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本向来重视对国际环境和外部秩序变动的观察与评估，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调整与适应。自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入美入亚”和“挟美制亚”多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对外战略抉择。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且如此敏感、反应迅速和适应能力强。进入21世纪，日本有关未来战略走向的争论基本结束，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变动为象征，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实质谋求全面“大国化”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战略共识。这样的战略共识外化为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和环境外交等战略重点，并以“全方位外交”的形式得到落实。
国际战略是国家对较长时期的国际格局、国家利益、国际目标、国际活动总路线的认识和谋划。它不同于一般的外交政策，是对全局的分析和综合考虑，具有政治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特点。
在当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抬头，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力求取得与日本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日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若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自我应明确的国际责任，就不能在国际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这将涉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一系列课题。
其中，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反思“吉田主义”，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未来的国家战略或基本构想，明确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就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承担“国际贡献”、参与国际事务，甚至歪曲侵略历史以重塑日本因战败受挫的民族信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生大国论”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主张日本要靠非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大趋势。因此，“民生大国论”逐步让位于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进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正常国家论”。保守派小泉纯一郎2001年上台执政后，“正常国家论”与“民生大国论”之争终见分晓，“正常国家论”完全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小泉内阁忽略“正常国家论”中日本在经济援助、地球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贡献”，突出日本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力。“9·11”事件发生后，日本扩大了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国际参与。小泉首相根据新的立法向印度洋和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其合法性是依据联合国决议参与国际安全保障框架，而实际上则是强化日美同盟。
可见，成为“正常国家”，摆脱“战败国”地位的束缚，日本尚需要依托日美同盟来实现。
作为“后小泉”时代的第一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承袭小泉纯一郎基本国际战略理念的基础上，对“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进行了细化处理，使其更易于落实。安倍晋三在“新世纪总理宣言”、《致美丽的祖国》以及政策构想中展现出其执政理念及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取向。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安倍晋三提出要建设“一个有自信的国家”，继续坚持“正常国家化”道路。安倍晋三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提出：“安倍内阁一旦成立，将向国民直率地阐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追求的是‘一个有自信心的国家’。”
安倍晋三上台后，推崇“强国论”，主张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形象，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立志要在任内确立“新宪法”。
具体来说，就是用五年时间采取两个步骤实现“修宪”：一是重新解释宪法，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着手修改宪法。在安倍晋三看来，“修改宪法是恢复独立的象征，也是具体手段”，也就是说，“修宪”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进而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安倍晋三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正是要完成“小泉路线”尚未完成的“改革”使命，通过继续修宪和“争常”，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在对外战略及政策方面，安倍立志要使日本“起到领头作用”，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既定目标。具体来说，日本要通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改善亚洲外交和继续“争常”，谋求发挥大国主导作用。这是安倍晋三不同于“小泉外交”的最大“亮点”，也是安倍晋三对小泉纯一郎外交理念的“反思”和适度调整。安倍晋三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表明：“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迄今为止，我们的外交不敢明确阐述这个观点，只是很模糊地表述一下慈善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出安倍晋三从“国际协调”向“现实主义”倾斜的外交理念。安倍晋三希望通过全新的外交政策，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进一步加快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步伐。
由上可知，针对“正常国家论”国际战略目标，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其后的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则致力于不断拓展日本国际战略空间。实际上，“正常国家化”的关键在于加大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掌握更大的国际政治权力。而为了在现行宪法体制下落实这一战略目标，日本主要将出台相关政策和法案作为具体实施手段，力求先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然后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最终实现由战略理念向战略现实的质变。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行为体的对外目标是其意志的体现，是主权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所做的选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日本国际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国家利益”在战后以来的日本官方文件里极少出现。但进入21世纪后，“国家利益”不仅成为日本官方频频提及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外战略及政策也陆续出台。
一般来讲，国家利益可以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多个方面，
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从21世纪以来日本关于国家利益的优先级表述来看，其顺序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其中，安全利益涉及战后的领土问题、国家对外职能问题（自卫队入宪及海外用兵等）、海上通道及海洋安全合作问题等。日本政府宣称通过在日美同盟基础上构建泛同盟机制，提供所谓维护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
