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越说越长。

——柯立芝（Eric T.Kerridge） ^[1]

我们习惯于围绕着以基本公理为形式的中心概念来组织我们的知识。工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兴起就是两个这样的概念，这是由19世纪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为解释现代世界而留传给我们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历史的质变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那时在大不列颠的“第一次” ^[2] 工业革命和在法国的“典型” ^[3] 资产阶级革命都发生了。无疑对这种公认的看法一直有人提出挑战，对其细节也不断有模棱两端的说法。尽管如此，这两场革命的印象却一直深深固着于民众文化和学术思想之中。 ^[4] 这些概念事实上是我们通常在现代历史事实那满是迷雾和洶涌波涛的海洋中航行的指南针。实际上，如我将指出的，这两个指南针不过只是一个而已。

“革命”这个用语对我们而言的含义是突然的、戏剧性的和广泛的变化。它强调的是非连续性。无疑这是大多数使用“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人所要表示的意思。 ^[5] 科尔曼（Coleman）谈到一场“比较而言是突然和暴烈的变化开创了工业化社会”， ^[6] 而兰德斯（Landes）谈到一场“比起从发明轮子以来的任何事都远为彻底地与过去的决裂。” ^[7] 霍布斯鲍姆（Hobsbawm）也类似地强调说：“如果说突然的、实质的和根本性的发生于1780年代左右的转变不是一场革命，那么这个词就没有通常说的意义了。” ^[8]

什么是这场革命所包含的内容呢？汤因比（Toynbee）（我们由他那里得到对工业革命这概念的经典分析），在1884年写道，发现它的“本质”是在于“用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节制。” ^[9] 哈特韦尔（Hartwell）在80年后所写的，对这个“本质特征”的定义则略有不同：“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以较以前是革命性的速度持续增加。” ^[10]

这两个重点——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放（或社会革命）和增长率（或经济革命）——的确并非不能并存的。确实，传统论证的核心一直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但是近年来增长率一直是注意的焦点，一个接着一个因素被找出来用以解释这个问题。这也不足为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一直包含着将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最根本的共同任务，这种意识的不断升华，这种发展的定义是以国家的经济增长为标准的，与此相应实际上的“公理是……通向富裕之路在于走工业革命的途径。” ^[11]

这两个“本质上”的因素——增长和自由——仍是很不明确的。每个都必须以更特定的概念来解释。增长似乎在概念上与“将机械原理应用——到制造业上，” ^[12] 也就是法国人经常说的“机械论”； ^[13] 而机械化“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熊彼得（Schumpeter）的术语意识中的一串革新。” ^[14]

机械化的分析将生产力的发展置于主要地位。在另一方面，“自由”（或社会革命）的增进则将生产关系放在首位；谁会生产什么，谁会为谁工作和在什么条件下。两个现象是这部分讨论的中心：工厂（机器集中的场所）和无产阶级或工资劳动者（工厂的雇员）。现在工厂据说：“在18世纪最后1/3时期起源于英格兰。” ^[15] 对许多权威而言，是工厂和一切意味着劳动力组织方式的事物，被认为在工作组织上最关键的革新所需要的是工资劳动力。霍布斯鲍姆（Hobsbawm）强调说工业革命“不单是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且是因为或通过经济和社会转变而造成的增长加速。” ^[16] 这种转变最重要的表现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起，它本身就是“农村社会结构物一个总体转变” ^[17] 的结果。

然而有关工业革命的许多讨论，采纳了机械化过程和“解放”/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个设定，而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这些过程“首次”发生在大不列颠，又是什么使不列颠“起飞”了？起飞实际上是一个恰当反映工业革命基本模式的比喻，尽管罗斯托（Rostow）详细的假说分期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尖锐争辩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回答绝不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各个权威都强调以一个既定因素为中心（其他权威则必然就此争辩）。将这些因素按时间的直接次序列举出来并加以把握，就是需求的增长（据说这使得机械化和无产阶级化有利可图），资本的可供利用（这又使机械化成为可能），人口的增长（这使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一场农业“革命”（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和土地保有权形式的预先发展（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最后也是总结的是，最难确定是人们心灵中的应有态度（它确保有企业家会利用这个革命性过程在其许多关键时期所提供的一切机会，这样累积的效果就是“革命性的”）。显然，这种对以上各因素的时间次序排列是有一点抽象，而各个权威也认为有不同的次序。

以需求作为革新的解释，是一个老的理论（“需要是发明之母”），兰德斯（Landes）以它作为分析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对生产模式的压力在不列颠使新技术不能兴起。” ^[18] 但是哪些方面有需求呢？有两个可能的方面：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对于出口的论证集中于这个事实；在18世纪后半期出口的增长和加速度“显著地大于”国内工业的增长加速度。 ^[19] 埃弗斯利（Eversley）认为并非如此，他说在1770～1779年这个“关键时期”，“毫无疑问”出口的比重下降了，但尽管如此，在工业化方面“显而易见地加速了”，这加强了这个论点，即“为大宗生产的货品消费的大规模国内市场”对工业化是最重要的。 ^[20] 霍布斯鲍姆（Hobsbawm）提出了不可避免的折中观点——对外贸易和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都是必要的，还要加上“第三个通常被忽视的因素：政府。” ^[21]

有一些人则对需求的大规模增长表示怀疑。他们将重点放在“有关过程的供给而不是需求上。” ^[22] 对有些人而言，资本的供给问题显得很大。汉密尔顿（Hamilton）在1942年用18世纪后半期“利润的膨胀”来解释工业革命的“革命性”特点，这是由工资滞后，即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之间的差距造成的。 ^[23] 这个旧的论据曾被汉密尔顿以前用来解释16世纪的经济扩张。 ^[24] 阿什顿（Ashton）发现他对工业革命解释的核心在于“相对便宜的资本，” ^[25] 这来自利率的降低。一个世代之后，在回顾了论及资本构成这个题目的文献后，克鲁兹（Crouzet）采取了以更为适度的态度立论：资本的“相对”充足“是一个”可以承认的因素，但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历史事实。 ^[26]

但是一定数量的资本是否更为重要呢？有着数量增多之势的持怀疑的评论家们认为，“早期工业化对资本的需求是不多的。” ^[27] 面对这些论证，资本重要性的支持者们后退到更确定的，因而更难以证实的阵地上。“是资本的流动……而不是积累对最终分析更有价值。” ^[28] 这个话题的一个改变提法，是认为与此相关的不是资本积累的“相对数量”（就是指“相对于国家收入”的数量）的变化，而是“资本积累内容”的变化，也就是投资“从资本积累的传统型向现代形式”的转变。 ^[29] 对资本流动的强调直接导致对信贷机构的关心。标准的观点是大不列颠在用于工业的信贷机构在数量上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30] 当然这种观点假定资本投资仅局限在国界之内。然而吕提（Lüthy）相信，在18世纪中期，西欧和中欧已经组成了一个以“易于进行银行交易和资本流动”为特征的“交换带”，并谈到对于这种流动实际上没有障碍。 ^[31]

另一派权威将人口变化置于突出地位。人口增长被认为既为工业产品提供了需求，也为生产它们提供了劳动力。不列颠“空前的人口增长” ^[32] 据说因为它长期地维持并伴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特别显著。 ^[33] 普卢姆（Plumb）加上了一个解释，即关键的因素是“中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父母有更多的儿童生存下来，因为“没有受到充分教育和技术背景的下层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工业革命将是不可能的。” ^[34]

然而这就出现了两个难题：确实是有一场人口革命和实际上是什么引起了人口的增长（这当然就涉及经济变化是其原因还是结果）？这个人口革命真实性的问题，既然又引出两个问题：这些变化比起这之前和之后相关状况是否是“革命性”的，和英国（或大不列颠）的模式比起法国和其他地方是否有重大的不同？划出一条对数曲线图，一些权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18世纪晚期这一段有什么独特之处。 ^[35] 确实，人口增长率在18世纪后半期要比前半期高，但是有论证说前半期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后半期。如塔克尔（Tucker）认为，在英国这个例子中，“整个18世纪的人口增长从整体而言，比我们根据较早的长期趋势可预期的延续多不了多少。” ^[36] 莫里诺（Morineau）对法国情况得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18世纪末的人口增长不是革命性的，而应当更谨慎地认为是“一种更新、恢复和复原。” ^[37] 而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做出了法国情况转好的完全相反论证。法国的人口模式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的出生率在死亡率下降之前或同时就开始下降）。“但是在19世纪发展的环境中较慢的人口增长使平均（per capia）收入更易于增加，在市场交易中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 ^[38]

