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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适应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世应变的“智巧”（“方便”），将世与出世、王法与佛法、戒律与伦理等相会通，推进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很多僧人常常把佛教的弘法和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联系起来。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在面对连年战争的时候告诫弟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指出佛教与国家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致力于佛教与世俗政治的协调，对后来的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道安的上足弟子庐山慧远进而提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太尉桓玄提出令沙门礼敬王者，慧远特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回答。他一方面讲：“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即明确表示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王法和世间的礼法。另一方面强调，“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即出家僧尼必须超越世俗，他们在形式礼节上虽然不必礼拜王者，但通过对民众从事教化，可以起到辅助“王化”治理、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慧远阐释的处理佛法与皇权王法关系的原则，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宋的侍中何尚之所撰《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记述他回应宋文帝“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的质询，以佛家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指出佛教对国家统治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他说：
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
这里认为修持五戒、实行十善对净化人心、敦厚民风是有积极作用的。何尚之又说：
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至太平者也。
这是说佛教的劝善止恶对维护社会安定可以发挥重大效用。这反映了帝王、大臣对佛教社会作用的认识。北周武帝在实施废佛之际，认为“佛义虽广，朕亦尝览，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事者无征，行之多惑，论其劝善，未殊古礼，研其断恶，何异俗律”。任道林为此上奏武帝，论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不治；国国修之，则兵戈无用。”
何尚之、任道林等人对于佛教通过宣传其教义和善恶果报的思想，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道宣《广弘明集》中收载了大量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写的调和儒佛的例子，阐发了佛教可以辅助国家进行道德教化、以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在唐武宗灭佛之后，担任河东节度使卢钧巡官的李节所写《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说：
夫释氏之教，以清净恬虚为禅定，以柔谦退让为忍辱，故怨争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为修行，以穷达寿夭为因果，故贱陋可得而安也……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
这是说佛教清净无为的禅修、忍辱谦让和忍辱的说教，可以引导社会人心向善，而通过佛教的教化，则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早年喜好道教，后皈依佛教，虔诚奉佛，以“香山居士”自许，尤服膺慧能一系的南宗禅，经常与禅僧交往。他曾论及佛教的功能，说儒释二学“臻其极则同归”，佛教心学“诱掖人心，辅助王化”。
白居易对佛教社会功能的这一概括，颇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佛教在安定民心、辅助王化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对佛教所具有的维护社会安定秩序方面的作用，中国佛教高僧也积极主动地去加以发挥。五代宋初高僧永明延寿说：“若君臣共行非道，国内人民悉皆作恶。君臣相辅共行正治，国内人民悉皆有道。”
他还讲：“佛法众善，普润无边，力济存亡，道含真俗。于国有善则国霸，于家有善则家肥。所利弘多，为益不少。……是以包罗法界，遍满虚空。一善所行，无往不利，则是立身辅化、匡国保家之要轨矣。若以此立身，无身不立；以此匡国，无国不匡，近福人天，远阶佛果。”
认为佛教劝人为善的思想教义对于国家、家庭、个人都有益处，能够使国家富强昌盛，家庭和睦幸福，个人立身成就。
宋代云门宗高僧契嵩曾上书仁宗皇帝，认为佛道与王道是一致的，说“佛之道与王道合也。……经曰：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此之谓也”。他论证认为，佛法在正人心、致教化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若今佛法也，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契嵩甚至认为，如果能得到佛法之大道，就可如东汉牟子所说，“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
就是说佛教既有助于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更能以佛教的戒律等辅助国家教化民众，安定人心。契嵩把佛教作为修身、治国的重要依据。从中国历史看，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北宋宰相张商英因读《维摩经》而倾心佛法，在所著《护法论》中与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观点进行了辩论，认为佛教无论在贯彻五戒、十善的戒条伦理方面，还是在宣传善恶报应等教义方面，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他说：“苟能以禅律精修，于天地无愧，表率一切众生，小则迁善远罪，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实现“极治之世”。
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原则、理念和行为规范，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忍让无诤、修十善业等，对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和道德教化作用。由于中国历代佛教高僧、在家居士大德以及朝廷贤明君臣的努力，佛教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和净化世道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功效。因此，历代统治者从治国、平天下着眼，都十分重视和扶持佛教。宋真宗在其《崇释论》中说：“奉乃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寿也。又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孟荀，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
可见帝王认识到了佛教教义和伦理具有与儒家相同的社会功能，在促进民众弃恶向善的道德建设、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