以应对东亚安全变局。政治利益以在国家层面用“和平主义”国家代替二战战败国为要义，以和平主义国家示人，即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呼吁维护海洋秩序等“国际贡献”形式，谋求对外战略信誉、国际社会认可度，进而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经济利益也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拓展海外资产的重要目的。而日本基于“价值观”的文化利益追求的不仅仅是提高日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多的是延续冷战思维，甚至制造国家间价值观壁垒，有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国内有关“国家利益”的理念层出不穷，具体观点可以概括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三种立场。其中，“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现实主义”充分反映了日本追求“正常国家”战略目标的强烈愿望，它几乎成为冷战后日本社会的集体诉求。为了应对、回应以上现实主义理念，2000年1月，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第一分会在提交给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提倡“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指出：“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要的外交战略。日本需要的不是‘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维护并加强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秩序，努力促进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全球规模的问题等，有利于增加国际公共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
这样的理念反映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全新路径，那就是通过维护其占主导地位的、固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规范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谋求其既得国家利益。这样就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加以考量，在巩固国际体系内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过程中，给日本的国家利益披上了“维护国际利益”的外衣。
2002年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明确指出，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今后开展日本外交，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的战略”。该文件指出，日本的基本国家利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观；第四，积极推动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为主的国际民间交流。
可以说，这些内容表面上看与有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表述区别不大，但日本政府通过国内智库全面表达日本“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及定义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这些内容不仅反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对外战略理念。虽然该文件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但其中的“价值观理念”势必导致日本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成对立和摩擦。事实证明，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头十年日本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外交战略。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相继组织的各种官方和民间研究会就日本外交战略调整问题提出了各类建言。例如，日本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撰写的《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政策报告
就对日本的外交目标、21世纪日本外交与国际社会、日本的外交课题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鲜明地表达了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及其取向，并对日本的外交决策及政策制定产生了显著影响。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指出，在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日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承担起与21世纪相符的新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义务。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课题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外交的机遇，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明确日本的外交战略目标。
首先，日本要成为“全球化参与者”。报告指出，在21世纪，全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各个领域都将超越国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将不断加深。在此潮流中，“没有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就谈不上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日本作为全球化参与者，为了确保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积极提出倡议、建议和采取实际行动才是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途径。
其次，日本“应该向世界展示其构想的蓝图”。日本作为全球化参与者要向国际社会展示的蓝图是“创造一个让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世界”，包括消除贫困在内的开发援助项目、地球环境保护项目等都是实现此蓝图的途径。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这些相异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必须构建共生关系。“日本是一个既尊重普遍价值观又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无论作为亚洲大国还是全球化参与者，都能够秉持此信念向世界发出自己的诉求。”
最后，将“为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日本”作为追求目标。日本以“为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日本”为前提来追求在外交上的目标及蓝图。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履行大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等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日本的外交“则不应为历史所羁绊，而是需要重新审视”，这也反映出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历史影响的政治诉求。
从以上内容来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成为“全球化参与者”、国际规则的倡导者和摆脱“战败国”形象等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总体上，成为“正常国家”，追求“政治大国化”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指出，21世纪日本外交面临以下三个重要课题。
第一，加强外交的综合力量。日本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体系，包括扩建民间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力扶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系统，构建围绕外交政策建言的问题论坛，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其研究成果及意见、建议，实现日本国民对外交问题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要发挥“综合力量”，加强各省、厅之间的相互协作、调整，共同开展维护国家利益的综合外交事务。
第二，加强作为外交基础的“国家力量”。从中长期发展角度来看，日本长久以来的“经济外交”开始出现局限性。为了保障国家利益，日本要重视以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一是加强科技力量，科技力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柱；二是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主体性意识”，展示“强国”风范；三是对“国家责任”的再认识，“重新提高对于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如何贯彻国家政策的一贯性以及作为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的认识”，为日本向海外派兵，体现“国际贡献”，实现“正常国家化”寻求国际共识。
