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佛教界友好交流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法师（1914～2001）在《踪迹念前人，检点往来心——忆朴老》中指出，“日本民众多信奉佛教，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曾指出，中日友好，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我们佛教协会可以通过佛教交流渠道，为增加两国民众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做工作。” 的确，日本是佛教大国，在一亿两千多万的人口中，截至1999年12月31日，佛教徒有95787121人，寺院75733座，教师即佛教教职人员310987人（含外国人） ，由文部大臣所辖384处和都道府县知事所辖77355处的佛教宗教法人共计77739处，约占所有182524处宗教法人数的42.6% ，说明日本佛教在日本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刘宁一在《周恩来与建国前后的人民外交》中指出，“新中国建立后20多年里，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局面，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外交家的远见卓识，领导我们对日本展开了长时间、多方面、多渠道的人民外交” 。而且日本学者坂井田夕起子通过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等资料，也认为“中国政府受到二战后亚洲新兴独立国高涨的佛教运动、朝鲜战争以及日本和平运动场地兴起等国际背景的影响，开始利用佛教进行外交活动” 。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赵朴初在创作的《相见欢——周总理欢迎田中（角荣）首相宴会上作》中云：“廿年填海深功，忆群朋，赢得今朝欢宴一堂同。兄与弟，千秋意，万年红，待赏春光华雨又和风。” 抚今思昔，认为中日两国佛教界“群朋”二十年来创造机会，恢复交流，携手“填海”之“深功”，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才能“赢得今朝欢宴一堂同”。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佛教界友好交流大门的打开，始于1952年10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这次亚太和平会议，1951年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北京举办，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可以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而且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因此决定尽力开好这次会议，并指定由恩来同志领导这次工作，……恩来同志指示我们，会议课吸收亚洲、澳洲、美洲一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知名人士参加。” 同时周恩来指示要分成几个步骤进行，首先就是开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即斯里兰卡）、印度、美国、苏联等19国代表1952年6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筹备会议，当时在北京金鱼胡同仅用两个月就新建了和平宾馆。

来自世界37个国家344名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亚太和平会议，“圆瑛法师、赵朴初先生及明旸法师”作为佛教代表加入了“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17人”中国佛教代表团。中国佛教界委托出席会议的日本“南博（1914～2001，Hiroshi Minami，一桥大学副教授。日本社会心理学先驱，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中村歌右卫门（歌舞伎前进座）、龟田东伍（1910～，Kameda Dougo，日本和平委员会。日本昭和时代后期劳动运动家）、樱井英雄（巴商事代表）等各界代表13人”，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一尊高约25厘米的鎏金药师如来坐像，以表达“中国佛教界期待及早恢复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往来，共同努力重建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

日本代表团将这尊药师像托付给南博、樱井英雄二人，由后者于会后的12月5日带回日本。虽然日本佛教界内部对以何种形式接受这尊佛像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但许多有识之士经过多次协商，决定成立以来马琢道（1877～1964，Raiba Takudō，曹洞宗）、妹尾义郎（1889～1961，Senoo Girou，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中山理理（1895～1981，Nakayama Riri，真宗大谷派）、壬生照顺（1908～1987，Mibu Syoujyun，天台宗）、柳宗默（临济宗）等人组成的“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1953年1月12日东京京桥公会堂隆重举行了和平新年大会暨佛像交接仪式，“热爱和平的文化界人士、工人、宗教家等” 200余人参加，受因故缺席会议的南博、樱井英雄二人之托，由日本和平联络会事务局长畑中政春（1907～1973，Hatanaka Masaharu，和平运动家，曾任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协议会代表理事、日朝协会理事长）亲手交给筹备委员会代表来马琢道等四人，感动了全场与会者。关于这尊药师像的供奉地点，经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多次协商，“决定暂时供奉在位于（东京）代代木的新生活会馆” ，后同意真宗大谷派东京浅草枣寺（即运行寺）住持菅原惠庆（1896～1982）的提案，“将临时安放在浅草枣寺的佛像移往位于台东区永住町的（天台宗）华藏院（亦名善光寺东京别院，时任住持为壬生照顺）” ，现安奉在日莲宗东京本久寺内。