然而即使人口增长（这是无疑的）不被认为是革命的，即使这对英国并不一定是个特例，这个“核心问题” ^[39] 仍然存在，即人口增长是经济与社会变化的结果还是其原因。正如哈巴库克（Habakkuk）提出的，“工业革命是否创造了它自己的劳动力？” ^[40]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是死亡率的下降还是生育率的上升与人口增长有关的辩论。对于大多数分析家而言，似乎无疑地死亡率的下降是主要解释，因为理由很简单，“当两者都高时，要增加人口，减低死亡率要比增加生育率容易得多”。 ^[41] 当然当两者都低时，相反而言也是确实的。

为什么死亡率会下降呢？因为高的死亡率“主要可以归因于传染性疾病的高度传播，” ^[42] 这就对死亡率的下降有了三种逻辑上可能的解释：医疗的改进（免疫力或治疗），对感染抵抗力的增强（环境的改进），或是细菌和病毒毒性的降低。这最后一个解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几种疾病的死亡率同时减少的话（这似乎常是如此），因为不能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引起疾病的）生物的特点发生了偶然变化。” ^[43] 这留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辩论：是由于变好的医疗条件还是变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好的医疗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利的解释。它仍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给予死亡率下降最可信的解释是“在18世纪引进和使用种痘来防止天花。” ^[44] 这个论点经过仔细和有说服力的论证，显示出医疗对死亡率的影响直到20世纪前都是相当不重要的，因而很难用来解释18世纪的变化。 ^[45] 由此推断，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进”并未导致人口的扩张。 ^[46]

由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所写的里程碑式的英国人口史认为生育的作用是一个主要推动力。他们认为生育率的提高是由于不婚者百分比的降低。这与食品利用范围增加的模式联系起来，这是导致建立家庭可能性增加的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资料包括了一个很长的时期（1539～1813年），在其中他们发现，除了一个短期间隔（1640～1709年），生育、死亡和婚姻都在增长，但生育一直多于死亡。由此他们似乎论证了英国人口史的一个长时期模式。他们也希望论证在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晚期之间的某处，英国打破了“预防性阻碍周期”，和人口数量与食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47]

除了里格利（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Schofield）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一个解释性的长期模式相对于一个解释性的模式破裂间的矛盾），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即他们强调以结婚率增加（还有或是结婚率的降低）作为经济“起飞”的解释如何与哈伊纳尔（Hajnal）直接相反的论证相调和。哈伊纳尔论证说，唯一只有一种西欧的（注意：不只是英国的）婚姻模式存在于18世纪前半期，它由较晚的结婚年龄和高比例的未婚者组成。哈伊纳尔（Hajnal）发现低生育率的模式（延续到20世纪）对经济发展起了“刺激了资源的彻底转化而不是用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的作用。 ^[48]

最后一个人口因素，讨论得较少却也许是具有很大重要性的是，人口的增加从欧洲的农村边缘地带转向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但这当然是增加雇佣机会和改进交通条件的结果。 ^[49]

近年来注意力越来越被吸引到由作为序幕的农业部分变化转到工业部分的决定性变化上。（这种强调对于当代的边缘国家有着含蓄的政策指导性，这与增长着的利害关系不是没有联系的，并经常被明显地提出。）除了工业和人口革命外，我们现在必须对农业革命做出定位和解释。这就引出一个大的论题。首先我们必须记住，甚至对于大不列颠而言，甚至在整个19世纪前半期，“农业是占首位的……工业。” ^[50] 因此，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这个认识如果有任何意义，特别是指着一场农业革命的话，必须有某个地方，在某种实际存在物的总体上有着生产量的增加。我们立刻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每公顷耕地的出产量（这又可以意味着每单位播种量的产量，每单位投入劳力的产量，或是平均产量）还是总出产量。似乎无疑地总耕作物产量在欧洲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18到19世纪这一百年中是上升的。 ^[51] 然而如果有部分劳动力从耕作生产转向其他种类的生产（特别是到工业），就证明了既有每单位播种量产量的增加也有每单位投入劳力产量的增加（加上耕种面积的扩大）。 ^[52] 进一步说，如果有总体生活水准的改进，就证明了必然有平均产量的增加。然而这没有必然的道理，为什么平均产量的增加必须伴随着每单位播种量或每单位投入劳力产量的增加，而后两者是世界经济扩张时期的明显因素。

也许出产量的增加是通过农业工具机械化产生的？而似乎在犁上使用铁件（和给马上马蹄铁）有一些增加， ^[53] 在19世纪之前很难说有农业的重要机械化。 ^[54] 这种进步主要是通过使用种植秣草更集约地耕种土壤得到的。 ^[55] 有两个主要的方式，即轮种制［那时称为“诺福克”（Norfolk）方式］，和改种制（即牧场经营）。两种变化都不需要休耕，用块根作物（萝卜、马铃薯）清除野草，用牧草（苜蓿、红豆草、裸麦草）肥沃土壤。 ^[56] 由此形成的连续性收成使得牲畜在冬天有食物，并用粪肥作为土壤的附加肥料。

这哪一种方式都不是新的，但是18世纪晚期是使它们达到大规模推行的时期。无疑在英格兰这些方式造成了很大进步，有疑问的是这是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巴特（Slicher van Bath）谈到“从三步轮作制……向转换耕作的普遍程度”在西欧于1750年之后是对于较高的小麦价格的反应。 ^[57] 尽管如此，在使用秣草作物的非法的传布中，新的东西是它使这种增加耕作物产量的转变不像以前那样以牺牲牧场为代价。 ^[58]

甚至这种进步，如果从平均产出量分析也受到莫里诺（Morineau）的质疑。他认为产出量的重要增加只发生在19世纪中期。 ^[59] 他认为18世纪晚期的农业“进步”，只不过如从前那样服从于“贫穷的逻辑”。他认为作物革新趋向于和生活水准的危机性下降一致。这些衰落阶段伴随着食物短缺，而作物的革新“对维持他们有贡献。” ^[60] 而莫里诺的分析集中于法国的资料，他接受英国比法国有某些优势的论点。但他甚至怀疑英国在1835年之前“生产率有实质性的增长。”

西方经济的起飞不是植根于一场农业革命。这不就是说后一个概念，即使就英国的情况也不适用，这样一种睡梦中的前进，在第一场严霜中就会被吓醒吗？ ^[61]

甚至如果说耕作上的变化可以说没有造成平均产出量立刻戏剧性的增加，是不是土地上生产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工业化过程的本质因素，既因为它们造成了工业劳动可利用的人力（通过每个投入劳动力更高的产出率使得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成为可能，或通过更大的总产量使人口得以扩张），或是因为它们是最终导致每单位播种量更高产出量的技术革新的前提条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简而言之，圈地不就是这整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吗？

在圈地这个题目下要讨论的是三个分离的、并非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过程。一个是取消“敞田”（open fields），这种制度在收获和播种季节之间将耕作生产的个人单位转变为公共的放牧地。第二个是废除“公共权利”，即在庄园主收割过的土地上或“荒地”（即从耕作生产的观点而言的“荒地”）上平等使用敞田的权利。这两种变化减少或取消了有着较少或没有财产的人供养牲畜的能力。第三个变化是分散财产的集合，达到规模经济的必要性使结束敞田制和公共权利成为可能。

圈地也许使得混合耕作制更有利可图，既由于增加了单位的面积，也由于保护了那些种植秣草作物的人防备自由牧马者。 ^[62] 地主们的首要目标是“从圈地和集合而便进行的技术改进中得到地租的增加。” ^[63] 然而，事实上圈地是否达到了增加产量的目的是不那么明显的。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主张圈地是提高生产量的“最必需的手段”，然而也承认18世纪英国的证据充其量而言也是“间接而不足的”。 ^[64] 奥布莱恩（O’Brien）甚至更表示怀疑。“再不能那么轻易地推断”在1750年到1815年间的大规模圈地“对生产量实际上有任何重要的作用。” ^[65]

圈地当然在1750年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加速了它们的步伐和明显性的是不列颠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新作用。 ^[66] 这种政治的干预说明了这种“大规模”发展的原因。并且，若认为只有不列颠在进行圈地则是错误的。布洛赫（Bloch）的仔细分析显示出，在法国发生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大量圈地，并且也在1730年之后加速进行了。 ^[67] 事实上，布洛赫称之为“农业个人主义”的相对扩张在18世纪是全欧洲范围的现象。 ^[68] 如果这场运动的成功在大不列颠比在大陆上更大，这种不同是明显地在于在不列颠国家机器的力量为大地主们提供的武器在法国不那么有效，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或以后。 ^[69]

单纯的围圈（围栏）土地，对于既有的分散小块土地的历史遗产是不够的。如圈地那样，将地产集合，小农（无论土地所有者还是佃农）的持续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于18世纪在不列颠和法国都加速了。 ^[70] 不管土地的集合在事实上是否显著地增加了生产量，这也是一个假定而不是证明。 ^[71]

