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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3月华沙条约组织解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中美关系解冻和正常化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中美关系解冻到两国建交再到80年代两国关系的发展，这其中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就是美苏争霸。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下，美国把中国看作对付苏联的一个有用的筹码。现在，既然苏联已经解体，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也就随之消失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对美国已经没有重要性了，在战略上，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因此，中国对美国是可有可无的。
其次，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在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占主流的看法是“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式的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崩溃论”盛行，有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
[36]
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盖茨（Robert Gates）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苏联解体使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大陆的局势应该“预想到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
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于1991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次讲话中也把中国共产党政权称作“正在衰败中的皇朝”。他认为中国所称的“对台湾拥有主权”是“时代的错误”，美国对华政策“被锁定在三个公报中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37]
最后，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后期台湾开始了社会转型，实现了“民主化”和本土化。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对于台湾的人权状况是不满的，台湾当局和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是在国会中因为人权状况受批评最多的美国的三个盟友。到80年代后期，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以及岛内环境的变化，台湾开始了所谓“民主化”改革。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戒严”；在此之前，民进党于1986年9月成立；解除“戒严”后，随即取消了党禁、报禁——台湾原来只有29种报纸，“解严”后短时间内出现了六七十种报纸。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被打破。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执掌台湾党政军大权，他进一步推行“本土化”和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经改造运动”，增加台籍人员在台湾权力中枢中的比重，从而为他搞“实质台独”做干部准备。
从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新领导体制下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由台籍人士担任这个职务。国民党中委和中常委内台籍人士占据了主导地位。1992年12月，“立法”机构举行重新选举，原来从大陆来的一些“委员”或者去世了，或者退休了，因此全部“立法委员”都由台湾居民选举产生。
对于两党制、言论自由、直选民意代表，美国政界和舆论认为台湾的这种趋势和发展是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的，对此加以鼓励和褒扬。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台湾是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美国的政治指导下实现了由集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且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台湾简直就是美国的“宠儿”。台湾在美国的形象由“过去的战时盟友和反共基地变成了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国家’，但由于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的原因而在外交上被忽视了”。 [38] 也正如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所说：“随着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台湾要在美国赢得人心就越来越容易了。它作为一个社会在美国受到的赞赏以及它与美国天然的联系日益增加而不是日益减少。” [39] 这就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大背景。
《八一七公报》达成后，美国一方面仍然向台湾转让武器，另一方面钻公报的空子，采用公报中没有包括的转让技术的方式帮助台湾发展武器。F-16战斗机是台湾当局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向美国求购的武器。在美国不同意提供后，台湾开始自行研制“经国”号战斗机，这一计划得到美国四家军工企业的合作。
1989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在总统任上，他顶住了北京政治风波后国会要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强大压力，与中国领导人一起避免了中美关系的大滑坡，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正是布什在1992年9月做出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除了上面所说的大背景外，他的决定还有一些具体的考虑。
首先，国内政治形势于己不利。利益集团与国会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大选的需要，促使布什政府改变了过去坚持的主张。
流年不利，赶上美国经济萧条。由于里根政府时期积累了巨额财政赤字，又由于冷战结束后美苏关系缓和，布什政府连年削减国防预算，军火工业大受影响。美国军火商力图拓展国际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萎缩造成的损失。台湾是一个令国际军火商垂涎的市场。70年代以来，台湾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并正在努力求购先进武器。也就是说，在军购方面，台湾既有需要又有能力。从1989年到1999年7月，美国对台军售共25宗，总计200多亿美元。台湾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第二大军售市场。
90年代初，台湾在向美国求购F-16战斗机的同时还向法国求购幻影2000战斗机，美、法军火商都在争抢台湾这个买主。1992年7月中旬，F-16战斗机的生产厂家通用动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已经向得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巴顿（共和党人）提出紧急请求，希望他帮助改变十年来限制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7月29日，通用动力公司又突然宣布，由于F-16战斗机的订单减少，到1994年它不得不裁员5800人。
1992年是大选年。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拿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显示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硬姿态。 [40] 再加上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布什在与克林顿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到了8月，要求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压力越来越大。由巴顿和吉林（Peter Geren，民主党人）牵头，100名众议员（53名民主党议员、47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出致布什总统公开信，要求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并警告说，不批准的话，台湾不仅会购买法国的战斗机，而且还会购买法国的核电站和铁路技术。接着，54名参议员也联名向布什发出呼吁信。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问题至此成为利益集团和国会联合干涉总统外交权力的一个典型事例。
其次，当时国防部负责的官员担心海峡两岸军力“失衡”问题。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实际上切断了与中国的军事关系，于是中国很快转向与俄罗斯发展军事关系。1992年3月，两国达成协定，俄罗斯向中国出售24架苏-27战斗机。这是一种先进的全天候战斗机，最大航程达2400英里，使中国空军具有一定远程投放能力。虽然飞机数量不多，但该项军售仍然引起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极大关注。台湾表示，如果台湾不能从美国得到先进武器，台湾将寻求别的来源。恰好此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任期届满。李洁明与台湾当局、与李登辉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卸任以后，他又两次访台。11月，他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直接负责美国与亚洲的军事关系，使他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推动对台军售。
从1991年秋起，布什政府外交、安全政策有关的各个部门，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以及副总统办公室，开始举行每月一次的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务虚会。与会者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军力的“失衡”，由于台湾空军力量的老化，大陆购置苏-27战斗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军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41] 在1992年春的军购会议上，对于是否同意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国防部和国务院有不同意见。李洁明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国防部长切尼都强烈支持出售；国务院认为这项军售是违反1982年关于售台武器的公报的，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总统也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显然犹豫不决。
1992年9月2日，布什出席家乡得克萨斯州沃尔思堡的竞选聚会。聚会的人群打着“谢谢总统，给美国以工作”“让得克萨斯造F-16”“把F-16卖给台湾，把工作岗位留给得克萨斯”等大字标语。布什在会上宣布了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他说：“这一决定在我们考虑如何赢得国际经济竞争时，向美国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现在，我们得把精力和注意力转向国内，来迎接国内的挑战，保障我们经济基础的安全，保证未来高工资、高技术的工作留在美国国内。”
布什知道这笔军售的严重性和中国方面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事先要芮效俭大使私下转告中方，他很遗憾做出这一决定，希望中方能够谅解。他也亲自向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解释说，做出这一决定纯粹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而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改变；他希望能争取连任，对中国“作出补偿”。
