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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首先需要社会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种族暴力、恐怖主义，有不少是由宗教之间的隔膜与冲突引起的。因此不同宗教或文化间的和平对话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显得至关重要。就佛教教义看，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其传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实现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中国佛教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可以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每个朝代几乎都有儒者批评佛教，其中以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最为有名。为回应儒者对于佛教的批评，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写了大量的护法著作，借助理论论证强调佛教的“治心”的功能。与此同时，佛教还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内容，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丰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佛教在论述儒释道三教关系时，首先指出了三教的思想及社会作用的差异性，强调三家之间的互补作用，即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南宋孝宗皇帝制《原道辩》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诚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立。”
北宋云门宗学僧契嵩在指出儒教排佛之误时，强调儒家与佛教“同归于治”：“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元代佛教居士刘谧在其《三教平心论》中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特别强调，佛教与道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大师也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
历史上由于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所以佛教一方面肯定儒家在治理社会（即“治世”）方面有着佛、道二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佛教在安定社会人心、劝人向善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同归于治”。
其次，强调儒释道三教一致。汉末三国初的牟子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三教一致，认为佛教之道“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与儒家之道是一致的。佛教与道教都归于“无为淡泊”，所以佛、道二教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调和儒家和佛教之间的矛盾，认为佛儒虽然出发点和作用范围不同，但相互影响，其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明确提出了佛教与儒家“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思想。南朝宋宗炳指出，儒释道“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强调从伦理道德方面，三教对维护国家社会秩序都是有利的。南齐张融于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临终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他在《门律》中说：“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
就是说二者所追求的“寂然不动”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不应相互攻击。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重兼容的文化格局。宋明时期，儒家也大量吸纳佛教的哲学及心性论思想，形成宋明理学，使中国哲学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也积极迎合理学思想，发挥佛教的心性理论。与此同时，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同中国的文化、民俗紧密结合，深深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生活、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以后，儒释道三教一致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出现了大量关于佛道融合的论述。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大慧宗杲说：“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心术不正，则奸邪，唯利是趋；心术正，则忠义，唯理是从。”
总体地看，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表面上佛教与儒家、道教经常会有矛盾甚至冲突，其实质则是在保持了彼此的鲜明特色和各自的独立性的基础上，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思想内容的过程。
总之，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历代佛教徒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在政治生活、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和合共生、交融互补的作用。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发挥了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功能，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把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关系，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堪称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和发展，在当今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