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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有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杜鲁门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一派主张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为首的一派主张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为了避免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专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他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将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称美国和其他盟国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已经有4年了。他保证：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 [1]
这是美国政府表明遵守国际协议、不干涉台湾问题的一项明白无误的政策声明，也是美国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最明确的一次表态。但这个声明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声明中的“目前”二字，它为美国日后反悔留下了后门。实际上，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策逐渐与声明相背离。麦克阿瑟是美国军方中最起劲鼓吹援助台湾的代表人物。5月29日和6月1日，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一再强调台湾的战略意义，指出台湾是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这个亚洲沿海的岛屿防御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旦台湾落入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之手，那就是对美国“极端严重的灾难”。他说：“台湾在共产党人手中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十分理想的地理位置既能实现苏联的进攻战略，又能挫败以冲绳和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的反击行动……美国应当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一个共产党国家统治。” [2]
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提供了契机，也使绝望中的台湾当局抓到了救命稻草。6月27日，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声明，说他已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的作战行动，在朝鲜战争中将台湾海峡“中立化”。这样美国就以朝鲜战争为借口，重新以军事干涉的方式介入了台湾问题。他还说，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杜鲁门的这一说法是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相关规定完全背道而驰的，也背弃了他本人1月5日的声明。本书序中已经提到，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考虑由联合国来托管台湾，但在以前，这都是内部的考虑和筹划。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把“台湾地位未定论”确定为政府政策，并公开提出这种政策，重新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蒋介石欣喜若狂。他一直确信，美苏必定开战，一心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实现“反攻大陆”。现在朝鲜终于打起来了，他是不能袖手旁观的。1950年6月29日，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政府表示，愿派一支3.3万人的地面部队去南朝鲜作战，但遭到美国拒绝。
为了实行新的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新建议，并在7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份建议，杜鲁门原则上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应当重新评估台湾当局的军事能力，并赠予部分军援物资；确保其军事装备的正常维持；指令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全面调查国民党军队的资源及需求，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援助计划。
7月31日，麦克阿瑟自作主张抵台访问，同蒋介石等进行了会谈。麦克阿瑟这次访台鼓舞了台湾的士气，台湾期待着麦克阿瑟的大规模军事代表团和军事援助。但国务院对麦克阿瑟访台十分不满，为了明确国务院和军方的对台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于8月14日致电麦克阿瑟，强调指出，美国在台湾只限于辅助性的行动，实际上不应在台湾使用武装部队，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不得在台湾驻扎任何种类的美国部队。 [3] 麦克阿瑟访台后又于8月初派出了由他的参谋长福克斯将军率领的由约40名军官组成的军事调查团。调查团8月5日抵台访问，8月12日即送出一份初步报告，9月初向国务院提交正式报告。
福克斯调查团的报告对台湾陆、海、空三军的基本情况做了详尽分析，认为国民党军队装备和训练状况非常糟糕，台湾的综合防卫能力极差。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杜鲁门政府决定加强对台湾的援助。1951年4月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任命蔡斯（William C.Chase）将军为军事顾问团团长，22日首批军事顾问团成员抵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还称，一个总额约为3亿美元的援台计划已经获得批准，款项将于近期开始提供。
军事顾问团赴台以后，美国对台湾事务的介入愈来愈深。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包括对台湾的政策逐渐成型。美国的全球战略总的说来是要遏制共产主义，这种遏制战略在东亚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确定的遏制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一线，台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51年5月17日，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的NSC48/5号文件出台，其中关于对台政策的规定是：继续第七舰队的任务，向台湾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能进行自卫；鼓励国民党当局实行改革，提振其威望和影响。 [4]
