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rnas Lawrence）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摄影部）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这幅由照相制版的印刷画复制了一幅由英国画家所创作的肖像画“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亲王”。梅特涅是在1815～1848年时期存在的反动的神圣同盟的主要领导人。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或令君主惊恐万分，使哲学家感到困窘，并改变了问题的形式。

——埃利·阿勒维（1901A，276）

继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半个世纪中，从攻陷巴士底狱到英国宪章运动的最终失败，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完全排除革命的危险。

——弗兰克·达瓦尔（Frank O.Darvall）

从1651年到1815年，为了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英国和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只是到1815年，英国才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两国异常迅速地结成一种心照不宣，但却是影响深远的联盟关系，以努力使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作为制度而为位于中心区（或渴望加入中心区）的国家所接受。这种模式就是自由主义国家，它是在人民主权时代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关键性因素。

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结成联盟，不仅是因为它们都面临着多少有点相似的内部压力，而且是因为它们在实现这种目标上是彼此需要的。确实，在建构政治模式上它们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借鉴。而且为了共同利益，它们也需要相互合作以维持地缘政治上的平衡。 但最重要的是，它们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种统一的模式，以更有效地消除其他模式，使所有国家都效仿它们的模式。由此，它们的合谋关系开始，尽管通常并不是通过完全友好的默契来实现的。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是从1815年到1875年，在此之后，该模式被牢固地确立，至少在一个世纪中一直是如此，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即使遭遇到剧烈的动荡，也能够保持某种结构的稳定性。尽管如此，但在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时，似乎没有人倡导用自由主义国家来取代强权，甚至在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确实，这个术语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开始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长期以来，就决策权在国家内部的适当分配一直存在争议：哪些权力应当集中在作为统治者的国家领导者手中，哪些权力应当与立法机构分享。不过，三个世纪过去了，争论仍然是围绕权力如何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分配展开的。诚然，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是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宣布的，但人们根本不清楚（甚至对这个宣言的签署者而言），人民主权这种观念是否得到认真地对待，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而言，正是“法国大革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1789年之后，不可能再将政治争论限制在有产者这个特权圈子之内”（Evans，1983，66）。法国大革命和作为其后果的拿破仑统治使人民主权观念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每个政府都必须接受的观念，两个争夺霸权国家的政府就更是如此了。在1815年，人们关注的问题在于，1789～1815年是否仅仅是某种短暂的革命插曲，很快就被“王政复辟”和“托利党的反动统治”所埋葬；还是人民主权观念将产生持久的政治影响。令试图恢复世界秩序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相比他们的预想，这种观念已经更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已经不可能将它埋葬，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令显贵们 感到困扰的梦魇是民主。用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的话来表述，在自由主义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区分是“19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区分”。 ^[1] 根据19世纪的用法，民主意指认真对待人民主权。显贵们并不准备、而且从未打算这样做。正是认识到这种新的现实，导致人们在19世纪做出一种非凡的创造——政治意识形态。

在1789年，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主权从君主转移到人民手中实际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认为它同限制政府任意行使权力有某些关系，而任意行使权力又是同绝对君主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确实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但那样做，仍然需要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领导人暂时结合做出决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对所有那些有效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而言，认真对待人民主权的口号似乎暗示要服从由无知、任性的群众做出的反复无常的决定，这无疑是令人不快的。因此，对显贵们而言，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框架，表面看似乎是人民拥有主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这样，但它还能获得相当数量“人民”的支持。这并非易事。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解决方案。

从1815年的视角，回顾从1789年到1815年这段长时间的历险，人们能够从法国和英国的内部社会冲突中看到什么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93，7）在他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将它命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狂妄自大，代之，他“更含蓄”地将它称之为“发现政治”。 但这有区别吗？就国家而言，除了它的国民在其中进行政治活动被视为合法之外，我们还意指别的什么吗？在某种深层意义上，人民主权是一种体现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因此，有关这种观念如何实现的争论也就是有关政治范围的争论——不仅是有关谁可能会参与，以及他们如何参与的争论，而且是有关服从国家集体决策是否重要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国家，法国有一个不成熟的开始阶段。但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因为事实上，“入侵者”拿破仑“拥有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传播了国家观念”（Ponteil，1968，vii）， 同时也用这种不成熟影响了其他国家。对法国也像对其他新兴的国家一样，问题在于，国家政治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这是相比他们以前的生活而言的。而那时并不存在政治，决策交由宫廷秘密决定。它也有意地在造成一种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些人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主要是一种以建立秩序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一种以消除混乱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正如埃尔顿（Elton，1923，7）所认为的那样。那样的话，人们能够说拿破仑（不仅仅是他）“‘赋予了旧制度以生机’，或者他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Elton，1923，69）。

从1815年之后时期的政治方面看，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两种主要政治遗产。一种是对恐怖的印象，直到今天它还影响着法国和世界的政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恐怖不可避免地同民主联系在一起。很长时间，恐怖事实上成为显贵们用于反对扩大选举权的主要论据。“根据这种经验，像路易·基佐或邦雅曼·贡斯当等人拒绝将政治权利赋予那些贫困的阶级”（Donzelot，1984，21-22）。第二种遗产同第一种遗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不断地推动将较低阶层完全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

这种状况其实在英国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认为，相比法国，英国取消绝对君主制要更早些。但事实上，只是在这时，国王任命和免去部长——即控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实际上才被取消。的确，法国大革命最初得到了所谓英国雅各宾派的有限支持，但他们是相对软弱的，主张“避免使用革命手段”（Thomis and Holt，1979，11）。 ^[2] 更确切地，正如埃文斯（1983，23）所指出的，“论证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1783年到1801年间担任首相］解除了王权，这似乎是很奇怪的说法，而且肯定是过于简单的，但这种认识包含了些许真理”。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在英国是镇压工人阶级时期。从 1799～1800年颁布了一系列反结社法案（the Anti-Combination Acts）。当然，这些法案并不是全新的法案。早在1339年就颁布过此类法律，但它们大体上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乔治（George）论证到，这些法案确实被人们所忽略。 她指出（1936，177），这些法案“作为实施镇压的工具实际上可以忽略不顾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们肯定会纳闷，皮特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去这样做，答案当然是，之所以通过这些法案“主要是为了应对雅各宾派引发的骚乱”（Evans，1983，158），而这次骚乱我们已经提到被当时的政府夸大了。

与其说是对秩序的直接威胁，不如说是对更严重的威胁也许正在酝酿中的恐惧，导致这些法案的颁布。很明显，有一种意识形态讯息已经传达给了城市工人，他们开始认真对待人民主权的原则。伴随着1818年臭名昭著的彼得卢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事件的发生，这种讯息变得更为具体。但从当局的观点看，导致彼得卢屠杀发生的各种事件，事实上只不过是源源不断的公民反抗行为发展的最高潮。这些反抗行为可以追溯到1789年，到1818年已经使曼彻斯特“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获得了容易发生骚乱的特殊名声”（Read，1958，93）。尤其令显贵们感到不安的是反抗运动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地方上由争抢粮食引发的骚乱到18世纪晚期仍然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但此时已经不再是人们倾向于采取的形式。更确切地说，群众运动“在范围上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并且正在变得具有组织性……［在1800年后］［它们］越来越多地在新兴的工业地区爆发”（Thomis and Holt，1977，29）。尽管卢德分子（Luddite）的口号似乎是退步的，因为他们的纲领是反对工业发展的；但他们令显贵们感到惊恐并不是因为他们似乎是反对进步的，或支持暴力的，而是因为他们显示了“工人阶级进行组织的出众能力”。 作为结果，卢德分子同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主张雅各宾主义的工人阶级”（Thomis，1970，174）。

在这个时期，对人民主权、由此对民族主义的肯定，直接导致一些人试图证明不赋予工人阶级以参政权是合理的，理由是他们尚未为此做好准备，这并非偶然。上层阶级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享乐来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性。英国18世纪的贵族文化是“奢华的、田园风味的和喧闹的”，纵容贵族们享受奢侈的娱乐、纵欲和酗酒。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福音派新教会兴起的时期，他们宣扬“生活规律、自律和个人行为的节制”（Evans，1983，46）。显贵们开始改变他们自身的行为（稍后作为维多利亚式的生活方式而为人们所习惯），由此使得福音派新教会能够吸引工人阶级皈依，而这无疑成为后者重新融入社会的途径。这种转变在显贵们认为不可能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或降低社会门槛之前就已经完成。

无疑，这种要求是家长式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仅仅是用一种代价较小的家长制形式代替一种代价更为高昂的形式。在同一时期，伊丽莎白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工资的管理、济贫法）也由于被视为“不合时宜和不切实际的”而被取消：

到英法战争结束时，由法律所认可的家长制管理已经失去其约束力；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由市场力量“客观地”予以维系着。在对关税发起正面攻击之前的10年间，它是新政治经济体制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和能为新时代带来好运的护身符。（Evans，1983，44）

作为推迟赋予参政权——是同人民主权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的一种方式，这种先要重新融入社会的要求、即实现“道德规范”的转变，不仅在涉及英国工人阶级时作为要求被提出，而且在涉及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或南方国家的卑贱的、危险的阶级时也是这样要求的。同是新教的卫理公会在扩大国内影响上领先于福音派，它是第一个实施（在1787年）“定期海外传教制度”（Halévy，1949a，1：446）的基督教教派。 这同时也是废奴运动兴起的时期。在英国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背后当然有许多经济的，以及人道主义的动机。 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其中所传达的文化讯息。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在1789年提出了第一个议案。此时，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有大量“激进的追随者”，该运动从当时普遍的革命剧变中获益。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掌权“使［英国］废奴主义队伍发生分裂”，使“反革命力量得到动员”，迟滞了废奴运动的进展。10年之后，废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一种更多保守主义的氛围下复兴，正是因为它被视为“并不是最紧迫的，是能够进行的最少争议的改革”（Blackburn，1988，147，295）。废奴运动的这种保守主义化可以在英国人对待“从属种族”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得到最好的理解，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在此时发生的。正如贝里（Bayly，1989，7）注意到的：

在1780年到1820年间，……［在殖民地］亚洲人、欧亚混血人、非洲人，甚至非英国和非清教徒的欧洲人都被广泛地排斥在政府权力之外，而与此同时，英政府采取步骤防止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受到当地腐败现象的侵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居于从属地位的欧洲人不断加剧和有意为之的蔑视，部分缘由竟是源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同样的动机推动废除奴隶贸易，并将它视为奴隶解放运动的开端。使奴隶摆脱不拥有社会权利的状态，并使他们融入市民社会，这在道德上是必需的。但如果这样做，那么，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划分就必须既通过制度，又借助于某种意识形态来严密地论证其合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源于下述思想，即文化是通过道德意识的觉醒和物质上的改善诸阶段来达到“文明”状态的。在英国，对城市贫困和犯罪阶层的“教化”是一种非常相似规划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由同样的世俗和宗教机构来实施的。

英国和法国恰恰是这样的两个国家，其相对强的国家机器已经在16到18世纪之间被创建出来。但这些国家在民众眼中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且法国大革命还破坏了它们曾经拥有的合法性。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培植（重新培植、显著增加）这种合法性，由此增强这些国家在国内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

当然，英国和法国两国的经济状况在1815年时并不十分相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

英国一直未受到入侵的威胁，它在生产率、技术和财政实力上都得到了发展。不再是债务国，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债权国。与之相对，经历长期而且耗费巨大的战争，法国——那时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还有一些三心二意的盟友——已经无力再进行海外扩张，并且已经变得不再富有。（Condiffe，1051，203） ^[3]

无疑，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也结束了英国“在农业、造船和转口贸易方面的不正常［战时］的大发展状态”，这些部门陷入了“严重的和长期的萧条之中”（Rostow，1942，18）。 尽管如此，但英国却在1815年到1850年期间进一步加大了国内投资力度，实现了罗斯托（Rostow，1942，22）称之为“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调整。

英国和它的欧洲大陆诸邻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4] 但其后，与法国（与比利时，也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种差距开始缩小，以致在1835年到185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它几乎完全消失。 ^[5] 尽管如此，但至少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英国将继续保持它在世界贸易（即同西北欧国家以外地区的贸易）中的支配地位， 它是通过向国外提供资本贷款来维持这种主导地位的。 “海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对英国家庭消费水平所做出的贡献”（O’Brien and Keyder，1978，63）从根本上解释了英国在整个19世纪能够维持相比法国而言较高生活水平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人均国内商品产出量上大致相同。

