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3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日本国际战略的长远目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战后日本政府首次颁布的国家战略文件，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日语为“国益”）和国家安全保障的目标，而且详细分析了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与国家安全保障课题，规划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实施的步骤。纵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利益、目标以及实施步骤具有明显的国际战略特质，因此，它也可被视为日本最为系统的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不仅阐明了日本维护其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国际路径，也表明了日本影响国际体系的“自主”战略意向。作为整体布局日本外交战略的国家战略，它也是分析研判日本今后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础与视角。有鉴于此，本书的论题以国际战略视角下日本对外战略与政策为研究对象，以日美同盟、海洋战略、“价值观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以及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为重点，对国际变局下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国际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讲，战略的基本含义是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在各种战略中，国家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其中涉及对外关系的战略就是国际战略。
关于国际战略的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从概念的诠释来看，高金钿主编的《国际战略学概论》中的定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即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较长时期、全局性的谋划，也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利益的筹划和指导，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
笔者认为梁守德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一书中对“国际战略”的界定更接近概念本质和国际政治的客观实在。他指出，在当代世界，“战略”一词已为各国广泛使用，涉及各个领域，既有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大战略，也有地区或部门的发展战略和众多的专门战略。国家对外战略，亦称“国际战略”或“全球战略”，指国家为了保障和实现国家权益，从国际全局出发，运用外交手段的谋划和指导，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对外战略包括外交政策，但两者区别极大。前者是对全局的较长时期的分析认识和综合谋划，后者只是实施国际战略的行动手段和具体措施。
梁守德在界定“对外战略”的同时，也说明了“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战略就是基于一国国家利益的对外关系，运用外交策略实现长期性与全局性的国际利益诉求和谋划。
日本的国际战略作为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在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中显现出来。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指出：“战略一般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和计划。”“国家战略从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我把综合性国家战略称为国家战略。”
国家最高战略是基于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利益需求制定的，它规定了国家要实现的中长期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与谋略。
可以说，任何国家都属于国际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一国若想维护和保障本国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制定属于自己的国际战略。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战后日本选择的是“重经济，轻军备”和安全保障依赖美国的“吉田主义”路线。这可以视为日本国际战略理念的缘起。但是，在战后、冷战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国家战略及国际战略所涉及的“战略”字样讳莫如深。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官方的外交文书中，“战略”一词很少被提及，甚至有“日本不存在国家战略”的说法。
进入21世纪，日本一改不谈“国家利益”和“战略”的官方态度。“俯瞰地球仪外交”就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提出的国际战略理念。
2013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标志着日本官方正式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由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内容大多涉及对外关系，也可将其视为日本较为系统的国际战略。经过近几年的逐步完善，日本的国际战略与政策愈加体系化、完整化，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是适当且有必要的。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的定位，即根据国家战略环境确定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根据国家的根本利益确定国家要捍卫和谋求的总体目标；第三，根据国家的实力与资源确定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第四，根据总体部署对各种具体战略进行宏观协调。
具体来看，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将自身定义为“拥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技术实力的经济大国”、“海洋国家”与“和平国家”，并且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保卫领土完整，确保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继承优良文化和传统，维护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原则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国家生存”。日本“作为海洋国家，要在亚太地区通过自由贸易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强化自由贸易体制，创建一个稳定、开放、拥有光明未来的国际环境”，“为维护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保障国家的存在，要强化必要的遏制力”，“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地区内外伙伴之间的信赖和合作关系，通过推进实际的安全保障合作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预防和削减对我国的直接威胁”。日本需以“提高与加强我国的能力和作用”“加强日美同盟”“加强与伙伴的外交和安全合作”“积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国际性努力”等为途径，综合而全面地规划日本的国际战略。
在国际战略的要素中，国家利益是第一要素，因为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
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宗旨是加强权力与安全，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则主要依靠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国家的军事能力。依靠实力进行战略互动，国家间的权力政治会导致国际战略环境表现为某种国际权力结构。
因此，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可以看出，其国际战略意味着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力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对外战略目标。
在国际战略理念下，日本围绕国家利益，不仅要强化日美同盟，还在“价值观外交”的基础上，推进以构建日、美、澳、印“四国安全机制”为代表的海洋国家联盟，提出了以改变“战后体制”为目的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其中，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对华指向性趋强。尽管日本出于对华经济利益，提出“从竞争到协调”的日中关系，但很难改变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对华针对性。由于国际战略具有全局性、对抗性、竞争性、长期性、相对稳定性以及前瞻性，
