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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插图“乡村政客”
大卫·威尔基/亚伯拉罕·莱姆巴赫（Dalid Wilkie/Abraham Raimbach）
（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
大卫·威尔基/亚伯拉罕·莱姆巴赫（David Wilkie/Abraham Raim-bach），“乡村政客”。这幅由苏格兰画派画家大卫·威尔基创作的油画在1806年于伦敦举行的皇家学院的展览中引起轰动，使他名声大噪。稍后，威尔基同莱姆巴赫合作将他的画作制作成版画以便更广泛地传播。它是第一幅这样制作的版画，制作于1813年。这幅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生动说明了政治讨论是如何在当地老百姓中进行的，而不再局限于上层阶级。
本书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的第四卷，它的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整部书是分卷对现代世界体系历史的和结构的发展做出分析。在内容设计上，每一卷都既独立成册，同时又作为这个大部头著作的组成部分。这样就给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一些麻烦。我想说明我是如何应对这些麻烦的，这样做也许会对读者有益，特别是其中一些麻烦在开始时我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意图和方法。
每一卷，以及每一卷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由此确立一种观点。整部书既是历史性的/历时性的，同时又是结构性的/分析性的/理论性的。这与我的认识论预设是一致的，即在认识论上过于夸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区分是过时的、错误的，不利于做出合理的分析。社会现实必然既是历史性的（在现实每时每刻都必然发生变化的意义上），又是结构性的（在社会行为受到各种制约因素支配的意义上，这些制约因素是源于所描述的行为在其中发生的历史性的社会体系）。
不过，当你试图描述一个长时段和大空间范围的现象时［例如，现代世界体系开始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它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明天］，你就会遇到一个基本的困难，那就是你不可能同时描述每件事情。因此，我决定大致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只有当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首次出现或以显著方式表现出来时，我才予以介绍。所以，在主要用于讨论延长的16世纪的那卷书中去讨论只是在19世纪才变得显著的结构问题，对我而言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在主要用于讨论19世纪的那卷书中去讨论在第一卷书中已经讨论过的，并在其间几个世纪其主要特征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结构问题，似乎也是无益的。不过，既然我对诸如“工业化”等现象首次出现时间的认识不同于许多其他分析者的观点，故而读者可能在他们预期的章节中找不到对该问题的讨论。我将尽力说明我进行这种选择的逻辑。
首先，我想说明我是如何进行分期的。当我写作第一卷时，我在序言中指出，我将把整部著作分成四个时期，并且给出了每个时期的具体年代。第一卷覆盖延长的16世纪，即从1450年到1640年这段时间。不过，当开始写作第二卷时，我马上发现我希望讲述的这段历史并不是从1640年开始，而是从大约1600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大约1750年。我把这些年代列在副标题中。现在，我已经有意地接受各卷之间有很长一段重复时期的做法，这种做法延续到了第三和第四卷。当然，这意味着我不可能在仅仅四卷书中就能讲述到现在，像我在1974年写作第一卷时所设想的那样。
时间重叠的做法被证明对我的许多分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时间上的划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只能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论证其合理性。荷兰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权的历史（第二卷第二章）可以认为开始于1600年（或甚至更早），但可以肯定并未在1640年结束，它确实不应作为延长的16世纪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被放在第二卷，该卷是专门记叙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在17世纪的进一步巩固。
进一步讲，这提出了人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结构性概念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在16世纪并不存在霸权强国。因此，在第一卷就引入霸权概念是不合时宜的。荷兰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霸权强国。同样真实的是，荷兰并非最后一个霸权强国。但我们不会在英国承担霸权角色的背景下讨论霸权概念，也不会在美国承担霸权角色的背景下讨论霸权概念。概念本身一旦被讨论过，就被视为当然的，在需要使用它时就不会再去考察它的逻辑内涵。这样就发生了理论上的争论。
每一章年代的起始也是遵从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只要它所涉及的时间段大体在本卷书年代的断限范围之内。从第三卷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尽管该卷书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但其中的第三章却延伸到1850年（根据这一章的题目），而实际上超出的更多些。到第四章“美洲的非殖民化历程”却又是从1763年到1833年。
因为我无法推定本卷书的读者都读过前三卷书，所以我相信概述一下此前我已经讲述过的历史/理论内容是有益的。如果本卷书的读者感到我未能讨论一些他们认为应该讨论的内容，那么他们也许会发现我以前已对这些内容做过详尽的讨论。例如，绝大多数研究19世纪的书都将会讨论——确实会详尽地讨论——所谓的工业革命。对此，我已经在第三卷第一章中做过讨论，在第四卷中再重复论述就没有意义了，尤其是在我希望就19世纪讲述一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时就更是如此。
