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查德［Lechard］（？）

（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

勒查德［Lechard］（？），“里昂起义，1834年4月9～14日”。里昂缫丝工人罢工演变为一场工人和政府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对工人的大屠杀。工人所打的旗帜上写着：“不能工作而生，就要战斗而死。”

就像滚雪球一样，英国的国家干预在整个19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增强，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将这个世纪的特征总结为一个政府避免进行干预的时期。

——J.巴特利·柏莱柏诺（1948，108）

革命仅仅是发生了而已，它们既说不上成功，也说不上失败。

——约翰·普拉门内兹（1952，XII）

各阶层的斗争充斥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创造了整个这段历史……斗争之所以不会消失，并非仅仅是因为政府各部门和各政党需要它们或发现他们这样做是有益的。

——弗朗索瓦·基佐（1820，6）

在19世纪上半期，作为一种概念的社会主义仍然无法同作为一种概念的“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正如拉布鲁斯（1949b，7）所指出的，“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被人们混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状况也许仍然适用于此后的至少一个世纪，其间并未出现对这两个概念的完全区分。尽管如此，但在1830年以后，作为不同的政治道路选择，自由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好的表达方式）和社会主义开始分道扬镳。确实，正如霍布斯鲍姆（1962，284）所论证的：

务实的自由主义者……避免同政治民主挂上钩……拿破仑之后时代的社会不满情绪、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加剧了这种［依赖多数人来执行理性的决策的］困境，1830年革命使矛盾更加尖锐。自由主义和民主似乎已成为对手而不是盟友。

阶级和阶级冲突概念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家、更谈不上是马克思的贡献。它是圣西门所使用的概念，由基佐作为自由主义方案的组成部分予以了发展。 圣西门有关现代工业世界阶级结构的观点认为存在三个阶级：财产所有者、无产者和专家。他将“产业工人”（那些工作的人）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视为一个过渡时期，它将被一个由从事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组成的和谐社会所取代，其中产业工人阶级受到专家的指导。这种能人统治观认为，过去那种根据出身定贵族的方式将被根据能力定贵族的方式所取代（Manuel，1956；Iggers，1958b）。 对基佐而言，阶级概念是他努力“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根本性要素。

但在1830年，基佐和他的同道们——正如他们同时也在英国取得成功一样 ——成功地确立了某种形式的中间阶级的统治，“作为在革命和反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Starzinger，1965，viii）。 1830年8月7日下院删掉了1814年宪章的序言部分，“因为赋予法国人以在根本上属于他们的权利似乎损害了民族尊严”（Collins，1970，90）。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方面、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方面最终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droit de cité）。

此外，因为这是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变革的时期发生的，所以法国和英国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新兴的无产阶级带来的社会问题，即由失去控制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Hobsbawm，1962，207）。因此，阶级冲突将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圣西门和基佐所关注的东西。1830年革命本身就是在一个工人在经济上极为困难（高失业率、高小麦价格）的时刻爆发的。 它提供了政治起义能够发挥作用的证据，有助于促进工人意识的形成，这是一种“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共同利益的意识，是一种“工人应该有尊严”的意识（Festy，1908，330）。 自由主义者立刻就觉察到这种变化。梯也尔在一份给下院的报告中指出：“在七月革命后的日子里，我们认识到减轻其不良影响的职责。事实上，问题已不再是自由、而是秩序，它已经处于危险之中”（cited in Bezucha，1974，137）。 ^[1]

接下来的几年将见证一种在强度和类型上全新的工人运动在法国和英国的爆发。在有关罢工和工人运动的文献中，愈来愈多地提到这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工人”、而不是“一般工人”所为。尽管两者的界限并不总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清晰，但一般而言，相比其他类型的工人，那些被称为“技术工人”的人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和享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权。这些“技术工人”中的许多人都是某些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通过争取社会支持和互助来提高成员的福利。这些组织的内部结构是分等级的，而且是通过一些仪式建立起来的。

在工会组织被严格禁止的时期， 这些组织是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因而也是在当局严密监管之下的组织。不过，在1830年之后变化的政治形势下，即使是互助会也开始承担新的职责，正如塞（1951，2：199）所指出的：“那些敌视雇主的、真正的反抗组织都打着此类协会的幌子；通过设立附属于它们的储备金，这些组织就能有资金来资助那些失业者和参加罢工的人”。 因此，正如斯特恩斯（Stearns，1965，371-372）所论证的那样，在这个时候，这些“技术工人”相比“工厂工人”更有可能从事罢工活动，后者是处于一种更弱势的地位上，“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许多学者在技术工人和工厂工人之间所做的区分似乎主要是基于不同的工作场所。但事实上，技术工人通常是在“工场”（workshop）中工作的，它们在结构、甚至在社会组织上并不是完全不同于这一时期存在的规模非常小的“工厂”（factory）的。我怀疑这两类工人的真正区分在于他们的社会出身。“技术工人”是男性，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工厂工人”大部分要么是妇女和儿童（Bezucha，1974，35），要么是“移民”，后者既包括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也包括说另一种语言的工人。 ^[2]

“技术工人”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抗议运动是由里昂的缫丝工人（Canut） 发起的，先是在1831年，接着是在1834年。这些斗争开始于七月革命之后，包括破坏机器和驱逐“外来工人”。 这种斗争发生的背景是18世纪短工所进行的斗争，即在1786年爆发的所谓的两个苏暴动（因丝织工人要求增加每月两个苏的工资而引发的暴动。——译者注）（émeute de deux sous），短工试图通过斗争要求当局确定成品布（finished cloth）的固定最低价格。断断续续的骚乱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和颁布谢普雷法（the Loi Le Chapelier）为止。伯祖查（1974，11）得出结论：“法国大革命事实上中断了1789年之前已经形成的发展势头，也许是迟滞了里昂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在1789年到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相对稳定的伙计制（compagnon）已经被一种“流动性更强的、实施计件工作的雇工制”所取代（Bezucha，1974，46）。

李瓦塞尔（1904，2：6）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发生在里昂？为什么发生在1831年？他给出的答案在于，里昂是以一种奢侈品产业——丝织业——为生的，这使它对“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更为敏感”。正像在1786年那样，它面对的直接问题是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省长已经同意实行，但随后被中央政府否决。第一次罢工相对而言是非政治性的。但不满在继续。1832年在巴黎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的基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这部分是由工人阶级对七月王朝政策的不满所致，部分是（至少在里昂是如此）由意大利民族主义力量的煽动所致。马志尼（Mazzini）的副官罗马里诺将军（General Romorino）经常在里昂招募士兵，力图解放萨伏伊和皮埃蒙特（Bezucha，1974，122）。激进分子呼吁在1834年2月14日进行一次总罢工。但没有成功。当地的共和党在对待总罢工的态度上产生分歧。 一个镇压法令的颁布引起工人在4月份的进一步反击，在一次起义中有大约300人被屠杀。这次失败的起义后来被视为“欧洲工人阶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Bezucha，1974，124）。这次由当局进行的镇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1835年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审判活动”，要用它来“清除共和党人”。 面对由城市工人阶级开始进行的危险的阶级斗争，自由主义国家最初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用镇压来作为反击。

情况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从精神实质上看，同七月革命相对等的是1832年改革法案。英国并没有经历“光荣的三天”式的“革命”。取而代之，英国有议会斗争，其中革命被一次投票所“消解”，即在1831年关键的二读中的投票通过。尽管这样，但当法案在议员委员会的审议中被否决时，议会被解散，并选出了一个支持改革的议会。这时，人们对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已有充分意识，并意识到在英国有可能发生“更糟”的情况。麦考利（Macaulay）在他于1831年3月2日发表的赞同改革的演说中明确表达了那些支持改革的人的理由：

我们将何去何从，倒退、还是向前？法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向我们昭示，改革，我们也许会生……重新恢复国家的青春。维护所有权，并消除它对国家的不利影响。继续获得群众的支持，它正受到其自身难以控制的情感的危害。保全贵族制，它正受到其自身不受欢迎的权力的危害。将我们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公正和最文明的国度从各种灾难中拯救出来吧，也许用不了几天它们就会将我们经过如此多代的智慧和荣誉才积累起来的丰富遗产吞噬殆尽。这种危险是可怕的。时间不等人。如果这个法案被否决的话，我会向上帝祈祷，但那些投否决票的人却不会在于事无补的自责中、在破坏法律中、在混淆等级关系中、在掠夺财产中，以及在破坏社会秩序中记起这次投票。

麦考利的论证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像法国那样，一旦中间阶级赢得了公民权，他们的注意力就会立即转向遏制工人阶级的要求。宪章运动这一“最重要的工人运动”（Evans，1983，215） 和旧的激进改革运动的延续都是在1837年到1843年这一工业大萧条时期发生的，而且在此期间表现得最为激烈。它招致了巨大的恶名，似乎在几年间就已经成为当局的真正威胁。参与宪章运动的各阶层大部分都是行业协会的成员。 但它也得到中间阶级激进派的支持（Rowe，1967，85）。宪章运动同反谷物法联盟发起的自由贸易运动同时并存，而且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阿勒维（1947，9）提及了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勃里格斯（1959，312）指出，两种运动代表了“一个分裂的社会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对立”。盖什（1965，2）谈到“运动”（“借自欧洲大陆的一个用语”），认为它“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阶级斗争的外观”。

不过，宪章运动在突然爆发后迅速走向失败。从1843年开始，它走向衰落。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一种主要而且是公开的工人运动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部分原因在于，运动也不可能就暴力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合法武器达成一致。还有部分原因是所谓的“爱尔兰因素”：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再仅仅是英格兰的，而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这样，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就同阶级问题纠缠在一起。当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取得宪章运动的领导权后，两种问题的纠缠变得非常严重，运动受到“损害”。 也许最重要的是，时代逐渐好转起来，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经济改革方案消除了一些不满。 最终，这次阶级斗争在英国并没有比在法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英国和法国的国内问题还绝没有大到足以使这些强国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问题上。七月革命、比利时独立的反复和最终完成，以及1832年改革法案，这些将对欧洲产生直接影响。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在1815年到1830年之间是适当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也经常发现他们在国际问题上持相似立场，但两个世纪争夺霸权的影响足以导致双方的彼此猜疑，并保持一定距离。七月革命消除了这种距离，甚至影响到在改革法案制定之前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政府。欧洲目前进入了英法联盟的时代，这次联姻也许不是爱情的产物，但肯定是理性的产物，它经受住了此后发生的所有争执并至少维系到1945年。英法联盟这个用语本身也许就是由帕默斯顿（Palmerston）于1831年新创的，尽管它直到1842年才为官方所采用（Guyot，1926，220；Halévy，1950，3：73，n.1）。联盟的地缘政治基础是明确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强国，法国［在七月革命之后］理所当然地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盟友”（Halévy，1950，3：73）。 英国现在能够更轻松地实施它对欧洲专制主义的遏制政策，同时扩大自由主义国家的范围（Guyot，1926，88，117）。

但两国结盟还有进一步的动机。英国和法国都面临相同的国内问题，即使法国尚未准备好实行英国推荐的自由贸易妙策，但在“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眼中”，英法同盟作为一种“资本联盟”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Guyot，1926，302）。这难道如此糟糕吗？的确，两方面的影响是无法分离的。在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使后者追随他们的发展模式上，英国和法国——凭借英法同盟——“阻遏了国际革命的传播，而这种传播依赖于强国之间的分裂”（Guichen，1917，424-425）。

进一步而言，1830年开启了一种模式，它甚至将进一步阻止这种传播。至少对法国而言，1830年有助于恢复法国的世界中心感和民族主义荣誉感。不是基佐、而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44，4：143-144）写道：

七月革命……并不仅仅是反对教会和王权斗争的结束；它是民族情感的表达，这种情感受到1815年各种条约的过分压抑。我们决心摆脱这些条约的束缚，恢复欧洲的平衡。 ^[3]

有关七月革命的一个有趣情况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查理十世进行的征服冒险令英国大为不快，路易十八准备做出一些牺牲来安抚英国。不过，当法国人约束自己未直接干预比利时时，他们感到已经为取悦英国做了应该做的，于是又继续进行征服行动，这次并没有遭到英国的抗议。 很明显，一个原因是征服行动对法国国内工人骚乱产生的影响。巴黎的“流动”人口——潜在的革命者——被鼓励到阿尔及利亚定居。的确，在1838年，一位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高官莱昂·布朗德尔（Léon Blondel）能够带有几分自信地说：“非洲是法国维持国内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cited in Tudesq，1964，2：815）。

因此，自由主义国家将国内和国外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在国内是使中间阶级的政治角色合法化（由此依次又从他们那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和压制工人阶级的不满，在国外是利用英法同盟以确保他们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最初，这种体制似乎发挥了效力。但它非常脆弱，正如1848年欧洲革命将证明的那样。在1789年之后的情势下，要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尚有更多工作必须完成。

