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仅探讨1949年至2010年的中日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因此，有必要说明台湾问题的来由。

1894年7月，中国与日本因朝鲜问题爆发了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依赖列强调停，未认真做战争准备，始终不能掌握战争主动权，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以致清政府花费巨资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订立《马关条约》，这个卖国条约的一项条款就是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从此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结盟抗日。及至1943年秋，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有了根本变化，美军由逐岛作战改为越岛作战，大大加快了反攻的进度，美军的太平洋战略在酝酿着转变，中国在美军战略构想中的地位也相应有所改变。为了讨论打败日本的战略，以及战后亚太地区广泛的政治问题的处理，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的峰会。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就东亚广泛的政治问题、国共关系、中苏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台湾等中国领土在战后归还中国达成一致。12月1日，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这表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力求实现的目标成为盟国共同的要求，成为盟国共同奋斗的目标；它也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是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国际法依据，避免了台湾归属“国际化”的问题。美、英支持中国收回台湾，这不是盟国对中国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抗日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使美、英确认了台湾回归中国，粉碎了任何国际共管台湾的图谋。《开罗宣言》受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9月2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奉命主持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进入实施阶段。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陈仪在仪式结束后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至此，台湾终于重归中国版图，中国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雪洗了甲午战败的耻辱，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

日本投降后，美国先是帮助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继则派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停，试图让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达到不战而降服共产党的目的，避免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但这一切都没有能扭转中国革命的潮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爆发了，而且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速度向前推进。到1948年冬天，也就是三大战役进行的时候，杜鲁门政府得出结论，国民党在内战中是输定了，它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是不可阻止的。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实行新的两手政策：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尽可能地把中共与苏联分开；硬的一手是继续敌视中国革命，尽可能地给中共制造困难。也是从那时起，美国开始考虑台湾问题。

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共是苏联扩张的工具。在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美国在1949年春夏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努力拼凑不承认新政权的“共同阵线”。新中国成立之后，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 同时，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台湾的战略意义。他们认为，中共控制台湾将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因为这将使苏联在战时能有效地攻击从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海上航道，大大加强其控制琉球和菲律宾的能力，造成“对美国安全非常有害的战略后果”。因此，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当然台湾的战略意义也没有大到这种地步，以至于美国要军事介入。美国的政策是通过经济和外交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那么，怎样来实现阻止共产党得到台湾这个目标呢？在与蒋介石政权打了多年交道以后，杜鲁门、马歇尔和艾奇逊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已经领教够了，他们对这个政权都已经十分厌恶，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都认为，蒋介石不是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的可用的工具。1949年，杜鲁门政府做过种种设想，甚至尝试。具体如下。

选择一，扶植“台独”势力。“台独”势力由一些既反对国民党统治又惧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本地人组成。早在1947年，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巴特沃思（Walton Buterworth）就认为，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于美国是一种重大的潜在利益；魏德迈这年使华期间也向马歇尔表示过类似看法。这一小股“台独”势力希望依靠美国使台湾处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或完全“独立”，甚至不惜重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8年末1949年初，“台独”势力同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多次接触，企图影响美国政策。 ^[1] 美国国务院官员固然认为，“具有强烈区域自治意识”的台湾本地人将欢迎美国或联合国保护下的“独立”，但他们又认为，“台独”势力尚缺乏政治经验、政治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因而要把台湾分离出中国不仅需要出兵阻止国民党军队，而且要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这显然不是现实的选择。 ^[2]

选择二，在台湾培植取代蒋的国民党势力，如陈诚、孙立人等。1949年1月，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同时，孙立人在台湾训练军队。美国国务院一时认为，可以扶植他们成为实行美国政策的工具。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既用不着美国出面进行军事干涉，又可防止由于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混乱，从而避免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这确实是上乘选择。2月4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务院的主张。 ^[3] 但美国的想法同样脱离台湾的实际。起先，陈诚为了骗取美国信任，曾向美国驻台北外交人员表示，他将努力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台湾自治政权，不允许任何大陆政府接管。但其实不然。一二月间，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茨（Kenneth C. Krentz）接连向国务院报告说，CC派在积极活动，警察统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有各方面的情况都在恶化，美国不应匆忙做出提供援助的承诺。 ^[4] 被艾奇逊派到台湾去调查情况、研究政策的驻华大使馆参赞麦钱特（Livingston T. Merchant）与克伦茨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于3月初报告说，陈诚缺乏改革政治的素质，而且作为蒋的忠实追随者，他不可能阻止国民党人大量入台，因此美国不应向他提出给予援助的承诺。他建议由司徒雷登大使去游说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尽快以孙立人取代陈诚。在短暂的犹豫后，艾奇逊接受了这一建议，于3月11日对司徒雷登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5]