上述日本国际战略理念将通过长期的外交重点措施得到逐步落实。因此，深度剖析日本的国际战略与政策，可成为研判日本外交走向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入探讨和研究中日关系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研究是对新时代背景下日本对外战略的学术性探讨，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重点关注、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首先，本书力求系统地分析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的最新状况等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内容。其中，基于国家利益的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举措是本书研究展开的整体分析框架。冷战后，日本加快修改“和平宪法”和“正常国家化”进程，强化日美同盟，扩大海外派兵规模，构建“价值观联盟”，频繁制造与邻国在能源、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上的纠纷和摩擦。这不仅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也波及和影响到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于2013年12月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并出台了首份作为国家战略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国际战略理念就是重中之重。在该战略的指导下，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和“价值观外交”，竭力打造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力图通过“战后外交总决算”改变“战后体制”，表达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国家利益诉求。因此，本书以国家利益为分析框架，对日本国际战略中的日美同盟、“价值观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以及“从竞争到协调”的对华政策等日本外交措施的意图、现状和动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其次，探讨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转型及国际权力结构变动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战略调整及互动模式无疑将影响国际秩序的转换进程。日本对国际变局的回应十分敏锐，不仅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统筹日本国际战略布局，还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从竞争到协调”的中日关系等外交新理念与政策。从中可以发现，日本国际战略不仅要维护其“国家利益”，还力求参与甚至引领国际秩序与规则的制定。因此，从宏观角度探讨日本国际战略的重点与取向，从具体策略等微观层面分析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可以探寻日本国际战略的内在逻辑意向，并且对研判日本对外关系走向、评估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而冷战结束后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不断涌现。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深入探讨日本国际战略取向的重要学术参考，也为本书研究日本的国际战略与政策提供了诸多启发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关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成果与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概念出现以及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政治大国”口号密切相关。1980年7月，猪木正道、高坂正尧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咨询报告，提出了“广交与国，少树敌国”“还要进行适当的自卫努力”等国际战略理念。
徐淡在《日本经营“政治大国”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力图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辅以相当的军事力量，争取在“多极世界”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建立“几个大国共同管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让日本扮演“君临”亚洲太平洋的角色，为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铺平道路。
李完稷在《日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国际国家日本”》一文中指出，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中曾根康弘为实现“国际国家日本”的国际战略目标而提出来的。“国际国家日本”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在进一步壮大经济大国日本的基础上，日本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协调和合作”，作为“世界经济的共同经营者”，同美国等国家一起，发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火车头”作用；其二，在“不做军事大国”的前提下，让日本发展为“政治大国”，这是“国际国家日本”极重要的内容和特征；其三，维护并加强以日美合作为基础的“日美欧体制”是“国际国家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根本立场；其四，以亚太地区为活动重点来加强日本对整个世界的作用。
陆国忠在《内外瞩目的竹下外交》一文中指出，竹下内阁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非常活跃，取得了一定成果，使日本外交具有“竹下色彩”。这说明日本开始对其外交战略做某些调整，以便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但日本外交也面临一些难题，如打开日苏关系的僵局、处理好日美经济新摩擦，并且日本需要真正做些有益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事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针对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外交实践，高海宽撰写的《当前日本的国际战略及其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指出，面对1991年的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以及政权交替，日本当前不是注重恢复战后以来的“保守本流”国策，而是继续推行“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并充实、发展迄今的对外政策。为此，日本将通过“建立国际新秩序”、“为国际做贡献”、“在国际上发挥政治作用”、提高在联合国的地位等来实现其在国际上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姚文礼在《简论冷战期间日本对外政策调整》中指出：“冷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迎接90年代的种种挑战并着眼于21世纪的发展，正在调整其对内对外战略”，“自此，日本外交目标更加明确，紧紧围绕走向‘政治大国’这一中心展开活动，外交由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外交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它一方面主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企图借重美国力量、影响提高其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重点经营亚太，力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林晓光在《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中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作为‘国际国家’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并力争发挥主导作用，注重外交战略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全方位性，即推行所谓的‘大国外交’。通过国际合作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即是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际形势剧变后，日本政府开始将‘环境外交’纳入其对外战略的大框架”。
徐世刚撰写的《90年代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主要围绕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依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的背景、内容、着眼点及中日关系展开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际战略的宏观研究层面，日本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政策报告，以“21世纪日本外交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对日本的外交目标、21世纪日本外交与国际社会、日本外交课题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鲜明地表达了21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战略取向。
中曾根康弘撰写的《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了日本要想制定属于本国的21世纪的国家战略，在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应做的努力。
总体上来说，成为“正常国家”、追求“政治大国”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李寒梅等人的《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选取日本的政治体制、外交战略、行政改革、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战略，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整个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并追踪现实的变化，探讨了其未来走向。
刘世龙在《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一文中指出，展望未来十年，日本为保障本国的安全与繁荣，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走向“正常国家”。日本将在美国的引导下进一步军事大国化，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其战略目标，既取决于它的主观努力，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态度。