第三，加强参与国际机制框架的制定。该报告指出，国际社会不断受到新课题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日本有必要加强国际性规则框架的制定。而框架的制定不限于对现有框架的改善，更应该加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的内容。首先，“有必要针对亚洲安保问题目的性明确地逐层建立日、美、中、俄四国的对话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韩国乃至朝鲜加入的六国对话机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威信”。其次，日本要增加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进而通过金融机构开展的活动来加强话语权。积极致力于像WTO这样的新兴国际经济规则的建立，在国际上不断加大日本所倡导的各种理念的影响。日本应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包括考虑日元国际化，这已成为日本积极外交的当务之急。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指出，为了应对21世纪日本面临的外交课题，如何加强“外交手段”，如何创造对日本有利的条件，将成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其一，要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积极参与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决策，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现有国际框架中进一步加强日本的话语权，构筑由日本主导的新国际机制框架。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确立日本的“主导性”角色。其二，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之一，将会继续发挥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作用。其三，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增加向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机构派遣的人员。其四，充分表达战略性意愿。日本要“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适当的媒体向适当的对象传达适当的信息，向外界积极发出我们的声音”，考虑建立让媒体战略负责人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制度。在文化领域有必要基于战略性构想进行政策规划，向国外积极传播日本文化，让国际受众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其五，加强外交基础和体制建设，并实现高效和有效运作。例如，吸取海湾战争、日本驻秘鲁使馆人质事件等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日本的危机管理体制。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还突出强调“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之一的准确定位”问题。报告指出：“要认识到此地区（亚太地区）的稳定环境的形成跟我国的利害关系以及我国对稳定关系的形成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讲，就是保持和与我国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最重要伙伴——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亚太地区各国关系，努力推进地区间合作。此理念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因为开展这样的外交需要信任度和实效性，需要制订具有先见性的外交策略。”这样的外交政策建议充分反映出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即通过“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平衡关系，实现日本从“正常国家化”到“政治大国化”的战略构想。
2005年，《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书再次强调和确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突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和“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两大“国家利益”要件，表明日本对外战略目标的同时，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坚持“价值观”取向的外交方针。该报告对日本对外战略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日本周边推行和平与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东亚共同体”。
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维护“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亚洲外交”。这已经在小泉内阁、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的外交理念中得到具体体现。
首先，日本向来把维护日美安保体制视为日本外交的关键。《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独立与国土、国民的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现实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体制”。
这样的外交理念基本反映了日本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战略思路。
小泉首相在2005年初国会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指出：“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点，日美同盟是我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在包含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在内，日美将继续开展紧密的合作与对话，使日美关系成为更强有力的外交关系。”
对此，安倍晋三首相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2007年初第166次国会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指出：“‘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的基轴。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导弹的扩散、与恐怖活动做斗争及地区纠纷频发等。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独立、自由与民主主义以及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是必要的。”与小泉纯一郎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安倍更加强调“主张性外交”。他指出：“同与我国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及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的富有创新的亚洲，为世界和平与安定做贡献为我国外交的三根支柱，更进一步推进真正为亚洲与世界和平做贡献的‘主张性外交’。”
可以看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两个重点，即加强日美同盟和“主张性外交”。因而，福田康夫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还是以日美关系为主，首先是与美国的外交”。尽管日美两国在朝鲜问题、“慰安妇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大局。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全面“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注重“外交三原则”的平衡关系，实现“亚洲外交”的回归。长期以来，日本“亚洲一员的立场”深受“脱亚入欧”思想影响而常被轻视。尤其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频频挑起与邻国的事端，无端恶化周边关系。关于重视“亚洲外交”的战略意义，中曾根康弘在《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指出，“9·11”事件后，“关于外交问题，亚洲外交非常重要，应当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构筑东亚的多边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机制。例如，东盟地区论坛是安全保障体系，尽管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正在朝着结出果实的方向发展，应当把中国和朝鲜纳入其中，推动其成为对话的机制”。
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日本力图在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增强自己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支配力和发言权。同时，日本还希望通过发展多边安全对话来减轻对美依赖程度。