当时美国正筹划与日本缔结和约，1951年6月14日，美、英达成妥协方案：既不邀请中国政府也不邀请台湾当局参加和约签署，在多边和约签署生效、日本恢复主权与独立后，由日本和台湾当局单独签订双边条约。9月8日，美、英等49国在旧金山签订“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日台和约”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时签署完成，8月5日经日、台双方批准生效。中国政府严正表明了对“旧金山和会”尤其是对“日台和约”的态度。早在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就发表声明，“英美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旧金山会议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9月18日，周恩来外长又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952年5月5日，周恩来外长再次声明，谴责由美国“一手包办、非法制定的单独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蒋和约”，“这些非法条约的宣布和订立，是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们在远东制造新的战争的阴谋又向前走了一步的表现”。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为美国对台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1953年2月2日，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说，美国海军不应为中国承担防卫责任，并随即命令第七舰队中止在台湾海峡进行“中立巡逻”。这一政策被称为“放蒋出笼”。在艾森豪威尔变更第七舰队的使命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经与国务院商讨，于4月6日命令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德（Arthur W.Redford）：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授权，不得将美国战斗机驻留台湾；如台湾当局事先未获美国同意而主动对大陆采取攻击行动，美国不承诺援助台湾；只有台、澎遭到攻击，美军才可以参与对国民党占领的其他岛屿的防御。
随着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台湾当局越来越感到朝不保夕，迫切希望同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台之间的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朝鲜半岛停战后不久，台湾就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从美国方面来说，它也对朝鲜半岛停战后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议。11月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NSC166/1号文件）。文件规定，美国不谋求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或支持台湾当局推翻中共政权，但力争通过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削弱中共在亚洲的地位，为此，美国将继续承认台湾当局，支持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并劝说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政策；美国还将继续对中共施加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
稍后出台的《美国对台湾及中华民国的目标和行动方针》（NSC146/2号文件）强调，台湾是“美国远东防御体系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是远东防御政策的基本点，美国甚至不惜冒引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利用台湾的军事潜力并使其成为美国的基地符合美国的安全政策。该文件还从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等方面详尽设计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行动准则。但文件也指出，同台湾达成一项安全安排的时机尚不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台湾被确定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之一。中国领导人当时设想，解放台湾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建立现代化的海军和空军，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第二，解放闽浙沿海岛屿，保障大陆沿海港口和航线的安全，并建立起攻占台湾的军事基地；第三，在1950～1951年发动跨海峡作战，完成国家统一。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渡海作战，解放了第二大岛海南岛。不久，又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舟山群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中央决定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全部中止。但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却没有停止对大陆的骚扰。美国虽然提出了台湾海峡“中立”的政策，但没有控制甚至还纵容台湾当局进行骚扰。台湾当局先后组织了“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等机构，训练和装备了数万名游击武装，在东南沿海数千公里地区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威胁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台湾海军还对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进行破坏，并袭击大陆渔民，骚扰他们的正常作业，危及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打击这些破坏活动，从1954年3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在浙江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东矶列岛等岛屿，基本掌握了浙江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使台湾与大陆分离长期化的企图抱有高度警惕。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定。毛泽东担心，一旦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就会造成类似“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的状况。中国领导人认为绝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也绝不能用维持现状的办法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从1954年7月起，中国领导人又把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放在了突出位置。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中共中央7月27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感和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担心。7月29日，周恩来在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中讲到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时说，“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
进入8月，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攻打大陈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9月1日，周恩来召集陆定一等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其中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