中国政府对布什政府的决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反应还是比较温和的。在1992年12月法国决定向台湾出售50架幻影2000战斗机后，中国关闭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召回了驻法国大使，取消了由法国厂商承建广州地铁的合同。但对美国售台F-16战斗机却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采取1981年反对美国售台先进战斗机那样的强硬态度。这是因为在政治风波之后，布什奋力顶住国会的压力，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期限，维护了两国的正常经贸关系。中国方面也考虑到了美国国内因素，不想在竞选的关键时刻让布什为难。 [42]
为了减轻出售F-16战斗机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弥补。1992年9月11日，宣布取消对中国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的限制；12月16日，派商务部长富兰克林（Barbara Franklin）来华，与中方举行中美商贸联委会第七次会议，从而恢复了该委员会中断了三年的活动；12月23日，宣布取消四项对华军售计划的禁令，“包括归还中国8架送到美国更新电子设备的歼-8战斗机、弹药生产线和4枚反潜鱼雷等”。
尽管如此，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仍然是美国对台政策中的严重事件，是美国对《八一七公报》的第一次严重违反。此次售台的150架F-16战斗机价值58亿美元，与1982～1991年这10年对台军售总和
相等。它为美国以后再次违反公报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19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国会和各方面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重新审议了对台湾的政策。这是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台湾政策进行审议。1994年9月27日，克林顿政府宣布调整对台政策。其要点有三。
第一，改名。台湾驻美代表处由原来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设在华盛顿），设在美国各地的十几个办事机构称作“台北经济文化处”。
第二，提升交流层级。建立次内阁级别的经济官员对话以处理重要的双边经济问题；不定期举行内阁级官员会议处理经济和技术问题；允许美国经济和功能机构的内阁级官员访问台湾；台湾代表得以在美国政府机构会见美国同级别的官员，但国务院、白宫除外；允许台湾当局高官在美国做过境停留，但时间不得过长，也不允许他们在美国做私人访问。
第三，支持台湾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虽然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支持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让台湾的声音能被听到”，并支持台湾加入并非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43]
但克林顿政府的这番审议却是“里外不讨好”。国会的反应是，这种审议具有“给政策化妆”的性质，“太小气了”。台湾当局对审议表示“失望”。中国政府则对这一调整提出了严重抗议。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处理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4月8日，李登辉在“国统会”的一次讲话中做出公开回应。他强调了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不切实际地要求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要求大陆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形势，他的语气还比较温和。而实际上，老谋深算的他却正在策划更大的举动：访问美国，为他1996年竞选造势。
1994年6月，他通过由他直接控制的台湾综合研究院与华盛顿的一家公关公司——卡西迪公司签订合同，台湾在三年内向该公司支付酬金450万美元，而该公司要做成一件事情：让李登辉访问美国。为达此目的，他又向他曾经就读的康奈尔大学提供了250万美元建立“李登辉之友基金会”，并以提供200万美元设立“李登辉国际事务讲座”为条件，换取该校邀请他访问。校方欣然同意。
卡西迪公关公司向美国国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说运动，美国国会中支持李登辉访美的声浪不断高涨。但国务院深知李登辉访问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拒绝为李登辉发放签证。国会于是直接向总统施加压力。5月2日，众议院以396票比0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9日，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一些亲台议员威胁说，如果政府不采纳国会意见，国会就将采取立法行动。其实，克林顿本人是倾向于向李登辉发放签证的。他在担任州长期间曾四次访问台湾，台湾的“民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美国的价值观而不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认为李登辉有权对母校做私人性质的访问。5月17日，当他在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共进早餐时就此做了决定。
1995年6月7日，李登辉对美国进行访问。美国国务院对李登辉的访问做了种种限制：在纽约锡拉丘兹机场下飞机，并从那里直接去康奈尔大学；不会见任何政府官员；不举办记者招待会；康奈尔大学校友会上的讲话只能谈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和台湾的经济改革，不能涉及政治问题；等等。9日，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讲话，宣传台湾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表示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
他的讲话是高度政治性的。
克林顿政府向李登辉发放签证和李登辉对美国的访问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
第一，它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样的访问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第一次，也突破了克林顿政府刚在不久前宣布的规定，纵容了台湾当局的分裂主义倾向，助长了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推迟了中美之间许多原定的访问和交流。6月中旬，李道豫大使奉命回国述职。而当时芮效俭大使已经任满离华，于是在两国首都都没有对方的大使，这是自两国建交以来的第一次。
第二，它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李登辉终于实现了对美国的访问（不管以什么名义），这对他个人和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都是一个重要的提升。另一方面，李登辉是通过国会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的方式实现访美的，这自然引起行政当局的不满；尤其是他违反国务院事先的规定，发表了高度政治性的讲话。国务院官员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以致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Winston Lord）此后再也不见台湾在美代表鲁肇忠。
[44]
从此，许多美国政府官员都把李登辉看作“麻烦制造者”，此后美台之间实际上“渐行渐远”。这也是台湾当局始料未及的。
尽管中方对李登辉访美做出了强硬反应，但毕竟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双方都不愿扩大事态，而是积极采取措施限制此事件对两国关系的伤害，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关系。8月1日，两国外长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机会在文莱会晤。克里斯托弗转交了克林顿总统给江泽民主席的信。克林顿在信中表示，美国将反对和抵制台湾争取“独立”的努力，将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与一个分离的台湾”，将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克林顿总统还邀请江泽民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中方也同意恢复暂时中断的两国在军控、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对话。 [45] 9月下旬，中国政府认可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尚慕杰（James Sasser）为新任驻华大使。
1995年10月，联合国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江泽民主席出席了这一活动，并于10月24日与克林顿在纽约举行了两小时的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都表示重视中美关系，都强调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都强调台湾问题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都同意应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经贸关系以及军事交往等方面加强合作和对话。会晤后，克里斯托弗再次承诺，今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他也留了一个尾巴：美方不完全排除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李道豫大使作为江泽民主席的陪同人员赴美，参加了中美首脑会谈，此后就留在了美国，算是返任了。这样，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带来的伤害得到了修复。
1996年3月，台湾举行领导人选举，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直选领导人。为了表示对台湾局势的严重关切，震慑“台独”势力，大陆决定举行事先宣布的导弹演习。8日凌晨（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向基隆东北21海里和高雄西南30海里海面发射了3枚东风-15短程导弹，15日又向高雄西南发射了1枚东风-15短程导弹、4枚其他类型导弹，全部命中目标。3月12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进行了海空实弹演习，18日至25日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海陆空联合演习。
对于大陆的军事演习，美国的反应是，在演习之前力图阻止，在不能阻止的情况下则派遣航母编队前往台湾海峡附近地区。
在新华社宣布进行导弹演习的当天，即3月5日，美国国务院即紧急约见李道豫大使，表示对此事严重关注，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自然，中国政府的决定不会因为美国的态度而改变。3月9日，美国国务院同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方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对策。与会官员认为必须采取足够的行动，以有力的方式显示力量，这不仅是为了向台湾表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仍然有效，也是为了向东亚地区的盟国表示，美国是靠得住的伙伴，同时还是为了应对国会的压力。 [46] 美国本来在日本部署有“独立”号航母编队，国务院建议调遣这个航母编队驶向台湾。但佩里认为这不够，还要从别处增调1个航母编队，以表明“西太平洋的安全和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那里实现我们的利益”。会议遂决定，“独立”号航母编队将停留在台湾以东的公海，“尼米兹”号航母编队将尽快从海湾出发，部署在菲律宾以西水域。总统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47]
3月15日，中国政府结束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导弹演习；20日，新华社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空演习结束；25日，结束在台湾海峡的陆海空联合演习。在大陆结束演习后数日，“独立”号航母返回日本，“尼米兹”号返回华盛顿州不来梅基地。美国还向台湾施加压力，促其取消了原定于4月在马祖地区举行的射击演习和5月举行的“汉光12号”三军实兵对抗演习。由此台海局势趋于缓和。
尽管由13艘战舰和150架飞机组成的这两个航母编队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集结，但本次事态并不构成一次真正的危机。中国方面一开始就宣布，这只是一次演习。美国方面和台湾方面也没有做别的判断。但本次事件对美国政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克林顿政府认识到，1993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随波逐流”是危险的，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措施来稳定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此后以及在第二任期内把政策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另一方面，美方也意识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是现实存在的，随着F-16战斗机的交付，美国军方制订了“软件计划”，帮助改造台湾军队，使其从人员编制、作战思想、训练、后勤给养、维修保养等方面都能适应更加先进的武器。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不事声张地加强起来。