因此，将19世纪早期的英国视为“世界工厂” ^[6] 的传统观点正在遭到某些学者的抨击。早在1934年，达瓦尔（Darvall，1934，12）就已经论证：“在1811年，英格兰大体上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 塞缪尔（Samuel，1977，19）在大约40年后重新提出了这个命题：

机器取得最全面的胜利是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兰开斯特郡的棉纺织业。在其他地区，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进程是缓慢的，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直到19世纪70年代，蒸汽机几乎根本未产生什么影响……即使在纺织业，机械化的推进也是不平衡的。

假如相比我们的传统认识，机械化并不是如此的普遍和先进的话，那么英国是如何取得工业的显著增长的？最近的学术研究甚至质疑增长是否如此显著，或至少质疑增长是否如以前学者引导我们相信的那么快（诸如Walther Hoffmann，Phyllis Deane，and W.A.Cole）。通过对1844年人口普查中的职业统计数据进行重新计算，哈雷（Harley，1982，267；也见285）得出结论，这种增长要比他们就1770～1815年这一时期所主张的低了“三分之一”。贝洛赫（1962，318，323）坚持认为，英国（也包括法国和美国）在19世纪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贝洛赫称，我们有关这一时期经济增速较高的印象是“一种明显的夸大”，它缘起于这样一个时期，即在19世纪30年代有关成熟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理论非常有影响，由此导致后来的高估。

然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危险的，它会无视英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修正主义学派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具有相对优势，但英国也存在着弱点，因此，即使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时期，政府也面临诸多政治上的难题。对1815～1873年这一时期的中心区国家而言，基本的问题是增长导致价格下降， 尤其是工业品价格相对原材料价格的下降（Markovitch，1966，228-229）。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生产商在控制成本方面的注意力集中于工资在总价格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他们用压低工资和采用机械化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来减少工资成本，并取得成功。事实上，上述做法非常成功。因为这种做法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结果，既激起了政治动荡，又导致世界市场上工业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只是借助自由主义国家的创建才得以克服这种两难境地，中心区的资本主义生产商能够从国内秩序的恢复和有利贸易条件的出现中获益。自由主义国家运用的主要机制就是将控制成本的中心关注点从国内转向边缘区——该过程体现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殖民扩张上。

但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西欧，尤其是英国还必须忍受通货紧缩带来的困难，从1815年到19世纪40年代末问题尤其严重。以工资为生的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工资水平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上看都在下降。 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因为“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时期，英国的小麦价格一直在稳定地下降”（Fairlie，1969，105）。

英国的工业家做得更好吗？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最初相对西欧而言的优势——就像在1815年所具有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优势——到1850年似乎已经逐渐丧失，更别提德国和美国在19世纪下半期的兴起了。英国工业的盈利能力是冒着只能短暂维持的风险取得的。需要其他手段来加以保障，它也确实找到了。如果英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有助于形成某种可以长期维系的经济优势，那么，英国对外投资的显著增长就使优势的长期维系成为可能。“这是英国19世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在国际事务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Imlah，1952，222）。

当然，法国——尤其是对工业家而言——似乎处于更艰难的境地。诚然，法国确实拥有一些优势。它的技术教育——这要感谢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发展举措——享有盛名，被认为是19世纪上半期世界上最好的。它能够输出技术知识和商业秘诀（Cameron，1957a，245-246；1961）。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工业基础确实在稳定地扩展。尽管如此，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认为法国的工业化，以及它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受到人口增长缓慢、受到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占尤其大比重的阻滞。 奈（Nye，1987，650，668）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论证，企业的小规模事实上是“对当时经济状况的合理反应，绝没有阻碍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根据任何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规模收益都是非常低的”。基尔（Gille，1959b，163）论证，存在着一些比人们一直认为的规模更大的企业。他认为，法国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间恰恰就是在1815～1848年这一时期。

不过，在有关世界经济中的自由贸易这个关键问题上，英国和法国难道不是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吗？答案并不像我们一直被引导相信的那样明显。首先，

1815年，英国仍然是一个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国，国家在管理对外贸易和实施海外扩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关税保护不仅涉及农业、而且涉及英国不断增长的制造业。对熟练劳动力移民海外和机器出口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第二，除了政府保护之外，英国的产业内部“充斥着价格操纵或相似的安排，这些操纵通常只是在地区层面上进行，但有时是在全国范围实施的”（Cain，1980，20）。第三，英国的工业家、包括那些在曼彻斯特的工业家，在赞同自由贸易上绝非是立场明确的。迟至19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仍被视为是［同其他国家］商战中的一种工具。当它似乎不能满足［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要求］时，它是不会得到支持的”（Evans，1983，20）。

最后，伊姆拉（1949，307-309）评论说，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它存在的最后时期产生了“最坏的影响”：

相比以前英国工业化的初期，贸易保护主义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在前一时期它几乎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

考察实际的［而不是“官方的”］量值，英国的关税在18世纪末时是非常适中的……紧迫的问题是增加收入［这解释了关税在19世纪初的大幅提高］。

伊姆拉论证道，这些关税产生了如此严重的不利影响，以致由于进口的明显减少，影响到潜在买主的购买力。因为，国际贸易对英国的经济健康而言已经具有了本质的重要性，所以她的“财政体制［正在使］她的国际经济失去平衡”。

也许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内容只是做做样子，确实并不是全都严格执行的。 但是，它损害了自由贸易在英国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形象，至少在1850年之前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对照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而不是从理论上来谈时。在1800～1840年的整个时期，法国的关税税率事实上要比英国“低得多”，尽管人们的印象与此相反。奈（1991，25；26，表1；42）从三方面解释了这种错误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废除谷物法；二是一些分析家只考察了某些产业，而未考察作为整体的经济的发展模式；三是英国人喜欢谈论自由贸易，而法国人则喜欢谈论贸易保护主义，即使在拿破仑三世时期也是如此。奈指出，但事实上，“传统的有关自由贸易的历史记述将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同一个实行贸易保护的法国相对照，后者是被勉强拖入一个实行更进步商业政策的世界中的。但从目前看到，这肯定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伊姆拉本人就非常相信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正是根据自由贸易的相对缺乏，他解释了（1958，123）英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不顺利：

从许多方面看，19世纪上半期应该是英国贸易顺利发展的时期。她越来越多地实现机械化的产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她的煤炭和机械行业开发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这两个产业在1825年以后都可以更自由地出口产品，她的商船提供商业服务的潜力，以及对她所拥有资本的需求，所有这些创造出的发展机遇在整个经济史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在战后时期实行高度贸易保护政策的背景下，这个机遇最终并没有被抓住。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做这种错误的对比 构成我们评估另一种修正主义论点的背景，这种论点是有关法国工业化进程推进缓慢的假设， 或者说有关法国“起飞较晚”的论断。 奥布莱恩和凯德（O’Brien and Keyder，1978）对1781～1913年这一时期的英国和法国做了一系列的比较，发现如下：人均国内商品产出大体相等。法国的工资水平明显更低些，但因为那里以工资为生的工人很少，所以就平均收入水平而言，这并不能向我们展示什么。英国的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些，但这由法国潜在劳动力的更大份额被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所抵消。 英国的农业生产率同样更高些，但作者不是将之归结为更高的生产效率，而是归结为更优质的土地和更多的土地被用于集约化畜牧业生产。 ^[7] 在工业方面，法国的劳动生产率要更高些，英国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赶上法国，尽管后者的工业生产规模较小。奥布莱恩和凯德（1978，198）批判了任何有关法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观点，认为它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无疑是不同的，但同样是理性的；事实上，他们更进一步指出，他们“倾向于将法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视为是更人道的，而且也许是同样有效率的”。 ^[8] 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即使那些希望坚持英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学者（像克鲁泽）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只有“细微差别”，并坚称法国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可信的，但并不是更突出的”。 克拉夫茨（Crafts，1984，59，67）试图证明：“修正主义［对法国在19世纪经济绩效］的解释夸大了法国的成就。”尽管如此，但在表明了他的保留意见之后，他似乎被迫得出结论：“即使上述所有论点都被认可，但法国的经济绩效似乎比人们一度认为的要好得多，这是真实的。”

就像在1815年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都试图将全世界的资本积累集中于他们的边界之内，但他们能够这样做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们各自工业企业的实力。同样也取决于他们抑制劳动力成本、确保稳定的外部供应和为他们的产品获得充足市场的能力。这与其说是提高他们各自的经济效率——在世界范围内两国的经济效率已经是非常高了——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任务。因此，国家发挥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但国家权力的运用却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它既能确保优势，也能产生破坏作用。所以，必须合理地控制、使用和指导国家的运作。下一个60年的政治，就是以促使国家的作用“合理化”这一努力为中心——也就是说，优化国家结构以使“国民财富”增加，尤其是在边界内积累资本的可能性最大化。

这个过程是从国家间层面开始的。从1814年9月18日到1815年6月9日，欧洲的君主和外长们齐聚维也纳，试图就他们怎样实现欧洲的和平——他们认为这将决定欧洲的命运——做出决定。它将被称为“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在这个漫长的秘密会议的中途，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并恢复王位“100天”，但接着在1815年6月8日的滑铁卢被最终彻底打败。相比战争而言，人们总是对和平更难达成一致。它的目标是更长期的，也涉及更多方面；因此，它们往往会造成决策者之间的分歧。只有英国一直同法国处于对抗状态（从拿破仑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已经开始）。而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立场在战争期间变化无常。因此，英国成为长达23年的一系列战争（也许最好被视为一场战争），以及长达150年的争夺世界体系霸权斗争的主要胜利者。她有充分的理由镇定自若、使竞争对手保持均势、同时维持自身的强势地位。当然，她必须确定法国不可能再重新崛起以挑战她的地位。但在拿破仑百日复位失败后，这似乎已不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也许更令卡斯尔雷勋爵挂怀的是如何阻止其他三个大国过度扩张他们的权力，尤其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英国的政治世界观——当然，同她的经济利益也不完全相同。

一方面，既然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那么，英国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可能的扩张野心。用20世纪的话语来表述，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事实上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军事对抗的实际可能性。 ^[9] 卡斯尔雷勋爵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建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他遇到的一位真正对手是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后者熟稔外交之术，并且作为东方三巨头——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抗衡英国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共识的代表。亨利·基辛格（1973，5）的评价是，尽管是卡斯尔雷“通过谈判达成了国际和解”，但却是梅特涅“使它具有了合法性”：

为了确保英国作为岛国的安全，卡斯尔雷倾向于只反对公然的入侵。但作为一个地处欧洲中部大国的政治家，梅特涅则首先试图确保社会稳定。 ^[10]

我本人认为，梅特涅试图强加给国际社会某种形式的合法性，而它确实不对英国的口味，事实上最终还是英国占了上风。总之，很快就变得明显的是，梅特涅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

不过，很明显，恢复法国的某种地位有利于英国的直接利益（更别提她的长期战略了），它能够作为政治-外交斗争中的潜在盟友（即使法国偶尔也会抱怨作为小兄弟的角色）。确实，人们也许会论证法国才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后拿破仑时代和平解决方案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对战败国的宽大处理”（Schenk，1947，45）。 这通常被归因于——有一些合理性——塔列朗（Talleyrand）的聪明才智。不过，绝不应低估英国认识能力所起的作用，她认识到应当采取措施来稳定法国在拿破仑之后的政权。一份［由M.加拉斯（Gallars）］写于1816年4月的秘密报告被呈送给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Charles Stuart）］，又依次呈送给卡斯雷尔，该报告确切地表明了英国人的忧虑所在：

由革命所引发的动荡仍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因为政权长期由卑鄙的人掌握，已经失去了它的威严，而这是信任与尊重的基础所在；……因为宗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那个缺乏适当教育的阶级的控制，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道德法则，也不可能由于担心下地狱和上绞架而受到震慑。（Cited by Schenk，1947，49）

正是出于这些担忧，英国人——甚至像威灵顿这样的激进托利党人——也赞同路易十八周围持更温和立场的顾问的建议，因为担心太过保守的药剂将会为“病人”所拒绝，由此他也许会“重新陷入过去进行左派革命的幻想中”（Schenk，1947，130-131）。 英国所能做的与其说是进一步提高路易十八的权威，不如说是恢复法国的外交地位。