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有着清醒的全面的看法，有着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1954年9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新等国代表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猛烈炮击金门，连续发炮5000余发。国民党部队立即以炮火回击，并从9月6日起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9月8日、12日，美国政府接连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台海形势。艾森豪威尔表示：第一，美国不能因为这些沿海岛屿而卷入一场大的战争；第二，美国也不能公开表示放弃沿海岛屿，在欧洲的局势趋向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岛屿现正成为冷战的焦点。 [5] 杜勒斯更为圆滑，提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使安理会做出维持现状的决定。会议决定由杜勒斯负责去探索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并尽早采取行动；国防部则保持警惕，为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做好准备。
英国是美国的主要传统盟国，美国在国际上要采取任何行动，首先就要征得英国的支持。9月17日，杜勒斯趁到英国讨论欧洲防务的机会，与英国首相艾登商谈此事。英国本来就希望美国不要为金门而战，最好能以国民党放弃金门来换取中共不以武力攻打台、澎的承诺，因此，艾登建议由新西兰出面，因为新西兰是亚太地区国家，此时又是安理会理事国。英国还提出，讨论该案时须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杜勒斯接受了艾登的建议。
新西兰欣然同意提出这一提案。9月底10月初，美、英、新三国代表就提案内容进行了数次商谈。美国提出停火案的原意是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并以维持现状作为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永久化的一个步骤。而英国和新西兰感兴趣的是，通过这一停火案“达到大陆与台湾之间永久停止敌对状态”，实现亚洲问题更广泛的解决，而金门停火只是“谨慎的第一步”。经过一再讨价还价，最后三国同意，新西兰即将提出的提案将“严格地局限于”国共双方“在一些沿海岛屿尤其是金门地区的军事冲突”；“联合国将持续关心这一问题”。为了说服台湾当局同意新西兰提案，美国国务院特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美国不可能为了沿海岛屿去冒险与中共进行一场“范围、烈度和时间都不确定的战争”，因此“安理会停火案”是眼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它对台湾当局有利而无弊。接着美国政府派蒋介石一向信任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和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马康卫（Walter P.MacConaughy）在事先未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访台。出乎美国意料，蒋介石激烈反对这一提案。经过长达7小时的讨价还价，美方同意与台湾当局就“共同防御条约”进行谈判作为交换条件。
经过11月的9次谈判，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10日，双方签订了换文。“条约”第五条称：“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第六条规定：上述“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这就是说，只有台湾与澎湖被明明白白地包括在“共同防御”的范围之内，而谈判中蒋介石却一直要求把沿海岛屿也包括进去。条约的换文规定：缔约双方根据条约“使用武力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但显属行使固有自卫权利之紧急性行动不在此限。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至足以实际减低此等领土可能保卫之程度”。
这就是说，台湾要对大陆使用武力还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这一规定可谓一箭双雕：既能防止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动武而把美国拖下水，又使美国朝着把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的目标前进了一步。从台湾方面来说，盼望已久的“条约”终于订立，台湾得以进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网，这不仅保障了台、澎的安全，而且也提高了台湾的国际地位。蒋介石也就忍气吞声做出了美方坚持要求的让步。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于12月8日发表长篇声明，严正指出，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条约”，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条约签订前后，浙东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加紧进行解放一江山岛的准备工作。从12月中旬到1955年1月上旬，三军进行了联合演习。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干净利索地攻克了一江山岛。国民党对美国对一江山岛不出手相救颇有怨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克复一江山岛后，接下来是大陈岛。大陈岛离大陆海岸只有12海里，离台湾有200多海里，岛上岩石遍布，易攻难守。美国根据这一情况确认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守住该岛，于是决定：鼓励国民党从大陈岛和其他沿海岛屿撤退，但金门除外；美国将为国民党部队的撤退提供海空掩护；同时，美国将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在目前情况下这对保卫台、澎是重要的。蒋介石“勉强”接受了美国建议，但同时向美国提出多项要求。
由于金门不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美国要协助国民党防守金门，就需要国会的授权。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和有效地”为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密切有关的地点”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国会众参两院迅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 [6] 美国国会向总统开出这样的空白支票，授权他在处理国际危机时采取他认为适当的行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案，既可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也可以安抚台湾当局，还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收放自如。
“福摩萨决议案”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的社论，对这个决议案进行谴责。
2月8日至12日，美军派出多艘舰只到大陈岛，并以大量飞机护航，接运守岛的国民党军2.5万人并裹胁岛上居民1.8万人去台湾。2月12日至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下大陈岛。到2月25日，浙东海面的岛屿全部解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新西兰在美国的指使和英国的支持下于1955年1月28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1月31日，安理会决定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先讨论新西兰提案，后审议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中国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侵略行为的新西兰提案，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才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并严正表示，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安理会对有关中国问题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台湾当局同样强烈地反对新西兰提案。国民党认为“停火”等于要台湾当局放弃“反攻大陆”，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前奏。最终提案不了了之。