晋林波在《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充分关注和研究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今日本国家的战略思维模式的认识，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未来走向，而且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优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伯江、马俊威、王珊和刘军红等人撰写的《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一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政治生态及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越发坚定，尤其重视对国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重新配置，实施战略的手段选择日趋多样化、综合化。
房广顺、李向楠在《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且日本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在日本国际战略的微观研究层面，有学者从区域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李秀石撰写的《试析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从麻生政府的外交方针切入，考察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文章认为，日本的亚太外交战略主要应对三大地缘政治难题，包括东盟共同体建设弱化日本对东盟的影响，日本推进日美同盟的“开放性变革”与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性安保机制产生矛盾，东亚合作的“10+3”与“10+6”框架之间的矛盾。文章分析了日本亚太外交战略的可行性及制约因素，解读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以期有助于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亚太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周洪波、肖立国撰写的《日本对中亚外交的思考：从战术到战略的演变》一文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的中亚外交经历了从以经济援助为主到以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廉德瑰在《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一文中指出，“海洋国家”的概念，包括海洋国家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重视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挑战，主张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和构建大陆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包围网的内涵。
吴怀中《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作进程——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指出，2018年，国际变局加剧，日美同盟状态与中日实力差距的两个自变量发生“谐振”，加上之前被视为先验条件的单极体系自变量与美国霸权渐行剥离、亚洲融合及一体化进程显现新态势，导致日本区域主义战略发生明显的策略性调整，朝着多向对冲、政经并重、回归亚洲、深耕地区位移。此调整为某种战略动向的端口和序曲，将在曲折反复中持续较长时期，总体上有望为亚洲区域合作与融合、深化共同体建设提供相对利好条件。
对于2013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出台后的日本新国际战略，首先，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进行了探讨。张勇在《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一文中指出，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日本的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越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首相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加强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周永生的《析安倍内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一文认为，安倍内阁奉行右倾的政治路线，采取解禁集体自卫权、建设强有力的国内安保体制、调整军事战略与加强针对性军力等措施，通过强化安保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和首相权力，同时扩张军力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从而维护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推行国际联盟战略，以建立针对中国等国家的遏制包围网。
石源华在《日本国际战略出现对中美平衡新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国际战略已出现由“联美反中”转向对中美平衡的新趋向，这不仅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局面的形成。
卢昊《日本对外战略及在东北亚合作中的角色》一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动摇和美国自身的内向化和战略收缩，促使日本增强了外交乃至战略上的“主体性”，这种变化也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特征。这种“主体性”的实现路径是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及区域合作，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并且作为“平衡手”，在重大问题上协调中美欧三方，积极实施“战略性贸易外交”。
刘江永在《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一文中指出，安倍晋三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推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友的联系，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战略网络与国际战略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编写的《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指出，在百年大变局下，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改革，日本以“保障安全”“繁荣经济”“维护价值”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为纲，重构对外战略，在“积极和平主义”方针指引下，谋求在特定领域引领新时代国际秩序规则制定。
其次，有学者对新国际战略指导下日本具体某一战略进行了研究。周永生《日本安倍内阁的对外援助战略评析》一文关注日本对外援助战略。作者先对日本对外援助战略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将其分为起步、扩大、高潮及低潮四个阶段。随后，在对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对外援助战略进行分析后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在作者看来，过重的附加政治使命增加了日本对外援助的负担，日本现有经济实力对其对外援助理念而言心有余而力不足。从“援助”到“开发合作”的变化与时俱进，军事援助中存在与其回避军事及冲突理念相矛盾的内容。作者最后指出，日本对外援助战略形成与规范机制良好、书面材料详细、经济援助体制较为完备、政府援助与民间投资相结合等优点值得借鉴。
庞中鹏在《试析安倍“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的内容、目的及问题》一文中指出，得益于“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支撑、参众两院选举胜利的政治支撑和“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外交支撑，安倍晋三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新理念，其目的是打破日朝之间的僵局、推动日朝关系正常化，解决日俄争议领土问题，充实“印太构想”内涵和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但如何平衡日美同盟关系、日韩关系不稳定、日俄关系加强尚需时日以及中日关系隐忧仍在，这些决定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实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王竞超《日本南太平洋战略初探：历史渊源、实施路径与战略动因》梳理了日本与南太平洋国家的历史关联，分析了近代以来南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战略意义。该文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本主要通过介入南太平洋事务、培育日本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和强化与美澳等国的安全合作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进而实施其南太平洋战略，其目的是使南太平洋地区成为日美同盟向全球扩展和遏制中国的支点、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平台和推进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依托。对此，中国应加强远洋海军建设，凭借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分化日美、争取日本，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
孙丽撰写的《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一文认为，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是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龙头，以日欧经济伙伴协定、日美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
王洪映、杨伯江的《平成时代日本对外援助的战略性演进及其特点》认为，平成时代日本实施对外援助的动机、决策机制、执行体制均表现出战略性不断强化的趋势。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日本国际战略研究的精细化发展趋势。