事实上，法国地位的恢复有助于提高英国行使其霸权的能力。卡斯尔雷有点过于简单化的法则——尼科尔森（Nicolson，1946，155）提及他梦想中的“理想平衡，几乎可以根据人口和军事力量而由数学计算得出”——最终由塔列朗的“更具现实可行性的观念”予以了改善，变得更为温和，使塔列朗（由此也使英国人）能够“理智、灵活和迅速地”应对这个世界。由此法国被允许进入核心集团。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打造的所谓的“四国同盟”被1818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打造的“五国同盟”（或五巨头政治）所取代。正如杜朴斯（Dupuis，1909，165）所表明的，这改变了一切：

法国进入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Directory）似乎增加了后者的实力和权威；但事实上，它削弱了它们的力量……伴随着法国威胁的逐渐消失而成为有关过去的模糊记忆；现在各国更容易表达不同的观点或追求相互矛盾的利益。 ^[11]

梅特涅的规划当然非常不同于英国的设计。1815年9月，三位“东方” 君主签署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神圣同盟，他们承诺共同努力以维持欧洲现状，如果必要的话，将对那些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实施干预。 英国并不在签约国之列。摄政王以下述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即根据宪法，他需要一位大臣与他共同签署。他本人对签署这样一份“神圣的文件”感到满意。卡斯尔雷拒绝该文件在他的政府通过所基于的理由是，它是“一份充满神秘色彩和无稽之谈的文件”（Weigall，1987，111；see also Ruggiero，1959，93）。但梅特涅绝非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只是真正相信旧制度的优越性，这能够从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看到，其中他讨论了发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变革运动：

在所有这4个国家中，被煽动起来叛乱的阶级主要是由富人组成，真正的国际化眼光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个人利益，但这是以原有的各种秩序被打破为代价的，即以领薪国家官员、文人、律师和饱受公共教育的个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邪恶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傲慢。（Cited from 3：465，467，in Boyle，1966，832-833）

英国已经强大到可以不去理会这种傲慢。“当卡斯尔雷反对革命时，它不是像梅特涅认为的那样，因为它是‘不合自然规律的’，而是因为它是令人不安的”（Kissinger，1973，32，35）。他继续指出：“革命尽管是不合意的，但［对他而言］却不构成一种实际的威胁”。英国认为，对它“唯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利益”——即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利益——而言，似乎尚不存在什么障碍（Hobsbawm，1962，134）。盖什（Gash，1979，282）称英国为“一个已经得到满足的强国”。因此，它寻求——而且有充分的能力仅仅去寻求——“不纠缠其中的影响力”（Evans，1983，196-203）。 借助于“颇为实用的和平主义政策”（Polanyi，1957，5），英国“知道如何从她所具有的优势中获得最大收益”（Renouvin，1954，131）。

达成这种目标的途径是不仅仅专注于发展世界商业，而且要成为其他国家公债的购买者。这种公债的买卖大体上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垄断的，长达一个世代，而且往往成为“支持革命、而不是正统性的贷款”——即对拉丁美洲、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贷款。因此，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债买卖“是政治理想主义和商业策略某种结合的产物，而这在当时的英国是公共舆论的基调所在”。依次地，这些公债买卖所获得的债券（在1815年到1830年之间达到大约750000镑）代表了一种“资产的积累，它们很容易在海外转让”，被证明是可以用于“为谷物贸易提供资金”的通货（Jenks，1927，44-45，61-62）。

世界体系中的霸权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除非大后方是稳固的，就像1815年的英国处于困境中那样。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工业区，以及战后的严重萧条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各种社会弊病的总爆发，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它们控制住”（Gash，1979，2）。政府在预算上的主要选择是在下述两个方面之间做出的，要么是强调减少支出——包括社会支出——和最大限度地开放经济，要么是实行更为谨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后者是由执政的托利党的大多数支持者倡导的。“事实上，［政府］在两种对立的政策之间摇摆不定”（Halévy，1949b，46）。

尽管这是所谓的托利党反动时期，但英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相对“开明的”，尽管它有时是不情愿的。可以肯定，托利主义强调“社会的和谐意识”（Brock，1941，35）。 问题是就实际而言这意味着什么。阿勒维（1949a，199）认为，考虑到各个方面，托利党反动时期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托利党领导人所利用的政治情感——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语——在基本点上同60年前构成辉格党纲领的那些情感和口头禅并没有什么不同。 布罗克（1941，35，76）将守旧的或极端的托利党人——他们抵制任何的改革——被边缘化的时间追溯到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组建内阁期间（1812～1827年，但尤其是在1822年之后它重组内阁期间）。他称这届内阁为“那些19世纪诸届政府中的第一个，如果不称其为进行‘改革’的话，那也肯定可以称其为进行‘改良’的政府”。 与其说保守主义者认为改良应该是缓慢的，不如说他们认为改良不应该被有意识地计划或理性地构想；它应该简单地作为聪明人所达成的默契共识而发生。

这样一种策略面对的直接问题在于，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耐心有时被证明是有限度的。在社会动荡时期，很难实施作为默契共识的改良。因此，在英国能够启动这种改良之前，政府感到，他们需要将动荡置于控制之下，他们选择的路径是镇压。战争年代也并不是没有对社会骚乱的镇压，从18世纪90年代对英国雅各宾派的镇压（see Thompson，1997），到1811～1812年对卢德分子的镇压。1815年，和平导致谷物法被通过，但这引起了争议（1846年爆发的暴乱正是要废除那些法律）。这些法律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请愿运动”（Stevenson，1979，190）。 ^[12] 1817年，由手工织机织工发起的所谓的彭特里奇起义（the Pentrich Rising）——不太像一次革命，但在那时对许多人而言它似乎是革命——导致人身保护法被暂停实施，起义领袖被绞死。 1819年8月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大约6万名曼彻斯特人举行群众集会——接着在伯明翰、利兹和伦敦举行了类似集会——引发了慌乱的反应，后来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这出遭遇惨败的讽刺剧已被无可挽回地记录在历史教科书中）。作为对自身混乱的反应，政府制造了“十一名烈士”和通过了6条法案，同时增加了军队编制的规模（1万人的陆军和2千人的海军）（see Read，1958，186-188）。 最后，1820年2月，阴谋杀害全部内阁成员的凯托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被政府密探揭露，5个人被绞死。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呢？布罗克（1941，1）主张，它“仍然处于19世纪的这样一个时期，即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时期”。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相反，就“革命威胁”而言，托米斯和霍尔特（Thomis and Holt，1979，124）得出结论认为，它留给我们“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没有中间阶级参与的纯工人阶级运动”所具有的“软弱性”。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人们都能够同意怀特（1973，192）的看法，作为结果，“伴随着彼得卢大屠杀和摄政制在英国的不得人心，议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聪明人所达成的默契共识在于，镇压与之后的改革相结合（不是唯有如此而无其他选择）是对长期政治稳定的最好保证。

当人们记起这种社会动荡并非只是在英国发生时，它就会变得更清楚。在1819～1820年，动荡在整个欧洲发生。在1820年的特拉波会议上，梅特涅力促对那不勒斯和西班牙进行干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内阁正式拒绝了这个提议，尽管托利党的支持者对梅特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自身“在控制人民群众上”也有不安全感（Webster，1925，176-177）。更冷静的头脑会明白，那一天已经到来，是时候从镇压改为改革、或至少是改良了。

从许多方面看，战后萧条引发的群众不满，最初在法国要比英国轻一些。也许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法国人如此沉溺于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造的原因。也许是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遗产使然，尽管法国此时被假设正在经历一个复辟时期。也许正是要限制“极端保守派”集团发展的更大需要，加快了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发展的步伐。最重要的，也许正是“极端保守派”的过度傲慢，分散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甚至有人认为，拿破仑也许就是那个启动改革的人。在百日复位期间，他“改信自由主义”。面对宣称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路易十八，他在滑铁卢战役之前的两个星期告诉上院：“我要开启立宪君主制的时代”（Suel，1953，180）。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像救世主式的重新君临法国”后实际所实施的，掩盖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形象，重新确立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他由此确保了一种遗产能够传承下来。“在19世纪早期主导革命传统的三个国家——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正是那些对拿破仑的崇拜获得最大发展的国家”（Billington，1980，129）。

1814年，国王路易十八对其王位的稳固性尚不放心，寻求中间派的支持。路易十八不希望在原则上做出让步承认人民统治的观念，作为替代，他发布宪章保障“人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大量权益：法律、税收和兵役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宗教自由（尽管天主教再次被定为国教）；继续实行拿破仑的民法典；在旧体制下授予的爵位和地位继续保留；保障在革命过程中被没收和出售的财产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当然，在这种妥协中的一个要素是基于如下事实，从政治上看，第一次复辟在拿破仑诸多主要支持者的默许下得以实现，他们以此换得自己继续保留原来的职位（see Zeldin，1959，41）。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尽管同样是在百日复位中同国王达成妥协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此后在第二次复辟的白色恐怖中却被清洗——有的还被绞死，然而宪章仍然保持不变。这明显反映出宪章的制定并不仅仅是一种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安排，而是一种政治选择。

令国王感到沮丧的是，第一次议会选举带来的是一次极端保皇分子——德·梅斯特勒、博纳尔（Bonald）和夏多布里昂的信徒们——的集会。一年之内，忠于国王意旨的“中间派”发现自身已经变成议会中的少数派。法国陷入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其中极端保皇分子支持“将传统变为一种制度，并作为政策提出”。 而君主制是该传统的一个支柱，这种传统同这种传统支柱的体现者之间出现了矛盾。国王解散了这届议会，试图组建一届更听他话的议会。但斗争一直持续到1824年，伴随着路易十八的兄弟查理十世继位，极端保皇分子的势力得到了重大的提升。不过，这次明确的右转直接导致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

创建自由主义国家的决定性的和最后的斗争不是在英国——在那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到18世纪20年代，甚至在托利党统治时期就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是在法国进行的。在法国，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复辟时期进行了不间断的和不妥协的斗争，以实现他们认为驱逐拿破仑就应该已经表明的东西：恢复贵族的特权和教会的特权——即按照他们的观点，“消灭平等！”（Elton，1923，103）因此，当他们发现自身处于这样一位国王——他希望理性地和温和地进行统治，即处于中间派的立场，因为他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疏导民众的感情，这种情感已经不可能再作为不值得关注的东西而简单地予以忽视——的权威之下时，王权拥护者转而反对国王，由此而反对传统。1817年，博纳尔（cited in Mellon，1958，102-103）已经清楚地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情况：

我们称自己为保皇党人，我们需要根据正统性确认的王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该像反法同盟者那样在某个地方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被宽恕——甚至赞扬。因为，正是由于我们认为王权正在反对正统性，所以我们反对王权本身是正确的。

正统王权拥护者自讨毁灭。一方面，他们逐渐支持一种独裁主义国家，这同支持一种专制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因为它暗示一种民粹主义的——或至少是反精英主义的——基调。 与此同时，“他们对绝对君主制和神权［他们努力反对王权］的依恋使他们反对立宪君主制，变成为议会的坚决支持者”（Ruggiero，1959，174）。 更糟的是，他们转而支持扩大投票权，认为中间派的选票能够被作为“传统拥护者”的农民的选票所抵消。这样做，他们进一步强调了议会的作用。路易·勃朗（Louis Blanc）在写于1841年的著作（1：73）中明确指出：

议会在1815年的作为对历史的意义何在？他们的作为确实成了他们的遗产。正是他们宣布了立法机构具有绝对主权的信条。因此，正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一个三段论打下了基础。从这个三段论中可以推断出，经过15年的斗争后，1830年代表了所得出的结论……［路易十八解散议会的结果是］那些称自己为极端保皇分子的人是沮丧的，而那些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却是鼓掌欢呼。但应该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

因此，正是这些同样的正统王权拥护者到1840年时正在组建法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对此不应感到奇怪。

