、准确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最重要的是针对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确立什么样的目标，建立什么样的机制，走出什么样的路子，绝对不能再“抱着老目标、守着老机制、继续走老路”。这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也是引领新常态的关键。
第一，关于新目标。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构建面向未来30年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三是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这三个层次的新目标，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新内涵，比如什么是“世界级”、什么是“现代化新型”、什么是“国际一流”，这需要我们有新认识、新理解和新解读。“世界级”的核心是如何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现代化新型”的核心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新路子；“国际一流”的核心是如何优化提升首都“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如果确立了这样的目标，那么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就必须改变，就不能再走“一手抓疏解，一手抓增长”的传统老路。
第二，关于新机制。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关联，北京发展离不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对接北京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真正实现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必须从定位、疏解、协同上作出前瞻性、重构性设计。如果是浅层次的合作，甚至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合作，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必须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予以指导引领、推动合作。针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从“搬哪些、往哪搬、谁来搬、怎么搬”到“搬走以后怎么办”，必须基于一系列体制机制来统筹。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新体制、新机制探索和建立的过程。
第三，关于新路子。路径选择决定目标的实现程度。目标选对了但路径选错了，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无论是北京发展，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必须摒弃传统粗放的、外延扩张式的老路子，而是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这就必须靠生态转型、文化引领和创新驱动。
北京的“城市病”等问题从表面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必须坚持和强化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调整和弱化不适宜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最根本的出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理解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核心的三个关键词：一是定位，二是疏解，三是协同。
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和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这个定位从长远的目标看，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有利于优化首都核心功能，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有利于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有利于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决定首都核心功能，也直接影响天津、河北的功能定位。必须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真正体现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肩负的责任。
第一，政治中心的功能。除了把“四个服务”搞好，还有“两件事”必须搞好。一是安全稳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二是金融。国家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是政治中心的重要支撑，是政治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问题一定要基于政治中心的高度和地位去认识，要不然就会迷失方向。
第二，文化中心的功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发展必须双轮驱动。中关村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于文化创新，北京是否也应该有示范区？建成“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既符合双轮驱动要求，也符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这也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这个示范区对北京来说是唯一的、排他的。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能对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起到支撑、引领和示范作用，成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抓手。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一是文化开放政策，二是文化与科技融合政策。文化涉及数据开放、信息传播及其先进技术，这都需要政策创新。一旦指导性政策落地，在全国就具有引领带动作用。从目前看，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基础和条件已具备，一是CBD—定福庄文化传媒走廊先行先试，并获批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综合试验区”；二是东、西城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合并以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得以进一步加强；三是中轴线成为古都文化、首都文化的重要窗口。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三，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提升国际影响力。概括起来，就是整合全国、影响世界。要形成世界级经济总部集聚区，成为全国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要全面提升首都服务国际交往的软、硬件水平，吸引更多国际组织总部落户北京。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加快推进服务标准、市场规则、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与国际接轨。
第四，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现在对科技创新中心有以下误解：一是认为科技创新中心就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二是跟上海比，甚至跟着上海跑。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是首都的核心功能。既不能简单地把它当成目标，也不能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替代，它与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也是不同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者，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属于整个北京。对科技创新中心的认识，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要把科技创新中心放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去认识、去建设、去发挥作用，要掌握科技创新的国际话语权；二是要打造国家创新平台，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三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以协同创新推动协同发展。