20世纪90年代是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重新正常化的时期，其中充满了波折、起伏和动荡。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1998年6月底7月初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这是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6月30日上午，克林顿在与上海各界人士进行座谈时表示：“我曾经有机会重申我们的台湾政策，那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外，我们并不认为台湾应该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
这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可以说自基辛格1971年7月访问以来美国基本上就奉行这样一种政策，以前美国高官也曾多次宣布。但由总统亲口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仍然具有不同的意义。
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和他的“三不”表态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引起反弹。1999年3月底，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民主党参议员托利切里（Robert Guy Torricelli）领衔提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稍后，众议院共和党督导迪莱（Tom Delay）也提出了类似法案，并得到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Benjamin Gilman）和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等人联署。他们认为，“与台湾关系法”中给予台湾的安全担保过于模糊，现在要把这种战略清晰化，要进一步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法案明确提出：第一，确保台湾取得必要的军备，包括柴油动力潜艇、“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舰船，以及防空设备；第二，增加“美国在台协会”技术人员，以支持对台军售；第三，加强美台之间军方的交流，包括训练台湾军事人员，并在台军与太平洋总部之间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等等。
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了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立场。在8月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助理国务卿罗思（Stanley Roth）表示，该法案仅从军事方面的狭隘角度考虑两岸关系，并将其作为台湾安全的基础，这是一个“最大、最根本的”缺陷。台湾的安全只是部分依赖军事装备，更多则是取决于整个安全环境，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以及两岸关系的总体情况。这就是政府一直努力促进两岸对话的原因。他还说，“如果这一法案通过，那么它将对台湾和我们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也明确表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是不必要的，而且有着潜在的反作用，国防部反对这一立法”。
2000年2月1日，美国众议院不顾中美两国政府的反对，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屡经修改的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每年美台军售会谈后，总统应该向国会报告台湾要求售予的项目，以及美国政府“拒绝、延迟、更改”其要求的决策过程；美对台提供的防御性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应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而不是以《八一七公报》或任何类似的行政协议、命令或政策为基础；从美国军校中拨出更多的名额给台湾学员；美军太平洋总部与台军指挥体系建立直接通信联系，国防部长提出美台两军训练交流计划。 [48]
克林顿政府反对这一法案。2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戴维·利维（David Levy）说，这项法案“将会削弱台湾的安全，损害美国在东亚的整体目标”。2月4日，克林顿总统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采访时也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法案，指出“新法案是不明智的”，这势必使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政策“复杂化”，并“很可能自食恶果，使台湾处于更大的压力中”。
中国政府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做出了强烈反应。2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华盛顿会见一些众议员和大企业负责人，对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表示愤慨和坚决反对。2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Joseph Prueher），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警告说，如果此法案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
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提交参议院，许多参议员对法案提出了种种质疑和保留，以至于法案被搁置起来，没有付诸表决。2001年新一届国会开始工作后，众议院先前的表决即失效。“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虽然胎死腹中，但它表明，在美国政界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亲台势力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尤其是当对台湾政策与美国的两党政治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空袭的一架美国轰炸机发射的导弹击中，造成人员伤亡和馆舍毁坏，中美关系跌入了自1979年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
李登辉以为有机可乘，于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宣称：台湾当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毫不避讳地公开否定长期以来国际和两岸具有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两岸关系稳定的基本框架。“两国论”发表的时候，除了“国家安全会议”的少数官员及“两国论”小组成员外，其他官员一概不知情。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各方批评纷至沓来。
对于李登辉的分裂企图，中国政府立即予以严正驳斥。7月1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20日，国台办发表谈话，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按照李登辉“两国论”进行“修宪”的图谋，这种以所谓“中华民国”名义实现“台湾独立”的企图是一个更加严重和危险的分裂步骤，是对和平统一的极大挑衅。
李登辉的分裂企图在台湾同样不得人心。台湾媒体、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发表言论，批评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一贯的政策依据，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基础，结果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李登辉的言论同样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美、英、法、德、加拿大等国和欧盟纷纷表示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事先没有与美国政府通气，克林顿政府对台湾当局单方面的挑衅十分不满。7月12日和13日，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先后表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并重申了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当局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49] 在台北，“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佑（Darryl Johnson）及副处长杨苏棣（Stephen Young）会见李登辉，要求他对“两国论”做出解释。张戴佑拿出随身带来的“宪法”及台湾过去的相关政策声明，质疑李登辉的“两国论”是否已经偏离了“宪法”，改变了政策。15日，“美国在台协会”还告知民进党，“两国论”已经对美方造成困扰，希望民进党自制，不要再有进一步的动作，以免引起更大的风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打电话给曾任“国安会秘书长”的丁懋时，警告说，美国不会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的做法。7月23日至25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前往台湾，要求李登辉做出解释，对他事先未与美国商量突然发表“两国论”表示不满和深深的关注。 [50]
7月18日，应克林顿总统的要求，江泽民主席与他通了电话，交换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希望美国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克林顿去年访华时公开重申的“三不”政策；克林顿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坚定承诺，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完全可以相信他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历次谈话。
这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两个多月来两国首脑首次电话交谈，对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在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的十几天里，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明确表示不赞同“两国论”，表示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基础，维护台海地区的现状，不要再使由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受到伤害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李登辉以为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有机可乘。殊不知，他的突然发难不但没有离间中美关系，反而为两国关系打破僵局、走出低谷提供了契机。
李登辉的“两国论”在美国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1999年8月下旬，新保守派主导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与传统基金会联合发表《关于保卫台湾的声明》，声称“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做出种种努力来阻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任何形式的恐吓，并且毫不含糊地宣布，如果台湾，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遭遇进攻和封锁，美国将去保卫台湾”，“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和道德上的模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该是对台湾做出清晰的承诺的时候了。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22位著名的新老保守派人士，其中一些人如沃尔福威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路易斯·利比（Lewis Libby）、理查德·帕尔（Richard Perle）都在后来的小布什政府中担任要职。
但克林顿政府没有理睬他们的主张。