其脆弱性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即自由主义政府给予工人阶级的权利极度有限，如果不准备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的话，这使得他们很难支持自由主义政府去克服由定期发生的严重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这种状况在法国尤其明显。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进，面对愈益严重的社会不满，七月王朝和它的自由主义追随者基佐变得越来越保守。1847～1848年经济危机是迄今已知的“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危机，对法国打击严重。利润极大下降。在危机最严重时，巴黎75%的产业工人被解雇（Markovitch，1965，256；Sée，1951，2：143；Labrousse，1976b，3：983-984）。

政府被证明缺乏灵活性。进一步而言，它未能注意到，由于疏远小商人集团——政府其实在1830年已经通过降低纳税额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它的主要政治机制——纳税投票权（votecensitaire）——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问题在于，伴随着政府提高投票权的纳税门槛，就将这些投票人从有投票权的名单中拿下，从而不仅损害了这个集团的政治权利，而且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由此，使他们易于受到实施选举权改革的煽动。与此同时，在工人阶级中间，艾蒂安·卡贝领导的伊加利亚派（Icarians of tienne Cabet）是温和派，也是19世纪40年代主要的社会主义派别——由基督徒、和平主义者、法学家和民族主义者组成，强调阶级调和，在经济危机中也被排挤出法国，由此将位置让给了更激进的集团。

法国政权的保守化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846年当选，这令梅特涅感到沮丧（Bury，1948，425）。如果说比利时在1848年仍能保持“平静”的话，那“正是因为它在1847年就已经和平地完成了革命”（Dhondt，1949，124）。类似地，在英国的外交支持下——但法国对是否支持一直犹豫不决，瑞士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也于1847年在国内赢得了对分离主义者联盟（Sonderbund）斗争的胜利。 的确，这是英法同盟暂时破裂的一刻。 在国内，在罗伯特·皮尔爵士不断推进废除谷物法 进程的同时，政府成功地应对了宪章运动的挑战，以致他们同样能够不用为应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而苦恼。 1847年危机“并未引起革命动荡”（Halévy，1947，181）， 尽管爱尔兰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尽管如此，但自由主义事业在法国——它是两大支柱国之一——的削弱为革命的火焰提供了充足的火种，它将在欧洲的所有非自由主义部分点燃。当然，梅特涅和奥地利人会谴责英国要为此次大起义负责，谴责它太过自由， ^[4] 但更应该谴责的是法国，她临阵畏缩，不够自由。在评价1848年2月的巴黎起义时——巴黎起义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开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9，7）对路易-菲利普非常苛刻：

现在不可能期望哪个政府能长久地维持，除非它能确保进步和秩序；它也不可能真正确保秩序，除非它能推进进步。迄今为止，凭着仅有的一点改良精神，它还能够继续维持；与此同时，改革者对通过现存制度实现他们的目标也还抱有些微希望，他们一般愿意容忍它。但当根本就没有希望时，当制度本身似乎也反对改良方案时，进步的潮流就会不断积聚力量，直到将它们击败。

像所有此类重大事件一样，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是由各种运动和目标构成的。在法国，它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欧洲第一次大的无产阶级起义”， （Tilly，1972，228）另一方面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严重不满，他们赞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有关七月王朝保守性的观点。在欧洲其他地方，在那些迄今尚未确立自由主义统治地位的国家，并没有无产阶级起义爆发；相反，那里是自由主义者的起义同民族主义者的起义相结合。两种情势需要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路易·拿破仑应对第一种情势；帕默斯顿应对另一种情势。

1848年2月起义使人们对一种“社会共和国”充满希望，这是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它将给失业者提供工作，解放所有那些遭受屈辱和不平等的人。每个人都提出他们的要求：“手工业者”试图恢复他们的特权和他们的生产方式； 农民试图重新确立传统的集体使用权； 妇女试图扩大“普选权”以将她们包括在内； 奴隶试图废除奴隶制。 钟摆现在正开始摆得过远，6月份，卡芬雅克将军（General Cavaignac）命令军队镇压这些不守秩序的危险阶级。 拉布鲁斯感叹道（1948，2），“可怜的临时政府！”“它惧怕社会革命，正像它也惧怕反革命一样”。 ^[5]

卡芬雅克能够镇压起义，但他不可能重新恢复国家的合法性。也不可能重新恢复君主制，它已经声誉扫地。路易·拿破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主义的、有序的现代国家，正如泽尔丁（Zeldin，1958，6）很好地说明的那样，“他之所以当选，并不是因为他是［秩序党（the Party of Order）的］候选人，而是……他之所以是候选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肯定会赢”。 但路易·拿破仑代表什么呢？首先，他代表拿破仑的传统，即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对科学和工业进步的信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19世纪40年代，路易·拿破仑之所以对七月王朝做出尖锐批判，是因为他认为，由于使自身疏远进步的自由主义，它就是“建筑在沙粒之上，注定将倒塌”。但不像基佐，他意识到，“予以适当的保护，一个民主政体能够在不威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 ^[6]

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采取行动，正像他们在1830年所做的那样。对如此僵化、如此不自由的统治感到失望，他们发动起义，并很快取得成功。接着，又对下层阶级能够利用情势而将事业推进得过远的可能性感到沮丧，他们重新恢复了同那些他们刚刚赶下台的政治集团的联系，因为“现在的敌人是左派”（Palmade，1961，255）。 当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时，他的主要目标是镇压左派。 不过，次要的目标是约束保守派军队非经他允许而进行行动的能力。 人们能够——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的话——强调政权中的帝政主义（Caesarist），即所谓的波拿巴主义因素。 不过，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会冒着未能把握镇压的结果——既是真实的、也是有影响的 ——是建立了一种中间派统治的危险，这种统治以进行资本主义扩张、建构一种自由主义和解为导向， ^[7] 它不是由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而是由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领导的。

在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同僵化的保守派力量相结合背景下，如果中庸的自由主义派想再次在法国立住脚的话，那它需要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形式。结果是在面对经济萧条时法国进行回旋的空间过于狭小，这同那时的英国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欧洲的其他地方，问题不是使中庸的自由主义派重新立住脚，而是使它能够形成。正是霸权国家英国的作用使这个过程——当然它支持该过程——能够避免受地缘政治平静被过多打破的干扰。

在法国以外，共产主义的幽灵并不具有相似的社会基础。尽管如此，对统治精英而言它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发现很难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就在革命开始之前，一位法国作家在1848年1月的《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西班牙的文章中写道：

我再次说明，我相信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我们的政府犯了我认为它不可能犯的错误。但让我们至少不存幻想。让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持如此轻率态度的人了解我的观点，他们是如此的轻率以致对人民的愤怒感到兴奋，他们是如此野心勃勃以致要利用人民的愤怒进行投机活动！革命不会因为对一种观点有利就发生，但对共产主义有利除外。

类似地，坎蒂莫里（Cantimori，1948，1：279）也论证，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只不过是对‘红色幽灵’、对农民暴动和对共产主义恐惧的反映，这种恐惧是全欧洲的反动派都有的”。革命在各处爆发，由于历史的不同，所以呈现不同的地方特色：在奥地利帝国［“没有哪里比这里……更猛烈”（Vermeil，1948b，2：246；cf.Endres，1948）］，在德国和波兰，在北欧和南欧。 在各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蓝”和更弱小的“红”很快就分道扬镳了（Fejtö，1948c，2：441）。 激进主义成分很容易被遏制，但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派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获利有限。 当然，民族主义既能够被用于促进自由主义的发展、也能够被用于遏制它的发展，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条件。

英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里支持自由主义者，在那里确保他们不会走得太远，在各处都维持平衡状态，由此它能够控制国家间体系。在西班牙，政府在1848年之前就已经同路易-菲利普的法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支持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3月替代纳瓦兹将军（General Narvaez）政府的努力。帕默斯顿实际上在3月16日给西班牙政府发了一封正式信函，在信中他大胆提出：“如果西班牙女王能够以扩大她的政府所依赖的基础为目标和听取一些得到自由党信任的人的忠告来对政府做出调整的话，那她就是在重大事务上明智地行事”（cited in Quero，1948，1：328）。

英国的干预即使不是直接成功的，但也限制了镇压的残酷程度。英国人在西西里岛做得更为成功，在那里他们支持反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起义。那不勒斯王国决定，由于它的朋友奥地利离得太远，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被占领，所以承认起义所要求的宪法；在这次沉重打击下，“意大利［或至少那不勒斯］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法国、英国和瑞士一边”（Cantimori，1948，1：265）。帕默斯顿还要求奥地利在1849年“宽容”地对待匈牙利，他要求奥地利驻伦敦大使答复，在如何对待起义者问题上，奥地利将是“唯一的裁判者”（Fejtö，1948b，2：202）。另一方面，帕默斯顿拒绝在波兰问题上同俄国交涉，担心这也许会鼓励爱尔兰的独立运动（Goriély，1948a，2：227）。简言之，帕默斯顿的政策是非常简单的：“他的外交政策……除了使由革命事件所造成的情势有利于英格兰的利益外别无其他目标”（Fejtö，1948a，1：35）。一般而言，这种政策是有效的，甚至当他所做外交干预被拒绝时也是如此。 ^[8]

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是作为对世界自由主义体制的威胁而发生的，这种体制是由霸权国家英国在法国的重要帮助下确立的，但随后就变成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的统治地位能否予以确保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波拉尼在《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57，3）中勾勒出19世纪文明的4根支柱时，即权力体系的平衡、国际金本位制、自我管理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他指出：“这种体制的源泉和基础是自我管理的市场”。如果确实存在某个时段，其中这种自我管理的市场的运行方式似乎最接近理论模式所规定的方式，那它是在1850～1873年。这种市场原则最优运行阶段的重要序曲是英国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其历史过程值得详细地考察。

所谓的饥饿的40年代（Hungry Forties）是继“真正贫困的19世纪20和30年代”之后发生的，它使得工人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利益能够联合在一起，前者关注于基本商品的价格，后者在为市场的优越性进行鼓吹。他们能够将那些垄断者作为共同的斗争对象，正是后者提高了生活成本：西印度公司在提高咖啡和蔗糖的价格上有其利益；东印度公司控制着海上贸易；尤其是英格兰的地主，他们的谷物生产受到谷物法的价格保护（Mellor，1951，14）

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反对继续保护谷物价格的方向倾斜。1815年之后在欧洲出现了谷物供应过剩，这是由于此前扩大生产造成的——这依次又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和应对封锁的影响造成的，这种过剩被用于论证谷物法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但到19世纪30年代末，这种过剩不再存在。工业发展增加了城市人口，土地被转而用于生产经济作物和养殖牲畜（这在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衰退期是一种正常转化）。“做面包用的谷物目前在整个西北欧都变得不足”（Fairlie，1965，568）。 争取取消谷物法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它的辩护者出于自身的原因不得不为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做辩护。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把取消谷物法视为土地贵族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那么注意到反对取消谷物法的声音在小的租佃农场主那里比在大地主那里更强大是有趣的。 ^[9]

既然确实是小题大做，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激烈争吵呢？答案在于，对双方而言，“谷物法是一种象征”；对那些赞同取消谷物法的人而言，它象征着新的和进步的力量反对旧的和拥有特权的力量；对那些反对取消谷物法的人而言，它象征着为土地乡绅辩护，“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在民主和专制之间起稳定作用的中间力量”。 介入到这场争夺象征意义话语权的斗争中，罗伯特·皮尔爵士致力于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不是中间阶级的胜利，而是自由主义国家的胜利，以及“地主阶级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地位的永久保持”（Moore，1965，651）。 当皮尔在1846年3月15日通过三读成功地取消谷物法时，保守党2/3的党员都反对他。正是极少见的议会联盟使他获得成功。

皮尔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或两方面的考量才推动取消谷物法的议案在议会通过的。第一，坚持取消谷物法将强迫英国在农业中推广高产耕作技术，由此带来的好处会在财政上缓解转型的压力：即对牧草和草种征收的关税将减少；各种法律将使城市贫民更难重返他出生的农村地区，由此减少对当地征收税款的数量；“其中最重要的……建造排水系统的贷款”，该系统是设计用来在租佃农场主中推广高产耕作技术的，它是通过给予“长期租佃”以贷款，由此使租户能够终身从土地的改良中受益（Moore，1965，554）。 第二方面的考量是纯政治方面的。皮尔试图确保，取消谷物法将被视为议会的一种明智决策，而不是对民众压力被动反应的产物。皮尔拒绝使取消谷物法成为1845年12月大选中的议题。（该议题也许会令他领导的政党产生深刻的分裂。）通过推动取消谷物法在议会通过和利用一次跨越政党界限的投票，他使它成为“一种战胜民主主义的煽动和［反谷物法］联盟的胜利，证明议会将全民福利置于党派利益之上”（Kemp，1962，204）。

取消谷物法实际上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它确实实现了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它确保了在世界经济中中心-外围间劳动分工的重组，以使小麦生产再次变成一项在边缘区进行的活动。接下来的一些年将见证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与东欧的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兴起，它们是向西欧大量输出小麦的出口国，由此使工业生产集中在西欧地区。 但这种转换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的，以致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能够将资本转移到新的财富生产源上去。