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后，中国方面立即采取措施主动缓和台湾海峡局势。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提议举行一次由中、美、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久，亚非会议举行。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建议，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终于实现，台湾地区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美国的政策依然是企图使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永久化，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仍然是不稳定、不确定的，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也是不清楚的。美国一方面竭力加强台湾的防务，另一方面力图控制国民党，不支持其防守金门、马祖及沿海诸岛，不让其对大陆轻举妄动，从而制造大陆与台湾在军事力量上的相对均势和大陆与台湾隔离的局面。但蒋介石却不那么听话，他想方设法要美国帮他防守金、马。从1955年7月起，他不顾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的反对，开始向金、马增兵，直到驻两岛的军队达10万人之众，占了全部国民党军队的1/3，而且是其中较为精锐的部分。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宣传和准备在1957年进一步升温。美国则开始在台湾建造可供B-52轰炸机起降的大型机场。更有甚者，3月6日，美台就在台湾部署“斗牛士”中程地对地导弹达成协定，5月6日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决定在台湾部署“斗牛士”导弹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谴责。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及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2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提出以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毛泽东对此持不同看法。这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就更怀疑了。在中美关系方面，从1955年开始的大使级会谈到1957年12月中断，会谈期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部署战术导弹的问题。这种情况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加速解决台湾问题。早在1956年3月中国领导人就担心，美国有可能利用谈判冻结台湾问题，并加强其在台湾和金、马的军事力量，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大使级谈判中断后不久，毛泽东于1958年6月中旬指示外交部有必要调整1954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
1958年7月，中东发生危机，美国出兵黎巴嫩；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7月17日，决定再次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毛泽东在对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清楚说明了炮击金门与调整对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炮击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但在具体安排和部署上，中国领导人却“慎之又慎，三思而行”。从战略上说，这次炮击是针对美国的，但从战术上看，中国决策者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确定了尽一切可能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的方针。8月23日，前线部队的36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营一齐向金门猛烈开炮，在解放军炮火的猛烈打击下，金门国民党军的补给运输一再中断，金门岛基本上被解放军封锁。
美国政府对台海局势迅速做出反应。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集代理国务卿、代理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会商，会后第七舰队很快增兵至包括5艘航空母舰、3艘巡航舰、41艘驱逐舰、7艘攻击型潜水艇；
[7]
27日，美国驻台“大使馆”把蒋介石给艾森豪威尔的求援信转到华盛顿，蒋介石要求美方公开表示，对金门的炮击构成对台湾和澎湖的威胁，第七舰队将为金、马补给护航，驻台美军司令有权相机行事；
[8]
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不会把中共对沿海诸岛的进攻视为有限的军事行动，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再次召集国务院、军方、中情局等首脑参与的高层会议。关于为国民党向金、马运送补给护航问题，与会者倾向于只在公海护航，美军不能到中共火力射程之内去冒险；关于金门守军问题，与会者对蒋介石表示了强烈不满。艾森豪威尔指出，蒋介石实际上使这些岛上的士兵成了人质。会议决定，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暂时搁置起来。
9月1日，杜勒斯休假期满返回国务院，他对8月29日会议搁置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决定甚为不满，便于2日举行与军方的联席会议，企图推翻这一决定。会上，杜勒斯和军方多数人认为，要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恐惧，如果常规武器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使用核武器。
4日，杜勒斯到罗得岛纽波特去见正在度假的总统。为了答复蒋介石，阐明美国对当前事态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决定由杜勒斯来发表经他授权的声明。声明宣称，“美国根据条约有责任保护台湾免遭武装进攻。总统经与国会联合决议案授权，有权调遣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如金门、马祖这些相关阵地的安全”，总统如果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但声明又说，中共的真实意图尚不清楚，美国“真诚希望”中共不会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使用武力，并表示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
杜勒斯在声明中之所以表达这种“真诚希望”，主要原因是美国公众舆论不希望美国军事卷入台海地区的冲突。
在对金门进行数日连续炮击之后，毛泽东于9月3日晚决定，从4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中国政府放宽领海宽度的主要目的是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国军舰不敢迫近属于中国领海范围的金门、马祖。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拒绝承认中国领海为12海里。
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但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炮轰开始后，台海地区形势顿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做法表示不满，对中方的意图也不清楚。9月5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参赞苏达利柯夫（N.G.Sudarikov），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9月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分别会见葛罗米柯外长，说明中美不会打大仗，万一打起来，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7日，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在台海地区慎重行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批驳了9月4日杜勒斯声明的说法，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声明同时表示，现在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