安倍晋三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曾提出“战略性亚洲外交”的外交方针。“战略性亚洲外交”的核心是改善中日关系，具体内容是探讨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推进中日在环境等领域的共同研究。此外，此外交方针还提到“扩大接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加快缔结经济伙伴协定的磋商”等内容。这一情况反映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战略对话的形式修复和重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改善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日益借助于“价值观外交”的力量。麻生太郎曾在日本第166届国会会议上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麻生太郎表示：“现在，在位于欧亚大陆外圈形成弧形的地带，分布着沿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国家或将要起步走这样道路的诸多国家。在这里，我国想扩大自由之环”。
这样的外交方针的目的在于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排他性”战略联盟，共同对付“异己势力”。
再次，“新福田主义”的国际战略诉求。2008年5月，福田首相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演讲。这场被称为“新福田主义”的演讲，在阐述日本综合性亚洲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凸显了日本的国际战略目标。福田康夫提出：“如果说要将太平洋作为内海，那么它是谁的内海呢？我希望应认识到，日本、东盟自不必说，它也是南北美洲的内海，如果远东的开发取得进展，那么它也会成为俄罗斯的内海。它不但是从中国到中南半岛、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地区诸国的内海，更是经由印度连接中东的这一片广大区域的内海。”
尤其是福田呼吁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像地中海一样能够频繁进行人员及物资往来的“内海”。福田康夫的“内海”战略理念，不仅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还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北美洲纳入其中。这既超越了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又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了日本对外战略的新构想。值得关注的是，福田康夫还提出亚洲发展的所谓“五项承诺”，即坚决支持构建东盟共同体，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和平合作国家而竭尽全力，促进各国青少年交流，努力构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社会”。日本舆论认为，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是在其父福田赳夫的“福田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般来说，“政府首脑选择的对外目标一旦变成政策行动，就会受到客观环境能动的反应。面对各种反应，政府首脑就必须就目标方面的问题作出对策，最终结果是对目标作出修正，以适应客观现实”。
“福田主义”旨在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关系，而从“新福田主义”的“五项承诺”来看，“新福田主义”相对于“福田主义”展现了更为宏大的战略空间，突破了“福田主义”的一贯思维，实现了从东南亚的“点”到亚太乃至世界“面”的战略关注。可以说，福田康夫首相的“五项承诺”，与其说是对亚太国家的所谓“承诺”，倒不如说是日本大国化外交的战略诉求。
21世纪初，日本在坚持“正常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等战略重点，展开“全方位外交”，其政策落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强调“日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之定位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日本对美外交战略主要是借助日美同盟来积蓄力量，为实现日美同盟关系的“平等化”和“对等化”，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1世纪初，日美同盟已经演化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21世纪初，日美基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要，进一步扩大日美同盟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看来，日本根据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在战时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援还不能满足其战略需要，日本有必要从行使单独自卫权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
因而，鼓励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参加“集体防卫”。2001年4月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于行使集体自卫权态度积极。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日本制定一系列新的法案以配合美国“反恐”，借“反恐”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2001年10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法案，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有关自卫队对美支援区域为“周边地区”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小泉保守政府还出台了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在内的所谓“有事立法”三大相关法案。2003年7月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在国会通过，日本在2003年底到2004年初先后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斗发生区出兵，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2月，日美签署新的《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后勤支援范围进一步扩大。3月，日本内阁又通过与“有事立法”相关联的《支援美军法案》《国民保护法案》等7项法案。“有事立法”等一系列相关法案的出台，凸显日美同盟的强化，表现出日本配合美国全球“反恐”、应对紧急事态的战略倾向，日美同盟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谓日本外交的最大夙愿。联合国的国际地位不可替代，日本迫切希望提高本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日，就是取得“政治大国地位”之时。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二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小泉纯一郎在2003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对美协调与国际协调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而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则很少再提起。正是这样的外交政策给日本2005年的“争常”失败埋下伏笔。2005年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将安理会理事国由目前的15个增至25个（11个常任理事国和14个非常任理事国），但未能通过而成为废案。尽管日本和德国、印度、巴西结盟扩大反对面是“争常”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不合时宜的对外政策。也就是说，日本失信于亚洲邻国和过分强调美国因素使日本“争常”屡战屡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使中国、韩国等亚洲战争受害国认识到日本缺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同年，当日本决定脱离“四国联盟”，就单独“争常”与美国寻求“共识”的时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明确表示，现在美国不支持任何国家、集团提出的改革安理会的方案。日本的“争常”信心再次受挫，使日本拓展外交空间、提高国际声望的努力大打折扣。2006年日本又单独提出一项方案，建议把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增至21个，但因未得到广泛支持而遭遇挫折。虽然部分非洲国家反对为“入常”设置严格条件，但美国依旧对扩大安理会持消极态度。2007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日本充分具有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对日本“入常”表示了积极态度，但美国反对大幅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日本的“入常”之路并非坦途。为实现“入常”夙愿，日本要找出一个满足所有条件的方案并非易事。