城市是由功能构成的，功能取决于结构，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什么样的功能。疏解功能的本质是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关键是转变方式。紧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机遇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推动城市内部功能重组。
第一，疏功能，就是调整、转移和外迁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非首都功能。非首都功能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首都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也就是说，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以外的非紧密性、非支撑性功能；二是引发北京“大城市病”的直接功能，比如由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失衡衍生的产业功能、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以及行政功能；三是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虹吸效应”的其他功能。
第二，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优化五个方面的结构。
一是空间结构。北京空间结构与交通结构是导致“大城市病”的根源。北京的空间结构要更多地予以前瞻性、导向性思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京津冀层面来看，最大的问题是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除了特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没有中等城市，没有功能性的小城镇。谈疏解，往哪疏解？根本没有地方具备承接条件。同时交通功能方面，轨道交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网络，没有发挥轨道交通应有的功能；市郊快铁、一小时交通圈没有形成，人既“出不去”也“进不来”。
空间结构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疏解中央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必须规划建设有相当规模、与疏解地发展环境相当的集中承载地，疏解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加快向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转移。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问题。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承载、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特别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等高效便捷轨道交通因素，比较适合建设城市副中心的有：通州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有基础、有条件，时机也比较成熟；以新机场临空经济区为核心打造一个包括北京大兴、河北廊坊、天津武清在内的2000多平方公里的“京畿新区”，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研究院所集中承载地，也可以建设“国家医疗服务区”；在河北保定市平原地区（大概在高碑店区域）规划一个2000平方公里左右的新区，或者“京保新区”，作为中央行政及企事业单位的承载平台。
空间结构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现在，一方面是城六区人口密度过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聚；另一方面是北京郊区小城镇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因此，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出不去”，也“没有地方去”。在北京周边环京津冀或者环首都国家公园周边，考虑规划建设一批功能性小城镇，特别是在沿京沪、京广、京九、京承、京张、京秦等方向重点铁路通道，建设一批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集中、规模适度、专业化发展的“微中心”，这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二是人口结构。现在觉得人口多，但说不定到3000万时却变好了。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好，不只是降低人口密度，而是必须调整人口结构，使人口之都转变为人才之都，这才是关键。北京的活力在于人。香港也在控制人口，其中一项政策是，常住人口就业收入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香港最低工资标准据说折合人民币每月15000元左右。如果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5000元，很多人就走了。现在的政策失灵是因为有巨大的就业机会，有巨大的利益。同时，人口的分布不合理。中心城区人口过密，为什么不能到小城镇呢？北京的小城镇公共设施不配套，也没有产业吸纳劳动力，公共服务跟不上，根本谈不上宜居宜业。老城区重在疏解功能，小城镇重在完善功能。
三是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高精尖”。什么叫高精尖？从本质上讲就是“四少一高”，即用水少、用电少、用人少、用地少，附加值高。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北京的产业，自然知道哪些产业应该就地淘汰，哪些产业应该迁出城六区，哪些产业应该迁出北京市，哪些产业还应该强化。
四是社会结构，核心是公共服务结构，尤其是医疗、教育结构。疏解的关键不仅是疏功能，还在于调结构、转方式。有的功能必须集中疏解，不能小打小闹，要在结构上动“大手术”。比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动批”）的问题，动批可不可以疏解？可以，但不是这个办法。动批的疏解一定要结合动物园的搬迁、市委党校的搬迁、北京北站的搬迁和西直门立交桥的改造整体规划，而且要规划好疏解以后干什么？如果把北站迁出、把动物园迁出，并在原址建设一个城市中央公园，就会是另一番景象。疏解功能很重要，关键是看怎么疏。北京并不是没有疏解过功能，首钢都迁出了，结果怎么样呢？
五是生态结构，关键是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大，本质上是结构失衡的结果。雾霾的根源还是结构失衡。地下水严重超采、水体污染、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等都和结构有关。如果不从结构调整上下功夫，粗放式、掠夺式扩张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调整生态结构，最重要的是探索建立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三型”社会。
第三，转方式，主要从三个方面转变发展方式。
一是从空间上讲要生态优先。要用“反规划”理论指导城市规划修编，用生态约束力倒逼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的觉醒本质上是文明的转型。疏功能的本质是留出更多的生态空间，调结构的本质是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转方式的本质是改变“先发展、后污染”“边发展、边污染”的传统模式，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是从内涵上讲要文化引领。首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坚持和强化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必须做到“五个方面”的引领：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引领，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都城市精神和先进文化之都三者的有机统一；二是在古都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引领；三是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的引领；四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的引领；五是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引领。