至此，可以算作台海危机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的猛烈炮击使美国政府捉摸不透中方的真实意图，艾森豪威尔和军方部分人倾向于认为危机不至于升级，杜勒斯和军方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准备使用原子弹来对付可能升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力图拖美国下水，对美国的反应表示不满；在危机中又存在着转机，中美双方都表示不放弃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努力，大使级谈判恰恰在危机中得以恢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炮击的3天中，国民党赶忙组织对金门的补给，并乞求美国军舰护航。9月8日上午，国民党海军的“美乐”号和“美珍”号登陆舰满载弹药、人员和物资，在几艘作战舰和美国军舰的护航下，驶进料罗湾卸载。中午，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实施大规模炮击，“美乐”号被击沉，“美珍”号中弹后往外海逃窜。护航的美舰丢下国民党军船队，仓皇撤至料罗湾以南5海里至12海里处徘徊观望。9月11日，4艘美国军舰再次为国民党运输船护航，并闯入金门、厦门海域。当解放军突然发起猛烈炮轰时，护航的美舰像8日一样，立即掉头逃离战区海域，国民党军运输船也赶忙起锚逃窜。8日和11日的两次炮击使国民党对金门的补给再度发生严重困难。
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台海局势的电视广播讲话。一方面，他污蔑中国大陆对金、马的军事行动是“利用赤裸裸的武力来达到侵略目的”，宣称台湾的“安全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是极其重要的”，美国决不会对“武力征服的野心计划”采取姑息政策，不会有“西太平洋的慕尼黑事件”；另一方面，他又说，用谈判解决分歧是比诉诸武力好得多的道路，“用外交手段，能够而且应该找到一个出路”，他“相信不会有任何战争”。
艾森豪威尔讲话中的好战姿态使美国的盟国感到震惊。英国首相、加拿大外长、泰国总理、菲律宾总统、澳大利亚总理都表示不愿意卷入台海冲突。日本更是一开始就担心美国使用在日的军事基地对金、马进行干预而引起中国和苏联的报复。美国国内也继续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台海危机，国会中对“福摩萨决议案”授予总统的权力可否适用于金、马的疑虑也在增加。美国政府在道义上和现实中都得不到盟国的支持，也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既未趋缓，也未升级。其时联合国大会也正在举行。杜勒斯认为，可以趁这个机会对双方施加压力：一方面在华沙对中国谈判代表施加压力，要中方同意停止对金门的炮击；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让其自行其是。
美蒋的意图并不一致。蒋介石一心指望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以迫使美国同意协防沿海岛屿，支持他对大陆进行报复。蒋介石频频接见美国记者，一再公开表示反对中美大使级谈判，强调金门战事的极端重要性，美台矛盾愈演愈烈。这就迫使杜勒斯在9月30日举行专门的记者招待会来公开阐述美方立场。他要求大陆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显然是指望两岸分离的状况永久化；当被问到美国是否期待国民党人重返大陆时，杜勒斯说，“那纯粹是一种假设”；当被问到国民党军队是否应该撤离金门时，他说，在攻击面前撤离是不明智的，那会影响士气；但如果有某种停火，就可以撤军，“把如此之多的军队部署在那些岛上是不明智的……是相当愚蠢的……是既不明智又不谨慎的”，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 [9]
上述谈话把美蒋分歧公开了，台湾当局震惊不已。次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专门会议讨论这一讲话，随后蒋介石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拒绝杜勒斯的说法。他说，这与杜勒斯“一直采取的态度有矛盾”，表示要坚守沿海岛屿，并称，“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说过据说是他所说的话，这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可见，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
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美蒋关系，他们也在10月3日和4日举行会议，对杜勒斯谈话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个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现在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大陆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要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也就是以金、马换台、澎；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中，中美双方都在摸底，双方都是比较谨慎的。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美国人知道我们并不想在最近时期解放台湾，也并不想同美国迎头相撞。最后毛泽东总结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们也绝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但我们在一个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都说“假设成分很大”。如何对待金、马呢？他决定让金、马继续留在蒋介石手里，因为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中国”。这样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会议还同意中美会谈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至此，可以看作危机的第二阶段。蒋介石一心希望危机升级，美国却希望寻求谈判解决危机。美蒋矛盾进一步扩大并且公开化。中美双方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侦察任务完成了。面对美国逼蒋放弃金、马而蒋不肯走的形势，毛泽东权衡利弊，做出了暂不解决金、马问题的新决策。
10月可以算作危机的第三阶段。其时，中美大使级谈判已经恢复，中共以打促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共领导人以军事斗争作为手段，利用美蒋之间的分歧，有意识地与台湾当局一起反对了美国“两个中国”的图谋。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台湾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文告还宣示，从10月6日起，暂停炮击7天，“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10月13日，中国国防部命令对金门再停止炮击两星期。炮击金门进入了停停打打的阶段，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意义进一步增强。