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的社会重组导致了土地上雇佣人力的消失，他们不断成为城市和工业可利用的人力。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农业革命据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例如多布（Dobb）认为，英格兰在18世纪晚期的圈地“将小屋农大军从公地边缘他们最后的微薄地产上……驱逐出去……这与工业扩张的新时期相一致。” ^[72] 这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一直是许多政治的目标，既由于这个过程有多大程度上是暴力和镇压性的问题， ^[73] 也由于驱逐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74] 这后一种论证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据说新的耕作制需要“较多而不是较少的劳动力。” ^[75] 另一方面，因为看来在农业中家庭数所占的百分比无疑是减少了，而在工业中的人数增加了， ^[76] 据认为是人口的增长解释了城市劳动人口增加的来源。 ^[77] 当然这两种论证——强迫驱逐和人口膨胀——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对这两个假说都与不列颠例外学说相冲突，却很少有人考察。如果是人口增长导致了城市劳动力的扩张，18世纪的大不列颠在这其中有什么特殊优势呢？而如果强迫驱逐解释了大不列颠，我们如何解释在大陆工业中没有劳力短缺的证据？ ^[78] 这正像法国人喜欢说的，两件事就是一件。既是由于在不列颠与在大陆上有着不同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就要用一个或一系列大不列颠特有的因素来解释，也是由于这个过程是更为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必须更密切地观察这结果是如何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这个论证向后推一步，论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同样的情况也是真实的。我们发现自己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面对两个问题：这种现象发生到什么程度；在它所及范围内，大不列颠又如何有所不同？

我们已经提到莫里诺对18世纪法国农业革命这个论题的尖锐质疑。柯立芝（Kerridge）对有关英国农业公认的认识进行了同样激烈的责难，他认为农业革命在那里发生要早得多，是在16和17世纪，并且“由于其确实相当低的比例，18和19世纪的农业进步相对于工业和交通革命而言，在重要性上相对地就落到次要的地位。” ^[79] 然而奇怪的是，明盖（Mingay）（他是柯立芝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他的反驳中，用将其包括在一场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进行的“一个在技术和制度上逐渐变化的长期接续过程”的农业革命中，作为其一个部分。 ^[80] 这个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将一场“革命”更局限于一定时间的论点。

多弗林（Dovring）对于将18世纪的西欧作为一个整体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也发现在农业上没有什么变化“有类似于工业革命的规模和速度之处。”但是，他对于为什么我们相信在不列颠有一样农业革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认为在那里确实发生的变化比起在欧洲大陆上的变化得到了“更好的宣扬”，“这再加上工业和农业革命诱人的类似之处，可能导致我们如同夸大其产生的独创性那样夸大了其深度。” ^[81]

若不列颠的人口和农业的独特性作为工业革命的解释也遭到怀疑的话，还有一种有某种分量的解释可以提出，即不列颠的文化，或是其中某些可以解释存在着更多的企业精神的因素。让我们不去用某种民族特性有哪些空泛领域的循环推理来论证，而依据其看来更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来考察。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家结构的存在源自历史和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冲击的结果。

如果可以被称之为正统的观点是这样，在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82] 或是更强调说，“没有任何帮助。” ^[83] 有一些人不那么绝对化，他们愿意承认政府在建立“市场环境”本身上的作用，即通过创造如政治稳定、行政统一、普通法，和对商务利益的同情态度等这类前提条件。例如萨普勒（Supple）总结说：“国家确实在工业革命的先驱阶段起到了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作用。”他又说：“然而事实仍然是这种作用是间接的。” ^[84]

如果更密切地考察不列颠国家在18世纪被认为的自由主义，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相比后，会得出两个论点；不列颠国家管制得较少；并且征税也较少。然而，议会在土地围圈方面的主要作用却很难用作国家不干预经济的例证。确实明显的是，在农业方面，不列颠国家擅长于调节社会生产关系。可以说这种调节的目标是除去习惯束缚的桎梏，但很清楚其中所包括的不单是对市场交易的法律许可的一种简单行为。在去除行会的市场束缚作用上也同样确是如此。这再一次显示国家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确实，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另一种普遍性学说，即“于1750年后在中央政府最强有力的地方，行会和公司是最软弱的。” ^[85] 然而这又是说，这是一种看来其目标在于使市场自由化的调节。

但是还有更直接的干预，在世界市场上要比在国内市场更甚。甚至在典型的较新较自由的工业中，如大不列颠的棉制品生产中，保护主义所起的作用也不小，芒图（Mantoux）对此问题的论断是十分肯定的。 ^[86] 此外，认为政府的调节作用只限于保护是错误的。因为当保护变得不那么需要时，在国内介入生产过程就变为一种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伯布纳（Berbner）甚至怀疑在不列颠是否有过真正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时候：“当国家在19世纪前半期对商业放手时，它同时将工业和其随之而来的东西抓在手中。” ^[87]

最后一点，在大不列颠，并非是国家没有作为工业企业的财政来源之一这种情况。无疑钱没有直接来自国家银行，正如普雷斯奈尔（Pressnell）指出的，“大量的国家货币使私人银行家的资金膨胀，并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帮助私人企业得到充分的滋养。”

如果不列颠国家不如人们通常相信的或认为的是一个不干涉典范，我们对不列颠有相对精简的官僚结构和因此较轻的税务负担，因而作为不列颠的优点，特别是又相对于法国而言的这种观点，又能说些什么呢？ ^[88] 这个曾被每本教科书视为神圣的真理，近来在海峡两边都处于猛烈攻击之下——在大不列颠有马赛厄斯（Mathias）和奥布莱恩（O’Brien），在法国有莫里诺（Morineau）。在两方面，对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的财政和预算资料进行仔细考察，导致他们推翻了传统的假说。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发现不列颠的税收负担在整个18世纪期间“比法国人上升得更为迅速”，虽然到1796年代“还不是那么显著”。但是在此之后，不列颠人的税收负担就远超了过去。

因此，在不列颠于1775年之后工业增长、城市化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增加……是在税收的实际负担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过程。这种负担的增长速度比在法国要快得多。 ^[89]

莫里诺的比较使用了与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所根据的有所不同的法国资料，将这种矛盾定位在比1790年更早期的时期。在对这两个国家在1725年到1790年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他发现不列颠的税收进款无论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都增加得更快，因此

联合王国的臣民比最信仰基督的国王（Most Christian King）的臣民从18世纪的最初25年起要付更多的税：17.6利弗图尔内（Livres Tournois），核算后相对于法国人交纳8.1利弗图尔内（比率为2.17∶1），到这个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前更变本加厉了；40利弗图尔内相对于法国人交纳17利弗图尔内（比率为2.7∶1）。 ^[90]

这种对已被认可的真理的戏剧性颠覆还不止于此。传统上人们认为不列颠的税收负担在18世纪不只是没有法国人那么重，而且更为公平。这种论点是法国财政中直接税的比重更大，而直接税向来就不那么公平，因为它较少以累进率计税。在法国的情况下特别被认为是如此，因为人头税（taille），对于贵族、教士甚至一些资产阶级都是免除的。但是正如莫里诺（Morineau）所指出的，人头税的财政作用不是其核心，确实它在18世纪减少了，在1788年只提供所有税收的15%。 ^[91] 而不列颠的间接税几乎不是累进的，它们主要落在“消费与需求者而不是储蓄和投资者身上。” ^[92]

从这里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莫里诺（Morineau）来说，就是在大不列颠和法国都不存在公平，而更重要的是，两种税收模式（对此他主要以历史可能性的方式来解释）有着“几乎相同的效率水准，在与征税财源的关系上只有细节上的不同（Mutatismulandis）。” ^[93]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愿意再进一步并“提出这种可能性”，即不论以直接税或间接税的方式，法国的税收“经考察可能判定”比起不列颠“不是更为落后的。” ^[94]

如果是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误解是由何而来呢？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回答是由于在大不列颠没有正式的免税权，这“较少引起愤慨，”而事实上直接税“当转变为地租的一个成分时‘隐形地’存在下来。” ^[95] 这是将这种误解作为历史性起源进行分析。但是可能它源于历史编纂学，特别若是我们注意到多弗林（Dovring）提请注意的在农业上的类似误解的话。