那就让我首先总结一下这部多卷本著作的每一卷的总体论点。第一卷书覆盖延长的16世纪，讲述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创立的历史。第二卷讲述从1600年到1750年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分化割据的历史；它试图解释世界经济不同区域的资本家是如何对总体的缓慢增长现象做出反应的。第三卷覆盖从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讲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经济上和在地理上——重新扩张的历史。第四卷我设想是覆盖从1789年到1873/1914年这段时期，专门用于探讨一种适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它只是在这个稍晚的时间点上最终形成的），该地缘文化大体是以我所称的中庸的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的，并由它所支配。
我已经指出过，在不同章节中我提出了具有连续性的理论观点。在第一卷，第一章探讨了现代世界体系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中世纪开始萌生。后来我认为这一章对该论题的探讨是不充分的，为此，我在发表于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对该论点进行了更详尽的阐发。
第一卷的重要章节是第二章，在这一章我提出了“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概念。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导致世界经济中不同区域的形成——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其中最后一个概念是我在中心区/边缘区的区分之外增加的，它是由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的］。我并说明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所采取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最初是在农业区出现的，在世界经济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模式。
（第一卷）第三章分析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的形成，以及16世纪绝对君主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详细阐述世界经济和世界帝国之间的区别，以及查理五世创建世界帝国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第五章考察了新生的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并分析那里为什么会形成强政府结构，以及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六章考察边缘区，分析了它们的政府结构为什么是弱的。该章还进一步阐明世界经济的边缘区和外部竞争场之间的区分，后者则是指那些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间劳动分工之外的地区。
在第一卷我设定了整部著作的基本观点，并以理论反思作为本卷的结尾。理论反思一章总结了本卷书其余部分描述的具体历史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了理论概括。在延长的16世纪（确实也适用于此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质上是由西欧和美洲的部分地区构成——只是作为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而全球的其他部分，到那时为止并不是这种历史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不服从它的规则和约束。
如果第一卷的观点与流行的观点相抵牾，后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之前并不存在我们能够称之为“现代的”或“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本卷书还将同持下述观点的那些人进行论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确实从16世纪开始，但在17世纪遭遇了一种大的逆转。有大量文献都论及“17世纪的危机”。我是在第二卷的序言和第一章中回应这种观点的。我要论证的是，所谓的危机根本不是一种逆转，而是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一个正常的B阶段（或下降阶段），它将推进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上文提到的，（第二卷）第二章考察了荷兰的霸权，以及对一个国家为什么和如何成为——暂时性的——霸权国家做出解释的诸种模式。第三章探讨了当一个霸权国家开始衰落时所发生的情况。该章还从经验上考察了英国和法国力争成为后继霸权国家的努力。第四章探讨了各边缘区是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B阶段的，以及它们由融入世界体系向封闭自身的转变为什么不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第五章首次认真探讨了半边缘区的特征、半边缘区在现代世界体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那些正在“崛起”的地区和那些正在“衰落”的地区之间的区别。第六章考察了在荷兰不再担当重要政治角色之后的时期，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持续对抗。该章叙述了英国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并说明这种优势的获得为什么不是更先进的经济结构（通常的论点），而是英国政府——由于诸方面的原因——比法国政府更强（与通常的论点相左）的结果。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被公认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经济和地理上实现扩张的时期，其标志性成就通常被归于所谓的“工业革命”——通常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它被假定是在英格兰发生的。就理论分析而言，我认为，这种观点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一方面的理由在于，不同国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单独的“工业革命”。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现象的话，它也必然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理由在于，尽管这个时期所发生的现象确实表现出在机械化和世界生产产出价值方面的大幅上扬，但相比此前和此后的几次上扬，它并不更为重要。这就是第三卷第一章所试图证明的。