上述《告台湾同胞书》在美蒋关系中引起了新的波折。双方的分歧表现在三方面：美国是否停止护航；台湾当局是否从金、马撤军；台湾当局是否发表不以武力“光复大陆”的声明。10月8日，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宣布停止护航。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于10日举行联席会议，最后得到一个共识：只要政治上可行，减少国民党在沿海岛屿驻军的2/3从军事上讲是可取的。蒋介石既不同意保证不用武力“光复大陆”，也不同意从金、马撤军，与美国的立场相去甚远。不过，分歧归分歧，美台关系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双方是正式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为了消弭分歧，10月21日，杜勒斯抵台湾访问。经过一再讨价还价，美台于23日达成“联合公报”，其中两项最主要的内容是：应蒋介石的坚持要求写上了“双方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同样，应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国将原来提出的“中华民国不发动战争在大陆重建主权及中华民国不作为攻击大陆的武装基地”改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它在大陆人民的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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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报是自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以来指导美台关系的又一重要文件。长期以来，美国为实现其使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的政策，一直在要求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而蒋介石把这一主张当作他赖以生存、动员和维持国民党及其军队士气的精神支柱，一直不肯松口。现在美国已经实际上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因此，美国对这一公报是很满意的。蒋介石接受这一提法本来十分勉强，公报发表后，台湾方面即极力淡化“不凭借武力”这一承诺。
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三个文告《再告台湾同胞书》，要台湾当局划清内战与外侮的界限，一致对外。文告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小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以利长期固守。对于这种双日不打单日打、事先向对方进行通告的做法，美国方面甚感困惑。艾森豪威尔怀疑：“我奇怪我们是不是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 [11]
两次台海危机具有相同的性质，虽然第二次的规模、影响和意义更大。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说，这都是为了宣示对台湾的主权，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解放台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因此完成了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转变，并决定把金门、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此反对美国使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永久化的企图。台湾当局同样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也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岸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台关系在两次危机中得到了调整，第一次危机产生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二次危机产生了“美台联合公报”，暂时化解了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使美台关系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危机期间得到恢复，使两国在互相敌对的情况下保持了一个接触的渠道。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建立了领事级接触。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于4月23日发表了有名的“69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正式举行。美国同样试图利用大使级会谈这个渠道来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在10月8日的会谈中，美方代表约翰逊就要求中方发表声明，“表示除防御外将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美国也准备发表一个相应的声明”。
这等于要中国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中方当然不会接受。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会谈中阐述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无论从历史、法律还是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容混淆。
中方还于10月27日提出举行两国外长会议，协商缓和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美方不愿意让大使级会谈升格，拒绝了中方建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台湾当局十分紧张，担心这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担心会谈升级，希望会谈越快结束越好。台湾方面还向美方提出，希望美国不要达成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并拒绝中共有关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因为这涉及台湾的权利、要求和基本利益。 [12]
在1956年和1957年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进行了反复辩论，都没有结果。美方还以两国处于“半交战状态”为由，不准美国记者访华。1957年11月，美方谈判代表约翰逊任期届满，大使级会谈也因此中断。中方不断提出恢复会谈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内也有官员提出恢复会谈的各种建议，但杜勒斯却一再拖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中美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牌。1958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就台海局势发表声明，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当天，白宫发表声明，欢迎中国的这个决定，表示美国驻波兰大使随时准备立即同中国驻波兰大使进行会晤。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谈。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压倒一切的问题，中方确定了“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
彼此都把会谈看作了解对方意图的窗口，这一时期双方接触特别频繁，但双方的原则立场则没有什么变化。中方要求美方永远、全面从台湾海峡撤军，让中国人自己来决定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王炳南还提出，中方在收复金门、马祖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美方的立场仍然是要求中方“停火”，并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美方则准备要台湾当局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并要蒋介石从金、马撤退。