乔治·W.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执政之初实行ABC（Anything but Clinton，即克林顿做的，布什都不会做）政策，与克林顿的政策拉开距离。当然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可能完全与克林顿对着干。但他也认为前任的政策对台湾支持太少，他要采取措施“纠偏”。 [51] 他的对台湾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他不喜欢“与台湾关系法”中的“战略模糊”，立意使对台政策“清晰化”。于是在他当政百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采访，当记者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他是否有责任去保卫台湾时，他说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这样的话。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表态。以前美国总统被问到这类问题，总是说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采取适当措施。小布什是第一个这样明确表态的美国总统。虽然次日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他又说了一些仿佛是“亡羊补牢”的话，表示“我愿意帮助台湾自卫，就我的观点而言，在政策上实际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当然希望台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宣布独立不属于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将与台湾一道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需要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等等。
但他先前说的话已经无法收回，而且那确实就是他的意思，因此这一表态是有影响的。
第二，批准大宗售台武器。2001年4月美国答应的售台武器（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P-3C反潜飞机、12架MH-53E扫雷直升机、54艘AAV7A1两栖突击装甲车等）是其答应的最大宗售台武器。其中一些武器正是前面提到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中提出要卖给台湾的。尽管法案废了，但现在那些共和党保守派要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们的要求。
第三，提升美台交流层级，尤其是军方交流层级。2002年3月，台湾军事事务主管汤曜明前往佛罗里达参加“国防峰会”，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前往与会。这是1979年以来台湾最高层级的军事官员访问美国，也是美国最高级官员参加同类会议。台湾军事主管部门官员康宁祥、陈肇敏、林中斌等都曾先后访问美国，甚至一反往例，直接进入五角大楼，违反了国务院原先的规定。
第四，在克林顿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出访南美途中在美国过境时，只能待在旅馆里，是不能进行公开活动，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的。小布什政府认为这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屈辱”待遇，以后要按照“安全、舒适、便利”的原则，“善待”过境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此，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就有了更大的自由。
上述调整对海峡两岸关系影响甚大。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以争取台湾“独立”为己任的政党。陈水扁在2000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虽然言不由衷地做了“四不一没有”的表态，
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运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推行他的“台独”路线。而与美国的关系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有的美国学者批评小布什的上述表态是给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一张空白支票，似乎不管台湾做什么都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似乎台湾可以依靠美国来对抗大陆。
其结果只能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放纵。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也影响了中美关系。美国把中国视为反恐战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伙伴，对中国有了新的战略需求，两国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大，这也就给小布什政府再次调整其对台政策提供了新的背景。
2001年和2002年，美国的注意力主要不在台湾问题上，因此对陈水扁的“渐进式台独”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而陈水扁却越做越出格，他第一次引起美国关注的行动是在2002年8月3日发表的“一边一国论”。
当时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瑙鲁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陈水扁恼羞成怒，在8月3日以视讯直播的方式向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年会发表讲话，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
抛出了大陆与台湾是“一边一国”的论调。这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可谓异曲同工，直接挑战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发言人一再表示，“我们……的政策众所周知，是长期的，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52]
甚至连一向亲台的《华盛顿时报》也异乎寻常地在8月中旬连续两天刊出批评陈水扁的文章，其中一篇说陈的讲话“不仅不利于台湾本身，也不利于美台关系”。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自称在过去40年中访问过台湾20次，是台湾的“朋友”，但他把陈的讲话称作“大错”，“使台湾在美国的友人变得困难得多”，并说“除非他改正，并且不再重复，否则必然伤害”美国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三角关系”。曾任“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苏起当时正好在华盛顿，据他自己说，另一位亲台的美国“重量级人士”拿着这两篇文章的简报对他说：“我告诉你，它们说的就是我们许多人想说的。”
[53]
为了消除“一边一国论”在美国产生的恶劣影响，蔡英文赶往华盛顿，向美国官员和智库进行“解释”，但她遭遇的是难以招架的批评。对于她所说“一边一国用台语来说，是非常轻松的日常用语”，美国官员严厉指出，“印成文字，就不轻松了”。另一位长期亲台的“重量级高层人士”对蔡英文说，“（领导人）不能像拳击手一样，一直跳来跳去，变换位置，让别人不知道你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个比喻整整一年后被《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用作专访陈水扁的标题。
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小布什政府与陈水扁当局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通过“公投”决定台湾前途是民进党的一贯主张。从民进党建党时期的“住民自决”到党纲中的“台独”条文，再到“台湾前途决议案”的核心内容，都是以“公投”作为手段的。陈水扁第一任任期内台湾经济萧条，失业率创纪录，民生凋敝，社会不宁，在社会经济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他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转移选民注意力，刺激选情，提高2004年胜选的可能呢？盘算来盘算去，他决定利用“统独”问题，挑起台湾社会的族群之争，通过“公投”来刺激选情。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在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在民进党成立十七周年党庆会上第一次亮出“台独”时间表：要在2004年“完成历史性首次公投”，2006年“催生台湾新宪法”，2007年实施“新宪法”（后又称2008年5月20日正式实施）。
陈水扁的这一说法把“公投”与“制宪”结合起来，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搞“公投”就是要搞“台独”的实质。他在10月6日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再次坚称，“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台湾”，并称“公民投票一定会落实，新宪法一定会诞生。台湾不是另一个国家的一个省或一个州。任何民主的改革都是我们自己的内部事务。我不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反对我们的民主理念”。
[54]
他以实施“民主改革”为幌子，表示要坚持他的理念，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
陈水扁为了“公投”“制宪”似乎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美国政府不得不一再做出反应。在上述报道发表的当天，2003年10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Richard Boucher）在记者招待会上罕见地把陈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又翻了出来，把“四不一没有”的承诺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指出这些承诺应予遵守。他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要求两岸不要发表加剧紧张或阻碍对话的言论。
大陆方面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2003年11月17日，国台办负责人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坚决反对陈水扁当局通过“公投立法”和“台独公投”进行分裂活动。一旦台湾通过不设限“公投法”，大陆将做出强烈反应。“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为了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2004年11月21日，即将访问美国的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Leonard Downie）专访，针对台湾“公投”问题，他表示，我们不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但是对任何分裂中国的挑衅行动，我们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的统一。 [55]
11月27日，台湾当局有关部门通过国民党、亲民党共同推出的“公投法”草案。
“公投法”的出台和台湾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显然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关注。“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小布什政府的第一要务，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大量美军被牵制在伊拉克。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政府不希望台湾海峡地区出现动荡，以致破坏美国的大战略。11月中下旬，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和高官频繁表态，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11月18日、19日、20日、22日、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副发言人艾尔里等一再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继续敦促两岸不要做出或者发表会增加台海紧张，或者使得对话更加困难的举动或言论。19日，在记者追问下，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说，台湾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举行“公投”是不必要的。12月1日，包润石又说，美国反对台湾举行任何会改变台湾地位或使台湾走向“独立”的公民投票。12月4日，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Scott Mcclellan）重申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包括反对大陆动武和台湾“独立”。