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美国这一手早有防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抵制。3月14日，克伦茨在回国途中把陈诚的密信带给司徒雷登，内称如果美国希望由孙立人任台湾省主席，应由司徒雷登向在奉化的蒋介石提出，让蒋不要阻止。 ^[6] 这无异于揭穿了美国的计划。3月，国民政府前外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讲话，强调台湾在法理上早已回归中国，台湾是“收复失地”，而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内外事务有绝对自主权，要求国人提防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更是在舆论上打击了美国的计划。 ^[7] 接着，蒋介石在奉化会见孙立人时做出布置。4月中旬，宋子文又到台北进行活动。5月4日，麦钱特向艾奇逊报告说，在台湾建立一个由开明人士领导的政府的想法没有可能实现。 ^[8] 蒋介石的抵制挫败了美国的计划。

选择三，谋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这是一些美国国务院官员一直都非常热衷的方案，美国国务院内部曾多次议论过这种方案。在上述两种选择碰壁以后，这种选择有了新的诱惑力。6月9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与联合国司磋商后拟订了一个计划并向副国务卿帮办腊斯克提交，计划的内容为：美国在取得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后要求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在会上提议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实现联合国托管并由此达到使台湾最后“独立”的目的。 ^[9] 但美国不愿自己出头，而其他重要国家，如英、法，也不想为美国火中取栗。英国还一再照会美国，对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表示关切，担心美国给予国民党的武器会落到共产党手中，使其用来对付香港。 ^[10] 蒋介石反对这一方案是可想而知的。上述王世杰的讲话实际上也是为了反对类似的图谋。再者，若果真实行类似计划，联合国并无可以强行贯彻其决定的手段，即使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武装力量，主要负担也还是落在美国身上。这个选择同样不可行。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报告，无可奈何地承认蒋介石对台湾“毫无争议的”控制，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只能和他打交道。 ^[11]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可能在1950年底被中国共产党控制”，而美国政府的一致意见——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还没有大到需要美国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到1949年秋，以国务院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对台湾政策有三个要点：第一，支持蒋介石控制台湾，不挑战他的统治地位；第二，根据已有法律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至于未来的进一步援助，则将取决于国民党当局的表现；第三，国务院必须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以便减少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所带来的对美国政策的冲击。

但美国政府内部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远不是一致的。虽然军方也不主张美国公开出兵，但他们对国民党的抵抗能力较为乐观，而且更重视对蒋介石的“道义责任”，他们认为除了经济援助，应该对蒋介石提供可能的军事援助。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尤其是驻日盟军总部的麦克阿瑟都持这种主张。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立即由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军事使团，调查台湾的实际情况；然后向蒋介石提供军援，帮蒋介石守住台湾。他们强调，对台湾的援助是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29日，艾奇逊与军方就上述建议进行了当面辩论。艾奇逊强调，“在中国没有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台湾真正的危险是内部的腐败，美国虽然可以把台湾的失守推迟一年，但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整个亚洲都会把美国看作声名狼藉、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当局的支持者，美国的声誉将再次受损；中国人民会同仇敌忾地反对美国；美国还可能在安理会中受到苏联的谴责。而台湾的战略价值不足以让美国付出这样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Omar Bradley）则称，军方是从军事上来考虑问题，而国务卿是从政治上来看待问题的。

一次辩论不能解决问题，军方对国务院的不满依旧。艾奇逊和约翰逊反复向杜鲁门陈述自己的看法，杜鲁门倾向于国务院的意见。

为了减少中共控制台湾对美国政策的冲击，12月23日，国务院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一份内部文件，指示说，台湾的丢失、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防止美国的声誉在国内和国际上受损，应该运用一切材料向公众宣传，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台湾的丢失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麦克阿瑟故意把这份文件泄露给了报界。 1950年1月3日，文件被媒体披露，舆论哗然。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歧公开化。

陶文钊
2021年5月15日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8，Vol.7，p.585；1949，Vol.9，pp.276-277，287.

[2] FRUS ，1949，Vol.9，pp.272-274.

[3] FRUS ，1948，Vol.7，pp.446-448；1949，Vol.9，pp.263，281-282.

[4] FRUS ，1949，Vol.9，pp.267-290.

[5] FRUS ，1949，Vol.9，pp.297-299.

[6] FRUS ，1949，Vol.9，p.300.

[7] FRUS ，1949，Vol.9，pp.304-305.

[8] FRUS ，1949，Vol.9，pp.324-327，337-341.

[9] FRUS ，1949，Vol.9，pp.346-349.

[10] FRUS ，1949，Vol.9，pp.435-438，442-443.

[11] FRUS ，1949，Vol.9，pp.392-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