我们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因”这个问题上绕了很大的圈子，而没有论及这个待解释的术语。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这个难于对付的东西本身的性质。工业革命是什么？回答当然是，一系列发明导致了在棉纺织业中一种新工业的繁荣，首先是在英格兰。这种工业是以新的或经过改进的机器为基础，在工厂中组织起来的。同时或在此后不久，在制铁工业中有着类似的扩展和机械化。对于使这个过程的不同之处，据说是它“开创了一个累进的，自我维持的变化过程。” ^[96] 与这后一个概念有关的问题不只是难于运用，并且在确定时期上也是有争论的。例如，这本著作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这种累进的、自我维持的变化表现为不停地追求积累的形式，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16世纪发生以来的主导动力。我们已特地讨论了17世纪的长期停滞，这远离这种累进过程的一个中断，而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因而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可能归因于这些发明的社会重视。这个时代的发明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以前已长期存在的资本—劳动力比例。一些发明是节约劳动力的，但许多其他的发明是节约资本的。甚至在这个时期的最末尾出现的铁路，当资本密集时，对于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经济是节约资本的。因为改进的交通使工业家们可以减少存货，以“特殊的方式”降低他们的资本—产出比例。 ^[97] 这似乎就是迪恩（Deane）在她坚信1750～1850年这个时期在生产中有着“资本的扩散”而不是“资本的深入”时所表达的意义。 ^[98]

是什么使这种资本扩散，“在总产量中获利”成为可能呢？兰德斯（Landes）有一个答案：“投入的质量”，这就是“新技术的较高生产率和企业家与工人两者更优越的技艺和知识。” ^[99] 无疑这是真实的，但是在世界经济的一个扩张阶段其主导工业恰恰是高利润的工业，这总是真实的，因为较高的生产率转变为较低的费用，使得对“技艺和知识”一时的市场垄断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就成为是否有什么东西对有关这个时期而言是非常特殊的。

那时有没有一种科学和技术上的突破？科学史家很少相信这个特定时期是属于某种转折点。17世纪和20世纪比起1750～1850年这个时期似乎是这种评价的更佳候选者。此外，历史编纂学上对工业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相关作用的辩论，看来一直强有力地归于偏向技术这一方。 ^[100]

这时期必然有着技术上的突破。实际发明的目录是熟知的：从塔尔（Jethro Tull）发明于1731年的播种机到1786年的打谷机；从凯（Kay）发明于1733年的飞梭到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在1765年发明的珍妮（Jenny）纺纱机，阿克赖特（Arkwright）于1769年发明的水力装置，克朗普顿（Crompton）在1779年发明的纺织骡机，最后罗伯茨（Roberts）于1825年发明了完全自动的纺织骡机；从达比（Darby）于1709年发明焦炭熔炼生铁法到科特（Cort）于1775年发明精炼铁法；可能最重要的是瓦特（Watt）于1775年发明的蒸汽发动机。 ^[101] 这一系列发明为不列颠特殊论提供了理论的核心。这些机器是在英格兰而不是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发明的。 ^[102] 它们说明了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上不列颠为何在世界市场上获胜。

首先讲讲棉纺织业的故事。直至18世纪晚期，纺织业首先用的是羊毛，其次是亚麻。棉纺织业是机械化的，但是从总产量来看它们在总体上只占一个相当小的百分比。此外，一大部分供给欧洲市场的棉纺织品是在印度生产的。确实，这后一个事实为棉纺织业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大的刺激动力。“机器——只有它能够有效地与印度纺织工人竞争”，布罗代尔（Braudel）是这样说的。 ^[103] 对于新的棉纺织技术而言，首先是要节约劳动力。 ^[104]

因为是毛纺织业而不是棉纺织业是18世纪早期西欧的主要工业，并且因为18世纪在1770年代之前是毛纺织业一个重要的扩张时期， ^[105] 这就要问（经常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技术发明没有首先在毛纺织业中发生。

对于这个谜提供了各种解释。一个传统的解释是棉（相对于羊毛和亚麻）纺织业在脱离行会监督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106] 但是如兰德斯（Landes）所说：“这种论证经不起详细审查”， ^[107] 因为羊毛业在英格兰是自由的，而棉业也不是如此之新的行业。兰德斯（Landes）提供了两种其他的解释替代：棉业易于机械化， ^[108] 而棉货市场更具伸缩性。但是易于机械化的说法与技术一次突破性发展的理论的本质相抵触， ^[109] 并忽视了在18世纪早期在羊毛纺织技术上事实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并确实发生在法国这一事实。 ^[110]

市场弹性理论引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特别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英国新呢布业（羊毛）在16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的市场具有弹性。 ^[111] 市场弹性通常是指在更低价格上会有新主顾的潜在市场。但是如果这种概念扩展到以政治上消灭竞争者以获得新市场的能力，可以说棉纺织业在那时比毛纺织业更具有“弹性”，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不列颠还有所有西欧的生产者都是如此。因为在羊毛业中他们相互竞争，而几乎可以肯定发明能够并将会被迅速仿效。在棉业中，却是西欧（集合起来）与印度竞争， ^[112] 并最终在政治上能够保证这些发明不会扩散到那里。

发明的另一个大竞争场是制铁业。制铁业当然如纺织业一样是欧洲世界经济的传统工业之一。铁的主要应用到那时一直是铁器，包括用于家用和武器。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制铁业消费另外两个市场变得重要了：机械和交通。这三个市场每一个据说都依次在不列颠的经济扩张中起了一种作用。戴维斯（Davis）将北美洲殖民地在18世纪前75年对铁器增长与需求作为追求规模经济压力产生的原因，而规模经济一旦达到，就能降低成本并由此必然“进一步刺激需求。” ^[113] 贝尔洛克（Bairoch）认为使用铁制品的增长这种情况首先是在农业中，此后是在纺织机械中，它是进一步的需求。 ^[114] 当然，是1830年代的铁路提供了钢铁工业真正扩张的基础；使其轻度为19世纪世界经济的主导工业。铁路的发展必然与煤与铁矿开采的大规模扩张相联系，这使得对交通进行大笔资本投资成为值得， ^[115] 首先是运河， ^[116] 然后是铁路。

因此，煤作为能源生产的基本燃料的兴起是与钢铁工业的扩张和它的技术进步交织在一起的。煤也完全不是新东西，然而是在18世纪它成为作为燃料的树木的主要替代品。原因很简单，欧洲的森林一直由于前几个世纪的工业生产（和家庭取暖）而不断地耗尽，到1750年，缺乏树木已经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瓶颈。” ^[117] 英格兰的木材长期缺乏一直很严重，在16世纪就已经鼓励用煤，同样也长期关心煤业， ^[118] 因为需要一种新技术将高成本工业变为低成本工业。对煤“有效率的”利用和用蒸汽发动机转化能量就是这种解决办法。 ^[119]

兰德斯（Landes）十分正确地说，“使用（煤和蒸汽）还是一种可替代的能源，是一种成本和便利上的考虑。” ^[120] 在寻找尽管达比（Darby）在1709年发明了焦炭熔炼的方法，却为什么在英格兰有半个世纪没有被其他人采用的解释时，海德（Hyde）所提出的解释是纯粹和简单地由于“成本”。 ^[121] 这对于为什么煤业技术于18世纪没有在法国得到类似的发展这个问题提供了某些线索。兰德斯（Landes）似乎认为不列颠的选择是“一种较深刻的理性的表征”而法国“执迷不悟地排斥煤——甚至当有力的金钱刺激去转用较便宜的燃料时也是如此。” ^[122] 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却认为这是一个对“较昂贵的加工方式生产较差的铁”的“适当反应”，只要法国人没有遭遇到不列颠面临的严重树木短缺，这种转用就没有什么合理性。 ^[123]

在这幅两项大工业扩张——棉业和铁业——的图景中，一个从属但却重要的争辩是这两项之中哪一项是“关键性”的。在这两项工业和我们的技术之间在结构上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在棉纺织业中的发明在性质上是机械方面的，实质上是节约劳力的。在制铁业中的发明大部分是化学方面的，它们改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没有马上减少劳动力的使用。 ^[124] 纺织业技术的变化导致外包加工制的结束和工厂生产的使用，但是工厂从16世纪以来一直是制铁工业的生产方式。 ^[125]

这些不同与我们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革命性”有关系。不列颠棉纺织工业的兴起主要包括两项变化。首先，它意味着在当时世界的首要工业中劳动组织（生产关系）的一个主要改变。其次，它从整体上明显地与世界市场的结构相关联。原材料完全是进口的，而产品“绝大多数销售到海外”。正因如此，控制世界市场是关键性的，霍布斯鲍姆（Hobsbawm）得出结构说只有供一个“先驱国家工业化”的空间，这就是大不列颠。 ^[126] 棉纺织业正好是关键的，因为它们重组了这个世界经济。然而，利利（Lilley）对赋予棉纺织业的这种重要性表示怀疑。他从预测的角度论证说；人们可以“想象”没有棉纺织业的持续发展，但是“没有钢铁业的扩张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127] 这场辩论表现了一直使用的工业革命的概念在方式上的易变性（或模糊性）。