为了加强美国表态的力量，11月底12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资深主任莫健（James F. Moriarty）奉命三次秘密访台，并带去小布什总统亲笔信，要求陈水扁帮他“个人一个忙”，停止可能会危及台海安全的行动，如“公投”。
[56]
但陈水扁已把选举和“公投”绑在了一起，如果此时取消“公投”，显然对他的选举极为不利。12月7日，陈水扁参加台中造势大会，称“公投”题目就是“台湾2300万人民坚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撤除瞄准对台湾的496枚飞弹，并公开宣示不再对台湾使用武力”，称这是反飞弹、反战争的“防卫性公投”。
至此，美台在台湾“公投”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
2004年12月上旬，应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邀请，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台湾问题显然是两位领导人会谈的中心议题。华盛顿时间12月9日中午12时许，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小布什总统表示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地区现状的决定，尤其严厉批评陈水扁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做出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是反对的。”美方的这一表态不能不说是对台湾当局的一种强烈冲击。美国总统这样直言不讳，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对陈水扁进行批评，可见他对陈水扁的不满到了何种程度。虽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也不是美国的新政策，以前历届政府也都这样表示过，但此时此刻，由总统自己当着中国总理的面说出来，其反对“法理台独”的意义是十分强烈的。实际上，从小布什政府8年的对台政策来看，这次表态可以看作对台政策再次调整的标志。但这一次调整与2001年4月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的重点是反对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 [57]
在小布什总统12月9日表态前后，国际社会纷纷发声关注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批评陈水扁执意搞“公投”搅乱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在中国大陆、美国、国际社会和台湾岛内几个方面的压力下，陈水扁在“公投”问题上陷入困境。台湾当局拟在2004年1月10日向日本、美国、欧洲派出所谓“宣达团”，与它们沟通关于“公投”的问题，也遭到美、日等国的断然拒绝。陈水扁无奈，于1月12日发表声明，表示会审慎处理“公投”问题，请国际社会放心。16日，他公布了经过修改的“3·20公投”内容：第一，如果中共不撤除瞄准台湾的飞弹，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您是否赞成增加购置反导弹的装备，以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第二，您是否同意与中共展开协商，推动建立和平稳定的两岸互动架构，以谋求两岸的共识与人民的福祉？
尽管他修改了“公投”的内容，国际上的批评却没有减少。1月30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结束访华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就我了解，公投通常是用来解决非常有分歧、非常困难或者非常重大的议题，就我所看到的公投文字，似乎既不重大也不困难，所以我想这会引发一些关于公投推动者的动机的问题”。
[58]
就在台湾选举前一天，即3月19日，发生了神秘的“枪击案”，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扫街拜票时双双“中弹”，这给本来就白热化的选战更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第二天，陈、吕仅以0.2%的微弱优势获胜，泛蓝不服，进行了持久的抗争。但陈水扁执意要搞的“公投”却马上有了结果：两个议题的投票率分别为45.17%和45.12%，均未过半，“公投”无效。
4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Kelly）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纪念“与台湾关系法”25周年听证会上作证，这篇证词是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对台湾政策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证词总的调子仍然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证词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证词强调台海地区的现状要由美国来定义，这自然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说法，因为对于台海的现状，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有各的说法。但在当时，这话主要是说给台湾当局听的，是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又一次否定。第二，证词说中国政府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将采取军事行动。虽然美国对此持有强烈异议，“但我们和台湾地区领导人如果把这些声明看作虚声恫吓那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敦促台湾人民也同样严肃地看待这些声明”。他还进一步说，“在我们看来，任何单方面走向独立不会使台湾得到比它现在已经享有的自由、自治、繁荣和安全更多的东西”，而大陆方面的反应“将可能摧毁许多台湾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证词要求陈水扁实施负责任的、民主的和克制的领导，这是保证未来台湾和平与繁荣所必需的。把这句话翻译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众要和平、要繁荣，那就不要搞“台独”；要搞“台独”，就会失去和平、失去繁荣；搞“台独”是不负责任的、不民主的和莽撞的。20多年来，还没有一位美国高官这样严厉地警告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三，证词屡屡强调了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将“明确和直白地表达意见，如果我们感觉这种努力将对美国的安全利益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或者可能损害台湾自身的安全利益。如果要美国支持，那么台湾‘修宪’就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不知道限度何在，那么我们将不会予以支持。总统关于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表态将在与台湾当局关于政治演进的对话中予以加强”。这段话明显是针对陈水扁“修宪”说的。他明白告诉台湾当局，它企图做的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容忍度，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危及台湾自己的安全利益。第四，证词积极鼓励两岸进行对话，并且明白告诫台湾当局“不要把我们的支持解释为是抵抗这种对话的空白支票”。 [59] 总之，从小布什2003年12月9日讲话以来，出现了类似中美两国联手遏制“法理台独”的新形势。
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成为小布什第二任期中中美两国领导人经常磋商的话题。胡锦涛主席在多次会晤小布什总统时一再强调，“‘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两国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美双方在遏制“台独”方面取得了基本共识，唯其如此，中美双方才有可能做出共同的努力来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06年初，陈水扁提出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
这是明显违反他“四不一没有”承诺的举措，是挑战两岸关系的危险步骤。中美双方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月26日、28日，中台办、国台办发言人连续发表谈话、声明，一方面严肃批判陈水扁的恶劣行径；另一方面郑重表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台湾同胞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将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并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维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陈水扁在2006年春节讲话中提出这个问题后，美国方面一再明确表态，重申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要求陈水扁遵守“四不一没有”的承诺。2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韦德宁（Denis Wilder）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处长夏千福（Clifford Hart）还作为小布什总统的特使赴台湾，据媒体透露，他们与陈水扁进行了6个小时的谈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陈水扁把“废除”改成了“国统会终止运作”与“国统纲领终止适用”。这明显是在玩弄措辞，哄骗美国。
2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尔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统会尚未被废除，它只是被冻结”。他用了freeze，显然是故意轻描淡写。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陈水扁的举动“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但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长陈唐山和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邱义仁却得意忘形，公开表示“终止”与“废除”没有什么不同，不给美方一点面子，使美国不能自圆其说。3月2日，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登出了一则异乎寻常的声明，要求“台湾当局公开纠正上述说法，毫不含糊地确认2月27日的举动没有废除国统会，没有改变现状，并确认其所作相关承诺依然有效”。声明还警告说：“废除一项承诺就是改变现状。”同时，再次重申，“台湾信守承诺对于维持现状至关重要。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是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声明指名道姓地直呼陈水扁姓名，连个“先生”都不加，更没有官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美国对陈水扁的不满很快就表现出来。5月，陈水扁要去南美访问，需要在美国过境。他最希望在纽约，其次是旧金山，但美国都没有同意，而是要他在美国本土以外过境。5月2日，陈水扁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要美国同意他的要求，甚至以不过境美国进行要挟。美方同样强硬，维持原方案，并表示“否则以后过境就免谈”。最后陈水扁赌气没有过境美国，结果他只好在阿布扎比停留，后又到阿姆斯特丹去绕弯，他的中南美洲访问成了不折不扣的“迷航之旅”。国会中的亲台派对陈水扁的遭遇非常同情，5月1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eollick）在国会作证时，有议员乘机对他进行围攻。佐利克直言不讳地说，“台独”意味着战争，如果陈水扁不断挑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一直在撞墙”。
在陈水扁“废统”过程中，美国的处境是很尴尬的。陈水扁自以为“废统”成功，其实他在美国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美国方面进一步认识到，陈水扁确实是麻烦制造者，他今后还可能寻找机会破坏海峡两岸的稳定，挑战美国的政策，因此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也就更加警惕。