正统王权拥护者给自由主义者开辟了道路，让他们能够使大革命（甚至拿破仑）适合于真正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使自身同大革命过于民主的基调分割开来。 基佐 和其他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孚雷使该论题在20世纪末重新流行）指出，大革命是合乎道德的，但由于偏离了它最初的自由主义初衷而误入歧途。然而“就已制定的宪章而言，有可能得出结论——大革命已经结束，而且已经取得胜利”。以那种方式，“自由主义者变成了真正的保皇分子，而极端保皇分子却成了真正的革命者”（Mellon，1958，47）。 梅隆称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为“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自由主义者变得非激进化，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人的意识中，他们已经同“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自由主义变成了一个同温和立场相联系的词汇。 “通过在语义上变为对1789年之后法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的一般修饰语，该词汇失去了它的党派含义”（Marichal，1956，293）。由此，它能够从代表反对拿破仑专制统治的含义转变为保留从拿破仑那里获得经验的含义：

作为政府实践的自由主义源于同拿破仑政府相同的基质，在选举代表上有一种实际上受到限制的例外，以阻止专断统治的出现。像拿破仑政府的官员一样，自由主义者确信他们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体现，有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宣布将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优良和公平的政府的基础。在拿破仑政治实践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连续性突出地表现在，为前帝国行政官员辩护，而强烈反对某些复辟时期君主有关维护正统王权的要求；同时表现在，他们都承认统计方法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Woolf，1991，242）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一旦自由主义退去它激进的外衣，它就走上了专家治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对那时的英国政府而言，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货币问题。事实上，库克·泰勒（W.Cooke Taylor）在1815年指出，英国在1815年之后有三个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现金、谷物和天主教”——但注意他将现金放在首位。1797年，因为源于战时支出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孱弱的军事地位，皮特（Pitt）“暂时”中止了以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做“现金支付”，以此来保留它的黄金储备， 同时，这“引发了持续长达3/4世纪还多的论战”（Fetter，1965，1）。更确切地说，是引发了两场论战。恢复硬币支付标志着所谓有关金本位的论战达到高潮，这依次又导致第二场论战，即在所谓的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的论战。 主张实施金本位的人对1809～1810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感到恐慌，他们将此归因于纸币的过度发行；他们鼓吹实施自由兑换政策。反对实施金本位的人论证，问题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来加以解决，因为它是战时各种极端困难导致的结果，将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双方达成的妥协是推迟恢复硬币支付，直到和平来临。不过，当和平到来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对任何紧缩信贷的做法都会招致强大的反对声音，而恢复硬币支付就等于紧缩信贷。 正是主要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两者之间的争论，前者（诸如从事棉纺织业的主要企业家）强调实施金本位制将会提高英国外汇的地位，后者对能否维持农产品价格感到担忧， ^[13] 他们不仅包括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包括平民（the little man）。

当彼得卢大屠杀表明政府的强硬支柱是哪个阶级时，应该赋予“平民”以什么样的地位就成为愈来愈多地吸引英国公众关注的问题。很清楚，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现有的救济制度明显不足以阻止工人阶级“诉诸骚乱手段”以达成自己的目的（Darvall，1934，199）。 尽管有彼得卢大屠杀试图震慑、而且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震慑住了工人阶级的事实，但统治阶级仍然对他们增加了的社会力量感到担忧。

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比辉格党和托利党、或甚至激进派和保守派的说法要更确切）并非就是否存在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的，而是就如何能够最好地加以解决展开的。自由主义者指望将权力授予专家的立法，而保守主义者则期待被称为“利益集团”的模糊实体。 尽管如此，但却是托利党政府在1817年开始运用立法方法——尽管是缩手缩脚地，那一年，政府颁布了穷人就业法案（the Poor Employment Act），提供修筑运河、道路和桥梁方面的工作。该法案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因为它“含蓄地承认”政府有义务在萧条时期帮助“平民”（Flinn，1961，92）。 对这种缩手缩脚的立法尝试，我们还必须补充像安抚卫理公会派、向外移民和帝国等因素。新教各教派在确保英国政治稳定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威尔莫·霍顿（Wilmot Horton）建议通过鼓励移民来解决贫困问题，这被称为一种“将穷人逐出国门”的政策。 ^[14] 对外移民依次又同帝国相联系。

在紧接着1815年之后的时期，英国政策的基调似乎是谨慎为之。他们对取消贸易保护主义持谨慎态度，对恢复硬币制度持谨慎态度，对殖民地和重商主义体制同样持谨慎态度。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原则上对帝国持反对态度， 但对任何“突然推翻现存体制的做法”却持反对意见。这里像其他各处一样，自由主义者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他们赞成自由市场，但不能以资本积累的损失为代价。变化终将发生，尽管“对自由贸易论者而言，它似乎是旧制度——像查理二世时的——由于不合理而行将灭亡”（Schuyler，1945，103）。

自由主义者甚至在他们对殖民地的看法上也保持谨慎。一般而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利润下降感到非常担忧。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得出结论，殖民地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可获利投资机会不足的问题。尽管同意对李嘉图的批评，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cited in Winch，1963，398）确实承认：“如果殖民地对英国而言在经济上是必需的话，那么它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 韦克菲尔德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帝国观”，为有效率的和自给自足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种真正功利主义式的辩护。 因此，在摄政时期帝国的殖民地确实不同于较早期的殖民地，正如哈罗（Harlow，1953）所论证的那样。它们变成了“社会变革向海外的一种扩展，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Bayly，1989，252-253）。

对英国而言，社会变革向海外的扩展实际意味着，当某地成为英国经济所必需的时候，它就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当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英国有用时，它就被非殖民化。对岛国的人民——他们并没有拿破仑那种世界主义的自负——而言，世界突然变成了他们的俎上肉：“从1815年以来，英国人蜂拥至全球各地”——作为游客、作为移民、作为殖民者、作为浪漫主义的革命支持者（Halévy，1949b，126-127）。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拉丁美洲殖民者的独立运动既鼓励、又犹豫不决之后，英国最终于1823年决定同西班牙——它派遣部队到那里镇压这些运动——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对抗；这被视为这场斗争中的决定性时刻。 英国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作战，不像它在1820年还没有做好准备为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本土而战那样。 当然，这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霸权，这样一种霸权如何才能加以维系——通过制造它预料将不会引起众怒的潜在威胁，而且知道把握这种威胁不足以引起别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火候。 由此，成功地迫使欧洲国家保持无所事事的状态，“坎宁最终在南美洲各国赢得了最多的赞誉”（Temperley，1925b，53）。与此同时，英国也获得了自由倡导者的地位，尽管很明显是经济私利在发挥作用。

在一定限度内，英国愿意在支持独立运动上发挥作用，这也包括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希腊问题上。在英国，公众舆论在蔑视独裁政权——这种政权被视为非常不文明的——和谨慎地希望不过多地牵涉其中之间产生分歧。“施加影响，但又不牵涉其中”，这是埃文斯（1983，chap.21）描述这一时期英国在欧洲外交政策的目标。不过，另一种描述这些目标的方式是说，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神圣同盟陷入困境而慢慢地蚕食它，因为它所奉行的原则大多已经站不住脚。希腊问题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希腊革命继1820～1822年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而发生，实际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就其他国家的革命而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被动地”不赞成干预。不过，希腊的起义有其特殊性，它是基督教徒反对一个穆斯林帝国的起义，尤其是一次正统基督教徒的起义。梅特涅也许尚能保持镇定，但俄国的沙皇们却很难如此。尽管亚历山大对此犹豫不决，但1825年继位的尼古拉却已经准备同英国、接着同法国联合强行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该问题只是到1830年才最终完全解决。

一方面，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希腊起义被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事业：

希腊……已经成为激励国际自由主义和“支持希腊独立运动”采取行动的目标，包括有组织地支持希腊的运动，许多自愿到希腊参战的战士已经启程。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团结欧洲左翼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所起的作用（Hobsbawm，1962，145）。

但另一方面，希腊民族主义也被作为一种工具，英国政府能够利用它来破坏残存的神圣同盟。如果说在1822年仍然是“狰狞的怪物”的话，到1827年神圣同盟就已经变成一种“被人们所蔑视的东西”（Temperley，1925a，474），这主要是因为希腊革命。“导致［神圣同盟］走向灭亡的主要设计者是乔治·坎宁”（Weill，1931，68）。

希腊革命所发挥作用的两面性——既作为造成稍后“民族国家全盛期”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原型，又作为英国强化它对世界经济霸权控制所做斗争的工具；由此，既是激进分子的神话，又作为托利党进行巧妙调度的借口——恰恰反映出浪漫主义的两面性。希腊已经成为启发欧洲浪漫主义灵感的主要来源，正如欧洲真正的古典主义者赞美古希腊的理性那样。浪漫主义“在1780年到1830年之间走向成熟”。它很自然地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因为浪漫主义必须同“创造一种不同于它的直接先行者所设想的新社会”相关联（Barzun，1943，52）。因此，它是个体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富于诗情画意的。它支持想象力的充分解放。正是因为它希望想象力的解放，所以否认现实的诸多限制。但与此同时，它“也赞美过去、依恋旧传统、对那些时代感到好奇，即人们创作了朴素自然诗歌——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这些诗歌尽管稍显幼稚，但却是真诚而自然的”（Weill，1930，215）。

所以，尽管浪漫主义包含着自然的一面，由此能够支持革命，但它强烈反对革命中的任何普适主义论调，尤其是当这表现为拿破仑将普适性方案强加给不情愿的民族时。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像布朗基（Blanqui）这样一位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就将浪漫主义者视为敌人。当布朗基——19世纪伟大的实践革命家——结束了在1830年革命中的战斗后，他闯进了他所工作的报社的编辑部。站在门口，他挥舞着来复枪，以年轻人的热情对着坐在那里的老编辑们大喊道：“完蛋了，你们这些浪漫主义者！”——“革命消灭了浪漫主义”。对他而言，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的大革命主要并不是共和国工人对压迫他们的人的胜利；他首先想到的是，夏多布里昂那种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做派、对中世纪的理想化、伪劣的哥特式风格和对封建制度的追捧，现在都将消失，而让位于一种更纯粹的古典风格，它将比照罗马共和国的贵族传统在文学、戏剧和建筑方面重塑自身。（Postgate，1974，97）

尽管如此，但巴尔赞（1961，xxi）指出：“浪漫主义是民粹主义……甚至当像司各特（Scott）或卡莱尔（Carlyle）这样的浪漫主义者鼓吹封建制度时也是如此”。也许霍布斯鲍姆（1962，306）最好地把握住了它的总体基调：

尽管浪漫主义究竟代表什么绝非是清楚的，但它反对什么却是非常明显的：它反对中间立场。不管它的纲领为何，它都是一种极端主义信条。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被发现处于极左立场……，极右立场……，从左跳转到右……，但很少有属于温和派、或辉格党-自由派的，即持理性主义中间派立场，后者确实是“古典主义”的根据地所在。

那么，根据这种非常具有弹性的概念，希腊将被置于何种地位上呢？这里，贝尔纳［Bernal，1987，1991］对欧洲起源的谱系进行概念化研究的著作是重要的。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已经将埃及——而不是将希腊——视为“最初的和富有创造力的来源”，埃及和中国“在［他们的］哲学和科学，但尤其是在［他们的］政治制度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Bernal，1987，16）。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间点，由浪漫主义思想家引领，关注点才转向希腊：

到18世纪末，“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人们更看重动力和变革，而不是稳定；世界开始被视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是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但空间对浪漫主义者而言仍然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关注民族或“种族”的当地形态……真正的沟通不再被视为是通过理性发生的，它能够传达到所有理性的人。目前它被视为是通过情感交流的，只能传递到那些由于亲属或“血缘”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并拥有某种共同“传统”的人。（Bernal，1987，28）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将埃及从欧洲起源的谱系中去除。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而言，认为“希腊——不仅被视为欧洲的原型，而且被视为它的纯真童年——可能是土著欧洲人同在此殖民的非洲人和闪族人杂交的结果”，这是不能容忍的（Bernal，1987，28）。希腊代表着——被建构成象征着——欧洲和外部世界（东方世界、野蛮地区）之间的界线。在“欧洲影响的”地区（尤其是如果在对抗一个非基督教帝国时），民族主义是合意的，甚至是理想的。因此，在拉丁美洲的白人殖民者和希腊人在反对“独裁统治”时都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但这与像印度那样遥远地区所发生的类似举动无关。