一个关键的例子是这个老生常谈的理论，即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革命性的，在于它标志着在工业中创造了以工厂作为劳动组织的体制。但是在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一直有工厂（从将由一位雇主付酬的许多工人的人身集中于一个场所的意义上）。 ^[128] 在另一方面，在当时使用工厂制度的程度很容易被夸大，甚至在不列颠。 ^[129]

当然，在纺织业中有着生产地点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让我们回忆一下，这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16世纪，只是在17世纪又转变回去。）那时在人力配置上是否有真正的转变就更可怀疑了。虽然以前乡村工人将他的部分时间用于农业，部分用于纺织生产，现在则更大程度的专业化了。但是由不列颠工人贡献给农业和工业的这个“全球时代”，可能最初大致还保留原状。 ^[130] 因为还有，这些早期工厂“不一定有高得多的效率，” ^[131] 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这种转变还是发生了，特别因为企业家丧失了外加工制的大优点，即事实上这些工人不只是“便宜”，并且还是“可以任意处置的”， ^[132] 兰德斯（Landes）本人给了我们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在一个“长期扩张市场”的时代，企业家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省掉他的工人而是扩大他的生产量，至少是大规模地生产，并阻止“工人侵吞物品的倾向。”特别是因为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偷窃所得的好处更大。” ^[133]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有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心论断；这只存在于大不列颠，而不存在于法国（或其他地方）。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被世界学术界广泛接受为一个基本的公认真理。芒图（Paul Mantoux）对不列颠的工业革命发表了一部挽歌，而塞伊（Henri Sée）写道，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末期，在法国的“机械设备”是“零星的”并“处于初始阶段”，“只在一少部分工业中……（开始）转用”， ^[134] 这都是与大不列颠比较而言的。

不列颠较高的经济增长在传统上一直不是要证明而是供解释的论题。肯普（Kemp）的解释说法是原型性质的。在一个广阔的阵线上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视一种（不列颠人所有的）才能而定”，而法国人甚至在19世纪继续遭受“历史遗留”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对他们的“盘踞”。 ^[135] 然而近来，许多学者开始对不列颠优越性这个公认的真理表示怀疑。他们以提出另一种真理开始：“法国在17和18世纪是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 ^[136] 此外，还论证说在法国工业产品超过农业产品要早于大不列颠。 ^[137] 如果人们能够使用如“起飞”这样的概念，这种理论继续论证说，它在法国发生于“接近18世纪中叶”或“最晚在约1799年”，但是更可能在较早的时期。 ^[138] 这个论证的整个途径为大量资料的积累所支持，它们直接与所辩论的这个关键时期有关。 ^[139] 从这些资料中奥布莱恩（O’Brien）和凯德尔（Keyder）道出放弃法国“相对落后”这整个概念的看法，并得出结论说不如认为“在法国工业化发生在一个不同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传统中。” ^[140]

有两条路径可以挑战在大不列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一条途径正如我们刚看到的，认为在那时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区别是小的，或者说至少小于需要运用这个概念的程度。但是第二条途径就引出了到底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有的看法认为在较早时就有工业革命——在13世纪 ^[141] 或在16世纪。 ^[142] 还有相反的看法认为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出现得较晚，在19世纪中期，或甚至在20世纪。 ^[143] 这些看法中最极端的是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1550～1750年这个时期和1850年之后，但正好不是在1750～1850年这个时期。 ^[144]

这种有较早和较晚的工业革命的看法很容易混合为有一场更长的工业革命的看法。在1929年，比尔斯（Beals）在考察了这些文献后，就已经认为这种向后和向前的扩展已经消除了赋予这场工业革命的“剧变性特点”。 ^[145] 希顿（Heaton）合乎逻辑的苛刻评论看来是中肯的：“一个持续了150年的革命，还要有至少150年的准备时间，看来最好是需要一个新的标签。” ^[146]

“原工业化”这个概念作为对希顿（Heaton）指责的一种过迟的回答，几乎完全是为此而设的。为“在正式的现代工业化之前和作准备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市场导向，以乡村工业为主”的阶段——创造一个新名词，门德尔斯（Mandals）以此保持一个界定更狭窄和限定时代的工业革命的特殊性，而同时又接受对这个过程渐进性的强调。 ^[147] 他甚至能够证明使用这个概念通过将其简化为语义学上的争吵，能够解决不列颠工业优于法国的辩论。 ^[148] 因此他不能够回答加登（Garden）的质问：“变化的活力是工业部门力量的一种影响呢，还是由于在18世纪它结构上的脆弱？” ^[149]

对这种渐进主义的理论还有其他方式的反应。一种是兰德斯（Landes）提出的，他说这是肤浅描述和老术语的一种人工产物。 ^[150] 第二种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提出的，他在较长的，更为渐进的过程中挑出来一个“胜利”时期。 ^[151] 第三种是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的，他说在这里革命和进化理论都是正确的，（如同通常那样），因为它只是一种微观对应宏观角度看法的问题。 ^[152]

还有一种看法是追问，所有这些是否可以总结出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启发性价值应提出怀疑。内夫（Nef）采取了一种强烈否定的立场：

在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概念造成更大的误导，它将我们现代文明的所有重要问题以及在1760年到1832年间在英格兰发生的代表的经济变化联系起来。很少有这样一个概念建立在如此不安全的基础上，它发现误解现代工业化世界的关键是在英国经济史的那72年中。 ^[153]

我同意内夫（Nef）的观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和它几乎不可避免的相关物，大不列颠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完全的误导。不用考虑那些修补工作——如在时间上扩展它，使它成为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将缓慢的量的积累和质的突破区分开来等——会拯救它。因为它开始于这个前提，即在我们需要为一个星座在一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中的关系定位时，它在解释不列颠的“优越性”时是将一个星座的特性作为绝对性的。是世界经济使时代得到发展，而不是它其中的一个从属单位。

问题不是为什么大不列颠领先于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对于其程度，要看人们对“领先”的估量），而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以在这个时代（这里我们讲的是1730～1840年这个时期）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那样的方式发展，还有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造成了最大利润的经济活动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在特定的国家疆界之内（和为什么更多的资本积累在那里），而不是在其他的国家疆界内。

布里阿瓦尼（Briavoinne）在1839年比我们现在所论的更为简捷地提到在进行的是什么：

劳动领域变得更大了，生产手段（exécution）在这个多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中天天有所增加。人口因死亡率的减少而持续增加。在地下的财富被开采得更多且更加丰富，人们生产得更多也消费得更多，并变得更富有。所有这些变化构成了工业革命。 ^[154]

如果你要问布里阿瓦尼用什么说明这个革命，他用三个关键发明来解释它：火药武器、罗盘和印刷机。 ^[155] 我们于是在时间上被引回到前一个时代，正是几世纪前创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可列入在时间范围上大致相同的一个事件时期。这一点经常被提到，而“革命时代”这种表达方式有时被用来称呼这个时期。时间上的联系在事实上为概念上的联系所加强，这一点不常被讨论到。确实，许多专家将“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看作是由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变化与迅速的工业变化间“一种很自然的联系” ^[156] 产生的。但是反过来也是真实的。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是由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得出来和构成的。

法国大革命是这个现代世界所有政治激情的体现，可能甚至比它唯一真正可匹敌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俄国革命更彻底。这也许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论题，有关它占了如此之多的历史论著，以致到了有人可以作历史编纂学的时候了。我们将在此集中讨论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整个辩论中心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157]

索布尔成为法国大革命社会诠释的主要发言人，他为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释者饶勒斯（Jaurès）的主张辩护，他认为饶勒斯是这个学派的奠基者，“大革命只不过是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演变使资产阶级成为权力和经济的女主人而出现的后果。”索布尔说，在饶勒斯之后有马迪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此后有索布尔和吕德（Rudé）。

至此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通过一个长达一世纪的进展一点一点完善起来。由于它不断地借助于渊博的研究……批判的精神，它对理论上思考的探求，它对大革命的全球性视野，它独有的价值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性。

这种大革命的全球性视野本身就是现代史全球性视野的一部分，在其中

法国大革命只是历史总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在尼德兰、英格兰和美利坚革命之后，有助于带给资产阶级（或与之结合者）权力，并带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解放。 ^[158]

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在根基里隐藏着对历史的一种辉格派（Whig）解释，同样的诠释产生了在英格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这可以在勒费弗尔（Lefebvre）在他写给1789年150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对他思想的综述中看到：

