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通了“人间佛教”的传承与创新

“人间佛教”立足于原始佛教教义，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精髓（慈悲、智慧、方便）；又在结合社会现实中不断完善更新，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赵朴初居士打通了“人间佛教”的传承与创新的通道，使佛教在现代社会焕发出年轻的生命力。

原始佛教中就非常重视“人间”的思想。《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 ；“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 ；“一切圣贤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 ；“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 。揭示了佛陀重视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佛教所提倡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的思想，其实都含有“人间佛教”的精神。

佛教传入中国后，日益入世和人间化。大乘佛教的“世间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体现了成佛与世俗生活相统一的思想。魏晋时期的《肇论》说：“触事即真，真俗不二”“即万物之自虚”，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世俗相融合的过程，正所谓“谈空不离色”；昙琳法师在为菩提达摩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写的序言中，总结了其在中国传法的四条秘诀，即如是发心、如是起行、如是顺物和如是方便，其中的“顺物”和“方便”的思想即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相结合的思想。唐代《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发了出世法不离世间法的思想要旨；禅宗中的“云门三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和随波逐浪）中的“随波逐浪”，即体现了禅宗的出世不离入世的思想。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比丘在《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中有行“四德”的说法，即“随缘妙用无方德”“威仪住持有则德”“柔和质直摄生德”“普代众生受苦德”，其中的“随缘妙用无方德”也显示了大乘佛教“顺物”“方便”的思想特点。华严宗中尚有“欲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事”的说法。《法华经·方便品》也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 。

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与世俗靠近、强调出世法不离世间法的过程，正所谓“烦恼即菩提”。赵朴初居士的《宽心谣》在民间流传很广，就反映了在现实中求解脱得快乐的思想。

具体言之，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和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选择“菩萨行”作为佛教徒修行的实践活动。

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说，“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 ；并说：“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菩萨行亦称“菩萨乘”，是佛教实践活动的五种教法之一（另外有修“五戒”的人乘、修行“十善”的天乘、言教闻法的声闻乘以及自觉独悟的缘觉乘）。在五乘当中的人乘、天乘、声闻、缘觉四乘，多注重个人解脱；只有“菩萨乘”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正所谓“观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观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这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已故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先生将中国佛教的特征概括为六个方面，即重自性、现实、禅修、顿悟、简易和圆融；其中的重自性、现实、圆融的特征即反映了中国佛教的重视“自觉”“人间”“利他”的思想理念。

赵朴老把修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了，他说：“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不成佛，应是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可见，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旨在建设“人间净土”。

第二，学佛的目标在于“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佛教信仰总是表现为现实的佛教徒的信仰，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的社会存在，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和表现，认清其本质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从佛教的发展兴衰历史看，佛教的兴盛时期就是佛教与当时社会和谐相处的时期；反之，则衰亡。赵朴老指出，“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不矛盾” ，这是对佛教的社会本质的精确概括，又是其“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重要创新和发展，也是赵朴老在“人间佛教”理论构建上与太虚、印顺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

第三，强调以文化阐扬佛法。

赵朴老特别重视佛教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宣传工作。佛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或群体，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体系，认清这一点，对佛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赵朴老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而不是迷信”。在近现代“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佛教遭受厄运；洋务派张之洞提倡“庙产兴学”，破坏了佛教的生存空间；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说“阿弥陀佛是骗人的” 。这些都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讨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这一讨论促使人们思考佛教的性质问题。赵朴初居士经常引证毛泽东、范文澜、钱学森的话说：“这三个人，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家，一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个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

印顺法师认为，佛法在中国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被“中国文化歪曲”。这一论断显然是没有将佛教看作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顺法师又说，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传统，“其理论特色是至圆”，“方法的特色是至简”，“修证的特色是至顿”；并且认为，“人间佛教”所提倡的大乘精神在“至圆”“至简”“至顿”的传统思想下是不可能发扬光大的。印顺法师尽管标榜自己如何“尊重中国佛教”，但在构建“人间佛教”理论时则完全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位，贬抑了中国佛教的传统，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也是赵朴初居士与印顺法师在佛教文化观上的不同之处。

赵朴老的“佛教是文化”的论断，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也为佛教的生存发展找到了合法的理论依据。因此，“佛教是文化”的论述是赵朴老对新时期“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创新发展。

第四，强调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赵朴初居士总结出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友好交流，这三大优良传统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当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根基并换发着生命力。

“农禅并重”思想由来已久，唐代的马祖道一为“农禅并重”思想的倡导者，至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丛林规矩，即所谓《百丈清规》，“农禅并重”在中国遂成为僧人的修行和生活的方式，也成为中国佛教异于印度佛教的一大明显特点。“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佛门规矩成为传统，也把佛教融入了现实生活之中。所以，“农禅并重”可谓“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理论内容。

赵朴初居士还非常重视佛教的学术研究，重视佛教文化事业的投入；他发行《现代佛学》月刊，翻译佛经，整理佛教史料和主持了各种佛教学术会议。在重视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强调了佛教学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 在赵朴老的努力之下，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于“文革”期间停办，1980年恢复办学。自恢复以来，共培养500余名本科生、硕士生。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各地一大批地方院校相继开办或恢复。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在开展佛教友好交往方面，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的大型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佛教界与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佛教界的往来频繁，还同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不丹、印尼、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国家的佛教界有密切交往，还积极开展同台湾、香港、澳门的佛教界往来。1979年赵朴老率团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为增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赵朴老率代表团出访日本时，提出了中日韩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的思想。

总之，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坚持以人为出发点，反对崇拜鬼神和偶像；应接社会生活，反对彼岸与超脱，其主旨在提升当代社会和净化世间。 m9ObvLTIYqX0m6WZdCiHzbD99NnbsJl7sELyeEMkIhqGwQv/mjSQi4rlskOZx5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