浪漫主义更具保守性和更具革命性的不同形式是和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的。从时间方面看，为反对大革命—拿破仑时期的普适主义孕育而生的那种浪漫主义在较早期和中心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大约在1830年，它在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步希腊的后尘——让位于一种“主张进步的浪漫主义”，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种重要因素”（Renouvin，1954，19）。但在中心区、尤其是在英国，它仍然等同于“传统，等同于维系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同它在大陆国家所具有的“革命或半革命性”相对立（Seton-Waston，1937，40）。

浪漫主义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霸权。它对神圣同盟起了破坏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后者是非常理性主义的和主张普适价值的。它损害了大革命—拿破仑传统的声誉。它鼓励欧洲（和美洲）地缘政治空间的重组，以服务于英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和它维持与加强霸权统治的能力。它在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具有正当性做了基本论证——这些对1789年以后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建构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它是一种不严密的学说，不可能一直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下。因此，浪漫主义最终也在导致英国霸权统治解体中发挥了作用。但是直到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这种统治为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所破坏时，它才发挥了上述作用。

法国国内的演进同这种宏大的发展模式相一致，这对英国非常有利。正如在英国那样——因此也像在法国那样，1815年以后的时期“既未给工人阶级带来繁荣发展、也未给他们带来富裕”，而是带来失业，这种状况又由于国内向大的中心城市的移民而变得更加恶化（Ponteil，1968，285）。 从社会方面看，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悬殊巨大。 工人的组织权利被严格地限定为只能组织互济会，而且是在警察的监视之下。 1817年在里昂发生了工人骚乱，在骚乱中工人打出了三色旗（the tricolorcockard），罗讷省的省长将该事件归因于有关英格兰暴动（以及美洲的起义和里斯本的密谋）的新闻报道的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但像基佐这样一位自由主义者在1820年仍然能够说：“对获得群众支持，我并不感到绝望，尤其是就政治制度而言”。

不过，19世纪20年代中期是政治进程中一个严重动荡的时期。就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在英国取得统治地位时，由于国王的意外早亡，查理十世于1824年登上法国王位，开始实施极端反动的政策。这导致同英国关系紧张，在国内甚至同享有选举权的集团（payslégal）的大部分人关系紧张，同工人阶级关系紧张。此外，查理十世继位时正赶上一个经济衰退期，这个衰退期开始于1825年，到1829年已变得非常严重。政治僵化同经济困难相结合倾向于产生爆炸性后果，直接为1830年革命创造了条件（see Bourgin，1947，203；and Gonnet，1955，250-280）。

查理十世不是设法缓和他实施的政策，安抚某些不满者，而是更加专横地行使他的权力。 当221名下院议员鼓足勇气要求他发表一次公开讲话，请他尊重立法机构的权力时，他——正确地——将这种做法视为是要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则，正像路易十八制定的宪章也要维护这种原则一样。但他驳回了恳请。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查理十世最后的机会。“如果说在1830年有一场革命要爆发的话，那它是一场被激起的革命”。查理十世于6月26日颁布了一部强制性的新闻出版法令。议员们妥协了；但一群工人行动起来。这群工人既不是由那些“感到绝望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也不是由“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人”组成的，而是“主要由来自熟练的手工业工人组成，他们是经过训练多年积累经验才成为熟练工人的”（Suel，1953，188）。

那么，当邦纳罗蒂（Buonarroti）——“欧洲的第一位职业革命家”——“在1830年革命前夜为革命的胜利而祈祷时”，这是一场他所期望的革命吗（Eisenstein，1959，49）？ 并非如此。它是一场持续3天的群众革命——7月27-29日，光荣的3天。但成果很快就被主张复辟的自由主义所攫取，导致7月王朝的诞生，由路易-菲利普担任国王，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法国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国王。梯也尔（Thiers）指出：“如果没有奥尔良公爵（the Duke of Orléans）……我们不可能控制这群暴民”（cited by Dolléans，1947，42）。为了反对极端保守派——他们仍然希望真正复辟某种旧的政治体制，七月王朝赋予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以合法性。“到1830年革命，对1789年大革命的攻击被最终挫败”（Elton，1923，88）。

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从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看，［1830年］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Bourgin，1947，205）。 ^[15] 如果说工人的幻想破灭的话，那么极端保守派也同样感到沮丧。1830年8月7日，夏多布里昂（cited in the Bénéton，1988，56-58，n.3）在贵族院发表演说拒绝支持路易-菲利普：“作为对改变现实无所助益的预言家，我的屡次警告均遭蔑视，我对国王和祖国已经感到厌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艘失事船只的残骸上，对船只的失事我已做出如此频繁的预警。”大商人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应该欢迎新政权，他们同时担心“正统王权拥护者的反击，［和］群众的社会革命”（Price，1975b，6）。

最后，英国最初也对是否承认新政权感到犹豫。事实上，在紧接着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战争威胁笼罩在法国上空”（Pinkney，1972，303）。三色旗、马赛曲、国民卫队的改组都令组成神圣同盟的各国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甚至开始担心法国会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但英国政府——恰恰是在威灵顿的领导之下，他是具有更保守倾向的托利党的代言人——很快就承认了新政府。到10月份，所有国家都承认了新政府。

英国为什么行动如此迅速？无疑，路易-菲利普既是英国议会制度“真诚的崇拜者”，又是同英国结盟的坚决支持者，这有助于促使英国尽快采取行动（see Guyot，1901，579）。无疑，路易-菲利普任命这两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塔列朗（Talleyrand）担任驻英大使是聪明之举，表明争取英国的支持“是［路易-菲利普］最为看重的”（Guiden，1917，186）。 无疑，英国有充分的理由对波利尼亚克（Polignac）为查理十世制定的外交政策感到恼火。尤其是，他们对法国在1830年初入侵阿尔及利亚感到非常不快，特别是当他们认识到查理十世实际上将此视为十字军远征的重演时就更是如此。 在英国已经成功遏制神圣同盟之时，查理十世的举动似乎是在破坏英国的计划。 英国避免直接同他对抗，因为法国得到了欧洲其他强国、尤其是俄国的强有力支持。 不过，现在能够寄希望从路易-菲利普那里获得更好的结果，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

尽管有各种质疑，但事实是七月革命确实取得了成功。即自由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至少是在其原始形式上。100年后，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934，101-102）能够回顾他称之为“七月荣耀”的革命，并称颂道：

伴随着［七月革命］欧洲所有的专制主义都在道德上被击败；与之相反，欧洲的自由主义——正在低谷中挣扎和斗争——成为如何在极端状况下应对敌人的范例。证明以这种方式斗争，胜利必然来临。它有助于确立以下事实，即一个大国已经获得充分自由；并成为确信多场革命很快将来临的基础所在。

正如克罗齐所揭示的，1830年革命具有扩散性，立即就扩展到邻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扩展到波兰。“欧洲人民从长期麻木状态中觉醒，神圣同盟的根基被动摇”（Rudé，1940，413）。 在三国革命中，比利时革命是唯一获得成功的革命，这有其充分的理由。它是唯一适应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国家创建和巩固自由主义国家方案的革命。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起义受到法国更激进力量和拉法夷特领导的运动派（the Parti du mouvement）各支部的支持。他们在罗讷省组织志愿者到皮埃蒙特地区（顺便到附属于该地区的萨伏伊）帮助作战。不过，他们的行动部分为法国政府所挫败。 因为新的法国政府只是想遏制奥地利；而皮埃蒙特地区的国王查尔斯-艾伯特（Charles-Albert）也想让奥地利人撤走，但自由主义者试图阻止他这样做。结果最后是自由主义者失败（see Renouvin，1954，73-75）。至于波兰，革命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在波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精神上的。 而且法国人离得太远，既无能为力、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比利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比利时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尼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长时期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治的行政单位，先是在西班牙人、后来是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不仅它的农业获得繁荣发展， 而且工业也同样获得兴旺发展，尤其是在查尔斯亲王（Prince Charles）统治下的“繁荣的32年”［1748～1780年］期间。亲王的代表科布伦茨伯爵（the Count of Coblenz）［1753～1770年］——被称为“低地国家的柯尔贝尔”——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Briavoinne，1839，7，86-90），这导致在1765年到1775年之间取得“令人目眩”的增长， 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增长仍能继续稳定保持。 那时，奥属尼德兰相比联省共和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将高人口增长、低工资和熟练劳动力结合在一起。 ^[16] 结果就是比利时能够几乎像英国那样快地采用工业机械。

法国在1795年吞并比利时。在法国统治时期，主要的工业生产中心——根特的棉纺织业、维尔维耶和欧本的毛纺织业、列日和厄诺的重工业——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明显发展”（Mokyr，1974，366）。 似乎有两个主要原因在起作用：“同一个拥有3000万消费者的巨大的受保护的和统一的地区整合在一起”（Crouzet，1964，209），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消除了内部阻碍贸易发展的障碍（关税、过境费）、废除了行会、实行了公民平等、对制度和法庭实施了改革，以及废除了封建特权（see Wright，1955，90）。 两者结合在一起似乎发挥了非常大的功效，正如所有人似乎都同意的那样：“加速增长”、罗斯托式“起飞”时刻、“整体转型……［以及］决定性扩张的时刻”，是人们所使用的各种词汇（Lebrun，1961，555；Devleeshouwer，1970，618；Dhondt，1969，42，44）。 这已经成为那个时期比利时分析家的共同观点，正如娜塔利·布瑞阿瓦伊尼（Natalis Briavoinne，1839，113）所指出的：

［法国统治时期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统一的国内立法，更确切地说是对法庭的全面改组，改良的商业制度，这些都构成比利时明显发展势头的基础，就像在法国那样；但比利时是最早收获最大利益的国家。

法国在滑铁卢惨败之后，比利时被划入尼德兰王国。这并没有征求当地人的意见。这次重新合并（在分开250年之后）在比利时遭到各主要群体的敌视：民主主义者——在瓦隆尼亚势力强大，他们想实行议会制度；天主教徒——在佛兰德势力强大，他们对在一个新教君主的统治之下生活保持警惕，除非预先签署一个协定来保护他们的宗教权利（see Ponteil，1968，17）。直接的经济影响是负面的，部分是因为世界经济普遍处于下降趋势，部分是因为他们产品的市场萎缩。 从政策方面看，争论的中心是有关关税问题的，是在荷兰商人和比利时工业家之间展开的。前者依赖于开放的港口才能生存，更多地关注于汉堡、而不是曼彻斯特； 后者要争取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以防止来自英国的竞争。

威廉国王（King William）主要关注将这个疆域扩大的王国凝聚在一起，并偿还巨额国债。 事实上，有关关税的争执已得到平息。比利时人比荷兰人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相对较少地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依次又成为问题所在，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在1825年以后都呈下降趋势，这在比利时造成了大量无产阶级的失业，他们变得“乐于接受革命情势”（Demoulin，1938，369）。

因此，巴黎的七月革命立即就在比利时引起反响。它使一直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可能同法国重新合并的想法流行起来。它也使天主教徒对荷兰新教统治的不满被表达出来。但革命需要一个导火索来引爆。正如一些人论证的，即使8月25日起义是“由来自巴黎的煽动者鼓噪的”，但他们还需要有“军队”，而军队只能在失业的工人中招募（Harsin，1936，277）。这是一次“民众的反抗”，它是由社会问题引发的，以卢德主义和一些暴力行动为标志。 但这里也像七月革命的情况一样，起义很快被中间阶级的力量所控制，转变为一次民族的、自由主义的革命（see Demoulin，1950，152）。

不像法国那样，在比利时并不存在强大的极端党派，这是因为天主教并未掌握权力。这使得比利时的天主教徒更能接受自由主义形式的天主教，它在法国的倡导者是拉梅内（Lamennais），但他在那里实际上不可能将信众变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 ^[17] 诚然，罗马教廷本身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因此对比利时的自由民族主义持保留态度，但“罗马教廷的政策是一回事，比利时教士的表现是另一回事”（Demoulin，1950，143）。 瓦隆地区反对教权的自由主义者愿意对（主要是讲佛兰德语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以取得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支持。