（第三卷）第二章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著述目前分成社会（或传统）解释的拥护者和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解释的拥护者两大派，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在20世纪的最后1/3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集中关注据说是法国国内的现象，关注在法国政府和经济结构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该章的论点在于，法国大革命是英法争夺霸权斗争——当然是英国最终取得胜利——最后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这种斗争的一个结果；作为革命的结果，法国发生的内部变化并不比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性。
英法这种争霸斗争的一个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次大的地理扩张，其中四个大的地区被纳入到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中来，即俄国、奥斯曼帝国、印度次大陆和西非。主要的争论是关于当一个地区被作为边缘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这个地区会发生什么变化。上述四个地区在被纳入世界经济之前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结构特征，但被纳入世界经济后，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似乎使这四个地区都拥有大致相似的结构特征。
最后，（第三卷）第四章首次考察了形式上的非殖民化概念——它为什么会发生和它为什么会同一个新霸权国家的出现相联系。但我同时也论证了美洲的非殖民化是一次“殖民者”的非殖民化，而不是土著民族重新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其中的一个例外是海地，我试图阐明海地为什么和如何成为例外的，同时说明正是因为它不是由殖民者实现的非殖民化，所以它的经济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我撰写第四卷书，即意在讲述“延长”的19世纪的历史时，我面临两个问题。当我们按年代顺序推进时，世界体系的地理范围在拓宽，这也增加了要研究资料的数量。而且学术文献的数量——即使是有关一个单一国家的——至少是按算术级数、甚至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这就造成没有充分时间阅读资料和进行更全面综合的实际困难。也许这是我花了如此长时间才写作出第四卷的理由吧，尽管它缺乏说服力。（其他理由是，我更多从事了许多其他的学术研究，它们占去了我很多本可以用来写作第四卷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这卷书的中心议题。从前面所做的分析看，中心议题不可能是工业革命——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因为我相信这些已经在较早时期发生了。它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主革命——不管是法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因为我认为两种类型的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将中心议题确定为，法国大革命对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产生的文化影响。我将这种影响视为一种适用于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的形成。这种地缘文化是一揽子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它被整个体系广泛接受，并由此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
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认为，法国大革命赋予政治变革是正常状态的观念以合法性，同时也赋予主权在民，而不是主权在君的思想以合法性。这两种信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种影响是作为对这些新近普遍流传的观念的反映，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形成。整卷书的论点是，在这个世纪，中庸的自由主义能够“驯服”其他两种意识形态，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它接着采取的形式是赋予创建自由主义国家以优先地位，首先是在那个时代两个最强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创建。它进一步采取的形式是刺激主要类型的反体系运动（这个新的概念将在此予以厘清）的形成，并限制它们的影响。这里，我考察了公民概念所允许实现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幻象。最后，它采取的形式是鼓励历史社会科学的形成，同时也对它们做出某些限制。整段历史是从1789年到1914年，或许说是从1789年到1873/1914年更准确些。
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以上述内容为重点意味着我原打算在这卷书中讲述的三段历史应该延后到第五卷来写。它们是瓜分非洲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了能够继英国之后成为霸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美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东亚被纳入世界体系，它的边缘化，以及它在20世纪晚期的复兴。
所有这三段历史都始于19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但人们不可能讲述这些历史，仿佛它们能在1914年结束似的，这是不合理的。19世纪的历史不可分割地与它在20世纪的延续联系在一起。1914年并不是这三段历史中任何一段的转折点。每段历史的实质部分都位于一个上升和下降或下降和上升的长波之中。总之，我确定这三段历史中的每一段都是“延长”的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的历史是美国世纪，而不是英国世纪的历史。因此，我恳请读者能够宽容和保持耐心。
如果就如我现在筹划的那样（但这也许会在写作过程中发生变化），第五卷将讲述从1873年到1968/1989年的历史，那就肯定会有第六卷——如果我能活到那时的话。它的主题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它的年代断限将从1945/1968年到21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例如2050年。我感觉，到那时我们将处于一种全新的情势中。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最终的结束，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其特征我们迄今还不可能予以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