另一方面，它确保了英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即重组为一个中间偏右的保守党和一个中间偏左的自由党（最终被一个中间偏左的工党所取代），两党基本上都接受中庸的自由主义的逻辑。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中间阶级的胜利，但它同样也容易得到贵族的承认，因为对后者而言，它“是从一个被证明危险的过于激进立场的适时后退”（Kitson Clark，1951b，12）。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概念——两者都是18世纪形成的联盟——不复存在。

最初的优势之所以会落在自由党一方，是因为在取消谷物法问题上保守派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 但为了适应正常的变化，目前兴起了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它将通过“使自身……完全依赖于人民的支持和选票”而重新获得权力（Mosse，1947，142）。与此同时，那些试图将他们的党同工人阶级进行联合的自由党成员（激进派）则遭受失败，而让位于那些更多关注巩固国家结构的派别。正如勃里格斯（1956，72）所说的：“改革法案所规定的，是谷物法案已经实现的”。

人们将会注意到，我并没有把奉行自由放任学说列为取消谷物法的一个伟大成果。这是因为在自由放任学说中虚构成分要多于真实情况。作为结果，这种学说不可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肯定也不是作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自由主义所传达的基本信息。当然，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如此精炼地总结的，公众的态度是：“除非有某种更大的利益诉求，否则所有对自由放任的偏离肯定都是有害的”。 ^[10] 但这句话中的从句证明自由放任学说是带有很大欺骗性的。例如，在1846年取消谷物法那一年，在就十小时法案展开辩论时，麦考利宣称，尽管限制工时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他要求议会考虑妇女和儿童的社会需求，“她们没有能力同雇主建立一种正常的契约关系”（Taylor，1972，44）。 取消谷物法运动的成功——反对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象征的谷物法——同重大社会立法在英国（和在大陆国家）开始确立，二者同时发生是支持柏莱柏诺断言（1948，107）的强有力证据。柏莱柏诺断言，真正发生的并不是转向自由放任，而是“从由国家干预商业转向国家干预工业”。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对自由放任采取一种很微妙的立场，从亚当·斯密到边沁再到纳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都是如此， 甚至像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ll）也是如此。 ^[11] 对所有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承认自由放任的“价值”和鼓吹它是一种“绝对教义”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Rogers，1963，535）。 ^[12] 他们都意识到，“对一个人而言是自由放任，对另一个人而言则是干预”（Taylor，1972，12）。

尽管如此，但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取消谷物法是一个伟大事件，它保证了经济进步的实现。 正如许多这样的信念都是如此一样，紧随其后所发生的现象似乎提供了证据。由于世界经济目前正在进入另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上升期，所以19世纪50和60年代出现了“繁荣的黄金时期”，“许多那个时代的人将这归因于取消谷物法”，但坎普（Kemp，1962，195）认为这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神话”。这些年对当时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尤其仁慈。

在英国，这一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大繁荣”、或稍微带点戏剧色彩的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盛时期”，它“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Kiston Clark，1962，31，57）。 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做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主要是寻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Clapham，1932，2：145）。这是用那个时代的俚语来表述的。当然，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销售她生产的几乎所有商品”。这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这时候，英国在各个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在商业、在金融业和在工业方面——即在制造“那些她主要需要的产品上”（Clapham，1932，2：2，12）。

19世纪50年代标志着英国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棉纺织品出口在1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实际增长速度甚至更高。正如霍布斯鲍姆论证的（1975，30-31），这“［为政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棉纺织业对英国财富生产而言仍然居于中心地位，但这一时期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逐渐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伴随着它们的发展，“规模更大的工业企业在各处”纷纷涌现（Clapham，1932，2：114）。很明显，英国正在通往建成一个工业国的道路上。而且其发展“路线是设定好的”（Clapham，1932，2：22）。对英国而言，这些年是“繁荣时期”，她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而新工业生产的发展“与其说像火山喷发，不如说像是聚宝盆”（Coleman，1973，7-8）。 英国舒服地享受着她的霸权地位，而且是如此的志得意满，并没有能够一直意识到她必须予以警觉的世界经济的每一次波动。 ^[13]

然而，我们也不应夸大其辞。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过半”。农业“迄今为止仍然是［英国］最大的产业”（Clapham，1932，2：22）。 丘奇（Church，1975，76）相信，称这一时期为“维多利亚大繁荣的中期”肯定是要“严格加以限定的”。确实，存在价格的上涨、 商业扩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生产的增长率绝非那么高，1858年还见证了本世纪下降最严重的商业周期。像所有经济强国一样，英国正在为它自身的衰落做准备。它抵制创新。正是在1856年，贝塞麦（Bessemer）首次宣读了有关他研究成果的论文，他论证运用鼓风送气能够更廉价地制造出优质钢的方法，但他的方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直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下降期。 紧随其后的世界经济扩张带来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进一步工业化，使英国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表明——法国是一个重要例外——它们在是否接受自由贸易上“无意仿效英国的成例”（Schlote，1952，43）。 的确，英国自身最终也对自由贸易感到厌恶。

在这个世纪的中期英国正光芒四射之时，因为1848年的动荡，法国似乎最初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再次地，革命似乎损害了她的经济发展。但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对动荡的政治解决方案——第二帝国是走平民路线的极权主义——有助于缓解一些政治紧张关系，而这又恰恰是因为这一政权使自身成为大大改进法国经济结构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由此巩固这个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中心国家的地位，而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 ^[14]

经济指标是清楚的：对外贸易增长了3倍（Palmade，1961，193）。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消费品的生产增长得更快（Markovitch，1966，322）。 不仅在国内投资上，而且在对外投资上都出现了迅速增长，以致到1867年，来自对外投资的净收入已经超过净资本输出。卡梅伦（1961，79）认为，这意味着法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债权国”。 法国的公共财政也像英国那样变得“稳固”起来。公众认购政府债券“证明两国具有很强的储蓄能力和充足的资本”（Gille，1867，280）。 简言之，这段时间对法国和对英国而言都是经济的鼎盛时期。这“对第二帝国而言是有益的，如果不是它的功劳的话”。但正如帕尔马德（1961，127，129）所坚持认为的，“外部有利条件只会落在一个坚定地致力于利用它的政府身上”。

进一步而言，正是这样一个政府认为，政府行为对经济扩张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它并不认为——用拿破仑三世的话来表述——政府行为是一种“必要的恶”，而认为其“对任何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而言都是仁慈的推动者”。不过，它的目标是由此推动私人企业的发展。尽管政府的“主要关注”是尽可能多地创造多样的［经济］机会，但政府希望“避免这种政府直接从事私人能够从事或由私人从事更好的活动的不良倾向”。 进一步而言，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并不是仅仅援助工业，而且也支持农业部门。 在这种实践的背后——“它是后来主张精英治国的戴高乐派领导的现代化的前身”——是同“政治不稳定和阶级冲突”做斗争的目标（Magraw，1985，159）， 这对一个在1848年革命的严峻考验中诞生的政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是“后圣西门主义者”，他们是从昂方坦（Enfantin）为代表的伪宗教阶段发展而来，仅仅保留了圣西门的“激进”精神。他们是严格的现代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改良主义者；他们归根结底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正如某些人已经指出的），而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者”，这在第二帝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将自由主义的两个关键特征结合在一起：同社会改良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两个特征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圣西门主义者断言“经济相对政治领域而言具有首要性”（Blanchard，1956，60）。他们还论证，在1831年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éreire）的方案中，经济进步将带来“对数量最大和最贫穷阶层命运的改善”（citedin Plessis，1973，86）。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和圣西门主义者“彼此相互支持”的原因所在（Weill，1913，391-392）。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大概是［拿破仑］唯一能够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Boon，1936，85）。而且反之亦然：资产阶级中的现代主义者成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需要拿破仑将他们从作为富裕阶层的怯懦中解放出来”（Agulhon，1973，234）， 他们控制着七月王朝时期的秩序党（the Party of Order）。这就是为什么杰拉尔（Guérard，1943，chap.9）称拿破仑三世为“马背上的圣西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银行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而为人们所认识。在这方面，荣誉也必须赋予后圣西门主义者（诸如贝列拉兄弟），他们是“首先认识到银行能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刺激和协调作用的人”（Chlepner，1926，15）。但在贝列拉之前就有人认识到银行的作用。至少从1815年开始，最大的银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和巴林（Barings）——已经将它们的业务中心转向长期贷款，首先是洽谈和推动向政府提供贷款，其次是支持大型私人企业。正如兰德斯（Landes，210-212）所注意到的，因为这些银行表现出“太过贪婪的欲望”，因为它们有可能被竞争者削弱，所以它们倾向于建立联盟关系。尤其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发现同神圣同盟建立默契联系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能够将它们的业务集中在几个主要的货币市场上，后者在那时是“比货币供应中心有着更大需求的市场”（Gille，1965，98）。 进一步而言，罗斯柴尔德银行这“最满意的一招”——向处于困难中的政府提供短期紧急贷款——并不必然是对国家独立性的一种帮助。卡梅伦（1957b，556）论证道，这种政府“很少能够恢复［它们］的独立性”，并将这种做法比作一种“容易使人上瘾的毒品”。

当然，需要更多由当地控制的信贷来源。希兰普纳（1926，19）提醒我们，在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用银行（Crédit Mobilier）之前，在比利时就有许多“类似机构”存在——最著名的是通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它是由威廉国王于1822年创建的。不过，只是在1831年以利奥波德一世即位为标志的比利时独立之后，该银行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促动因素，主要是在铁路建设上。如果这个银行和竞争对手比利时银行（Banque de Belgique）——创建于1835年——在1838年金融危机之后都进入相对休眠状态，那么1846～1847年英法经济危机对它们的打击甚至更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1848年2月出现了对革命的恐惧、对失去独立的恐惧，以及一场“名副其实的金融恐慌”（Chlepner，1926，238；see also 1931），这迫使国家对银行进行援助，以结束这一动荡时期。因此，比利时能够避免出现革命浪潮，由此转向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体制，并在1851年取消通用公司的半官方资格。

在英国有关银行业的争论——以前讨论过——造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银行不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这些争论在1844年的银行法案中达到高潮，从皮尔的视角看，该法案的目标主要是“使金本位的基础更为稳固”，其次是取消利用黄金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Fetter，1965，192）。 也许相比其他国家，英国并未能更好地制定一种银行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卡梅伦（1961，58-59）称这为“效率低下”，但他提到：“自相矛盾地，……在银行和货币体制合理发展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刺激了私营部门引入金融创新，而这些创新对实现工业中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全部利益而言是必需的”。

英国政府未能推动的——为本世纪中期的经济扩张提供充足的信贷——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政府却有意识地予以了推动。1852年2月的法令授权建立抵押贷款银行，埃米尔·贝列拉的土地信贷银行（the Crédit Foncier of Émile Péreire）是首批建立的银行之一，为奥斯曼（Haussmann）重建巴黎提供金融支持。“从落后国家，法国一跃成为抵押信贷方面的领先者和创新者”（Cameron，1961，129）。 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此感到不快。詹姆斯·德·罗思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论证，这种结构上的变革将把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缺乏经验的人手中。他的说法似乎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不管怎样，大的企业银行在第二帝国的兴起将垄断权从被称为“高特银行家集团”的手中夺走，后者是一个“由私人（非企业）银行家组成的强大集团”（Cameron，1953，462）。但“高特银行家集团”并未能为法国商业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贷款。

1867年，即第二帝国快要结束时，新建立的银行中最大的银行动产信用银行破产。不过，罗思柴尔德银行仍然存在，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尽管如此，但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它的干预已经改变了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信贷结构：“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银行体制都打上了受法国影响的印记”（Cameron，1961，203）。 创设大量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银行也许削弱了“高特银行家集团”的实力。在金融紧缩的情势下，这对较弱的政府结构并不必然十分有利。詹克斯（Jenks，1927，273）讨论了在对政府提供贷款的领域存在较大竞争的不良影响：

面对试图投机的银行家的压价做法，竞争只是加大了信贷市场的风险……不过，竞争确实鼓励的是将更多的货币强行贷给那些通常是“不知所措”的借贷者……简言之，信贷业务应该是垄断性的。

动产信用银行的倒闭为这种分析提供了证据。它是导致对弱政府提供贷款来源枯竭的一系列事件的组成部分，由此加重了在1873年之后发生的大萧条。

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中期取得了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和中心区政府——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各种行为确保了整个世界重新布局的稳定进行，直到至少20世纪末。我们可以称这种重新布局为“强市场”的确立，它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和20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但要确立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需另外两根支柱：强政府和强国家间体制。现在我们就转向它们的稳固确立过程。

