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界上各种形态、各种层次的文明，大而至于中华文明，微而至于中国佛教华严宗，其本身之所以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可以繁衍数千年或者千余年而至于今日，莫不得益于文明互鉴。
正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的各种亚文明形态之间交流、互鉴和融合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才得以形成，并且在对印度文明和欧美文明的借鉴和吸收中实现了历史的重大嬗变，从而延续至今。中华文明渊源有自，早在属于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即已实现了黄帝部落文明与炎帝部落文明的互鉴与融合。春秋战国时期，被孔子赞叹为“郁郁乎文哉”的周文明，就是“监于（夏、殷）二代”的产物。参与争鸣的诸子百家，也都是在地域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其他地域的文明因素。入汉之后，无论是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还是后来被定于一尊的儒家，可以说都具有融合诸家的意味。两汉之际佛教的输入，则是中华文明在与印度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对印度文明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儒道两家在实现自身形态转化的同时，中华文明的基本结构也由儒道两家的对立互补演变为儒道佛三家的并立共存。自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开始了交流互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西方的思想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中华文明的发展在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借鉴和融合其他文明因素的机遇，从而由一种古老形态的文明迅速转变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文明。应当说，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实得益于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借鉴、吸收、消化和融合。
中国佛教虽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次一级文明形态。而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印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的产物。无论是天竺高僧的东来传译，还是中土大德的西行求法，都是中华文明借鉴、吸收和消化印度文明的具体事实。而佛教东传之后，或以道家无为义诠释其涅槃思想，或以儒家人性论理解其佛性观念，逐渐在中土实现了落地生根，并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等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此则是佛教借鉴和吸收儒道两家思想因素以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过程。正如生物界中品种杂交容易形成基因优势一样，中国佛教作为中印两种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成就，其自身也具有无比强大的优势和竞争力。所以在隋唐时期的思想界尤其兴盛和具有影响力的就是中国佛教。相比而言，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却日渐衰落乃至最终走向消亡，土生土长的儒学与道教在相形见绌中艰难而缓慢地延续着其未坠之遗绪；而儒道两家仅有的一点发展，也离不开对佛教的借鉴和吸收。换言之，不仅世界各大文明形态的发展可以证明，即便是中化文明内部各种亚文明形态的发展也完全可以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吸收和融合，对于这些文明形态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具体到华严宗的形成和发展上来探讨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的重大意义。华严宗所依据的《华严经》就是当时亚洲各主要文明形态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结果。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无论是六十卷的晋译《华严经》，还是八十卷的唐译《华严经》，都是在当时的西域重镇于田，即今天的新疆和田市结集而成的大型佛教经典。而当时的于田，由于处在亚洲中部交通枢纽的位置上，虽然深受东方中华文明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南方印度文明（盛行佛教和婆罗门教）、西方波斯文明（盛行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或祆教）以及北方匈奴文明的交汇地，甚至还可能通过犍陀罗地区间接融入了诸多欧洲文明，特别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于田形成的《华严经》就是印度佛教借鉴和融合其他亚欧各种文明形态的结果。《华严经》东传汉地，译为汉语，不可避免地融入大陆的中华文明因素。《华严经》译出之后，深受汉地高僧的尊崇，研究、注疏和讲说者一时丛起，中土盛行的儒道两家的思想观念在其中自然发挥了解读结构的功能和作用。至杜顺、智俨和贤首法藏等人，唱以三观、五教、六相、十玄之说，不仅大量融入了中土“天下定于一尊”的价值趋向和“一至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运用中土儒道两家解释经典的办法疏释《华严经》的经文，由此实现了中印两种文明形态的高度融合，开创了玄妙幽微、融通无碍的华严宗义理，并进一步深刻影响了儒道两家的发展和演变。
总之，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借鉴为各种文明形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促成了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演变，不但实现了自身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扩展，还获得了存续下去和延展开来的强大生命力。目前世界上还在持续发展着的各大文明形态无不证明着这一点，而那些早已灭亡和绝迹的形态，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达罗毗涂文明、印加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也都反证了这一点。这些文明灭亡或者消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对异质文明的交流和借鉴、无法获得新因素的加入、不能实现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自身形态的演变，当是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