本书以日本“国际战略”为视角，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外战略及外交理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历程的分析与考察，明确日本新国际战略提出的历史依据；以日本国际战略中的“国家利益”为视角，探讨日本外交战略调整取向。重视日本外交基轴——日美同盟的全球化发展取向，探求日美在同盟“义务相互性”与“对等性”方面的博弈，并指出日美经济摩擦是影响同盟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围绕“国家利益”，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内涵不断丰富，当下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是“价值观外交”的最新表现，也是日本构建日、美、澳、印“四国安全机制”以及提升印太地区国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地位的重要驱动力。否定“战后体制”，摆脱战后安排，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的重要方向，而“战后外交总决算”则是其政策的集中表现与具体规划，并将影响日本与俄罗斯、朝鲜、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对华政策依旧处于策略层面，而战略层面的调整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日本国际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中涉外部分的战略，具有全局性与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以“国际战略”来探讨日本外交战略，能更加宏观或以更长时间把握日本外交的重点与方向。其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明确了“国家利益”及其实现途径，是日本国际战略的最新体现，构成了探讨今后日本外交战略发展的纲领性分析框架。其三，日本新的国际战略的颁布与实施是日本调整与同盟国或友好国关系的重要驱动力，将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深度剖析日本国际战略与政策，跟踪其新的发展与变化，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调整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
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兼顾考察日本对外战略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互作用，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探讨日美同盟、“价值观外交”、日本否定“战后体制”与中日关系调整等议题的形成、发展、影响及趋势。本书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价值规范和方法论指导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政治现象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经验的观察来考察国际政治状况，把握其发展规律，而不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考察国际政治现象，推断其发展与演变的规律。同时，本书注重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介入。日本的战略取向取决于其战略理念、认知框架和解释范式。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解释范式对于分析、解释日本国际战略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分析法。在政治学论著中，系统分析法常常与系统论通用，因为系统分析法被表述为理解政治体系如何运行的概念结构和方法论。它是一系列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说明，其中任何一个或更多的变量若发生变化，其他变量或变量组合就会同时变化或者接连变化。同系统论密切相关的是相互依存。
例如，以“价值观外交”为意识形态联结的日本对外战略取向会对美国、中国等相关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关系则会推动日美、日澳、日印等双边关系的互动和相互依存。
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亦称“纵向研究法”，依据历史资料，按照时间顺序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等进行研究，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关注的任何问题都有历史背景，而不了解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恰当的解释。研究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及日美、日中、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日本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等的发展，就需要了解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发展历程，这是研究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与前提。
归纳法与演绎法。这是两种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方法。归纳法的研究是从个别到一般，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或规律）。演绎法正好与归纳法相反，是从一般到个别，即从已知的一般知识或理论出发，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推导出未知的结论，或对个别事物做出论断。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归纳法与演绎法是比较常见的方法。以研究中日关系为例，通常会追溯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归纳），从中找寻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反过来，在把握中日关系一般特质的基础上，将之作为推理的前提，分析新形势下中日关系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并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
分析法与综合法。运用分析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要素进行研究。研究日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就要分析其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日本外交决策的过程。当然，要得到对研究对象国的整体认识，还必须把有关这些要素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就需要运用综合的方法。要对日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做总体评估，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判。
比较分析法是确定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也是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的直观运用，就是在同一中求差异，在差异中求同一。例如，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就要对两国的综合国力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中国在日本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变化。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分析法包括内容分析、历史分析和文献统计等。其中，内容分析就是用诠释的方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历史分析是用历史眼光解读不同时期的文献；文献统计是对文献本身或是文献中的特定用语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这些方法，最终目的都是获取有关现实和学术研究的真实情况。比如，研究日本的外交战略，需要分析日本内阁、外务省及智库发布的政策文件或报告等重要文献。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可以掌握日本外交战略的要点，有助于分析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及走向。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肯尼思·沃尔兹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中，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三个“意象”（image）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他认为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后来，美国学者布鲁斯·拉塞特等人在《世界政治：供选择的菜单》一书中发展了层次体系分析法，进一步细分了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六个层次，依次是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其中，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决策者角色指决策者的职务；决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
这六个层次涵盖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体、分析更加细致、研究体系也更加完整。
从本质上讲，层次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使研究者更好地辨别和区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变量，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按照德维希·冯·贝尔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看，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是由一定数量的要素构成的聚合体，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系统论能够迅速地对两个原来迥然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研究”。
但运用系统层次分析中日关系，也要探讨当代国际体系是如何影响日本与其他国家间互动模式的。
[1] Kenneth N.Waltz， 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