《人权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仍然是……整个革命的体现……美国和法国，如在它们之前的英国那样，以类似的方式对思想的趋势做出贡献。它们的成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并构成了一种共同意识形态，西方文明的进化由此获得新生。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我们西方由基督教所塑造，但也是古代（Antiquity）思想的后裔的意识形态，它集中了它的力量，克服了成千的障碍，以实现人类个人的解放。 ^[159]

因此如果我们以某些更详细的内容说明这种社会诠释的理论，可能是最有用处的。 ^[160] 从这个角度有三个基本的主张。这个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秩序和控制它的贵族阶层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向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那些人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秩序转变的关键阶段。资产阶级能够在这个革命中取得成功，只是因求助于民众阶级的支持，然而民众阶级往好处说只是其次要的受惠者，往坏处说则是其牺牲品。此外，这种理论认为这三个论点不只总结了（法国的）历史现实，而且它们也是有关这个始于1789年，终于1799年的特有事件时期的论述。 ^[161] 这个事件时期是“革命性的”，是在于它以一种突然的，本质上的社会转变为特征，而并非社会发展中长期前进系列中的一个片断而已。

我们被告知，“在18世纪末”，“法国社会的结构仍然本质上是贵族性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在革命中做到了“摧毁领主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特权秩序。” ^[162] 索布尔（Soboul）对法国社会的评估奇怪地与兰德斯（Landes）的接近。尽管他们都认为不列颠和法国之间的不同在18世纪继续存在，而兰德斯则认为这继续到19世纪（可能甚至到20世纪前半期）：

这些势力（贵族的傲慢自大，资产阶级的渴望，文学和艺术意见的压力）的影响（在法国）形成的普遍氛围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反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用的中世纪概念，它属于一个静止的而不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概念从来没有丧失其生命力。 ^[163]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个不只是“封建的”而且是据说正经历一场“贵族的反动”的法国，资产阶级发现其自身处于深深的挫折之中，特别是在投资于制造业的情况中，因为那些“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自由：拥有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买卖的自由”强加的限制。几乎不用说，这些自由被认为对英国人而言是可以广泛利用的，他们利用这些自由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于是这个阶段就被认为可以定位作资产阶级自身“革命阶段的入口。” ^[164]

法国资产阶级有幸在1789年推动了它，采取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两条可能道路中）马克思（Marx）所认为的“真正革命化道路” ^[165] 的那一条。如果人们问为什么资产阶级采取这条道路，索布尔（Soboul）会将其归因于“贵族阶层的顽固”（它拒绝做出让步）和“农民群众的残忍”（1789～1793年反封建的农民起义（Jacqueries）），但决非因为资产阶级“不打算毁灭贵族阶层。” ^[166] 索布尔（Soboul）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同样是这些原因，为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同样的“真正革命化道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否那些采取另一条道路，即“普鲁士（Prussian）道路”的国家，就得归类为较不顽固的贵族阶层或较不残忍的农民们。

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个解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索布尔十分传统地认为英国革命比起法国革命“还不那么激进”，法国革命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富戏剧性的”，它确实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 ^[167] 这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说的“巨大的矛盾”，即“在纸面上”（也就是根据这个解释模式），法国“理想地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应该跑在它的竞争者前头。而事实上，它的经济发展却“慢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不列颠差距最大。霍布斯鲍姆有一个解释：“法国大革命……借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之手夺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借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之手给予的。” ^[168] 然而，如果雅各宾（Jacobins）党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par excellence）代表，用他们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小农和中农土地所有者、小手工艺人和店主的牢固（经济上倒退的）堡垒”，它“将（农业和小企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减慢为一种爬行，” ^[169] 人们就要问，在什么意义上这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如果说是资产阶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场革命呢？ ^[170]

于是我们就触及到这个问题最微妙的部分，民众力量的作用究竟如何。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警句“贵族开始了这场革命；平民完成了它，” ^[171] 现在被承认为真理。那么资产阶级是从哪里参与进来的呢？也许两者的混合；于1789年在民众力量（促进）的支持下从贵族阶层那里夺来了领导权， ^[172] 但又通过热月政变（Thermidor），击败共和国三年（YearIII）的民众起义，镇压平等派密谋（Conspiracy of the Equals），并最后［可能也是通过雾月18日的政变（18th Brumaire）］阻止了民众的力量。 ^[173]

这幅阶级力量的图画是资产阶级到处进行政治控制的图画。吉伦特派（Girondins）、雅各宾派（Jacobins）、“丹东派”（Dantonists）或“宽容派”（Indulgents）、罗伯斯庇尔派（Robespierrists）、埃贝尔派（Hèbertistes）、无套裤党（sansculottes）都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无套裤汉这种情况，则是小资产阶级店主和手工艺人领导的力量联盟）。这些政治派别表现了革命好斗精神增长的程度，并在一定有限的程度上降低了资产阶级的身份。 ^[174]

起到了如此积极作用的群众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确实是这样的；这不只是对于无套裤汉是真实的，甚至对于农民阶层，在人们认为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范畴之内，如较富裕的农民领导下也是如此。 ^[175] 在一方面，这些小生产者（城市的和乡村的）据说是革命的先锋并且是“不妥协地反封建的，” ^[176] （我推想就是说不像其他资产阶级分子那样倾向于妥协）。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群体做出了让步，而这种让步证明是如此持久，可以用来解释霍布斯鲍姆的矛盾：19世纪法国工业发展的缓慢步伐和由此而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全球的失败。

这个经典模式使许多人不安，部分是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和用法，部分是因为在其直率论述的外表后面缺乏理论上的严密性，部分是因为它被认为与某些经验上的事实不符合。无论如何，从1950年代以来，它在所有方面遭受了大量的攻击：来自大西洋（Atlantic）理论的提出者［戈德肖（Godechot）、帕尔默（Palmer）］，来自对归功于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者［科班（Cobban）、孚雷（Furet）］，还有来自那些一直对18世纪法国的传统描述，特别是贵族阶层在经济功能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的人们。

大西洋理论的要点是，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大革命运动。”这个更大的整体，包括引人注目的美国革命，但还有各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海地（Haiti）革命，还有18世纪晚期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与这些其他革命“具有相同性质”，只是“无比地更为激烈。” ^[177] 从做出了这个断言来看，大西洋理论的主张者不像有时想的那样是对传统解释做出了太大的修正。 ^[178] 西方的这个独特革命被大西洋派（Atlanticist）定义为一场“自由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 ^[179] 一场“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主派”与“贵族派”进行斗争。 ^[180] 此外，大西洋派将雅各宾（Jacobin）阶段传统式地解释为“使革命革命化”， ^[181] 然而这是一场“在最开始就是激进”的革命。 ^[182] 雅各宾激进主义至少部分被解释为“阶级斗争”。 ^[183]

若是大西洋理论利用了社会解释的关键前提——即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统治的革命，而这是一种必须的转变模式，雅各宾派（Jacobins）体现了它最激进的形式——为什么索布尔对其进行激烈的诅咒，并指责它“掏空了（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特有内容，” ^[184] 特别是既然大西洋学派为大革命提供了一幅赞同性的图景呢？回答似乎是很明显的：大西洋派的解释“断绝”了法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将一个视为自然的，另一个视为反动的（趋于“落后”），一个是18世纪“西方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另一个是20世纪“非西方革命”的一部分。 ^[185] 因此，大西洋学派的结果是更为含蓄地重新解释了俄国革命而不是法国革命。

这种对俄国革命的关心，当然与对那些接受“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人心目中所想的相差不远。但是这些人进一步找到要害之处。据说“一切都源自科班（Cobban），” ^[186] 而更有理由认为它源自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基本观念，即“革命的作用不是推翻而是加速。” ^[187] 这其中关键的做法是坚持考察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时期本身之外的更长时段，向后和向前扩展到16至19世纪，包含着由于资本主义的“多重长期”发展造成的“缓慢但却是革命性的变化。 ^[188] 孚雷（Furet）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根据坚持社会解释者的前提依据，他们应当欢迎而不是抵制这种从时间角度上的重新定位。”如果谁坚持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概念化方式，谁就必须以比法国大革命本身那些年代无限大的一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 ^[189]

反对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人们中心理论是，到18世纪法国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不再是一个封建国家。科班引用了那时的一篇法律论文，认为领主权只是“财产的一种奇怪形式。”它接着认为力求增加领主税构成了封建的或贵族的“反动”最大部分，“其商业性远远大于封建性”。 ^[190]