争论很快就变得不是在维持现状与支持变革之间、而是在变革的形式上展开。存在三种可能性：尼德兰同比利时分离，但在一个来自奥兰治家族的国王的统治之下；同法国重新合并；或独立，由一个选自其他地方的国王统治。奥兰治亲王——威廉国王的儿子——的机会由于国王10月27日在安特卫普遭炮击事件而丧失，比利时人将此视为是帮助荷兰商人反对他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主张重新合并的情绪从未如此强烈过，但它却在比利时之外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主张由奥兰治家族统治和主张同法国重新合并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部敌人——教会——的反对，它将奥兰治家族视为新教徒，将法国视为强烈反对教权的国家。

但内部的社会妥协并不足以使比利时获得独立，如果这种独立无法满足英国和法国在更广泛层面的要求的话。神圣同盟希望英国不要急于承认新政权，就像它对待路易-菲利普那样。他们希望英国同荷兰的商业联系也许会促使前者采取强硬路线。他们还假设英国对法国扩张主义的复活感到担忧（see Guichen，1917，172 and passim）。 但他们未能把握新兴的英法模式的机制所在，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自由主义的——事实上将会巩固英法联盟。“有关建立‘自由主义联盟’的设想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就成为伦敦和巴黎两地自由主义报刊经常提及的话题”（Lichthe im，1969，42）。法国人宣布“不干涉”原则以阻止普鲁士军队计划在8月末进行的干预，并促成英国人采取一致行动。 “英国和法国在1830年10月初的互信关系在保持和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Demoulin，1950，127）， 由此使比利时国民会议能够在11月18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国民会议宣布不再服从来自奥兰治家族国王的统治。但就在这一刻，俄国宣布动员并派遣军队，11月29日波兰起义爆发。沙皇事实上力戒进行两次干涉。较早时，由于康斯坦丁大公和外交部长聂索洛得伯爵（Count Nesslerode）的反对，干涉行动被推迟。他们劝告沙皇谨慎行事，大公担心波兰——他的“私人领地”——军队会遭到屠戮。此时，波兰爆发起义，这无疑“使比利时免受干涉，也许使整个欧洲免于战争”（Guyot，1926，64）。诚然，沙皇进行动员本身是导致波兰起义的原因之一，因为波兰军官担心军队会遭到屠杀（see Morley，1952，412-414）。 1831年1月15日，拉法夷特说道：“先生们，针对我们的战争已经准备完毕。波兰将成为先锋；但先锋已经转而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cited in Morley，1952，415）。

因此，波兰起义标志着俄国不可能再对比利时进行干预。当然，这对波兰并不会有任何好处。当英国首相格雷爵士（Lord Grey）在1831年初接见波兰特使莱昂·萨佩哈亲王（Prince Leon Sapieha）时，亲王提到格雷爵士曾代表波兰利益写过一本小册子。“格雷说他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有鉴于当前法国受舆论驱使有吞并比利时的危险，英国必须有一个盟友，以使它有能力对抗法国的这种举动。而这个盟友只可能是俄国”（Betley，1960，89）。

犬儒主义在礼节上是必要的。不过，它确实证明在比利时和波兰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比利时、而不是波兰有可能在巩固英法模式上发挥潜在作用。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至少邦纳罗蒂是清楚的：比利时——在最终选定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的统治下——已经同英国和法国联合构成“那种立宪君主制的堡垒所在，这种制度以议会制和中间阶级的广泛认同为基础”，邦纳罗蒂将它谴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秩序”（Eisenstein，1959，86）。梅特涅同样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在一封给聂索洛得伯爵的信中，他写道：“我最隐秘的想法是旧欧洲已经开始终结……另一方面，新欧洲尚未开始形成。在终结和开始之间，将会发生动荡”（cited by Silva，1917，44）。

埃文斯（1983，200）称这种阵线划分为“欧洲外交史上的自然分水岭”——在东部是独裁统治，在西部是自由宪政。 它构成那种新的文化概念“西方”的物质基础，这个概念正是在1815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形成的，部分是由奥古斯特·孔德，部分是由一些俄国理论家提出并使用的，后者对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充满渴望，但对自身现实却充满失望（Weill，1930，547）。有关西方在军事上强大和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声称要以个人自由的旗帜来对抗经济上落后的、“不自由的东方”的观念成为19世纪剩余时间和20世纪的思维定式。

比利时相比波兰的优势是它在西北欧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拥有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基础。由此，它能够被纳入到已经得到扩展的中心区内；的确，作为已经得到扩展的高技术生产区的组成部分，比利时也是必要的，而这种生产区的扩大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所要求的。 比利时将很快从它的暂时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这些困难是由一场政治革命的动荡所引发的。 它将由一位贤能的国王进行统治，他为自身设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强固英法同盟关系”（Ponteil，1968，327）。

在稳定控制住法国和比利时之后，英国就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自身的政治调整。事实上，改革并不是始于1830年格雷爵士领导辉格党政府期间，而是始于1829年威灵顿公爵主政的托利党政府，对极端政体进行改革是英国首先必须完成的工作。问题不是赋予城市中间阶级以公民权，而是“解放”天主教徒。解放天主教徒的问题自1778年以来就一直是议会讨论的对象，那一年一些涉及天主教徒的刑法被废黜。 该问题最初是将公民权扩展到少数群体的问题——这是政治体制逐渐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1800年通过的联合法案使问题复杂化。一旦爱尔兰在法律上被并入联合王国，那么扩大天主教徒的权利能够被视为该法案“实施所必需的”。但该法案的实施也同样能够被视为有产生相反结果的可能，因为这样做有导致英帝国非殖民化的可能。

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教徒在18世纪的复兴，尽管新教徒对英国国教当局施加了压力，获得了强有力的话语权，但他们“总的来看反对［天主教徒］的解放”（Hexter，1936，313）。第二是法国大革命，它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反对大革命导致在英国对如何看待天主教徒的态度上发生变化：“天主教不再被视为一个灵魂被吞噬的妖魔，而是勇敢的阿特拉斯神，它支撑起摇摇欲坠的世界，对抗邪恶激进主义的冲击”（Hexter，1936，301）。

尽管如此，但无疑正是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迫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行动反映的不是迫切要求融入英国的政治体制，而是由大众进行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

正是在天主教徒的解放中，［爱尔兰的下层阶级］模糊地认为他们的许多愿望将得到满足，新教地主将被剥夺，土地将在他们中间分配——一句话，将曾经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归还给天主教徒。（Halévy，1949a，191）

到1829年，民族主义已经站稳脚跟，爱尔兰似乎在酝酿武装叛乱。“至少对威灵顿公爵而言，事实似乎就是如此”（Reynolds，1954，30）。 他认为，需要在解放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作为曾经强烈反对解放的铁腕公爵，威灵顿公爵“决定实施一次战略性让步。他强迫国王同意”（Reynolds，1954，30） 出台无条件解放措施。

对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而言，解放对他们生活的改变比预期的要小得多。 没有关系！威灵顿所做让步产生的结果是“它使改革受到尊重”（Moore，1961，17），与此同时，它最终使英国的极端分子变成选举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面对路易十八采取半独裁的立场时，法国的极端分子在复辟时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威灵顿和皮尔被英国的极端派视为最终证明是不能信任的。既然已经得到有名无实选区代表的支持，这些极端派目前论证，“自相矛盾的，但却不是非理性的”，“一个理性的和拥有广泛基础的选区只可能团结在‘非教皇’旗帜的周围”（Evans，1983，206）。 威灵顿在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的适时让步确保了英国将不会发生像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情形，但两者的结果被证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两个国家所发生的本质上相似的过程的最高潮。

尽管解放天主教徒平息了爱尔兰的不满情绪，但同一年发生在英格兰的歉收却使即将发生动荡的可能重新出现。1830年冬，农村地区的失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接着是乡村银行倒闭，导致农村骚乱的发生（see Gash，1935，91）。正是在新的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七月革命爆发。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此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激进派是“得意洋洋”。他们将1830年7月视为是“重现1789年的壮举”。中庸的自由主义派（辉格党内的贵族们、城市中间阶级的显贵们）希望七月革命将被证明“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保守主义的，它事实上将不是1789年或1792年、而是1688年的重现，由此成为法国人对英格兰政治智慧的礼赞”（Halévy，1950，5-6）。

但不管怎样，威灵顿在选举中失利，阿勒维（1935，53）将此视为“法国最后一任国王倒下的自然结果”。 尽管七月革命也许伤害到、也许并没有伤害到威灵顿，但我们已经看到，威灵顿事实上并未对路易-菲利普持敌视态度。正如路易·勃朗（1842，2：4）那时所评论的，如果辉格党将七月革命作为“法国自由主义的胜利”来加以支持的话，那么托利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试图维系英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英格兰贵族——像所有贵族一样——在设法实现它的目标上都是非常有见地的和严谨的。它知道，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下，存在一种后果严重的可能性，即法国将接管莱茵河左岸，并将君士坦丁堡移交给俄国人。它知道，奥尔良公爵在风格和偏好上都是倾向英格兰的。

很明显，七月革命的影响得到普遍传播。尽管如此，但如果没有民众的推动，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在英国同在法国或比利时一样。针对农村发生的持续骚乱，格雷爵士领导的新的辉格党政府以“最严厉地”执行法律来应对，成功地镇压了骚乱和纵火行为（Halévy，1950，15）。一旦控制住了骚乱，格雷爵士就开始推动他的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当改革法案只是勉强获得通过时，他解散了议会，新选出的多数议员都更强烈地支持改革。但当上议院于1831年10月否决了交其审议的改革议案时，城市开始爆发骚乱。中间阶级主张改革的领袖，像弗朗西斯·普赖斯（Francis Place），努力维持在改革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普赖斯提出了著名的口号“要阻止［威灵顿］公爵，就去买黄金”。这意味着从银行撤出私人资金。武装抵抗新一届托利党内阁的提议被传播，尽管“由弗朗西斯·普赖斯领导一场革命的说法肯定是一件不靠普的事情”（Evans，1983，211）。尽管如此，但威胁还是发挥了作用。威灵顿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国王向格雷承诺，如果需要的话，他将册封新的贵族。“对这种承诺的检验从未发生”（Thomis and Holt，1977，91，98）。

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意，在那时，英国已经“处于骚乱爆发的边缘”（Fraser，1969，38）。吕德宣称，之所以没有1830年英国革命，是因为没有“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劳工们一时迸发的愤怒“没有得到中间阶级的有力支持”（Rudé，1967，102）。但这是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分析应该采用的方法吗？作为对那种吹嘘1832年改革是在“未引发暴乱”的前提下完成的反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写于1849年的文章（p.12）中反诘道：“但难道没有对发生暴乱的恐惧吗？如果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上议院会放弃投反对票、或者威灵顿公爵会在绝望中罢手吗？” ^[18] 答案几乎肯定是“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是假定要发生的暴乱使他们实现了目标。因为再次地，该过程被中庸的自由主义派所掌控。改革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将中间阶级团结起来以支持贵族制度”（Gash，1979，147）。 辉格党人“确信——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表述——‘改良的时代’不会突然转变为‘动乱的时代’”。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或一些似乎能将中间阶级纳入到国家政治当中的法案。 甚至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他想要更多的权力——也说：“如果该法案不是一个好法案的话，……那么它在通过时也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案”（Briggs，1959，259-260）。

改革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赋予苏格兰和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以自治权利大大增强了辉格党-自由派在议会中的力量”（Gash，1979，154）。英国的非英格兰地区先是成为格莱斯顿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接着成为后来成立的工党的坚定支持者。与此同时，保守党也能从仅仅是“王室和贵族的政党”转变为“英格兰的政党”（Halévy，1950，182）。尽管如此，但仍然能够论证，正是既通过将英国的非英格兰地区整合在一起，又通过将中间阶级整合在一起，1829～1832年的一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

除此之外，通过清除有名无实的选区，法案削弱了政府各部相对于个体选民的权力，他们现在需要对选民负责。50年后，这种状况由于中央集权式政党的发展而被改变，这种政党将党员和他们的选民置于控制之下。但此时，这种对中央专权——如果是部长专权的话——的削弱实际上令许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甚至辉格党员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新的改革立法经常是更难、而不是更容易通过。不再可能仅仅通过说服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人就能做出适时的和必要的改革。必须考虑一个更广大——但仍然是心胸非常狭隘的——人群的利益：