三是从动力上讲要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创新驱动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产业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背景下，更强调模式创新。创新驱动也不仅局限于北京，更不局限于服务北京。首都的创新必须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在服务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着力打造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的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也是推进首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所谓“协同”，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在同一系统内分工和互补；二是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必须制定或遵循统一规制。从这三点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为此，还需从定规则、建机制、破藩篱、聚合力上下功夫。
第一，定规则。这个规则包括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更重要的是推动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落地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京津冀的真正协同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和推动发展，立法引领和法治保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尚方宝剑”。
第二，建机制。这个机制主要是如何正确处理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哪些方面由市场说了算，哪些方面由政府说了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统筹协调、规划引导和政策保障方面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特别是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能不能在协同上取得明显成效，关键看建立什么样的机制，这个机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机制取决于改革。改革的力度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
第三，破藩篱。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难点在于利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难点也在于利益。既得利益和特殊利益群体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最大障碍。破除利益藩篱，既需要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也需要寻找多方主体最大公约数和利益平衡点；既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也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付出必要的代价；既需要迎难而上、攻坚碰硬，也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同需要大智慧，协同也是一种博弈，共赢的博弈最优。
第四，聚合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上下联动、内外协调、多方配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特别是疏解地要有推力，承接地要有拉力，相关部门要有引力，只有形成疏解的合力、协同的合力，京津冀相得益彰发展起来，才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就是要放弃“大而全”，构建“高精尖”。这个“高精尖”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高品质，二是指精品化，三是指尖端性，这是国际一流的重要标准。
高品质就是高品位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检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唯一标准。如果用指标来衡量的话，那就是十二个字，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衣指收入状况，食指消费结构，住指住房条件，行指交通便利，生指教育程度，老指社会保障，病指生命健康，死指人均寿命，安指公共安全，居指人居环境，乐指文化休闲，业指就业机会。这十二个方面构成生活质量的主要内容。那么，什么决定了生活质量呢？我们研究表明，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生活质量。也就是说生活质量是由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的。如果是基于内涵式集约发展方式，那么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成正比。如果是基于外延式粗放扩张方式，那么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成反比。二是政府服务影响生活质量。这十二个方面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政府公共服务做得越好，生活质量就会越高。三是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最终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是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最本质的体现。
精品化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实力。北京城市建设应该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按照世界城市标准定位，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要的功能体系。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相辅相成，建设提供硬环境，管理增强软实力，共同指向完善城市功能。
客观地讲，首都的硬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城市标准，彰显国际城市形象，但从软件上看，与世界发达城市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古都保护意识不强，工作不到位，城市精细管理和政府精准服务还需进一步加强，诚信环境、公众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尚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国际影响力还很不够。首都城市精品化建设的关键是软环境，核心是软功能，根本是软实力。
尖端性就是先进和顶级。北京不提经济中心定位，不是不重视经济发展，而是要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至少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世界级总部经济。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着力打造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
二是尖端化科技水平。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一批核心、共性和基础性技术，加快科技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技术创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全球高端创新中心及创新型人才聚集中心，建立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端实验室和创新中心。
三是引领性文化产业。以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示范区为抓手，打造国际创意营运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际信息传播中心和国际人才集聚中心，提高京津冀国际高端资源配置能力，打造京津冀国际文化交流展示平台，建设京津冀通达全球的信息枢纽，促进京津冀国际人才交流服务。让文化产业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支撑、引领和示范作用。
四是品牌化国际活动。强化国际交往功能，打造高端国际交流平台，全面提升首都服务国际交往的软硬件水平，吸引更多国际组织总部落户北京。大力提升举办重要外事外交、体育赛事的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国际城市，建设国际性智库集聚地，建设国际活动聚集之都。
（201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