绝对君主制并不是强政府。君主专制仅仅是弱政府寻求变得更强大所借助的支架。只是在1789年之后，世界体系已经处在视变革为正常和主权在民的氛围之下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即拥有一个胜任其职的官僚机构和取得人民合理程度的支持（在战时能够转化为爱国主义热情）的政府。正是自由主义者、也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建立这样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增长在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的产物，至少是资产阶级目前所希望的和技术目前所能允许的经济增长水平的产物。

当然，建设一个强大的官僚制政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开始于15世纪晚期。抵制建设这样的政府是当我们提及“旧体制”时所真正意指的，旧体制当然在英国和法国都存在，正像它确实也在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存在一样。我们一般称为柯尔贝尔主义的就是试图通过将实权从地方收回和集中在君主手中，以克服这种对建立官僚制政府的抵制。这种尝试至多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雅各宾主义只不过是以共和主义面目出现的柯尔贝尔主义。它的最初形式在1815年就已经消失。在1815年之后，正是自由主义承担起了为创建一个强政府而斗争的重任。柯尔贝尔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对他们的意图都是直言不讳的，但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建设强政府是他们目标的事实——在许多方面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也许正是他们能够比柯尔贝尔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所在。的确，自由主义者是如此的成功，以致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目标，大体上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掩盖在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的任何意识形态差别。

当然，有许多理由能够说明资产阶级为什么认为强政府是有用的。一个理由是能够帮助他们积累资本； 另一个理由是为这种资本提供保障。 如果资产阶级以前没有认识到的话，那么在1848年之后，他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强政府——即改良主义政府——才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贝列拉指出了症结所在：“强政府将在广大范围内变成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cited in Bouvier，1967，166）。当然，“福利政府”这里有双重含义：即既要确保工人阶级的福利，也要确保资产阶级的福利。

我们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视为反对中央集权统制经济的高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一般而言，［大多数英国人］都怀疑政府和中央集权”，这样说是千真万确的（Brun，1964，226）。 但在两类人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争夺中，一类是那些（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不再扶持农业利益的人，另一类是那些（主要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地方和更传统的权力、并将这种主张同呼吁社会关注穷人的花言巧语结合在一起的人。 对后者而言，通过推动一些政府对产业实施干预方案的通过，很容易从自由贸易的每次成功中获得补偿。柏莱柏诺称它为“世纪中期的舞蹈……像小步舞”：1832年的议会改革，1833年的第一个工厂法案；1841年皮尔的预算；1842年的矿山法；1846年取消谷物法；1847年的十小时法案。“［1825～1870年间实施的政治改革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利益集团一贯乐于利用政府来推进集团的利益”（Brebner，1948，64，70）。 ^[15]

在1848年之前，中间阶级支持政府社会改革的绝大多数论据都是基于“普遍的做慈善的热情和对贫困的场景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认为工人不适合在其中生活”（Halévy，1947，218）。尽管英国人暗自庆幸，正是由于开始了社会干预才避免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的爆发，但那些主张改良主义立法在政治上重要的人同时也感到内疚。 ^[16] 因此，正是在英国自由主义古典时代的高峰时期，“中央政府的发展步履艰难”（Katznelson，1985，274）。 ^[17] 正如埃文斯（1983，285）所指出的，现代政府的这些基础也许“并不稳固”。 但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迫不及待要进行改革的信条”（Southgate，1965，324），尽管甚至在表面上都没有任何对经济平等的承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格莱斯顿的改良主义起源于边沁主义。 ^[18] 结果是所谓的管理革命，它将政府的职能沿着“一种新的和或多或少费边主义的方向”转变（MacDonagh，1958，60）。 逐渐地，“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推动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家长式政府的产生”（Robert，1958，335）。因此，在最终的形态上，以这种方式被重新界定的英格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那里也能够找到了一些类似的表现，后者……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而在其他原则上……双方也有被搞混的危险”（Ruggiero，1959，135）。

法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在那里，自由放任也已经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口号”。但“实践也是非常不同于理论”。“那些执政的人也意识到工业因素在全世界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开始时是用和平手段，接着倾向于采用战争手段”（Léon，1960，182）。 在那里，19世纪也是强政府被确立的世纪。当然，这种确立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黎塞留（Richelieu）到柯尔贝尔、雅各宾派、拿破仑、选举君主制、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一直到第五共和国。 但在许多方面，第二帝国标志着前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或者，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即第二帝国标志着以取得民众支持为基础来巩固结构。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如基佐所说的（cited in Pouthas，1983，144），是因为他能够同时将“民族荣耀、革命的保证和秩序原则集于一身”，当然听起来像是有嫉妒受赞美之人的意思。

拿破仑三世执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福利国家原则。第二共和国将“社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上，拿破仑三世论证，全体人民都拥有主权同“人民中的一些人处于悲惨的劣等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并证伪了前者。从这种论述中，似乎有可能得出两种结论：对人民主权的界定将导致“无限的政治权力”，或“绝对抵制政治权威”，这将冒着使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Donzelot，1984，67，70）。波拿巴主义代表了前一种界定，而且不要忘记必须使用权力来应对“社会问题”。

在执政的头十年，拿破仑三世通过镇压重新确立了秩序，利用政府兴建公共工程和使银行体系实现了现代化，并以1860年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作为这十年的结束。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主要致力于营造一种“有利于工业资本家的氛围”，由此营造一种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受到控制”的氛围（Kemp，1971，181）。 一旦这一点得到保证，他随后转向将工人阶级纳入到政治进程中的工作。在1858年以后，他非常受工人的欢迎。这段时间是大繁荣的时期，是政治改革的时期，是法国支持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被压迫民族的时期。一个支持波拿巴主义的工人团体形成（Kulstein，1962，373-375；also 1964）。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争取工人的支持，在共和主义者、保皇党成员和拿破仑皇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愈益加剧的竞争。他们都鼓励发展合作社，所基于的理由是认为这种组织“同他们都相信的自由经济原则”并不矛盾（Plamenatz，1952，126）。

以各种方式，拿破仑三世寻求“更接近新的社会左派”（Duverger，1967，156）。 1864年，他赋予工会和罢工以合法地位，用亨利·塞（1951，2：342）的话来表述，这构成“法国社会发展史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 的确，该政权将它“改善工人和贫苦人口状况”的努力作为宣传的中心主题，将这吹嘘为向贫困人口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帮助（Kulstein，1969，95，99）。 拿破仑三世作为第一位“民主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寻求的是一种方案，它将“通过赋予群众一些甜头……而使他们保守化”（Zeldin，1958，50）。以这种方式，他使将法国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方案成为可能，该方案将在1875年的宪法中变为法律。 进一步而言，法国不仅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正是法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影响到19世纪的欧洲。

英国/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的第三根支柱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间体系。梅特涅的神圣同盟并不被认为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一步，因为压迫性干预易于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又要努力保持使反抗不至于根本改变现存秩序——这是防止进一步发生革命的可靠措施，正如1848年所揭示的那样。或许，英国和法国都这样认为。作为此时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英国想要的是尽可能多的自由贸易，它也想在政治方面实现同样的可能性，即用最小的军事支出来达到目的。英国想要为所欲为，但又不愿更多地诉诸武力以将他们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简言之，他们想要稳定和开放的程度是以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目标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在本世纪中期，英国处于一种对此毫不隐讳的地位上，并在短期内能够从这样一种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确，正如坎安宁（1908，869）所说的：

这样说也许带有几分真理性，即不受任何限制的交往体系对英格兰而言是合意的，因为作为工业国，她已经达到特定的发展阶段；但对那些经济体系尚欠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会是同样有利的。

正如穆森（1972b，19）所论证的，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更多保护主义内涵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特定时间具有更大经济效率的国家能够享有保护主义带来的利益。 ^[19]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论证，自由贸易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或至少在欧洲的各强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但它至多是19世纪中期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上升时期，即1850～1873年的情况。“在欧洲，19世纪的开始和结束……都同对国际贸易的限制相联系”（Bairoch，1976a，11）， 而且是非常严厉的限制，一端是欧洲大陆的封锁，另一端是多重的保护性关税。

只是非常缓慢地，英国自身才为自由贸易的优点所吸引。贸易委员会的政治经济学家相信，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是刺激关税同盟建立的因素，他们对此非常担忧。保护主义促进了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在德意志诸邦国的发展，同时却倾向于阻止英国人利用这些国家作为向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走私的绝佳基地”，在此之前他们正是这样做的（Clapham，1930，1：480-481；Kindleberger，1975，33-34）。 到19世纪30年代，对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发展的担忧不断增强。 这些担忧加上以前讨论过的国内诸因素解释了皮尔在19世纪40年代采取行动的原因。让我们记住，皮尔并不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他不是科布登。斯凯勒（1945，134）的界定是恰当的，他是“一位执行分期完成计划的改革者，并不愿意将理论推演到它的逻辑边界之外”。

在英国，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主题——或者可以这样说，能够吸引最广泛舆论关注的主题——是也许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的主题。自由贸易对英国而言是这样一种学说，它意在阻止其他政府做任何有可能损害英国企业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也许会将反对奴隶制（和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视为自由主义的干预主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成功。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英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考量的（Wallerstein，1989，143-146）。 我们这里希望指明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模式——这一点由布莱克伯恩（1988，439-440）予以了强调：

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反对奴隶制有助于中间阶级的改革者突显他们的社会—经济理念……［反对奴隶制］提供了一种立法模式，它是由总体方针、而不是由特殊利益所支配的。它为政府干预同工人阶级合同的订立提供了正当理由，同时也赋予合同本身以不可侵犯性。奴隶解放的倡导者将它视为通过市场扩张提供了一种经济激励。自由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

相信由政府主导的改良主义具有合法性，这种自由主义信念也同样适用于自由贸易。对印度的强制性改造——从棉纺织品的出口国变为原棉的出口国——使英国的棉纺织品制造商毫无保留地支持自由贸易，只要英国政府“能够保障兰开夏在欧洲市场上免受任何来自印度竞争的威胁”（Farnie，1979，100）。 帕默斯顿在1841年1月22日告诉奥克兰：“为商人开辟道路和保障他们的利益是政府的职责所在”（citedin Platt，1968b，85）。 甚至将这种逻辑应用到欧洲国家，他在1846年的议会辩论中能够将自由贸易描述为一种慈善原则，由此“其他国家将变成对我们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又不用强加给我们管理它们的责任”。 ^[20] 这种将慈善强加于别人的观念（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可能导致一种“准宗教”信仰，即相信棉纺织品制造对文明的“社会改造”相比美术而言具有更重大的作用，后者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所珍视的。正如一位叫R.H.哈顿（Hutton）的人在1870年所论证的：“如果我们必须在提香（Titian）和兰开夏的棉纺织厂之间做选择的话，那么以人性和道德的名义，我们选棉纺织厂”（Farnie，1979，87-88）。 ^[21]

用加拉格尔和罗宾逊（Gallagher and Robinson，1953，2-3，11，13）著名的说法来表述，自由贸易是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对此所做的重要限定：“如果可能的话，英国的政策遵循的是非正式控制原则；如果必要的话，遵循的是正式控制原则”。很明显，甚至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贸易时代（要早于19世纪的最后1/3时期，即公认的争夺殖民地的高潮时期），也有必要占领或吞并一揽子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时期——远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期——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英国海外扩张过程中的“决定性阶段”，它使商业渗透和殖民统治相结合，以致英国能够“要求那些经济体沿着最有利于她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 尽管干涉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但它很快就变得具有合法性，即每当通向印度的航线似乎产生危险时、或对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出现“令人恐慌的威胁”时，后者被认为是由敌对的贸易强国的“不公平”活动引起的，都需要政府出面干涉（Platt，1968b，32）。

尽管有英法同盟关系、尽管英国和法国在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强加给其他国家上有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但法国非常不愿意放弃一种公开的保护主义立场。法国曾在1786年短暂地这样做过，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Wallerstein，1989，87-93）。在1815年之后的时期，英国仍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像法国所做的那样，尽管稍微更强硬些。 当英国转向实施自由贸易式的保护主义时，法国继续坚持保护主义，理由似乎非常令人信服，正如一位法国工业家在1815年对同行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揭示的那样：

先生们，不要去关注那些呼吁实行自由贸易的理论。英格兰宣称这种理论是商业世界的真正规律，这只是在经历很长时间的实施最绝对限制的政策之后，她已经将她的工业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致不存在任何其他大规模工业能够同她进行竞争时，她才这样说的。 ^[22]

的确，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法国试图——尽管并不成功——同邻国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以加强它相对英国而言的工业地位。

因此，似乎令人奇怪的是，在世纪中期英国自由贸易外交在欧洲的最大成功是签署了所谓的谢瓦利埃-科布登条约（the Chevalier-Cobden treaty）——即1860年英法商业条约（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该条约“代表了19世纪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最重要的协定”（O’Brien and Pigman，1992，98）。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该条约影响到了全部最重要的工业。法国取消了她按价格征收关税所实施的禁止和限制，而在6个月内代之以特种关税。英国同意让几乎所有法国产品免税进入，一个明显的例外是葡萄酒。两国出口的煤都将免税。但因为英国是出口国，而法国是进口国，所以这实际上是英国的一个让步——它在英国引起了很多反对。进一步而言，该条约包含了一个最惠国条款，它意味着，在法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缔结互惠关税协定的同时，英国将自动受益。每个新条约又依次包括同样的条款，这样就很快导致关税的普遍降低，以致“在大约十年间……欧洲已接近实现自由贸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Cameron，1989，277）。