第二次台海危机过去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频率随之降低。但台湾问题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会被提出，尤其根据“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台湾问题实际上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1962年，台湾当局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叫嚣要“反攻大陆”，由此形势一度十分紧张。中国领导人要求王炳南了解美方的态度。6月23日，王炳南在与美国谈判代表卡伯特的非正式会谈中，询问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台湾当局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并说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并郑重其事地说，他受权声明，在现在形势下，美国政府决不会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而且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的同意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在谈话中多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别时，他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王炳南毫不迟疑地把这一情况向国内做了汇报，这对当时国内的有关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3]
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开始，到1970年2月结束，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虽然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但在两国敌对和隔绝的长时期中，双方保持了这样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渠道，这对双方了解对方的意图、决定自己的政策还是有好处的。
本节所述的事情发生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美国实行的是遏制战略，即要在全球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在亚洲，中国是它的主要遏制对象。在西太平洋，美国以邻近中国大陆的岛屿链作为遏制线；在大陆，美国以中国的南部边界作为遏制线。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情况还是有所不同。朝鲜战争爆发前，西太平洋的遏制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冲绳再到菲律宾，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条遏制线西移，包括了朝鲜半岛南部和台湾。虽然自1948年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直就是“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但美国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事态的发展，而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又不足以让美国出兵进行军事干预。因此，虽然杜鲁门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但到1949年10月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在为“丢失”台湾进行准备，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声明是美国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最明白的表示。但这一立场是不坚定的、动摇的，而且它也没有消除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台湾地位未定”的想法是那么有诱惑力，所以一旦时机成熟，美国政策就变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仅仅过了半年，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就自食前言，正式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美国的政策。这成为本章所述时期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
台湾当局是不赞成“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但在当时，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头等大事是要在台湾站稳脚跟，是要美国把它纳入西太平洋的防御体系，是要美国提供援助，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都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台湾也力争与美国缔结这样的“条约”。但缔约谈判暴露了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美国的目的是要把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永久化，是要搞“两个中国”，它认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从战略上说是无法防守的，因此坚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只是台湾和澎湖，蒋介石竭力要把沿海岛屿包括进去，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没有成功。美国还在“条约”中实际规定，蒋介石不得“反攻大陆”。美国要搞“两个中国”，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美国要蒋放弃沿海岛屿，蒋介石坚持要守住这些岛屿。美蒋之间的这些矛盾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再地表现出来。
1954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中国的内政，是“整家法”，是为了反对两岸分离的永久化，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是用炮火宣示对台、澎、金、马的主权，也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底线。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即解放台湾既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又是长期复杂的战略任务，因此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大陆方面对美蒋之间的矛盾也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决定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大陆和台湾当局可以通过金、马保持接触，由此大陆将可保持战略主动，收放自如。
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对于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的，但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从1955年8月在日内瓦的第一次会谈到1970年2月华沙会谈，大使级会谈一共举行了136次。台湾问题贯穿会谈始终。美国反复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中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中国则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兵，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是，双方“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虽然除了平民回国问题外，双方没有通过会谈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但在彼此隔绝的年代，在获取对方的信息非常困难的时期，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互相了解底细，这对于减少对对方的误解和对形势的误判仍然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