的确，功利主义者在1829年和1830年对威灵顿和皮尔有好感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历史是沿着合理递进的路径演化的（它从未这样演化），也许可以论证，第一次改革法案更多的是延迟了诸如取消谷物法等举措，而不是加速了它们的实施。（Moore，1961，34）。

如果中间阶级获得的益处比他们预想的要少的话，那么他们确实得到了名誉，他们将变得不再吵吵闹闹。不过，工人阶级的全体——在英国像在法国一样——都感到“幻想破灭”（Briggs，1956，70），受到削弱的地位将使他们去继续下一轮的斗争。

到1830/1832年，由中庸的自由主义派统治的自由主义国家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建成，它们是那个时期三个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三个国家共同构成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它们和其他那些渴望实现相似繁荣和稳定的国家都打算实施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神圣同盟和中心区极端派的力量受到遏制；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击败。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事实上都已经转变为某种类型的中庸的自由主义派。如果已经有效地使极端分子的立场变得中立化，那么图谋发动起义的革命者很难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在这三个作为榜样的自由主义国家。

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现在需要得到发展。选举权改革的推进仍然缩手缩脚。但已经启动，而且将不可阻挡地继续推进下去，直到在一个世纪内达到其顶峰，即获得普选权。伴随普选权实现的是将公民权扩展到全体公民——甚至是全体国民、甚至是全体居民。迄今尚未开始建构的是自由主义国家的第二大支柱，即驯服危险的阶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个过程将在下一个时期——即1830年到1875年之间自由主义国家的巩固时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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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指出这种区分“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其他一些人认识到的，但被雅各宾派的追随者和功利主义者所忽略。对那些将这种区分视为理由，以维系诸如七月王朝时期实行的狭隘的有产者拥有公民权等必不可少的阶级特权的人而言，它构成理由；但对那些认为它构成唯一理由的人而言，它不构成这样的理由”（Beloff，1974，49）类似地，罗桑瓦隆（1985，75，76，80）也注意到19世纪这种对民主的恐惧，并含蓄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斯塔尔夫人（Mme.de Stael）、巴兰榭（Ballanche）、夏多布里昂、拉梅内、罗耶·科拉尔（Royer-Collard）、博纳尔、圣西门、邦雅曼·贡斯当或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都在言说着同样的话语，尽管他们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 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是希望避免实行人民主权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要对前一时期［大革命和拿破仑］所发生的全部过激行为负责，它既是推动革命发生、造成无秩序状态的策源地，又是孕育拿破仑专制主义的温床。 认识到人们对现代社会中民主现实的矛盾心理也就得出和说明了对民主脆弱性的认识。可以用下述说法来扼要地总结这种矛盾心理：对教条主义者而言，民主一方面是新社会的实在基础，另一方面又有颠覆新社会的危险；它既代表建设（公民平等）所基于的公正原则，又代表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性（在政治决策中由于参与者众多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2] 他们继续指出：“当人民提出的要求被忽略时……改革运动必然失败，除非他们准备采用更直接的手段来使抗议不断升级。”但这里此类情况并没有发生。也见埃文斯（Evans，1983，69）：“人们经常提到，在1794～1795年当局很容易就能够镇压改革运动；但人们很少认识到，英国的改革者在为进行更激烈斗争所做的准备上是多么的不充分，当时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印刷小册子或分组讨论这些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范畴。”1794年政府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并在当年5月对伦敦12名激进分子领袖提起公诉，同样是在1794年还颁布了“两个法案”——叛逆集会法（任何超过50人的集会都需要治安法官批准）和叛逆行为法（禁止任何反对宪法的言论或文字）。“激进主义运动在1795年以后被迫转入地下”。（p.72）。
当局唯恐这次镇压被归咎于在18世纪的英国流行的传统的反法情绪，但应该注意到许多方面已经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反法是“激进分子”的专属特征，他们将反法视为反对上层阶级的一种方式。随着1789年革命的发生，“激进运动保卫英国的要求失去了其合法性，由此也失去了广泛的支持；代之，它不得不再次……以一种引起仇恨的邪教的形式出现，煽动对假想的反对英国的叛国者、对法国和法国道路同情者的仇恨”（Newman，1987，230）。

[3] 康德利夫认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如果考察一下商船数量，那么这种差别就能够更明显地看出。在1789年之前，法国大约有2千艘商船，但到1799年，“在公海没有一艘商船悬挂法国国旗”（Bruum，1938，86-87）。另一方面，即使在战争期间，英国的商船在数量上也从1500艘增加到1800艘。
列维-勒布瓦耶（Lévy-Leboyer，1964，246）指出，在19世纪上半期，争夺海洋权的斗争只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展开的，西欧国家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它们上百万吨级的商船队加起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英国的三分之一。“这种力量的相对消长在18世纪末不大可能被认识到，尤其是就法国的情况而言”。他将这一转折点确定为1793年。

[4] “在1789年到1848年之间，英国的商品、蒸汽机、棉纺机和投资大量涌入欧洲和美洲”（霍布斯鲍姆，1962，51）见列维-勒布瓦耶的解释（1964，32，41）：
事实上，纵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在取得技术领先的同时，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将处于积聚力量和培训专业劳动力队伍、建立工厂和迅速偿还建厂借贷资金的位置上，简言之，会对成本价格产生巨大影响，将潜在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成为需求预期增长的几乎唯一的受益者。此外，丰富的能源也成为有利于英国工业化顺利进行的一种因素。1817年，英国生产了1600万吨煤，而法国只生产了800万吨煤。这就为英国提供了非常大的进行产业地理布局的自由度，使他们能够从早先对设厂地址要求——沿河流分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纺织厂集中于产煤区附近，由此扩大了他们设厂的范围…… 不管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工厂的集中设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曼彻斯特工业集群在19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期变得愈加强大。 但是，面对英国的主导地位，法国也并非完全失去了竞争力。见约翰逊（Johnson，1975，143-144）：列维-勒布瓦耶有关整个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大滞后”的命题需要做某些修正。尽管如此，但在1815年——就像在1830年一样，在与海峡对岸的那个工业巨人的竞争中，法国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 为了应对这种情势，法国首先是实施限制性关税政策……法国商人所采取的其他应对策略直到最近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英国工业生产的优势是在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方面。实行资本密集型生产是它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法国历史上就有好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竞争的可能性……就总体水平而言，法国工人的工资只是英国工人的不到2/3。这就是说，产品质量越高，劳动投入就越大，由此法国工业相对英国而言的地位就越强……所有这些意味着，相比英国，手工劳动、尤其是手工纺织劳动在法国保持其重要地位的时间要更长。而且，19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乍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即纺织业外包给农村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其中的原因当然不难发现。农村劳动力要更廉价。

[5] 见列维-勒布瓦耶（1964，115，326，409）的同一本书：“在1820年，人们也许会问，［法国］是否有可能摆脱它相对于英国而言的落后状态。到1840年，这项任务几乎已经完成……” 到1835年，不管我们考察的是纺织业还是运输业，大陆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似乎是盈余的：在19世纪开始时的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当自动织布机、铁路和汽船对整个经济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时，落后的状态就将完全消失…… 不管我们考察的是工业生产——在1815年到1850年之间年均增长3%，还是得自对外投资的收入——年均增长稍高于4%，相比英国的数据，总体结果是十分有利的。 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1966，122）断言，法国在1815～1848年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率要高于19世纪的任何其他时期。也见塞（Sée，1927，70），他将“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视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它表现在纺织机的改良和蒸汽机使用范围的扩大上。类似地，德墨林（Demoulin，1938，298-299）也论证，在1800年到1830年之间，伴随着传统工业广泛采用机器生产，比利时的工业生产发生了转型，在1830年之后，它的工业增长加速。克鲁泽（Crouzet，1978，19）对英国和欧洲大陆（包括法国）之间存在差距持一种不同的观点。他相信，在19世纪上半期，这种差距从相对量上看“并没有缩小”，从绝对量上看是在拉大。他指出，在1860年，英国占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但占世界总产出的40～45%、占欧洲总产出的55%～60%。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泽（1972b，115-116）解释了西欧在1815～1850年这一时期未能“赶上”英国的原因。因为，在英国“几乎完全垄断”对美国和拉丁美洲贸易的条件下，西欧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在发展强有力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此，在经济霸权国家发挥强制性作用方面，他持一种非常接近列维-勒布瓦耶的观点：“似乎……一旦一个主要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体——英国——形成，整个国际贸易环境就会变得不利于其他国家，仅仅是新的工业巨人的存在就大大限制了它们以国外市场作为推动其工业获得重大发展的机会”。就英国持续保持工业领先地位而言，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类似于克鲁泽，但要相对更谨慎些：“［在1850～1870年］英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努力维系它的相对领先地位，尽管它在生产用蒸汽动力方面已经开始严重落后”（1975，40）。卡梅伦（Cameron）的认识也是处于两种观点之间：一方面，他注意到“到1850年，法国拥有6800台蒸汽机，比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接着他在一个脚注中强调：“另一方面，英国也许比欧洲大陆所有国家、包括法国的总和还要多”（1966，66，and n.9）。

[6] 在威廉·坎安宁（William Cunningham）最重要著作的第四版中，他写作了下述内容：
在辉格党统治时期，人们集中关注各类产业的升级换代，并没有努力使英国成为各生产领域的世界工厂，在这些领域，她的影响力和她所建立的友好关系能够使国外市场对我们的制造品开放。（p.494） 我不大肯定这是否就是目前的经典说法——英格兰作为“世界工厂”（或这部分内容可以在较早的版本中找到，它最早的版本出版于1890年）——的缘起所在，但很有可能正是坎安宁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

[7] “法国农业之所以‘落后’［较低的人均产出］是因为农村较高的劳动力密度，这必然导致对劣质土壤的精耕细作，以及生产的作物类型以基本食品为主。而且在法国，无地农民仅占农村人口的一个较小比重（事实上是少数）。几十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表现出要从他们生活的‘劣质’土地上迁徙到城市的愿望……对法国经济发展绩效提出批评的人有时忘记了，法国的农业制度由于大革命时期农民的激进表现而得到巩固”（O’Brien and Keyder，1978，190，195）。
霍布斯鲍姆也提醒我们，回顾自1789年到19世纪中期的这段时间，并将他们同英国的农业工人相比较，法国农民“无疑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962，201）。接着，霍布斯鲍姆引述了一位英国学者科尔曼（H.Colman）在一本写于1848年的题名为《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著作中的评价。科尔曼写道（pp.25-26）：“经过对国内和国外农民和劳动阶级的考察，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讲，就人们所处的状况而言，我从未了解到有比法国农民更文明、更整洁、更节俭、头脑更清醒，以及穿着得更好。在这些方面，他们同绝大部分苏格兰农业劳动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过分肮脏和低贱；同许多英格兰农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奴性的、意志消沉和严重缺乏生活资料的；同贫穷的爱尔兰农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衣不蔽体和处于野蛮状态的”（cited on p.201，n.a）。最后，霍恩伯格（Hohenberg，1972，238-239）论证道：“在整个19世纪，相比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法国农村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在社会结构、生育行为和土地使用制度方面］。矛盾的是，正是这些变化使维持——事实上是强化——一种建构在家庭经营、家庭所有的农场之上的基本平衡成为可能。”

[8] 对法国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以及对法国工业在19世纪取得相对较好的发展绩效的重新评价，见列维-勒布瓦耶（1968b）、勒尔（Roehl，1976）、卡梅伦和弗里德曼（1983）。尽管列维-勒布瓦耶在1968年称赞“法国经济具有灵活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工业充满活力发展”，并将它在整个19世纪的特征总结为“相对和谐的扩张”（p.801）；但在1985年同布吉尼翁（Bourguignon）合作出版的著作中，他却持一种不太乐观的观点。他们提到（pp.103-104）“法国问题”——食品消费比重过高、多样化需求太少、工业出口太少、投资太少，并责备法国农民： 技术创新在农村未能实现的事实——某些创新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和战争中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可以由两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解释：（1）长期看，农村贫困——是从前工业时期继承下来的——的程度只是非常缓慢地减少［这不同于霍布斯鲍姆在前一个脚注中的看法］。这就解释了在一个加速增长时期人们所观察到的在工资结构和消费开支方面的不正常现象。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农村移民的特点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数，……扩大了底层阶层的规模。在这个周期中，工资水平提高不够快和对工业品需求的不足被归因于阶层的变化，在计算适用于整个人口的资料时，我们必须将这些考虑在内。 这等于说，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仍然有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工业家在必要时可以予以吸纳，以压低城市工资水平。而这种劳动力后备军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吸纳完毕。（作者归因的另一种因素是19世纪70和80年代政府过度干预所起的不良作用。）