英国的自由贸易外交一直以法国为中心。法国当然是它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法国的贸易差额上英国长期保持着最大的贸易赤字（Bairoch，1976a，46）。 自1815年以来，英国同法国谈判签署条约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谈判事实上对双方而言都是三心二意的，因为所谈的条件一直都包括严格的互惠，无疑首先是因为法国政府“缺乏操纵主张保护主义的议会的能力”（Dunham，1930，101）。 后来发生变化的是拿破仑三世巩固自由主义国家的愿望。正如在镇压革命的10年之后，拿破仑三世决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样，在政府主导的强化法国经济的举措进行了10年之后，他决定推动1860年条约的签订。他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动条约的签订，正是因为他是借助他的极权力量秘密地完成的。某一天，在一封给财务大臣阿希尔·富尔德（Achille Fould）的信中，拿破仑三世简单地宣布了已经签订的条约。这立即被称为“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一次新的政变”（Bairoch，1970，6）。

在拿破仑三世就这个条约展开谈判中，重要的不是签订条约所带来的经济变化，而是它蕴涵的文化意义。签署条约代表法国完全信奉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用经济术语来表述，它是“法国经济开放的高潮，而不是开始”（Mokyr and Nye，1990，173）。它至多是从一种公开的保护主义体制向“一种温和的保护主义体制”的转变（Rist，1956，943；cf.Coussy，1961，3）。 条约的签订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什么后果呢？邓纳姆（1930，1-2）宣称，它重振了“一些法国濒临灭亡的产业……外国竞争对这些产业施加了有益的压力”。 但贝洛赫（1972，221）并不认为它在经济上有利于法国。相反，他指出：“贸易自由化实质上降低了［法国］的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自由贸易被认为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倾向于同意，从英国的视角看，它“从一开始［1846年］就是成功的”（Imlah，1950，156）。但就自由贸易是如何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存在着怀疑声音：怀疑它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 此外有学者不仅怀疑它在英国内部获得实际支持的程度，而且怀疑“自由贸易论者”所具有的影响力的程度。 雷德福（Redford，1956，11）指出，因此，1860年的重大事件——英法条约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许确实产生了——要比以前预想的小得多，但“两者为自由贸易的大厦贡献了一个壮观的盖顶石”。

尽管如此，但就英法商业条约到底对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带来多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展开争论，会使我们忽视它在建构一种国际秩序中所付出的努力，这种秩序将赋予自由主义以欧洲的意识形态的神圣地位。我们将1815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但事实上，这样来描述这段时期是不真实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爆发殖民战争的时期，“一些战争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致［一些人］不习惯称［其为战争］”（Gough，1990，179-181）。 因为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同时也必然是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

无疑，1815年到19世纪70年代之间的世界状况有利于英国对边缘区国家采取“一种更为宽松的政策”。这段时间是英国贸易的“盛世”。“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的谦称是否定向“帝国控制区”强加过分要求的一种最好方式（Galbraith，1961，39-40）。 进一步而言，伯恩（1949，222-223）论证道，作为他称之为英国的“自由主义平衡”的组成部分，将群众的不满向外部疏导是至关重要的：“诉诸暴力的本能同样被向国外疏导……英格兰人绝非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通过反思他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反思他们对造反的印度士兵、暴动的黑人、俄国人或法国人，以及1861年的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应该已经知足了”。这种向外转嫁矛盾解决的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而且是社会流动问题。在殖民地的工作机会消解了19世纪初期激进主义带来的“一些威胁”。

在理论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反对殖民主义，他们所基于的理由是它构成对人类自由的侵犯。 但这是在理论层面的说法。在实践层面，就英国对“野蛮人”（该用语并不包括在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的帝国统治而言，英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评论家的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越来越持赞同态度，尽管也有一些阶段（1780～1800，1860～1880），他们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甚至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强烈支持民族自决的学者也强加了一种“是否适合”标准。 印度当然是英国帝国计划的中心所在。但最初并不仅仅是——甚至也许主要不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问题，而是税收问题，正如贝里（1989，10）所正确坚持的那样。 ^[23] 主张自由贸易的集团能够成功地将东印度公司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转移出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英帝国同印度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长期延续下去”（Moore，1964，145）。

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同样倾向于建立帝国政府。毕竟，对圣西门而言，就像对其他许多相信“人类进步具有必然性”的人一样，“东方”被认为仍然处于这种进步的“幼年期”（Cole，1953，1：41）。 路易·德·布甘维尔（Louis de Bougainville）很早就做过一次跨太平洋的游历，他于1766年12月15日从圣马洛港（St.-Malo）出发，旅途经过了图阿莫鲁岛（Tuamolu）、塔希提岛（Tahiti）、萨摩亚群岛（Samoa）、新赫布里底群岛（the New Hebrides）、所罗门群岛（the Solomon Islands）和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不过，只是到1796年以后，传教士和商人才开始对太平洋地区表现出某种兴趣。始于查理十世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继续扩张，法国“在不断地扩张它的海外领土”（Schefer，1928，430）。

对在太平洋海域维持秩序以防船只遇袭，七月王朝从经济方面考虑表示关注。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英法1843年在所谓的普里查德事件（the Pritchard affair）上的严重对立，英法同盟几乎走到战争边缘。1838年法国同塔希提签署条约。1840年，英国通过吞并新西兰而使法国的扩张计划失败（Jore，1959，1：186，213）。1842年法国“采取报复行动”，它接管了马克萨斯群岛（the Marquesas）、将塔希提变为它的保护国，并派传教士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就是在此时，英国通过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Faivre，1954，9，338；Jore，1959，1：200-207，213，224；2：81-106，165-171，181-353）。

英法对抗的高潮是由塔希提问题引发的。尽管英国“默许”法国吞并马克萨斯群岛，但对后者将塔希提变为其保护国深感不快。1842年，法国逮捕了英国驻塔希提领事，一个叫普里查德的人。1843年，舰长鲍里特爵士（C.V.Lord Paulet）试图将夏威夷变为英国的保护国，法国也在暗中行动。双方都是群情激奋。但接着双方又都冷静下来。基佐和阿伯丁（Aberdeen）同意平息争端。法国决定赦免普里查德。普里查德和法国驻塔希提领事莫伦胡特（Moerenhout）都被撤换。法国不再把沃利斯群岛（the Wallis Islands）或新喀里多尼亚作为它的保护国，英国也放弃将冈比亚（Gambia，在西非）作为它的保护国。两个国家都同意承认夏威夷是一个独立国家（Faivre，1954，496-497；Jore，1959，2：385-387）。

导致双方各自退让以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爱尔兰的动荡不断加剧。美国登上历史舞台。就加拿大的沿太平洋边界地区，英国和美国展开积极的争夺。美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要么是北纬54度40分、要么是战争”。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Webster）将门罗宣言扩大到夏威夷。英国和法国都感到，它们从继续殖民扩张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并不比破坏它们之间联盟带来的损失要大，即联盟对它们彼此的目标而言更为重要。双方都决定不再让这种冲突事件发生，维持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由此，英法双方决定共同提防危险出现（用船员的老话表述，提防风暴）（Jore，1959，2：388）。

重新加强英法同盟对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本质上看，这场战争是俄国长期试图向南、即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区扩张其领土、权力和影响力的结果。既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同样希望控制同这一地区的经济交往，而且英国事实上已经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依附于它的地位，所以两个国家决定在军事上明确宣示，俄国人必须承认英国人具有优先地位。因此，用波拉尼（1957，5）的话来表述，这场战争“或多或少是一个殖民方面的事件”。 由于英国的确是霸权国家，而且获得法国人（当然也获得奥斯曼人）的支持，所以“由帕默斯顿发起的战争”不可能不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俄国被迫接受一种“屈辱的和平”。但它确实能够被称为“一场战争能够取得它最初想取得的结果的罕见的例子”吗（Vincent，1981，37-38）？

回顾起来，克里米亚战争被视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一个“不重要的”例外，包括“将作战区限制在地方层面上和……只是实现有限的目标”（Imlah，1958，1）。休·希顿-沃森（1937，359）称之为“现代欧洲历史上最不必要的战争”。 它肯定加强了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 但它对英国也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负面影响。为了在克里米亚作战，英国政府必须从殖民地撤出一些军队。它甚至试图在美国招募军队，这过度使用了它的一些外交关系。 而且将这些军队用于克里米亚战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因为它证明英国能够削减一些“帝国的负担”，由此为保守党支持“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提供进一步的论据（Schuyler，1945，233）。

不过，甚至更重要的结论是必须诉诸战争。在许多方面，霸权依赖于下述事实，即潜在的优势从不会遭到挑战。尽管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它只是在遭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大多已被公之于众的失败和灾难之后”才取得的。作为结果的“悖论”是，英国现在必须为军事准备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表明“英国在欧洲影响力已经下降”（Gash，1979，310-311）。作为结果，俄国的失败事实上只是暂时性的。俄国发现，她“只是必须耐心地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即她能够摆脱在黑海对她施加的各种束缚”（Seton-Waston，1937，359）。在国内，克里米亚战争说服以前拒不服从的英国制造商承认将自由主义国家变为一个积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要性。

19世纪60年代标志着英国主导下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最后形成，当然是在同法国重要同盟关系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确实是它霸权的巅峰时期，但也标志着它衰落的开始。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帝国瓦解的趋势达到其最高潮”（Schuyler，1921，538），同时它也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上最终证明英国无力干预和采取绥靖政策”的时期，由此动摇了“过去对英国道德影响力的信心”（Gash，1979，317-318）。

同样的情况也在法国发生。除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和1862年征服科钦（Cochin）外，拿破仑三世试图通过在中美洲的冒险、由此限制美国的影响力以巩固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1852年，法国和英国向美国提议对古巴实行三国共管。美国“傲慢地予以拒绝”，这增加了法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 1859年，在墨西哥存在两个政府争夺权力的情势下，即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华雷斯（Juárez）政府和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的苏洛阿加（Zuloaga）政府，布坎南总统（Buchanan）提到美国在古巴和墨西哥的抱负，并支持华雷斯。苏洛阿加转向法国请求军事援助。当接下来美国由于1861年爆发的内战而无力顾及墨西哥事务时，法国和墨西哥拥护君主制度的势力联合起来支持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Archduke Maximilian）担任墨西哥国王。法国开始了他在美洲的“克里米亚冒险”。

当华雷斯暂停支付债务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联合要求在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Tampico）设立债务专员。这三个国家全都于1862年派驻军队，但只有法国人愿意支持马克西米利安。其他两个国家和马克西米利安本人都临阵退缩，只留下法国“被迫卷入一场真正的战争”。拿破仑三世派出了一支建制完整的远征军，但却被打败，第二帝国“声誉扫地”，失去了“［第二帝国］主要赖以维系”的大部分声誉，（Schefer，1939，11，241）当然尤其是在欧洲。

因此，英法试图创建一种将由他们进行统治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它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失败。一方面，它们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使用已经达到极限，但却并不能够阻止德国和美国的稳步上升趋势。德国和美国在实力上都得到增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将开始塑造1870年以后冲突愈益加剧的世界秩序。英国和法国目前都被迫改变他们进行殖民扩张的方式，即从一种只有它们起带头作用的方式转变为一种每个国家（或至少是许多国家）都随意进行“瓜分”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又成功地将一种自由主义的地缘文化强加给世界体系，每个国家都必须臣服于它，至少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俾斯麦并没有继续使用神圣同盟的话语，他对这样做也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俾斯麦和狄斯雷利将从第二帝国那里汲取经验教训，倡导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保守主义变种。

19世纪世界秩序的转折点是在1866～1873年这一时期——“19世纪晚期历史转向的一个巨大转折点”（Clapham，1944，2：271）。美国已经实现统一，在1866年似乎很明显，德国也将这样做。由此，两个实力正在上升的强国处于增强他们地缘政治实力的地位上。与此同时，英国将同法国一道在实行男性普选权问题上实现一次大的飞跃。英国于1867年进行的议会改革被非常正确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Burn，1964，chap.6）。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加上法国在1870～1871年的突然爆发共同代表了一个过程的最高潮，该过程开始于1815年，它试图通过将危险的阶级——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从政治上吸纳到体制中来从而驯服他们。但以这种方式，他们并没有破坏两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

