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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既有佛教发展自身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任务，佛教界自然也不能例外。1933年太虚大师发表了《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标志着“人间佛教”思想的成熟。历史的大环境决定了“人间佛教”不可回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戒杀”与“杀魔”（日本侵略者）的关系。赵朴初居士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历诠释了这一“人间佛教”的理论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的赵朴初即在上海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人员和物资方面支援新四军抗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赵朴初在抗战时期还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的常委兼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仅通过他一个人，就曾经将1200余名青壮难民从上海送往新四军驻地，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增添了生力军。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在1938年的一份报告，介绍“上海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难民，在当时就已经达8272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957年赵朴老两次率代表团出席日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会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有积极意义。1964年7月，赵朴老作为中佛协副会长还曾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做了精彩的发言。
“戒杀”与“杀魔”这一看似矛盾的理论问题，实际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佛教是提倡戒杀的，五戒之第一即“戒杀”。《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之食之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大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明代的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对戒杀的功德与意义做了详细的解说，文曰：“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佛语曰：“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间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印光大师说：“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显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可见，戒杀放生是菩萨行的一种表现。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合作的《护生画集》云：“一蟹失足，二蟹持扶；物知慈悲，人何不如？”
但是，“戒杀”的思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会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化。明代的破山和尚
就曾开了慈悲比“戒杀”重要的先河，他曾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名言流传后世。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戒杀”与“杀魔”就是在思想上相统一的；换言之，“戒杀”并不影响“杀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大师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积极号召抗日，将“人间佛教”的思想贯穿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太虚法师还与乐观法师等人，远赴海外宣传抗战，揭露日本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抗侵略。欧阳渐居士也为宣传抗日思想而奔走相告；1932年九世班禅也主张抗日救国；五台山的然秀法师号召僧人脱下僧衣，拿起武器，他当时说的名言是“羊羔尚有跪乳之情，乌鸦有反哺之恩”，作为中国人应报效祖国；弘一大师说：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在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影响；圆瑛法师积极为抗战筹款，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仍然坚贞不屈；当时僧人们的口号是“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至死不当亡国奴”。
佛教理论在抗战时期被赋予了新的阐释，讨论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即“成佛”与“降魔”的关系问题，提出“佛魔势不两立”的思想，当时提倡的一部佛教经典就是《护国般若经》；认为“杀敌”与“戒杀”护生的理念是相通的，丰子恺就明确提出了“为护生而战”的口号。
佛教是热爱和平的宗教，以杀戮和侵害为目标的战争所破坏的正是佛教所追求的生活。中国佛教界奋起抗战救国，恰恰是对战争的抵抗，是对和平的捍卫，是为人间“净土思想”实现所做出的努力。正所谓“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是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题写给湖南南岳僧人的一句话，这句话所蕴含的，正是中国佛教徒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圆融处理问题的智慧，也是“人间佛教”思想在现实中的体现。
赵朴初居士和高僧大德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间佛教”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说明，也彰显了“人间佛教”的精神魅力所在。今天的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间佛教”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