陈水扁原先扬言要在2006年制定新“宪法”。但他很明白，在“泛蓝”在台湾“立法”机构中占多数的情况下，在现有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的框架内“修宪”或“制宪”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替代物，那就是“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自1994年以来，台湾当局一直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并鼓动它的一些“邦交国”在每年9月联大会议上提出相关的动议。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共识日益巩固和加强的情况下，台湾的这一企图自然没有成功。2007年6月18日，陈水扁提出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并在2008年3月选举时举行“入联公投”。“公投”的议题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成为国际孤儿。为强烈表达台湾人民的意志，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参与，您是否同意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60] 7月至9月间，台湾当局先后三次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申请书，并且在岛内外大造声势，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发起了一场新的“台独”运动。这个“公投”一旦通过，就会给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留下不良的政治资产，束缚他的手脚。“公投”还可能搅乱选民的心态，破坏台湾的政治生态，为2008年选举中的民进党候选人创造有利的政治氛围。
美方对这个“公投”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从“公投”提出之日起，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就没有断过。6月18日当天，国务院发言人就表态称，“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希望陈水扁能展现“领导风范”，放弃“公投”。当天晚上，台湾外事主管部门反驳了国务院的上述表态。第二天，国务院发言人正式回应说，“美国反对旨在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动议，包括入联公投”。22日，国务院发言人又重申了这一表态。 [61] 美国官员对台湾驻华盛顿代表吴钊燮也明白表示了这一观点。对此感受更强烈的是谢长廷，这位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7月20日开始为期10天的访美之旅。他在华盛顿见到的官员，无论是来自国务院、国安会还是来自国防部，都明确表示反对“入联公投”。
美国对“入联公投”的不满再次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问题上表现出来。8月下旬，陈水扁出访中南美洲，美国只同意他在阿拉斯加短暂停留以便加油。临行前，陈水扁在桃园机场强硬表示，不会以停止“入联公投”来换取过境美国。当他的飞机到达阿拉斯加机场时，他以不下飞机作为抗议。“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Burghardt）没有出现，陈水扁认为这是对他的又一个侮辱。“美国在台协会”荣誉主席浦威廉（William Brown）登上飞机表示欢迎，陈水扁不打领带表示抗议，而且在他专机的座位甚至其衬衫上都贴着“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的纸条。在回程时，薄瑞光出现了，陈水扁同样没有下飞机，在与薄瑞光的谈话中他敦促美方确保其民主价值观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出访全程，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台湾的总统”。 [62] 总之，虽然美国公开表明了态度，但在阻止陈水扁“入联公投”的“台独”冒险方面没有进展。
8月28日，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Negroponte）约见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并发表谈话，严词警告说，美国把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看作“走向宣布独立，走向改变现状的一个步骤”，美国认为举行这次“公投”的想法是“一个错误”，强调台湾应该“避免任何挑衅性的步骤”。作为对陈水扁要求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的回应，他在采访的最后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但必须以“严肃的和负责任的方式”来进一步寻求民主。
三天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韦德宁在向报界介绍小布什总统即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情况时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说美国不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不认为台湾有可能加入联合国。因此，台湾的“公投只是无端地给两岸关系增加了紧张气氛”。
[63]
胡锦涛主席于9月6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美国总统小布什。当胡锦涛主席提到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时，小布什总统表示，内格罗蓬特副国务卿已代表美国政府迅速、明确地表明了反对台湾当局推动“入联公投”的立场。
9月11日，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继续狠批“入联公投”。他明确指出，这项“公投”是“居心不良的”，是“旨在改变现状的步骤”。“公投”推动者为了他们短期的政治利益，不惜以台湾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来进行冒险。而任何以台湾的和平与稳定来进行冒险的行动都是与美国的利益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他说，虽然美国无疑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加压力，但我们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我们也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台湾独立”的挑衅性主张会以任何方式有助于维持现状和保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实际上，我们把这样的主张与“入联公投”一起视为毫无必要的挑衅行为，它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一清二楚的。他还驳斥了美国“干涉台湾民主”的指控，指出“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会因为包裹着民主的外衣而变得好些”。
12月3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在台北一个公开场合再次表示，“入联公投”是“不必且不利的”，它极具风险，正在减损美台之间的互信。他还期望新领导人的产生是“两岸捐弃成见、发展合作关系的新契机”。
但陈水扁在12月4日会见“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时却表示，即使明年选举以后两岸也无法重启对话。12月6日，柯庆生又罕见地接见台湾媒体记者，明确表示这次“公投”是“不明智的、挑衅性的、有风险的”，不符合台湾人民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它不能改变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它违反了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承诺，实际上是一次“统独公投”。他还表示，美国会考虑北京的关切，台湾也应该严肃地对待北京的关切。针对日前陈水扁提到“戒严”的事，他说，如果台湾“戒严”或朝此方向发展，美国的反应将是“极端负面的”。他呼应杨苏棣的说法，希望选举过后两岸能重开对话。
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年终记者招待会上表态，“入联公投”是“挑衅性政策，它没有必要地使台湾海峡的紧张升级，而不会使台湾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实在的利益”。
在2008年2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赖斯重复了上述表态，她说：“美国反对拟议中的公投，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公投不是建设性的，而且实际上对谁也没有好处……我们这个立场一直都很清楚，我们认为这个公投对谁也没有帮助，它是不该举行的。”
小布什政府持续对“入联公投”表示强烈反对，这对台湾的民意显然是有影响的。在2008年3月22日的选举中，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胜出，选票领先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17.9个百分点；“公投”投票率不到36%，没有过关。26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赞赏小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多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反对“入联公投”、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明确立场，希望中美双方继续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努力。
美方强烈反对“入联公投”并不表明美国对台政策的两面性消失了。在2001年4月小布什总统宣布售台武器大单后，国民党掌控的“立法”机构60多次反对通过采购武器所需的“特别预算”。美国方面一再催促，同时对民进党当局和相关机构施加压力。2005年9月19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劳列斯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在台湾采购武器的“特别预算”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的“错乱”。
[64]
2006年9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处长夏千福在美台商会的防务工业会议上发表讲话，极力渲染大陆对台湾的威胁，称“台湾海峡的战争不是不可能的”，台湾政治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安全问题，拿出智慧和政治勇气，就台湾亟须提高自卫能力一事的拨款问题达成一致。美国方面仍然坚持执行2001年做出的决定，向台湾出售其需要的武器系统。台湾当局必须立即拨款。
到2007年，美方向台湾出售了4艘从美国海军退役的“基德”级驱逐舰、2套远程预警雷达、12架反潜飞机等价值91.51亿美元的武器。2007年2月到11月，美国又多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F-16战斗机使用的导弹、反舰导弹，“基德”级驱逐舰使用的防空导弹以及12架P-3C反潜机、升级版“爱国者-2”导弹，价值37亿多美元。2008年10月，美国向台湾转让了价值64.63亿美元的军火，包括“爱国者-3”导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E-2T预警机升级系统、多种导弹等。这些军售无疑与美国政府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立场背道而驰，是向台湾发出错误信息。
自2008年5月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走出了“高危期”，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之间开启制度性协商，两岸迅速实现“三通”，接着签订经济贸易等有关协定，尤其是在2010年6月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两岸大交流局面形成。
奥巴马政府是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由于陈水扁持续不断地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长期紧张。陈水扁的“不可预测性”使小布什政府吃够了苦头，台海局势的紧张危及东亚局势，威胁亚太和平，有可能把美国拖入它本不愿意参加的战争。所以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是欢迎的。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中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关于台湾问题写道：“美方欢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
美方的这一表态是与时俱进的，它反映了两岸关系的现实，鼓励两岸发展关系，并抱持积极的期许，因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由于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中没有以前那样多的麻烦和起伏，所以奥巴马政府对两岸关系公开的系统的论述也比较少。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施大伟（David Shear）2010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的证言《海峡两岸近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对美国的影响》是对奥巴马政府两岸关系的一个阐述。他欢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指出：“我们不应该对大陆和台湾的和解感到吃惊，只要决定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海峡未来的稳定取决于两岸公开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不使用武力的，是不进行威吓的，而且与台湾的民主的发展是相符合的。”