在之前的50年中，扩大选举权在理论上是由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但保守主义者予以了抵制。对此的可靠证据是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因此，其他大多数重大的进展都是在保守党政治家的主持下——或至少是领导下——取得的：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它先于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1846年取消谷物法；最重要的是1867年改革法案，它赋予成年男性以实际的普选权，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1966，117）在她对1867年所做的分析中指出，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将政治制度置于大量个人的控制之下持如此谨慎的态度，以致他们将普选权视为既是“重要的、又是危险的”。她认为，保守主义者“相信人性和社会的永恒真理性”，反而对此并不太过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法案是一种“保守主义措施，由保守党政府提倡和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是对这两个政治集团成员推理过程的正确描述，但我不太确定这是否就是实际所发生的。

对我而言似乎是，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勇气去实现他们的信念，这是由于很简单的原因，即他们同保守主义者一样都对危险阶级感到担忧，保守主义贵族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没有任何自信可言。自由主义者一直害怕被谴责为是鲁莽不计后果的。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并不急于改革，但当他们看到改革不可避免时，他们又非常乐于给予决定性地推动，而不用担心被攻击为持有激进信念。 ^[24] 此外，他们会施展小计谋，将扩大选举权转化为支持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投票。 因此，这似乎并非完全是巧合：

在英国公共舆论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上，1869～1870年似乎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当面对帝国看似即将解体的威胁时，很明显，英国人民并不愿意遵从曼彻斯特学派那些教条主义信徒的观点，而这也许正是一些政治领导人所希望的。（Schuyler，1945，276）

也许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的政治领导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在使工人阶级变为公民而有某些权利可以予以维护之后，在向中间阶级保证他们将不会被剥夺财产之后，保守主义者现在能够使英国变成一个得到更广泛支持的自由主义帝国。不过，英国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由于她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受到削弱，所以她试图通过重新强化她的帝国角色来获得慰藉。

第二帝国能够同样平稳地向成熟的自由主义帝国过渡吗？法国已经实现了普选权。它缺少的是一个完全信奉自由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拿破仑三世看到了这一点，在19世纪60年代明显试图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正如普拉门内兹所说的（1952，162）：“通过使帝国变为自由主义的，拿破仑三世……真的希望安抚……共和党人”。的确，他的政权由于在显示威望的支出上过于挥霍和由于通过公共借款回避议会控制而受到攻击。 尽管如此，但如果不是因为法德战争和法国战败，那么拿破仑三世实施的渐进自由化政策也许已经取得成功。

俾斯麦正确地认识到，第二帝国是英国霸权结构的薄弱环节，击败法国将导致英国在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更迅速地衰落。俾斯麦未预见到的是，击败拿破仑三世同时也意味着拆除由他精心构筑的对法国工人阶级，以及一般而言对法国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种种政治限制。因此有巴黎公社的诞生。正是对巴黎的包围和停战唤醒了巴黎的工人们：

他们抵抗普鲁士人已经4个多月，并且愿意继续抵抗。被击败的是外省人，正是这些以教徒和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外省人是第二帝国的支持者。他们是没有爱国心的反动分子。（Plamenatz，1952，137）

在2月5日到8日举行的大选中，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外省投票支持保皇党人（和支持和平）。波拿巴主义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共和党人成为主战派。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在公社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无疑是西欧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人起义，进一步而言也是第一次获得雇员重要支持的起义，即得到那些工作环境更干净、报酬更优厚，以及就那时而言有着更熟练技术的工人的支持：

首次地，那些还不是“白领工人”、仅仅是“办公室雇员”的人大量地加入到起义工人的队伍中。但在1848年6月，雇员们却一直站在统治者一方进行战斗。（Rougerie，1964，128）

中间阶级在1815年隐隐地和在1848年更明确地担忧的东西现在终于发生了。危险的阶级要求民主。他们要求管理他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将国家理解为他们居住的国家、而且理解为是他们的国家。起义被设在凡尔赛的临时政府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后者享受德国军队不予以干预的恩赐。镇压遭到工人的激烈抵抗，在他们的抵抗被镇压后，被处死和判决流放的现象非常普遍。

但一旦发生了，其后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普拉门内兹正确地把握住了它：

对共和党人而言，公社在19世纪70年代所做的就是在世纪中期的六月起义所做的。它令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名誉扫地。但这次它并没有增强保守主义者的力量……

公社的失败并没有伤害到共和党人，但它确实使共和党人更加保守，这是相比假如不这样做的情况而言的。

共和党人着手开始做的恰恰就是拿破仑三世未完成的工作。用自由主义帝国的话语来表述，共和党人准备镇压危险阶级，如果他们要求更多的话；但同时准备赋予他们以公民权，一个自由主义帝国的公民权。 阿道夫·梯也尔实现了这种转型。像他之前的塔列朗和基佐一样，作为一个经历许多政权的人，1834年梯也尔支持里昂的工人，但1848年他又支持秩序党镇压工人。他并不是由于加入第二帝国政府才做出妥协的，他对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样友好，但他却是革命者凶残的敌人。他在1870年指出，尽管他并不想要共和国，但在他心目中它有一个优点：“在所有政府类型中，它是最少使我们产生分裂的政府”。

到1875年，人们能够说自由主义帝国现在已经在英国和法国稳固地确立，并表现出它遏制危险阶级的能力，由此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在该模式中，最恒久不变的肯定不是对自由市场的忠诚（这种忠诚随着特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地位的不断变化和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而变化）。自由主义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也不是对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忠诚（这种忠诚随着个人运用这些权利去挑战基本社会制度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将自由主义帝国同其他类型国家区别开来的是它对政府实施明智改革的承诺，这种改革将既推进经济增长（或更确切地说是推进资本积累）、又驯服危险阶级（通过将他们纳入公民范畴和让他们分享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帝国的经济财富）。

为实现这一目标，自由主义帝国必须奉行一种政治上的中庸路线，避免成为那种具有反动或革命倾向的政权。当然，为了能够这样做，国家必须对外没有重大的未解决的民族主义问题，对内没有强大的不满的少数群体。同时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还必须足够强大，以致实现集体繁荣的前景是可能的。它还必须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或足够强大的盟友，以致它能够避免做过多的对外干涉。当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时，自由主义帝国就能够自由地实行反映多数人意愿的集体保守主义，这些人现在都有某些权利需要加以维护。

因此，首先，自由主义帝国必须有一个强政府、一个作用已经被加强了的政府。当然，从一开始，政府权力扩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那些危险阶级：

由边沁、尤其是埃德文·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所阐述的中央集权思想绝非是要触及居统治地位的中间阶级的利益。撇开理论不谈，中央集权是指授权提供那些会影响到劳动阶级的服务。毋庸置疑，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中央集权也绝非意在减少更体面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它绝非要如此。（Hill，1929，95-96）

第二，自由主义帝国包含了对扩大选举权的承诺。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选举权的这种扩大是非常谨慎地推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能负责任的成年人才有权行使自由”（Crouch，1967，209）。当被用于扩大选举权时，能负责任的概念既包括掌握扩大选举权的时机、又包括应用启蒙运动有关人性具有可塑性的信念。因此，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普选权是“非常模糊的”，正如罗桑瓦隆（1985，136-137）所解释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倡导］只不过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仅仅表达了一种在国家内部推进文明和启蒙进步运动的预期性愿望。……在赞成普选权的自由派和共和派的圈子中，普选权继续被理解为对潜在能力的一种承认——而不仅仅是平等原则的结果，被理解为对人们同处一个社会中的象征性表现。……因此才有就引入普选权尚不成熟而产生的大争论。这种权利之所以被否决，通常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来得过早。正是赋予那些无知的和不成熟的群众以选举权才是他们所担心的。

据说，自由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等同于经济进步，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和在这种意义上，到世纪中期，“几乎每一位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成了自由主义者，而不管他信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Hobsbawm，1975，105）。

有关这一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保守主义者的立场问题。如果在1834年继改革法案之后，罗伯特·皮尔爵士“重新命名他的党为‘保守党’的话，那么很快就清楚的是，在许多方面实施一种反动政策并非他的初衷所在”（Halévy，1947，57）。 ^[25] 与此同时在法国，继1830年革命之后，保守主义在法国被精心地阐释为“管理一个后革命社会的方法”、一种“终结革命”的方法。如此一来，它就不再同自由主义相对立，正如罗桑瓦隆（1985，277-278）很好地描述的那样：“相反，它将自身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实现、视为它保持永久长存的手段”。

作为结果，保守主义者也开始支持强政府。对保守主义者而言，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求助于传统和连续性具有内在的缺陷，伯克试图使之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正如贝内东（1988，116）所提到的，这种立场导致各种矛盾，正如在法国那样，一旦出现长期的中断，就会导致要创建其他的传统。那么人们能够怎么做呢？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就开始“在宿命论和激进改良主义之间、在一个有限政府进行统治和要求建立强政府之间”摇摆。因此，对许多保守主义者而言，强政府就变成恢复、或至少是部分恢复传统的手段。第二，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它将法律、秩序和稳定统治视为政府进行统治的第一原则”。像皮尔一样，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从原则上看，保留政府机构、并对它们进行稳定的改革是必然结果”（Gash，1977，59）。

但第三个理由是最具说服力的，正如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圭多·拉吉罗（1959，136-137）所认为的那样，他在对英国托利党人如何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下，将他们为王权辩护转向为政府辩护的讨论中指出：

正是政府，它的重要性和威信必须予以维护。不应将政府视为在相互对立的私人利益之间所做的调和，而应视为——正如伯克称之为的——各种思想自然交流的结果。

出于这种原因，保守主义者承认拓宽政府基础的必要性，使它不是建筑在特权的狭隘基础之上、而是建筑在由全体人民的看法和利益组成的卑微然而却是牢固的基础之上。旧的托利党已经创建了一个实行寡头统治的政府；但难道自由党所创建的政府就不是实行寡头统治吗？他们之所以较少有资格进行统治，是因为他们唯一依赖的就是财富，而且是同出身和来自古老传统的特权相分离的财富。

保守主义者问，为什么自由主义希望削弱政府？答案很简单。通过摧毁所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和能够发挥缓解矛盾与促进平等作用的权力，它想让最强势的力量在同最弱势的力量的竞争中不受任何限制地发挥他们的优势，它想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全部权力去剥削那些无助的民众，后者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主角。

当1960年基尔穆尔勋爵（Lord Kilmuir，1960，70-71）试图解释在“各种社会革命运动”（他如此称谓的包括1832年、1846年、1906年和1945年）遭遇大失败之后，保守党如何能在英国一直重新执掌权力时，他的回答是“沙夫茨伯里传统”（the Shaftesbury tradition）使然。他将之界定为将托利主义同“政府干预相结合，以多样形式保障最低标准，例如《工厂法》、《住房与公共健康法》，以及考虑工会的利益”——简言之，因为保守党利用政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社会改良主义。

这种“在［保守］党和人民之间结成的彼此互利的联盟”是狄斯雷利所谓的国家托利主义的核心所在。尽管有下述事实，即狄斯雷利最初在托利党内的崛起是他强烈反对皮尔取消谷物法的结果，但仔细观察狄斯雷利稍后的政治活动表明他“在精神实质上大体上是‘皮尔式的保守主义’”（Smith，1967，4，15）。 从本质上看，狄斯雷利为“皮尔主义”注入了新的帝国主义内容。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被视为“一种手段、一种路径、一种原则，以服务于更高的目标，即帝国”（Ruggiero，1959，140）——由此将工人阶级更紧密地既同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同保守党联系在一起。

能够这样说，如果自由主义在1830～1875年间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是驯服危险阶级的话，那么它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意识形态成就是驯服保守主义——将它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由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以理性政府为导向的改良主义。它们的共同点是民族主义和强政府，这甚至影响到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巴尔赞（1943，143-144）在讨论1850～1885年这一时期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文化转向时，称它为从1848年的“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他提到实力政治和唯物主义的兴起，其中每一种都由“物理科学那令人敬畏的权威”所支撑。他论证道：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由于他们对实实在在的、领土上的国家地位的共同要求而联合在一起；科学假设根据它们是否能运用于机械或同机械有着相似的内在机理来予以检验……；与此同时，力……作为对社会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伟大解决方案而被加以运用。

伴随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向着“他们共同的政府干预政策”方向的迈进，一些保守主义者［诸如19世纪晚期的张伯伦（Chamberlain）］试图坚持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认为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它是一种庇护行为，而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它是一种信念，即“应该帮助所有人管理好自己”。但正如拉吉罗（1959，151）所指出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通常非常小”。它当然很小。到1875年，社会主义者仍然没有被完全驯服。这项工作只是到1875～1914年时期才完成。萨皮罗（1949，vii）在他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中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当19世纪从历史方面看终结于1914年时，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已经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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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830年革命的一个月后，《辩论日报》（ the Journal des Débats ）警告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兴起，并将他们比作罗马帝国的野蛮人（See Daumard，1963，515）。100年后，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贝奈戴托·克罗齐（1934，150）以相似的方式分析了1830年革命：“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斗争，民主包括从它的温和形式到它的极端的和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场斗争是19世纪真实存在的和进步性的斗争，它在那些享有自由的国家中……获得发展”。

