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化才是佛教在中国最好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对佛教的最大发扬即它的本地化、时代化。时至今日,这一点仍然是重要的。
地方化是客文明在主文明中的生存发展、生根开花之路。相对而言,没有实现地方化的思想传承与文明交流,最后都会格格不入,并成为一种思想的异端或文明园地中的“他者”,甚至会引起文明间的冲突与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明以后出现的被称为“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进一步融合,也是佛教地方化的重要表现。这时的佛教思想家已经开始大篇幅地谈论“忠”“孝”等传统儒家理论了,其戒律精神更为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甚至有的观点或言论已经看不出是出自僧家之言了。
交流而不被代替,和谐而能包融差异,共生而不喧宾夺主,这就是文化交流中的圆融。做到圆融的双方,即体现出其思想的力量。冲突不能消灭思想,但思想却可以改变冲突。圆融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或差异,而是这种差异能够以一种互相尊重的方式加以解决,从而从“有碍”的差异,变成“无碍”的圆融。圆融也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的价值精神,在圆融中表现其价值的差异性形态。
[1] (梁)慧皎:《高僧传》卷六《僧 传》,《大正藏》第50册,第363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