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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地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五六百年中，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形态在与中国本土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之中，曾发生过碰撞、交流、冲突、适应、吸收与融合等诸多互动现象。佛教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中国化，首先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开放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孔子也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这种精神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尊重彼此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和合共存的和谐关系。道家与道教的基本经典《道德经》中讲的“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和“知常容，容乃公”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种虚怀若谷和兼容并包的精神。道教的性命双修理论、贵己养生的主张和行善济世的实践等，更容易成为与佛教相互补充、相互认同和彼此吸纳的思想资源。正是儒道等文化中的这种包容精神，使中华民族更容易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佛教之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还与佛教自身的慈悲精神、圆融思想、中道智慧与净心行善等内容是分不开的。佛教的缘起理论所揭示的是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是佛教宽容、慈悲和平等的精神赖以建立的基础。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立，没有独立自存和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所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都处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之中。同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共存于这个世界中，也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承认不同地域间的文明差异，尊重彼此的价值，才能减少文明的隔膜和宗教冲突。佛教的缘起理论对于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缓解因宗教间的不宽容而带来的冲突和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佛教中国化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佛教中国化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思想义理的中国化。佛教初传中国，出现过格义佛教阶段，即用道家或儒家的名词和思想来阐释佛教思想。例如三国时康僧会和陈慧合撰的《大安般守意经注》，其中对“安般守意”有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就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来解释佛教的数息禅法。又如在《阴持入经注》中，陈慧用“无为”比拟“泥洹”等。另外，三国时康僧会以“儒典之格言”阐释“佛教之明训”，用儒家的用语配释菩萨六度。虽然用儒道思想来比附佛教义理容易导致对佛教思想的误读，但这毕竟是中国文化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必经阶段，也开启了儒释道三教融会之先河。
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中国人对印度大乘佛教的自觉选择与吸收。大乘佛教中六度、四摄、四无量心等菩萨利他的思想，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悲誓愿，认为成佛的根本在于救度众生，即为利益众生而发心成佛，与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亦相契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逐渐开始注意到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判教，把小乘经典置于最低地位，而把阐述菩萨信仰的大乘经典置于最高地位，尤其重视《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等经，反映了中国佛教徒在经过长期的研究比较后将大乘佛教选择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大乘佛教是与菩萨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相联系的，其理论基础就是世间与出世间的圆融统一。不过，大乘佛教的这种圆融无碍的思想，以及菩萨不离众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具有浓厚出世倾向的印度并未形成风气。英国学者渥德尔曾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明，印度大多数佛教徒无论什么时候都尊奉早期部派，反之大乘自始至终只是一种少数派的运动；只是在印度之外的某些国家中大乘完全取代了较早的佛教。”
受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的圆融统一思想的影响，华严宗的理事圆融、天台宗的烦恼即菩提，无不肯定了现实人间对于修行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禅宗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平常心是道”的思想，认为高深的佛法就体现在平常的日用生活之中，与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佛教中国化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佛教制度的中国化。中国佛教在印度佛制戒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王制和僧制，前者为在中国特殊政教关系下形成的一套政府管理佛教的制度，后者是中国佛教丛林内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僧团管理制度。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教传到中国后，佛教制度开始向两方面演化，一为“国家的管辖制”，二为“禅僧的丛林制”
。以禅宗清规为代表的僧制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使得佛教真正融入和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社会。从中国历史上看，禅宗清规对维系佛教的存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禅宗清规在唐代禅宗兴起而定型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一制度虽然有所损益，但总的来说它在中国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为汉传佛教的其他各宗派所引用通行，保证了僧众在丛林中维持正常而清净的生活，保证了佛教僧团的稳定。从中国佛教历史来看，由于佛教制度中国化，佛教逐渐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相适应，为辅助教化及安定社会民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佛教中国化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佛教信仰的中国化，尤其是大乘菩萨信仰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和流传。菩萨信仰与大乘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适应了中国民众的信仰需求。印度佛教中有众多的崇拜对象，如佛、菩萨、阿罗汉，在中国佛教中，菩萨信仰逐渐成为信仰崇拜的重要对象，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核心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儒家“兼济天下”精神的影响，也就是古代印度来华的高僧经常说的“震旦有大乘气象”。在中国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为代表的四大菩萨信仰体系，分别代表了大乘佛教的悲、智、行、愿四大精神，在此基础上，相应形成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和九华山四大名山道场，对中国佛教信仰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观音菩萨的信仰千百年来早已广泛流传，甚至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说法，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追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就会发现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的因素，正应了佛教那两句“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和“道不虚行，遇缘即应”的至理名言。从两种文化形态的整体主旨着眼，不妨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佛教遇上了恢廓包容的中国文化，崇奉中道圆融的佛教遇上了标榜中庸睿智的中国文化，教化净心行善的佛教遇上了倡导正心修身的中国文化，宗教形态的佛教遇上了以“神道设教”的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中印两种伟大的文明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崇尚道德和社会教化的人文内容，经过彼此会通和融合，既铸造了中国佛教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也为世界文明书写了精彩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