这个论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主张许多领主，甚至大部分领主，在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是资产阶级的，而要“几乎可以扩展专用术语”将贵族定义为“成功的资产者。” ^[191] 他反对将外省法国贵族描绘为“懒惰的、消极的、贫穷的和虚假的”传统图画，而认为更应当被看作多数通常是“积极的、机敏的和富足的土地所有者，” ^[192] 他们在农业中的改进作用一直“太经常被忽视”，相比较而言英国贵族的作用“有时被夸大了”。 ^[193] 因而有着“是资本家的贵族”，这些人可以在贵族的“最高阶层”中找到。 ^[194]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领主的资本负债表，就会看到封建税相对于资本主义利润，在总收入中“严格地说（strictó sense）通常（只）占一小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 ^[195] 这确实正如布洛赫（Bloch）很早所论证的，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展在经济上使“封建”特权重新得到确认：

在一个越来越多地被以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统治的世界中，最初与一些小的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头目相配的特权，一点一点地多了以前预想不到的价值。 ^[196]

贵族的这种资本主义活动也不局限于农业。古伯特（Goubert）认为贵族中“很大一个比例”在18世纪对制造业有很大的兴趣。于是“很早他们自己就从事未来会发展的经济活动，并准备了它的‘起飞’。” ^[197]

这个理论的第二部分是坚持认为“贵族的反动”是贴错了标签。观察家们称之为“反动”的首先反映了“出租人（bailleurs）相对于承租人（preneurs）”市场地位的改进。 ^[198] 还有，这不是落后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测量和制图方法的改进使领主们能够从“一种管理技术的某种完善中” ^[199] 获益。远不是一种贵族的“封闭性”，问题是在于它“对于这个等级的凝聚力而言开放得太大了，（然而）对于这个世纪的繁荣而言却太狭窄了。” ^[200] 并且这还不是一个法国资产阶级遭受大挫折的时期，18世纪法国历史的适当题目是“第三等级的兴起。” ^[201]

人们可以听到社会解释的辩护者的回答。这些在“旧政体”（Ancient Régime）中“兴起”的资产阶级人物寻求尽可能迅速地将他们自己“贵族化”，他们的理想是过贵族式的生活（Vivre noblement）。只是在1789年之后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才出现，即准备以再投资维持资产阶级生活的人。［人们几乎要被诱导去重弹老调，即被一种新教（Protestant）伦理所感召的人］。

对于这种反驳有着三种回答。首先，贵族式生活（Vivren oblement）并不是必然与继续进行利润导向的商业活动不能共存。 ^[202] 第二，其暗示的比较群体——不列颠的资产阶级（甚至不列颠的工业家们），同样也有贵族式生活的理想。 ^[203] 第三，这种模式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并没有改变。 ^[204]

如果确实是“在那时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不可能辨别出一条根本的分界线，” ^[205] 那么用什么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毕竟在1789年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这种理论至此去除了以阶级敌对作为解释，因为社会各类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被认为一直是高度一致的。 ^[206] 托克维尔也以政治权利上并无不同作为解释——“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而在特权上的区别——“［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的资产阶级中（也）是巨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只剩下的区别是过着“分别的（社会）生活。” ^[207] 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却得出结论，大革命是旧制度各个特有方面的“自然，确实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此不可避免而又如此全然不可预料。”大革命是通过18世纪法国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激情”并到一起发生的，即“对不平等不可抑制的仇恨”和“作为自由人生活的渴望”。 ^[208]

在法国近来的托克维尔党人（Tocguevillians）继续坚持这种解释模式，将个别事物 ^[209] 的一种模糊混杂和对价值变化的强调结合起来。 ^[210] 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作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大革命不再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它现在成为一个“偶然事件”，是三个革命［即国民公会（Assembly）的、巴黎与城镇的、农村的］相重叠在同一时期的巧合结果；是“民众的干预改变了这场革命的节奏。” ^[211] 这种在强调重点方面的转变在分析上是重要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托克维尔所寻求的是说服保守力量接受大革命，他说在实际上不像他们想得那么坏，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寻求说服自由知识分子们，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中都不是优点［要（Si）吉伦特派（Girondins），不要（no）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正如孚雷（Furet）自己所说的：“将近200年来，大革命的历史从来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叙述，因而就有了大致同一性质的论述。” ^[212]

由于否认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孚雷（Furet）和李希特（Richet）希望改用一场“自由革命”来为之定性。他们说这是一场早于1789年开始的革命。他们十分清楚，对他们而言什么是有关法国革命最重大的知识问题。

让我们斗胆问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结果使得这场自由革命在短时期内失败，这场革命在18世纪发动（enfantée），最终却要在几十年之后由法国资产阶级来完成吗？ ^[213]

1792年8月10日对他们而言是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开始大“偏离”（dérapage） ^[214] 的日子，在“恐怖时期”（Terror）达到了其极点，这是在跨越了1750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巨大推进力量”中“短暂的插曲和逆流”。

似乎是群众的爱国热情毁灭了自由主义。 ^[215] 孚雷（Furet）和李希特（Richet）指责索布尔（Soboul）将共和国二年（Year II）分析为1871年或1917年的“天使报喜节”。 ^[216] 但是他们的分析不同样是20世纪历史的某种解释吗？无论如何，从他们对这个时期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言完全是索布尔式（Soboulian）的——即在共和国二年之后，资产阶级重新发现了它的真实目标，“经济上的自由，财产上的个人主义，有限制的选举权。” ^[217] 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对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批判就失去了某些力量。确实，孚雷的“自由”革命所定的时期比起索布尔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些不同，也更长一些。它比较不具有政治性，也许有更多的“文化性”。并且这两种分析在有关共和国二年的解释上有着深刻的分歧。这再次隐含着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修正派和社会解释派对这个历史转折点对法国意味着什么，比起所有那些鼓吹者要人们相信的而言，不是那么完全对立的。

由于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到许多尝试企图找出调和这两种分析的模式。这些尝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寻求将看来正确的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而不去结合从这种批判会得出的政治含义。

罗宾接受了孚雷的批判，即如果要分析生产方式的一种改变，就必须作有关一个长时期的分析。一场社会革命不能够转变“生产力发展的节奏，它只能促使这样一场转变成为可能。”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力的容纳前提条件从形式上转变为真实的成为可能，而这种工业革命“明显地是在社会革命之后。” ^[218]

此外，确实在18世纪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作用上的区别已变得相对小了。两者都是“混合的阶级”， ^[219] 而大多数领主正在将他们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地主。一旦人们确信法国走的既不是英国道路也不是“普鲁士道路”，而是代表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而法国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典型阶段中在法国大革命的之前和之后持续了几个世纪， ^[220] 这在调和长时期的视角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上就不再困难了。 ^[221]

还有调和这两者的第二种模式。扎波里（Zapperi）认为，将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和贵族之间的争端说成只是竞争的精英之间的一场争端是正确的。但这两者对扎波里而言都是前资本主义的精英。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法国仍然处于它历史上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将一个城市商人阶层与土地贵族的“粗鄙争论”看作一场阶级斗争需要一种“想象力的烈性药剂”。资产阶级不配拥有归功于他们的“革命道路”的优点，他们是用扩展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作用”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将法国大革命定性为社会革命为的是表现所类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性，因为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创造出那么一种形势，使工人阶级完全可以脱离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生活。索布尔派（Soboulian）的说明（Scenario）对于扎波里（Zapperi）而言也成了一个神话，不过人们更多地是被西哀耶斯教士（Abbé Siéyés）而不是马克思耍弄了，虽然马克思上了“商人偏见”的当。 ^[222]

还有第三种观点，既接受了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批判，又不必赞同自由主义。它将资产阶级受到其他群体支持的基础去掉，即不认为其他群体的行动与其有因果逻辑上的关系，因而可以说是确定了这个事件时期的真正历史意义。盖兰（Guérin）在1946年就已经相当有力地提出了这种主张。法国大革命有一种“双重的特征”，它既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又是“一场内部结构的持久革命”，它“孕育了一场萌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 ^[223]

盖兰使得索布尔和孚雷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们都不同意对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作用的这种理解，这隐含着对20世纪历史的见解。对索布尔而言，盖兰错误地将无产阶级的先锋当作大部分是“保卫他们在传统经济中地位的后卫。”此外索布尔说，无套裤汉与资产阶级“在重大的事件上，如对贵族的仇恨，和取得胜利的意愿上”联合了起来。 ^[224]

对于孚雷和李希特（Richet）而言，无套裤汉也大部分是沉溺于“卢梭派”（Rousseauian）的追忆中的后卫力量，在寻求一个过去黄金时代的后卫力量，在寻求一个过去黄金时代的“反动”乌托邦（Utopias）。如果说在共和国二年，无套裤汉与政府争吵起来，这是他们的核心分子的做法，“一种下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从货摊和商店中冒起出来的，”他们嫉妒那些在大革命中得到职位的人。这还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管是萌芽的还是其他，它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一件互相竞争的队伍之间的敌对事件。” ^[225]