首先，他强调，台湾要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有信心，对保卫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对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信心。美国一贯强烈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中有实质意义的参与。现在台湾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美国还主张台湾参与它不能成为正式成员的一些组织的活动，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重要的国际机构。美国对台湾在经过十年努力后于2009年被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表示欢迎。
其次，他强调了“台湾对于抵抗大陆的恐吓和压力要有信心”，而美国售台的武器将增强台湾的这种能力。在此之前，2010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武器。他称这一决定是美国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义务的一个实际表现。他同时还说，美国对大陆“缺乏军事透明度”和针对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表示“严重关注”。
最后，美台经济关系显然符合美国和台湾的利益。台湾是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投资国，累计投资超过了210亿美元。
从施大伟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仍然不能摆脱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仍然要干涉中国内政，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口口声声地讲对台湾的“义务”，却忘了对中国政府的义务。早在1982年达成《八一七公报》时，美国就承诺不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承诺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逐步降低售台武器的水平。时过三十年，美国仍然没有履行这个承诺，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信用透支”实在是太大了。
2010年7月7日，施大伟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题为《东亚与太平洋：新谈判时代的两岸关系》的讲话，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未来两岸关系的冲突”已经成为冷战研究中的一门学科，而现在有希望预见，近年来的事态已经开启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未来两岸关系的机遇”。他表示欢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数百种商品的关税将降低，两岸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将进一步发展。公开的、公平的贸易环境对美国企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是有好处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将有可能把它们的地区营运中心设在台湾，有可能增加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口。他对台湾限制进口美国牛肉表示遗憾，但表示双方也不要让“牛肉事件”使双边贸易关系蒙上阴影。谈到两岸关系时他说，“两岸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的进展是没有先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为增加接触，寻求共识和降低紧张所采取的步骤值得予以赞赏”。
一些学者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阐述更为详尽。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S.Glaser）在2009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8个目标。第一，终止零和状态。美国将鼓励两岸关系的改善，中美之间的合作将不会以损害台湾为代价，美台关系的改善也不会对中国形成压力。第二，修复和改善美台关系。陈水扁时期美台关系严重受损，新政府会采取措施改善与台湾的关系，这不是为了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第三，鼓励改善两岸关系。两岸对话停滞了十年，这是危险的，增加了两岸误解和误判的风险。第四，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但措辞会有修正。第五，呼吁中国减少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第六，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第七，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安全关系，包括美国售台武器，F-16战斗机也在考虑之中。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态势是对台售武的一个因素。第八，支持台湾的民主体系。小布什政府批评“入联公投”从而卷入了台湾的选举应该被视为一个例外，奥巴马政府将不会介入下一次台湾选举。
虽然美国的主流是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认为台湾海峡的稳定和紧张程度的降低将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但不是所有人都持类似态度。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派别，即所谓“蓝队”，或者新保守派，就认为，台湾与大陆过于亲近将加强大陆，因为大陆将不必将其军事准备聚焦于防止台湾“独立”，这样将使大陆对美国产生越来越多的威胁。国会研究部在关于台湾选举的研究报告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台湾的观察者也注意到了这个报告。亲民进党的《台湾时报》（英文版）的社论提到：“……台湾可能与大陆走得太近。就像国会研究部的报告所说，这可能对美国在地区的利益造成威胁，并对售台武器产生负面影响。突然之间，和平看起来不再是那么好的东西了。” [65]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世界形势发生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格局，也改变了美国的地位。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世界、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对台湾的政策也是这样。对中美关系最初和最大的干扰就是美国售台150架F-16战斗机。台湾方面从80年代初就向美国要求获得这种先进武器，但是美方一直拖着，为什么这时候却答应了呢？除了一些具体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冷战结束这个大背景，美国认为它已经可以不必那么顾及中国的关切了。这次对台售武是美国第一次严重违反《八一七公报》，它为以后类似军售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其影响是深远的，对中美关系的伤害是巨大的。
几年后，对中美关系的另一次严重伤害仍然是在台湾问题上，那就是1995年向李登辉发放访美的签证。这也是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第一次，是明显违反美国自己认可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行为，甚至与美国刚刚进行的对台政策的审议都是不相符合的，中方做出强烈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此后数月中，美方主动做出了修复关系的表示，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使两国关系比较快地得到恢复。
1996年春的台海危机与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都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危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首先，它对克林顿政府和国会都有一种强烈的警醒作用，使它们认识到，必须严肃地看待中美关系，严肃地看待台湾问题。也是在此次危机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向着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方向转变。其次，美国决策者更进一步了解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此后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最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在台湾海峡地区仍有爆发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不事声张地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关系。
经过冷战后数年的起伏和动荡，中美关系重新实现了正常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第二年克林顿的回访是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克林顿在上海做了“三不”的表态，后来又反对部分国会议员操弄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政策有两次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2001年4月，小布什当政不久，宣称要“尽其所能保卫台湾”和批准售台大笔武器，那是向着提升美台关系、对大陆施加压力的方向进行的调整。这次调整实际上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他们以为有美国撑腰，进行分裂活动便越来越肆无忌惮。但小布什政府与台湾当局的“蜜月”期没有持续多久。2002年8月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以后，美台关系即出现裂痕，双方的互信逐渐削弱，美方对陈水扁从疑虑转为公开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是维持现状，尤其在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后，更不希望台海出事，“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干扰了美方的战略部署。2003年12月9日布什关于“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讲话可以说是又一个标志，是向着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维护台湾海峡稳定的方向的调整。美台关系的逻辑居然是这样的：小布什和他的班子本来是很亲台的，结果却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中最明确最坚定地反对“法理台独”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当局自作自受。在控制陈水扁的“法理台独”方面，美国国会基本是与行政机构合作的。许多国会议员把陈水扁的行为看作与美国的不合作行为，是对美国要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工作关系的一种威胁。一位非常资深的参议员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水扁：“如果台湾挑起了与大陆的冲突，我不认为国会会支持台湾。当然，如果是台湾遭到攻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66] 到陈水扁执政末期，小布什政府与台湾当局已经完全没有信任可言，而中美两国在维护台海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则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与中国的政策毕竟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
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仍然不能摆脱两面性。奥巴马政府欢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两岸只谈经济和贸易，不谈政治和军事，尤其不谈和平协定和统一问题；两岸对话要有“透明度”，美方要知道两岸协商的进展情况及细节；台湾要保持“足够的防卫力量”，继续向美国求购武器，也就是继续交“保护费”。可见美国仍然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两国一再为台湾问题进行严正交涉，对台售武一再干扰两国关系的发展。由此可见，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1]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ed.，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ⅩⅫ，No.550（January 16，1950），p.79.