日本佛教界反响强烈。1953年1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寄赠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5名代表来马琢道、妹尾义郎、中山理理、壬生照顾、柳宗默亲自签名，向中国佛教协会撰写一封感谢函，并委托为了与中方商讨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而于翌日即将启程访华的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等“归国三团体”代表转交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这封感谢函迅速刊载于《现代佛学》1953年2月号上。感谢函中对日本佛教徒未能勇敢地依照佛教的和平精神挺身而出，努力阻止那场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侵略战争而表示衷心忏悔，对日本佛教界因未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出国签证而错失出席1952年秋北京亚太和平会议并“当面谢罪”而遗憾，表现出对加强中日两国佛教界的相互理解和促进友好亲善事业的强烈愿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通告全国各阶层大众，将在近期内举行盛大的奉迎佛像大会，借此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亲善添加不可动摇的支柱，并计划开展一个更广泛的和平运动”。追求和向往和平，体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更是经历过战争灾难的广大中日两国佛教徒的神圣使命和强烈期盼。佛像奉迎筹备委员“计划开展一个更广泛的和平运动”的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其后以1954年3月美国在西太平洋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而导致日本远洋渔船受到核辐射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外掀起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热潮，1955年8月，在日本广岛、长期、大阪、东京等地召开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中国和平委员会常委刘宁一 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7人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作为团员之一首次访日。赵朴初在访日期间，借机先后拜访了京都东本愿寺并与关西佛教界知名人士座谈（13日），拜访了日本唯一一个全国性联合组织——全日本佛教会并向其介绍了中国佛教现状（17日），1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团员赵朴初、谢冰心、成仿吾4人参加了来自日本佛教界、各日中友好团体、妇女团体、工人组织的代表500余人在东京芝爱宕山麓青松寺举行的“日中佛教亲善法会”，并与日本佛教界代表座谈，加深了相互的了解与友谊，对今后中日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是尽管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希望为安奉所赠佛像而计划“建立一座和平寺院或和平会馆”，使之“作为今后和平运动的中心据点”，成为双方友好交流的象征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与动力。

三是由于“日本政府在1943年至1945年5月强行绑架中国战俘及普通中国人38935人，强迫分发到全日本35处矿山及工地劳动，致使其中6380人死亡” ，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曾与旅日华侨为“战时在我国惨遭杀害的贵国同胞”“共同举行过追悼法会”，并“决定于今春（1953）再举行一次更盛大的法事，请（日本）政府尽快把‘（中国在日劳工烈士）遗骨’送还贵国”，因为“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

日本佛教界将深刻忏悔侵略战争的痛心转化为实际行动。1953年2月，归国三团体与在华同胞归国协力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东京华侨总会、日中贸易促进会、中国留日同学会等与日本佛教联合会、日本宗教联盟等14个民间团体一起创建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由大谷莹润（ōtani Eijyun，1890～1973） 担任委员长，佛像奉迎筹备委员会主要代表之一的妹尾义郎任副委员长，浅草枣寺住持菅原惠庆担任事务局长。 日本佛教界等有识之士历时十一年（1953～1964），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并分九批送还3000多具中国在日殉难劳工的遗骨。1961年5月，大谷莹润委员长访华时，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了日本社会各界1500余人签名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名簿，6月2日下午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评价，指出“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涉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切身利益，还将有益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 ，“表现了日本佛教徒和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

四是日方希望中国佛教协会通过携带此封感谢函访华的日本“代表团详细听取日本佛教的实际情况，而关于贵国佛教界的消息也希望能传达给我们”。双方的交流已经中断了很久，相互了解对方的愿望是如此迫切。

综上得知，中国佛教界主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药师像，得到日本佛教界的积极响应，而且包括日本佛教界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通过在华日本人的归国支援运动及战时赴日中国劳工死难者遗骨送还运动等‘人道问题’，要求与中国进行‘民间交流’的动向开始出现” ，从而打开了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佛教界友好交流的大门，一发而不可止，而且越开越大，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MW4pX8Poi9ua//izgFrDdXMGbUR3jkA4buLcLvCVe/LjrLE4ivIVfQFOcXZcsT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