[9] 见克雷厄（Kraehe，1992，693）。施罗德（Schroeder，1992a，684）甚至提及“英国与俄国分享霸权”，这似乎是夸大其词的。也见杰维斯（Jervis，1992）、格鲁纳（Gruner，1992）和施罗德（1992b）。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它们“只是出于礼貌才被称为大国的”（霍布斯鲍姆，1962，129）。
阿勒维（1949a，95）很好地把握住了英国人对1815年军事情势的评估：“从国家安全方面看，肯定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英国人减少他们在军队方面的支出。英国目前已经没有令其感到担忧的敌国。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战争之后，法国的力量最终被削弱。迦太基征服了罗马”。

[10] 有关梅特涅，也见施罗德（1992a）。有关英国，韦伯斯特（1925，48-49）类似地也强调她同欧洲大陆分离开来的意识，同时她继续赋予海上控制和帝国问题以优先地位。
海军力量和制海权仍然被视为是权力的真正保障所在……“制海权”甚至被认为是不容讨论的。因此，“搜查权”和国际法的其他原则——尽管不为其他大国所承认——仍然保持了其效力……［然而］“制海权”［在1815年以后］就从未再实施过。 的确，相比他的后继者，卡斯尔雷更多“孤立主义倾向”，但将托利党的傲慢自大同长期战略相混淆是错误的。从1815年这个时间点来看，在卡斯尔雷的岛国狭隘性与沙皇亚历山大的浪漫而充满活力之间，我们能够观察到威尔（Weill，1930，14）所称的“奇怪事实，即［在1815年］绝大多数国际法案的支持者是俄国贵族，而反对者却是英国外交官：托利党人傲慢地相信，只有他们的国家才能运转一个自由的体制，其中权力由贵族掌握”。非常妙！说得好，这是法国人有关权力领域尖刻评论的最好体现。但不管怎样，卡斯尔雷在维也纳获得了英国认为至关重要和非常想要的东西：“她保留了对海洋的控制权；她获得了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的安全保障；她占有了一些重要的殖民地”（Nicolson，1946，211）——即在全球海上航线上一系列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岛屿和港口在1783～1816年这一时期为英国所控制。名单可以在沃勒斯坦的书（1989，122）中找到。

[11] 尽管格罗斯（Gross，1968，45）指出，由欧洲和解所发起的就彼此利益展开协商的程序和会议“为维系和控制力量平衡提供了某种自封的管理机构，即大约100年间欧洲维系不稳定和平所依赖的那种力量平衡”。但对我而言，杜朴斯的观点似乎更为准确，他指出，这实际上根本没有维持多久：“借助于诸大国就普遍关注问题进行经常协商的形式，维罗纳会议［1822］结束了一个欧洲共同政府的存在”。欧洲和解至多变成了一个“断断续续存在的利益集团”（p.503）。
勒努万（Renouvin，1954，57）确定的结束一致行动的时间甚至更早，他认为结束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的国务文件，涉及的内容是拟议的对西班牙的干涉。该文件声称，联盟“从来就不是设计作为世界政府的或者管理其他国家事务的联盟……［英国］不可能、也不会依据抽象的和纯理论性的预防原则行事”（cited in Crawley，1969，674-675）。

[12] 在伦敦，它“造成的场景再次唤起人们对1780年戈登暴乱的记忆”。就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而言，见霍兰德（Holland，1913，chap.10）。政府公然实施谷物法以确保粮食供给。希尔顿（Hilton，1977，303）提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当1814～1815年价格的下降有可能导致战时对农业投资的严重损失、大规模弃耕和资本从农地投资上逃离时，政府进行干预以阻止资本过多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时禁止外国剩余农产品的输入，这些剩余产品的数量大到足以使农民破产，但却不足以供养所有消费者”。这种论证似乎是有私利在其中的。
反对谷物法的各种论点很难说是具有更多利他主义成分。里德（Read，1958，11-12）概述了工业家的动机：“曼彻斯特反对1815年谷物法的工业家并不是根据社会正义来进行思考的，稍后的反谷物法联盟是利用它来获得合法性的。工业家的论据是赤裸裸地要求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论证，高食品价格将迫使雇主支付高工资，作为结果，他们的产品将在世界市场上变得不再重要。”见科尔曼（Coleman，1988，35，39）对从逐渐兴起到在彼得卢达到高潮这一整个时期的评价：“政府的行为被归因于19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当世纪初权威遭遇挑战时，它建立起威权体制。一些镇压手段是非正式的——像社会压力和骚扰、富人将关税转嫁给穷人、默许或纵容忠于政府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而其他的则是正式的和合法的，像强化有法可依的禁令和管制、不断提起诉讼、增加军队数量以震慑或压制心怀不满者……政府发现自己的力量得到强化。传诸后世的就是制造了彼得卢惨案，这是1819年的真正教训所在。”

[13] “农业生产者的不满由于硬币制的恢复而加重。契约已经签订、资本已经借贷、而且税额是在纸币体制下估定的；随着金本位制的恢复，货币价值将会提高，价格将会下降，契约规定的债务将必须以价值已经提高了的货币支付”（Brock，1914，186）。
“在这一时期的抗议运动中，谷物和货币问题明显同时出现——确实，它们一度变成了同一个问题……沉重的负担被加诸在负债人身上……在负债人群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农业生产者集团……货币操作的技术细节对谷物种植者而言至关重要，不管他们对此的认识是多么少。批评者很容易忘记这些细节，而攻击政治经济学家做了‘错误的推论’和提出了‘可憎的理论’，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似乎要为极端政策的实施负责。‘确实如此！他们当时正在变成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赤裸裸地支持君主大会召开，李嘉图［正是他引入了恢复硬币的立法］管理着国内事务’”（Briggs，1959，204-205）。

[14] 对这种诋毁，约翰斯顿（Johnston，1972，64）为霍顿做了辩护，他指出，霍顿真正“相信殖民地的价值”。也许是这样，但向外移民的规模很大（大约1万1千人，或19个穷人中就有1个人移民），而且确实减轻了贫困问题。政府也确实在推动向外移民，正如约翰斯顿（pp.1-2）本人清楚地揭示的那样：“在1815年到1826年之间，利物浦勋爵执掌的政府在国家资助对外移民方面进行了6次不同的试验……像议会改革和取消谷物法一样，对外移民成为一个植根于下层阶级贫困的问题”。
另一个担忧是居住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人将会移民到“联合王国经济发达的地区”（Clapham，1930，63）。很明显，他们将会移民，而且明显已达到一定程度，这对企业家而言是非常有益的。但在超过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加剧城市的社会贫困问题，而同样是这些人移民到联合王国之外就不会产生这种不利影响。《1826～1827年移民研究》提及“自称为爱尔兰移民的巨大增长，……威胁到英国现有的生活水平”（cited in Clapham，1930，64）。

[15] 多莱昂（Dolléans，1947，44）同意这种说法：“对工人阶级而言并没有什么改变……［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敌视人民甚于敌视主张复辟的人”。杜马（Daumard，1963，576，583）也持相同观点：“为大家所公认的观点是，七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窃取了这场由人民所发动革命的成果……到1831年底，资产阶级被组织起来。改良是有限的，但它们代表了那时中间阶级的希望，中间阶级的代表们都毫无例外地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在国家中的适当地位”。
也见纽曼（Neuman，1974，58-59）：“［1830年革命］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和平民之间结盟的产物，这种联盟的存在已经有几年了……［两个阶级］能够将自身视为一个单一政治体——人民——的组成部分，它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才联合在一起，敌人即以查理十世为首的、有大量神职人员充斥的贵族党……［只是稍后，平民才］在像路易·勃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认识到，自由是不充分的，主张自由主义的中间阶级并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稍后”事实上几乎是“立即”。到8月中旬，巴黎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到10月，发生了“多次骚乱”。“工人阶级发现革命远没有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带来命运的改善，却是使它更为恶化”（Pinkney，1972，313）。到1831年10月7日，罗讷省省长提到工人阶级的不满是“紧随着革命之后发生的，［他们］肯定认为革命是代表他们利益的”（cited in Tarlé，1929，151）。

[16] 莫基尔（Mokyr，1974，381）将高人口增长归因于马铃薯和农村家庭工业的结合，指出“在原工业化时期所支付的极低的报酬令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印象深刻”。他的结论在于：“较低的工资也许在决定比利时迅速实现工业化方面是重要的，而较高的工资在决定荷兰处于停滞方面也许是重要的”（p.385）。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and Saul，1973，452-453）对比利时较低的工资水平提出如下解释：“农村生产结构有助于……打破阻碍法国发展的那些僵化结构。农场的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致同一劳动力通常需要在农业工作和工业工作之间分配劳动时间。工厂工人在完成一天工作之后要走相当距离回到他的小农场。这不是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而是比利时经济所具有的持久性特征。它似乎是从比利时境内劳动力移民的长期传统发展而来，是比利时的工业工资相对低于法国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企业家不需要用高工资吸引劳动力永久离开土地”。就熟练工人而言，见卢维（Ruwet，1967，23）：“从［18］世纪初开始，莱茵-普法尔茨选帝侯、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稍后的俄国沙皇都定期设法吸引来自比利时维尔维耶的工人到他们国家工作，这充分证明了维尔维耶和它盛产技术工人的声誉”。

[17] 威廉国王甚至还触犯了保守的天主教徒的利益，他在1825年试图要求所有神学院的天主教学生都去上他开办的哲学学院，学习普通法和基督教会史（宣称这些课程并不是神学的组成部分）。到1829年，对天主教会而言，它已经进入“拉梅内和自由主义的时代”（Simon，1946，8）。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由于“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在一起（p.10）。雅克敏（Jacquemyns，1934，433）还提及浪漫主义在同时激励对宗教的虔诚和民族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由此而有助于拉梅内社会改良主义的发展——这进一步证实了浪漫主义运动所产生的某些后果并不是阵线分明的，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
拉梅内在法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他最初是极端派中的最极端分子。按照他的逻辑，他是如此的信奉教皇至上主义，以致他最终将君主制——同主张限制教皇权利的运动相联系——视为真正的敌人。因此，他将“反对专制和追求自由也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一旦他想到这种令人震惊的联盟，他很快就被这种想法所吸引”，他开始论证两者在历史上的一致性，将法国16世纪的天主教联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旺代起义视为这种一致性的例证。事实上，正是比利时当时的情势使他能够发展他的思想，并预示他自己将进一步“左转”（Mellon，1958，189）。到1832年，当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在通谕中谴责自由主义、政教分离和将宗教同自由相联系时，拉梅内已经准备好“为了民主而牺牲教会”（Ponteil，1968，308）。

[18] 沃德（Ward，1973，56）提出了非常不同的分析：“人们不必探查卫理公会或其他因素对革命的抑制作用。并不存在可能引发革命的情势。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支持者在改革之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大部分被选为议员，因为威灵顿无力组建内阁，因为贵族们并不介意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新册封的损害，因为辉格党对法案条款细致入微的处理确保了资产阶级选民占绝对多数”。这些都是事实，但绝大多数都是中间变量，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且它并没有否认穆勒所引证的因素：对暴乱的恐惧。
正如索斯盖特（Southgate，1965，21-22）很好地指出的那样：“实行广泛改革的唯一理由——也许是全部改革的唯一理由，像格雷内阁的所有大臣们都有意识地一致表明的那样——在于，它对统治阶级的安全、权势和声望而言是必需的。承认他们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保守、而且是要挽救显贵们和有产阶级的利益，辉格党希望，改革议案起草者们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像圣徒传记中那些英雄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他们努力将中间阶级同那些反对宪法的阶层区分开来，中间阶级是一个大的、新兴群体，可以根据财富、财产、所受教育和享有的‘声望’将他们同技工和工人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有资格享有选举权。对群众而言，改革法案并没有提供什么。它是一项不民主——和反民主——的举措”。 Q9qCC1ORoFlg5yP/SJPbqDFCiTQACayzryjM9Cp6G6NiQTfLc9LOak/lE4133k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