2008年6月，日本联合德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草案建议同时扩充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并赋予新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该草案还要求联合国大会主席考虑地理因素，公平地选择新理事国，重视发展中国家，大有拉拢非洲国家的意味。非洲联盟在联合国拥有较多的表决票，日本2005年“入常”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赢得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日本吸取以往与非洲国家交往不够的教训，表示“不应急功近利，而要获得长期的信赖”，切实推进与非洲建立密切关系的工作。2008年5月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召开，福田首相和非洲国家首脑举行了“马拉松式会谈”，“约占一半”的与会国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入常”。2008年7月，日本政府借主办北海道八国峰会之机，重新构建非洲外交。日本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扩大支持日本入常的国家，需要从巩固基础开始”，希望在“入常”问题上获得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在峰会首日与南非、尼日利亚等7个非洲国家举行扩大会议，突出重视、援助非洲的姿态，希望非洲国家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安倍首相在政策构想中表示，日本应该通过“入常”发挥领导作用，还应该参与制定规则、创建机制等事务。日本甚至还有将交纳联合国会费多少与“国家利益”相提并论的言论。这种想通过“入常”取得“国家利益”的工具主义态度，有悖于日本国际协调主义的外交原则。这导致日本的联合国改革主张常常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得到亚洲邻国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盟友美国的实质性支持。“争常”的失败对日本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失败，不仅表明日本亚洲外交的失败，也反映出日本盲目追随美国、缺乏外交自主性的致命弱点。
对于东亚地区外交战略，日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高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日本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
“东亚共同体”是日本取得亚洲主导权的突破口。日本积极参与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对话，试图通过经济伙伴协定改变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确立日本在“东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2002年秋，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日本“应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成为“共同体核心国”。2004年夏，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会长的超级智库系统“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提出日本推进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对策，即加强与东盟的关系，把东盟作为东亚合作的战略支点。2006年8月，在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期间，日本在与东盟举行双边磋商之后，正式提出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10+6”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提出该构想意在贯彻日本“掌握主导权”、控制“东亚区域合作战略制高点”战略理念。
21世纪初，面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的积极态势，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采取从自由贸易协定到经济伙伴协定的多元化策略。日本力图通过与东盟、中国、韩国及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组织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协定，建立日本主导的超越东亚范围的经济伙伴协定。
从地缘角度来看，日本试图以“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现拓展东亚乃至亚太市场、积极主导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战略目的；利用资金、技术、市场领域的优势，推动日本继续走向经济复苏，而且可以有效恢复日本昔日“雁行战略”的辉煌。
另外，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也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环节。日本不是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但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朝鲜邻国，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至关重要。日本以朝核危机为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契机，将“绑架问题”与核问题捆绑，并且就“绑架问题”不断扩大事态，以出台针对性法案相威胁，在政治、经济上打压朝鲜，既遏制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又在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不断加码。日本对朝一贯政策有了新的内涵：一是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在朝核问题上全力协同美国消除朝鲜核开发对日本的“潜在的威胁”，实现打压朝鲜和强化日美同盟的“一箭双雕”，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和调控力；二是通过夸大朝鲜核问题的危险程度，借机扩大军费开支、突破“和平宪法”，成为“军事强国”。概括起来说，日本的朝核问题政策，使东北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加大了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其最终目的是取得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并借机谋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
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还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
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
为了改变小泉当政期间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安倍内阁时期确立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战略互惠论”是“中国机遇论”的进一步发展，意指中日应超越双边，着眼长远的合作与互惠，这体现了安倍内阁理性务实的一面，为当时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双边合作的深化带来了契机。但安倍内阁采取“价值观外交”，表现出外交理念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其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成效大打折扣。此后，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要继续推动中日战略对话与合作，巩固和加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回避安倍内阁时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等外交理念，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维护和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完全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绝不会背离日本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国家利益的追求决定其对华政策的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1世纪的中日关系调整已经表现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之中。特别是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积极寻求掌握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导权，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扩大的东亚一体化”，引导共同体政治进程，借助与日本的所谓“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合作的基础，试图以“价值观”“制度”等政治“构件”，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这样的战略意图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理念具有或然性，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