[2] 见伯祖查（Bezucha，1974，23），他掌握有1833年里昂一个工人区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在3257名短工中，只有547人是在里昂出生的。其余的都是外国人或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是这一时期里昂增长的主要促动因素”（p.158）。阿盖（Aguet，1954，4）引述了1830年8月16日《立宪报》（ Constitutionnel ）的一篇报道《巴黎省治安的动向》，报道指出，当地工人要求应该勒令“外来”工人（这里的“外来”包括出身农村的法国工人）离开巴黎。省长予以拒绝，理由是“外来”工人的存在代表“一种竞争，有助于增强好胜心、有利于风气的改良、对增强法国工业的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阿盖（p.9）还提到了在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发生的类似事件。
因此像现在的法国一样，尽管“外来”工人获得的报酬要比当地工人低，但他们的报酬要比他们在出生地所能获得的高，他们也是因此才被吸引来的。塞（1924，494，498）引述了维尔梅尔（Villermé）在1840年根据巴黎工人资料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这使他能够得出结论，农民被“制造业提供的相对高的工资”所吸引，尽管如此，但“工人的生活似乎是非常不稳定的”。

[3] 1830年，在一份工人办的杂志《初生的无产阶级》（ Étrennes d’un prolétaire ）中，有文章宣称：“我们之所以推翻波旁王朝，并不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到不快，因为人民从来都没有比在1816年到1829年这段时期过得更快乐，而是因为它是由所谓的胜利者、由外国军队和国内的卖国贼强加给我们的”（cited by Levasseur，1903，1：667）。

[4] 梅特涅提到帕默斯顿所发挥的“恶魔似的作用”，认为后者要对革命负主要的责任，但帕默斯顿“坚定地相信，宪政改革是对革命最有效的阻滞”（Bury，1948，1：420，429）。奥地利驻比利时大使在1847年11月16日写道：“比利时的自由主义者是愚昧的；共产主义将会把他们全部吞噬”。这段话是由巴蒂尔（Bartier，1948，1：358）引述的，他评论道：“我们知道，未来将会揭穿这些悲观预言的虚伪性。正是［法国的］路易-菲利普、而不是［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失去了王位，正是梅特涅、而不是［比利时激进派领袖］夏尔·罗日耶（Charles Rogier）逃到布鲁塞尔避难，后者是到维也纳避难的”。
梅特涅的观点在100年后被弗托（Fejtö）所赞同，他在一本赞颂或至少部分赞颂1848年的书中指出：“［英格兰］存在的事实、它的社会结构演进的态势、它的内部斗争，是对改革计划的一种激励。因此，从这种视角看，英格兰能够被视为革命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但从另一种视角看，我们也能够评论说，正是因为英格兰的存在——它的强大使法国不敢与之作对——阻止了革命浪潮的蔓延”（1948c，2：456）。不管要谴责的是谁，但将1789年同1848年区别开来的正是“革命的国际性”（Beloff，1974，44；see also Hobsbawm，1975，10）。

[5] 拉布鲁斯（p.3）将临时政府的胆怯同立宪派的果敢做了比较，后者“并不惧怕其利益会受到他们授权制定的宪法的侵害”。拉布鲁斯是如何解释这种胆怯的呢？“1848年时的人们缺乏这种‘意愿’吗？让我们不要太苛求他们。即使他们有意愿，他们也不可能做得更多，而且不‘知道’如何做……1848年的法国与其说像第二帝国末期时的法国，不如说更像路易十五时期以农业为主的旧法国……1848年革命颇具戏剧性的方面也许是，在一个拥有18世纪结构的社会中，它提出许多对20世纪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霍布斯鲍姆（1975，20）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评价：“在1848～1849年，中庸的自由主义者在西欧做出了两项重大发现：革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他们的某些根本性要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就不可能得到满足。资产阶级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进一步而言，正如布永（Bouillon，1956，71）所指出的，尽管当代人提到“山岳党”（Mountain）和“红色名录”（red list），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山岳‘党’：这个称号隐藏着一个复杂的现实”。它至多是一个由各色派别组成的、有左翼倾向的联盟，甚至在那时，当他们将自身置于勒德律-罗兰（Ledru-Rollin）的领导之下参加1849年5月的选举时，他们仅赢得了1/3的选票。

[6] 这些引述并不是路易·拿破仑自己的话，而是坎贝尔（Campbell，1978，3-4）对他思想的总结。坎贝尔进一步提醒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波拿巴主义是社会浪漫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路易·拿破仑确立了作为某种社会主义者的声誉”（p.5）。通过国家行为进行阶级利益调和的计划在他的著作《论消灭贫困》（ 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 ）中予以了勾勒。它类似于圣西门主义者所宣传的思想，是前圣西门主义者将在第二帝国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适当的序曲。

[7] 见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这同一个法德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它带来新思想了吗？没有。波拿巴主义源出于法国大革命……它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以三色旗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但对波拿巴主义者而言，革命并不是铁板一块。人们必须清理它提供的各种学说……［波拿巴主义提出的学说］是要保持一种完美的平衡、实行一种中间路线”（Girard，1977，23）。吉拉尔引述了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的话：“我们必须从大革命借鉴好的本能，同坏的本能做坚决的斗争……我认为，秩序就是维持所有那些由人民自由选择和赞同的一切；正是民族情感将会战胜派系分裂”。迪韦尔热（Duverger，1967，191）类似地也将波拿巴主义说成是“聪明的中间路线”。这种聪明的设计掌握了政权：“在这个不幸的、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中，它很快就变成了在那些赞同复辟王朝（要么是波旁王朝、要么是奥尔良王朝）的人和波拿巴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通过使自身以中间派的支持为基础和使用武力，路易·拿破仑获得了胜利。由此，他能够保持政权免于落到真正右派的手中”（p.141）。
也见泽尔丁（1958，44-45）：“1852年选举揭示了第二帝国意味着什么。它……试图将贵族制同民主相结合……其中的动力是追名逐利，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世俗荣誉是它给出的奖励。它使农民能够投左派的票——因为革命者蔑视宪法，反对旧的帮派和贵族，但同时也能投右派的票——支持秩序、支持所有权、支持家庭和宗教”。莫拉泽（Morazé，1957，2）提出了本质上相同的结论，但更为尖刻：“几个月中，资产阶级害怕失去任何东西：1848年，巴黎人民试图使自身成为进步的主宰者。但没有成功，社会主义的钟声并没有敲响。它是一种颇为自负的资本主义，由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掌控，试图赶上和超过英格兰，它们彼此竞争以图率先实现目标，将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布兰查德（Blanchard，1956，211-212）强调了它的自由主义结果：“如果人们相信普选权是取得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那么我们能够明白，尽管有官方候选人制度，但第二帝国同时既代表了普选权的实习阶段、又代表了法国农民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尤其是在法国农民政治形态的塑造上”。坎贝尔（1978，24）同样给出了积极评价：“拿破仑的威权统治保障了秩序，并允诺提供在1848年回避的东西。通过制止混乱，政府保留了普选权原则……到19世纪60年代，普选权已经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坎贝尔提醒我们注意圣佩韦的名言（Saint-Beuve’sbonmot）——拿破仑三世的伟大贡献是清除了法国的旧体制。但“结果比他认识到的要更为积极”（p.26）。霍布斯鲍姆（1975，26）同意这种说法，但给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路易·拿破仑的当选意味着，即使是普选权式的民主制——被等同于革命的制度——也能够同维持社会秩序相协调”。

[8] 总之，英国人有些自吹自擂，但这对一个霸权强国而言是正常的。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指出：“当革命运动［在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改变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时，只有英格兰表现出了诸如秩序、活力和繁荣等品质，这些要归因于一个稳定、自由和良好的政府”（cited in and retranslated from Bury，1948，1：403）。法国共和党领袖勒德律-罗兰在他的著作《英格兰的衰落》（ Décaden ce de l’angleterre ，1850，1：99）中提出了一种较少溢美之词的看法：“研究它的法律和习俗，英格兰揭示给我们的全是特权之人所犯的罪过和有智之人的堕落。它的征服史和战争史将使我们了解到它所执行的各种背信弃义政策，了解到它所犯罪行的数量和程度”。但正是勒德律-罗兰由于拿破仑在法国的解决方案而损失最大——从象征意义和从个人而言均是如此，这种解决方案非常对英国政策的口味。

[9] “反谷物法联盟的领袖［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并不是一位贵族，甚至不是一位乡绅。的确，贝克先生甚至不是一位土地所有者，……而仅仅是一位租佃农场主……正是租佃农场主领导着反谷物法联盟，而地主则是它不情愿的和胆小怕事的追随者”（Moss，1947，134）。首先，正如莫斯所指出的，所有此类社会骚乱对大地主而言都太过“民主主义”，他们表现出“不愿卷入日常政治活动的保守主义倾向”。（p.139）
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是同较少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相联系的。正如克拉克（1951b，10）所指出的，取消谷物法的理由对大贵族而言似乎是充分合理的，“他们租金的减少能够轻松地由来自煤矿、码头、或城市财产的收入予以弥补”，或者他们持有的大地产能够提供的大量剩余足以使他们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深层排水系统的新技术来增加产出。“他们是不会对农民表示同情的，他们认为农民也许会由于某一年的价格下降而破产，而且农民也许根本不拥有资本和不懂得科学”。也见摩尔（Moore，1965，544）：“［到19世纪40年代］谷物法对地主利益集团的经济价值已经变得不再如此明显”。

[10] 《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1ed.，p.950），引自泰勒（Taylor，1972，13）。

[11] 在生命的晚年，在《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于1920年出版第8版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样总结了他对自由放任的认识：“我们这一代需要认识所有这些社会弊病的根源所在，它们源于［在工业革命期间］经济自由的这种突然增加……由此，我们逐渐实现社会生活的某种秩序，其中公共利益压倒了个人的任性妄为，甚至比在个人主义开始取得支配地位之前的岁月都有过之”（app.A，750，752，cited in Evans，1978，134）。

[12] 费伊（1920，44）论证道：“对边沁的门徒而言，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让事物顺其自然，不用担心’。它是一种战斗口号，要对阻碍自由发展的每一种法律或社会惯例发起攻击。它是一种打破长期存在的恶习的运动”。或正如泰勒（1972，25）所指出的：自由放任逐渐变成“经济思想中的规范性、而不是分析性领域”。当然，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这种运动已经产生丰硕成果。马歇尔对此做了清楚的说明：“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在自由放任的原意上），加上将商品输送到任何地方和在任何地方销售的自由，使英格兰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即使如此，但马歇尔（1921，84-85）也承认，这一事实最适合英国的情况，它是政治家为了混淆公众视听而设定的事实。“但长期看，如果［政治家］不得不突出强调这些为他们所忽略的限定的话，它也许对英格兰和对自由贸易都更为有利。因此，对其他国家要预先予以警告，取消保护性关税可能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会给他们最好的产业带来像给英格兰那样纯粹的利益”。确实，马歇尔甚至进一步指出：“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支撑如下观念，即当每个人都被允许按他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他自己的事物时，工业将最繁荣、或生活将最幸福和最健康”（p.736）。
当然，就自由放任甚至对英国而言是否至关重要也存在一些怀疑：“如果我们将英格兰的国际贸易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尤其是［19世纪］英国的出口同西欧国家的出口相比较，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两种运动的相似性：例如，在实行保护主义的法国就像在实行自由贸易的英格兰那样……那么，我们将赋予哈斯基逊和皮尔的改革以什么样的荣誉呢？”（Labrousse，1954，1：45）。

[13] 菲特（1965，255）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下述观点开始流行，即国际经济出现的问题表明英国不再能够行使领导权，而美国又尚没有能力这样做，进一步而言，美国缺乏眼界和经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我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帝国或英格兰人民在1845年之后的30年间感到要负任何此类的责任”。他论证道，英国不仅没有“管理”世界经济，而且没有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菲特（p.271）本人引述了白芝浩（Bagehor）发表在《经济学家》（ Economist ，p.1009）杂志1861年9月14日上的文章《英格兰银行在安定时期的责任》（ the Dut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Times of Quietude ），在文章中白芝浩论证道：“它们发挥一种国家职能。在这个国家，它们是黄金储备的唯一保管者……我们相信，银行所有者的最终利益将由银行向国家最全面地放款而予以最好地满足”。菲特接着这样来解释这篇文章：“在白芝浩眼里，银行能够将政治家的才能和赢利动机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中央银行在下半个世纪发展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使他的同胞相信，这是一个由自由贸易法所保佑的、值得信赖的机构”。这对我而言听起来像是在“管理”经济，至少是管理英国经济，在1861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管理世界经济。
菲特承认，尽管“白芝浩的观点并没有被银行所正式承认……［尽管如此］但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其原则不再被怀疑”（274-275）。在这一点上，正统派既将金本位制、又将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借款人：“作为一种政府决策，金本位制是不可违逆的。维持金本位制的任务委托给了英格兰银行，只要它履行这种职责，那政府就将操作细节交由它处理”（p.282）。进一步而言，英格兰银行的这种世界角色——作为“一种稳定的货币和积极的国际贸易”的保障者——已经由皮尔予以了很好的铺垫，他在1844年通过了《银行特许条例》（the Bank Charter Act），将所谓货币学派的成功经验确定为法案。“尽管中央银行的有效管理和技术需要许多年才能逐渐成形，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够将一种充满自信的经济秩序的设计者追溯到皮尔那里”（Briggs，1959，339）。