[2] FRUS ，1950，Vol.7，pp.161-165.
[3] FRUS ，1950，Vol.6，p.423.
[4] FRUS ，1951，Vol.6，Pt. 1，pp.38-39.
[5] Saki Dock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61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106-107.
[6] FRUS ，1955-1957，Vol.2，pp.115-119，162-163.“福摩萨”是外文音译，为保持引用的准确性，本书仍采用了“福摩萨决议案”这一提法，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7]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Vol.3，No. 4，p.383； FRUS ，1958-1960，Vol.3，pp.73-74.
[8] FRUS ，1958-1960，Vol.19，pp.83-86.
[9]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1008（October 20，1958），pp.597-604.
[10] FRUS ，1958-1960，Vol.19，pp.439-440，442-444.
[11]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Waging Peace，1956-1961 （Guidford and London：Billing & Sons Limited，1966），p.304.
[12] FRUS ，1955-1957，Vol.3，p.176.
[1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9～90页； FRUS ，1961-1963，Vol.22，p.275。
[14]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2003），pp.33-34.
[15] Alan D.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pp.7-39. 容安澜（Alan Romberg）认为，基辛格在朝着实际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方面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但他又不肯越过肯定地、毫不含糊地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界限。这表明了这样一个根本矛盾：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所说的这个原则不是一码事。
[16]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p.1076.
[17] Alan D.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pp.76-77.
[18] 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Jimmy Carter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Carter ），1977，Vol.I，pp.956-957，959.
[19]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977-1981 （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3），pp.211-218；James Mann，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9），pp.88-89.
[20]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 （St.James’s Place & London：Collins，1982），p.197.
[21]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257.
[22]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p.257.
[23] 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1982，p.184.
[24]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30页； A Great Wall ，pp.268-269；“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1982，p.184。
[25]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 US Department of Sate Bulletin ，Vol.79，No.2072（January 1979），pp.25-26。
[26]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时报社，1981，第463～464页；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第26～29页；James C.H.Shen，ed.， The U.S. and Free China. How the United States Sold Out Its Ally （Washington，D.C.：Acropolis Book Limited，1983），pp.255-259。
[27]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第153页；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第30页；Ramon H. Myers，ed.， A Uniqu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s Press，1989），pp.32-33。
[28] 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1988，第74～77页；James Shen，ed.， The U.S. and Free China ，pp.226-227；Stephen P.Gil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eds.，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Lanham and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9），pp.206-207；Cyrus Vance， 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3），pp.118-119。
[2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p.989-994.
[30]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2），p.109.
[3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1982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p.1028-1030.
[32]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325.
[33]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pp.367-368.
[34] James Mann， About Face ，p.127.
[35] Public Papers：Reagan，1982 ，Vol.I，p.1274.
[36] See Harry Harding，“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97，pp.X-4.
[37] James Mann， About Face ，pp.258-259.
[38] Martin L. Lasater， The Changing of Guard：President Clinton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223.
[39] Michael Chase，“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Enhancing an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in Nancy Tucker，ed.， Dangerous Strait：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65.
[40] James Mann， About Face ，p.262.
[41] 据称，台湾在过去10年中损失了150架飞机，战机数量由500架减少到350架。See James Mann， About Face ，p.265.
[42]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p.378.
[43] “Taiwan Policy Review，”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y Winston Lord，September 27，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5，No. 42.
[44]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p.481.
[45]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98.
[46]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pp.485-486.
[47] 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255.
[48]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文本见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3，2000，pp.11-14。
[49] Michael Laris，“Taiwan Jettison ‘One China’ Formula；Irate Beijing Warns Step is ‘Dangerou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3，1999，p.14；“Transcript：State Department Noon Briefing，” July 13，1999， Bulletin ，July 14 1999，pp.3-6.
[50] 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382；苏起：《危险边缘——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第96页。
[51]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p.262.
[52] “Taiwan’s Leader Supports a Vote on Independ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5，2002；《美官员说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8月9日。
[53] 苏起：《危险边缘——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第305～306页；William Rusher，“Diplomatic Miscu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15，2002。
[54] John Pomfret，“Taiwanese Leader Condemns Beijing’s ‘One China’ Policy；Chen Dismisses Fear in U.S. of Rising Tensio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7，2003，pp.A-18.
[55] “Government Resolute on Taiwan Issue，” China Daily ，November 24，2004.
[56] Susan V. Laurence，“Bush to Chen：Don’s Risk It，”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May 20，2004 p.29.
[57] Washington File ，December 10，2003，pp.2-3.小布什总统表态后，虽然也有少数国会议员加以批评，但总的来说，比起1998年6月克林顿在上海公开宣示“三不”政策，美国国会中的反弹小得多。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国会中最支持台湾当局的那些人正是共和党保守派，他们虽然不满总统的这一表态，但他们也不能为难自己的总统。2004年2月12日与史文访谈。
[58] “U.S. Opposes Unilateral Action That Might Change Taiwan Situation，”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2，2004，p.5.
[59] “Kelly Says Taiwan Relations Act Key to West 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File ，April 22，pp.5-12.
[60] Alan Romberg，“Applying to the UN ‘in the Name of Taiw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2（Fall，2007），p.29.
[61] Alan Romberg，“Applying to the UN ‘in the Name of Taiw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2（Fall，2007），p.19.
[62] Alan Romberg，“Applying to the UN ‘in the Name of Taiw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2（Fall，2007），p.20.
[63] Alan Romberg，“Applying to the UN ‘in the Name of Taiw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2（Fall，2007），p.20.
[64] Shirley A. Kan，“Taiwan’s Defense Dilimma—Implications fro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s Dilemma：A Democracy Divided Over National Security ，edited by Mark Mohr，Woodrow Wilson Internatinoal Center for Scholars，September 2007.
[65] Shelley Rigger，“Taiwan’s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Orbis ，Fall 2008，pp.689-700；“Washington Sends Mixed Signals，” Taipei Times ，April 8，2008.
[66] Michael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D. 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