[14] “第二帝国是法国第一个如此明确地赋予经济领域中的目标以优先性的政权”（Plessis，1973，85）。这发挥了作用。见马克兹夫斯基（1965，ix）：“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已经引起对外贸易的灾难性下降。伴随复辟王朝的建立，出口占物质产品的比率开始增长，但直到1855年才超过1787～1789年的水平。受到1860年英法条约的保障和新金矿的发现对世界贸易的刺激，自由主义政策肯定是导致法国在从1855～1864年10年间出口飞速发展的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妄称，第二帝国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奇迹。比利时分析家娜塔利·布瑞阿瓦伊尼在1839年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格兰？”对此他附加了一个脚注，在脚注中他提到，当然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也存在一些工业发展。然而他宣称，尽管如此，但“存在着一种普遍认同，认为法国是化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地，英格兰是力学革命的发生地”（1；191-192）。塞（1951，2：226）类似地也提醒我们，“整体而言，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出现了重大的经济扩张，这已经被当代人注意到”。库西（Coussy，1961）所做的详细分析对第二帝国同以前和之后法国经济政策具有不连续性的程度提出质疑，他特别论证，该政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常相对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将被称为一种温和的保护主义”（p.2）。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政府政策的连续体中“温和的保护主义”往往处于自由主义一端。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时间地超过这种开放水平。

[15] 见柏莱柏诺的附录（70-73），它记录了一长串19世纪颁布的干预主义立法。就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像工厂法等社会立法而言，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21，763-764）：“李嘉图和其他一些团结在他周围的大经济学家似乎不可能被援引来作为反对早期工厂法的根据”。他指出，图克（Tooke）、麦克库洛赫和纽马奇（Newmarch）都是这些立法的支持者，纳骚·西尼尔最初反对，但后来也支持它们。自由放任学说的代言人这种愿意赞成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一些干预的倾向，由另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于1882年以下述方式做了理论说明：“我们必须既不能将政府——它由一些准军事官员掌控着——的职能最大化，也不能根据一些最优秀的哲学家的理论将它们最小化。我们必须学会根据它的绩效来对每一次干预做出判定”［《政府同劳工的关系》（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p.171，cited in Clapham，1932，2：389］。杰文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伯恩（Burn，1949，221）称之为英国在世纪中期所实行的“自由主义平衡”的最好说明：“保持平衡，既在几个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平衡，又在‘个人’和政府之间保持平衡。它既有利于时代特征上的明显变化，也为这种变化所加强。这种变化也许可以描述为——被那个时代的人描述为——私利压倒了原则”。

[16] 这种内疚由于在英国残留的宗教偏见而被强化，正如阿勒维（1947，326）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在想象中回到1850年，那一年‘罗马教皇入侵’在英格兰引起了如此大的骚动”。在整个拉丁欧洲国家、在奥地利和比利时，天主教战胜了自由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在1851年结束之前，被整个主教团的祝福所包围的路易·拿破仑准备在法国废除宪法。罗马教皇入侵只不过是这种天主教反动势力跨越英吉利海峡同敌对力量进行斗争的延续，反动势力的这种攻势从1789年就开始，自1830年以来重新恢复了实力，在各处都产生威胁。因此，英国舆论对此产生警觉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的失败是天主教的胜利。但英格兰已经避免了革命发生；当天主教反动势力到达英格兰时，它遭遇到了一种在欧洲大陆并不存在的障碍，即1846年革命的胜利，也即自由主义的胜利。
卡希尔（Cahill，1957，75-76）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1848年通常被认为是英国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一年，但面对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各种威胁，它实际上见证了那种意识形态的破产。英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正是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取得的，它由反法和反天主教的情绪所支撑和强化……英国在1848年的成功是一种爱国主义宣传的成功，后者同爱尔兰反合并运动、法国的激进主义、一个自由主义的教皇、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和民主的宪章运动一道缓和了国内由社会骚乱造成的紧张”。

[17] 在1797年到1869年之间，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扩大了15倍。“作为1834年《济贫法》；1848年、1866年、1872年和1875年《公共健康法》（ the Public Health Acts ）；1839年和1856年《警察法》（ the Police Acts ）；1860年和1872年《食品和药物法》（ the Food and Drug Acts ）通过的结果，英国政府从整体上将公共分配政策置于中心地位”。

[18] 见科茨（Coates，1950，358）：“正是通过不加任何限制地利用政府的立法权力，边沁努力推动实施他的改革方案”。也见切克兰德（1964，411）：“边沁主义意味着确定最紧迫的社会工作，并找出完成它们的途径：它意味着特定的立法，在立法领域有监察人员，在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有行政官员。它意味着下院议员要根据‘议程’来思考问题，就像边沁所做的那样”。在1852年到1867年之间，下院议程包括警察、监狱、捐资助校、医生和兽医的培养——它们都由国家予以管理和促进。见伯恩（1964，167-22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1926，45-46）中对边沁主义和政府做了非常清楚的论述：“19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源于边沁、自由竞争等等，它是一种同19世纪的个人主义相同的哲学，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更清楚些，在其他方面较模糊些。两者都强调自由，一种是消极地避免对现存的自由做任何限制，另一种是积极地打破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它们是对同一种思想氛围的不同反应”。

[19] “像过去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样，［自由贸易］也是保护主义的：它的目标在于阻止或延迟不断增加的来自国外的工业竞争，它希望其他国家用它们的粮食和原材料交换英国的制造品，后者由于价格低廉将使外国的工业无法生存”。
注意英国赋予殖民地的特惠只是在1860年才完全取消（当然，在本世纪的最后1/3时期又重新恢复），斯凯勒（1945，246）指出：“对英国而言，不再有任何必要在全球驻军以为他们的商业开道；贸易已经变得可以自我保护”。埃文斯（1983，31）讨论了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较早期的“对签署商业条约的热情”，将此归因于试图克服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在欧洲被明显孤立的不利局面”。他评论道，只签署了一个条约，即1786年同法国签署的《伊顿条约》（ the Eden treaty ）。但他指出，这个条约“表现出了伴随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她将享有垄断权的最初迹象，尽管她努力予以掩饰。贸易自由化注定将有利于最有效率的生产者”。（On the Eden treaty，see Wallerstein，1989，87-93）。

[20] 议会辩论，3d ser.，LXXXIII，23February 1846，1399-1400，引自索美尔（Semmel，1970，8）。当然，也有人认识到自由贸易优势的脆弱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暂时性，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它根本不应该尝试。狄斯雷利就持这样的观点。在1838年，他基于如下理由反对取消谷物法，即假设欧洲国家“将由于英格兰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而蒙受损失，那是一种‘妄想’”。当然，长期看他是对的。在1840年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醒议会，荷兰人也是一度将全部欧洲都看作是“他们的农场”（Parliamentary Debates，3d ser.，XLI，13 March 1838，940；LIII，1June 1840，383-384；cited Semmel，1970，155）。
在1846年举行的一次针对取消谷物法的大的议会辩论中，狄斯雷利呼吁在抑制性保护和无限制竞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路线。他引西班牙和土耳其作为各自的例子，并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指出：“长期以来，那里一直全面实行着纯粹的竞争制度，它确实不是源于对这种政策的任何哲学信念、而是源于傲慢的毫不在乎，认为作为征服者的种族更应该考虑商业。在土耳其存在自由贸易，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使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制造商破产”（cited in Holland，1913，265）。当然，这种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是貌似有理的，因为它没有提到1838年签署的实施自由贸易的英土商业协定（Anglo-Turkish Commercial Convention）在导致当地制造商失败中所起的作用（see Wallerstein，1989，176-177）。

[21] 哈顿在一篇名为《罗斯金先生的艺术哲学》（ Mr.Ruskin’s Philosophy of Art ）的文章中写的这句话，见《旁观者》（ Spectator ）1870年8月6日，第953页。

[22] 莱昂·塔尔博特（Léon Talabot）：《制造商大会：1845年全体会议》（ Conseil general des manufactures：Session de 1845 ［1846，4］），引自列维-勒布瓦耶（1964，15）。

[23] “就印度的情况而言，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财政和军事上的发展势头是狂妄自大的自由贸易论者能够扩张势力的主要原因。印度各地区缴纳的税收、而不是同它的贸易仍然是英国在东方的主要经济收益。甚至在1834年之后，公司仍然保持了它进行商业垄断的许多特征。英荷在爪哇的统治和英国在锡兰的商业垄断一直到世纪中期都保持着相似的特征。英国制造商对印度和东方其他地区的销售直到19世纪40年代仍处于停滞状态。的确，从1790年到1830年之间，英国在世界贸易上的扩张不应过分夸大”。
稍晚，甚至当贸易占据更突出的地位时，税收的作用也绝不应忽视。见詹克斯（1927，223-224）：“将税收负担加诸在印度身上被认为是方便的，这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但制止兵变的成本、将公司权力移交给王室的代价、在中国和阿比西尼亚同时发动战争的支出，这每一项政府支出都同遥远的印度有关，甚至在印度事务处工作的女清洁工、那些出航但没有参与战斗的船只的成本、印度军队出航前在国内接受6个月培训的成本，所有这些都要加诸于那些没有权利选出自己代表的印度农民的身上”。

[24] 这并不是说保守主义者是在没有任何刺激的条件下这样做的。辛顿（Hinton，1983，12-13）提醒我们，1867年的决定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做出的，此前一年是歉收、渡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季、而且霍乱流行——所有这些“加重了不满”。左派在改革联盟中掌握了主动权，能够组织一次15万人参加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游行示威，游行者挥舞着红旗。在接下来的两周内，狄斯雷利接受了一个激进的修正案，将被授予选举权的人数扩大了4倍。但这仍然不是普选权。不仅城市贫民（那些没有“登记在案”和“没有住宅”的人）没有被包括在内，而且最重要的，所有农业工人都没有被包括在内，这就确保了保守党对这些选区的控制。狄斯雷利主要是试图避免由“阶级意识更明确的政治活动”带来的威胁。
即使有像示威游行这样的警示，但这仍然是一种大胆的举措，狄斯雷利的支持者确实了解恐惧带来的痛苦。勃里格斯（1959，513-514）提醒我们，德比勋爵（Lord Derby）坦然地承认，他有了“一次伟大的经历”，“在黑暗中迈出了一大步”。盖索尼·哈迪（Gathorne Hardy）是一位帮助狄斯雷利通过改革法案的人，他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未知世界。如果乡绅们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他们将作为领袖而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把我们交给蛊惑者处置的话，那只能请上帝保佑我们！”但正如勃里格斯同时指出的，回想起来，我们知道，1867年以后实际所发生的证明了托利党冒险行动的合理性：“在政治上没有突然发生的变革，……‘改良时代’并不是突然就结束的，……工人阶级也不是马上就能获得自己的正当权利，……乡绅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间阶级继续得到兴旺发展”。当然，那时有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狄斯雷利在1867年的鲁莽行为”（Goldman，1986，95）实在是愚不可及。1869年，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也许是由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写作的［see Southgate，1977，160］）抱怨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保守党的政策“一直是通过同极端反对派的联合来反对温和的反对派。这无疑肯定会有新奇的思想产生”。我们的作者将他的讽刺运用于对1867年改革法案的分析中：“两年前，赋予全家人以选举权是一项保守主义举措、还是一项激进主义举措，这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一种模糊的观点认为，穷人更容易受富人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那些其职业是同中间阶级打交道和较量的人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必然倾向于支持乡绅；还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较原始的阶级意识对传统情感更敏感些，现在可能不再是这样；模糊地认为应该将拿破仑（那时假设的）在驯服革命方面的成功经验运用于英格兰的政治当中，他是通过实行普选权来制止革命的；——所有这些观点……使保守党成员具有了一种更清晰的信念，在一个比辉格党所主张的更激进的改革法案中，他们已经发现了取得一次有把握的明显胜利的秘密”（Anon.，1869，284-285）。

[25] 盖什（1963，163-164）详尽地说明了这种转型的长期影响：
保守党在1841～1846年产生内部争执的实质问题正是就什么是原则问题和什么是“灵活的政治统治”问题展开的。皮尔能够公正地宣称，他从未制定过任何在本质上不是保守主义的政策。鼓励贸易和工业发展、用繁荣来削弱阶级和派系林立的宪章运动，以及通过适时的妥协来控制［反谷物法］联盟，在他看来，这些才是保留贵族领导权和传统权力结构的最可靠的手段。 WiohpsTNmT3jRLr5h/sAh8eA+X35elcUEoyjK+YPp0BoVAC2HsXSUB75X4Df459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