现在很清楚，盖兰是如何用与罗宾（Robin）和扎波里（Zapperi）的论述相反的方式的批判，来回避索布尔—孚雷的争吵的。后者同意孚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如索布尔所想的那样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因为充分的社会革命或者是完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然而盖兰同意索布尔认为共和国二年不是“侧滑”（dérapage）的看法，因为雅各宾派（Jacobins）与吉伦特派（Girondins）没有真正的分歧。然而这不是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高点，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对群众进行政治欺骗的最高点。 ^[226]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可能体现了“侧滑”，但对盖兰来说他也不是英雄。无套裤汉和巴贝夫派（Babouvism）在他的论述中甚至比起索布尔，还有科布（Cobb）和吕德（Rudé）的论述来更是中心议题。 ^[227]

盖兰（Guérin）的立场强调了萌芽中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并就此贬低了将法国大革命能够定义为主要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的程度。以类似的方式，其他人强调农民阶层的作用，农民不只是在一场与资产阶级革命并行的附加革命中的一组演员，而是给法国大革命留下最强的印记的人们，使它可以被定义为“现代第一场成功的农民革命。” ^[228] 并论证说农民是唯一一个其所得没有被1815年的复辟夺走的群体。

这种强调一直被用来批判索布尔 ^[229] 和批判孚雷。 ^[230]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观点从某个角度看到的结果，是将法国大革命看作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拉杜里（Le Roy Ladurie）问道，是否将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最后年代中被称为“革命的反领主主义”当作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反动”更好些，若事实是它反对的是圈地者、灌溉者、现代化者这些农民反抗的人，而在缺少进行这种改进的地主的地方，像是在布列塔尼（Brittany），在没有资本主义“深入渗透”的地方，农民们是消极的。 ^[231] 以类似的方式，胡内克（Hunecke）小心翼翼地在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兴起和面包价格控制的结束中找到了“群众的革命心态”的解释，它采取了反对自由贸易和市场法则的“防卫性反弹”的形式。 ^[232]

领主——农民间斗争的中心［以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传统而论］地位最后使得斯考波尔（Skocpol）也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它不能与英国革命作比较。它不如说是“旧政体国家结构中集中的矛盾”的表现。它“比起是（无论如何）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言”更多地或更加是一场“官僚的群众组合和国家强力推进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适合作比较的是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但是它因而就不是一场自由革命的一部分，因为法国大革命中农民起义的政治结果是一个“更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自由——议会制的政权。” ^[233]

那么与这整个理论有关的是什么呢？很明显，法国大革命的确发生了，并且对法国和全世界以种种不同的和持续性后果的方式作为一个纪念碑式的“事件”。它也无疑以索雷尔（Sorelian）的观念来说是一个“神话”，到今天它仍保留着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法国抓住这个神话来利用它作为驱动力。

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1897年说：“革命是一个政治集团。”对于科班（Cobban）而言，这是在所有法国大革命特有的神话之后的“真正的论证”，就是总有一些事、一件事，是“你能够赞成或是反对的。” ^[234] 勒费弗尔（Lefebvre）十分正确地反驳说：

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的召集是一个“好消息”，它宣告了新社会的诞生，遵循正义以使生活更美好；在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鼓舞了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它已生存在我们的传统中，并如一在1789年和1793年那样，它是革命性的。 ^[235]

正是因为这个神话是如此强有力，科班不是以19世纪反对者那种方式指责大革命是一种罪恶，而是寻求借由攻击它的可信度来贬低这个神话，甚至像维多托（Vidotto）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典模式的捍卫者也承认曾经被相当的“说服”过。然而正如维多托（Vidotto）所说的，像一些这个概念的捍卫者所作的，用扩大定义来回答这些批判，会导致“术语上的模糊”并使得这整个解释不可理解。因此他发现经典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对那些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运行的人们而言是“一项不能抛弃的遗产，并且不只是对他们如此。” ^[236]

但是对那些希望欢呼这个“好消息”的人，这是不可抛弃的遗产吗？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是服务于对20世纪的评价的。但是，也许我们对20世纪的某些困惑不正是由于我们所对18世纪的错误解释吗？如果是这样，使模式永恒化是因为它们代表一个“不能抛弃的遗产”，是在维护一种曾经（但可能不再是如此）对集体凝聚力有用处的感情形式的利益方面，保护着战略上的错误。我不相信我们企图保留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想象。但是我也不相信我们企图创造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自由革命是为了将俄国革命玷污为一场极权主义革命。没有一种分类法——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或是自由的——能将事实上发生了什么陈述得很好。

孚雷说：“大革命体现了这个政治幻象，它将客观现实（lesubi）转化为主观意识（enconscient）。”他提醒我们马克思认为热月政变（Thermidor）表现了“现实社会的复仇。” ^[237] 他由此得出了反意志论的结论。但是由于坚持要在长时期的社会变化（及资产阶级其真正概念的质变），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决裂这两个脉络中再分析法国大革命，他比他所相信的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我有时试图将孚雷归类为一个隐秘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而由于索布尔对共和二年的赞美，和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这些概念具体化为社会类别，我将他看作是保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双重代理人。由于以类别本身的流动性为根据而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经典解释的“修正派们”使得考察阶级分化过程在实际上如何运行成为可能——借由长期的、曲折的、持久的重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它的作用，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战鼓敲响了！）

马克思犯了一个主要的错误。他有些太过于斯密派（Smithian）（竞争是资本主义的规范，垄断是一种变态），又有一些过于熊彼得式（Schumpeterian）了（企业家是进步的支持者）。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持有这些偏见，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又演变了。然而，一旦人们将这些假设倒转过来，就会运用一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框架进行分析，力求使人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历史做出与马克思本人所得出的一般而言是非常不同的理解。

但确实我听到了开放，法国大革命讲的是反封建的语言。农奴制最终被取消了；行会最终被禁止了；贵族和教士最终不再是特权阶层。是的，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是真实的。确实是这种情况，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在一个“等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甚至上层资产阶级（Hant-bourgeois）中最富有的人，只要他们没有被封为贵族，就会遭受社会的鄙视和物质上的歧视。只购买贵族地位是不够的。在1781年，塞居尔法令（Loi Ségur）使得要成为一个军队军官必须是第四代的贵族。不管是否这只是佩剑贵族一种过时的势力派头，不久就被取消或忽视了，我们尚无从知道。尽管如此，它使第三等级的上层和新近受封为穿袍贵族的人同样强烈地被触怒。

于是法国大革命到来了。在一些年中，在街道上人们确实被拉住并被批判性地问道：“你是属于第三等级的吗？”回答最好说是的。跟着这个困难时刻的是热月（Thermidor）、拿破仑（Napoleon）和复辟，事情又回到某种正常状态。上层资产阶级（Hant-bourgeois）再次寻求得到贵族头衔，至少一直到1870年是这样。在这之后，他们继续寻求正式社会阶层的标志，正如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出现以来成功的资产阶级所作的那样。

那么，如果反封建主义不是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问题，为什么那时的语言是反封建主义的？布罗代尔（Braudel）有一个极好的回答：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至少是部分因为资本主义的语言还没有找到把握一个新的和惊人的形势的用语，使法国农民转回到熟悉的反封建主义的旧语言？ ^[238]

但如果这是对农民阶层的解答，我们又怎样解释第三等级的著名人物也趋于使用同样的语言？一种解答是这些“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喧闹争吵是一种巨大的分散注意力的消遣，对分散注意力的消遣这个词的两个意义上而言的：玩笑和游戏，和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在这里指的是农民和无套裤汉。 ^[239]

是的，当然一些事在1789年确实改变了，在1791～1793年甚至变得更多。如安德森（Anderson）曾说过的：“西方的整个意识形态世界改观了。” ^[240]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发生起已有了很长时间。这是这几卷书的整个理论。国家结构的转变只是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一个过程的继续。从这方面而言托克维尔（Tocgueville）是正确的。因而法国大革命既非基础经济也非基础政治转变的标志。法国大革命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角度而言，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终于赶上了经济基础的时刻。这是这个过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也不是它发生的时刻。

大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位置，他们相信的是利润，而不是自由的意识形态。“前程向有才能的人开放”（La carrière ouvèrte aux talents），普遍的真理，绝对性的命题，在狭义上是所有意识形态中的首要题旨。它们是手段，随心所欲的信条，但决不表示无论什么时候它们若干扰了资本最大程度的积累，还会被认真遵行。尽管如此，这种意识形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进程在结构上的终点，上层阶级的最终资产阶级化，在那里一切优越性都源自在经济结构中现有（Current）的地位而不是过去的地位。而且这种作为手段的意识形态本身是这个进程在结构上所呈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原来作为屏幕的东西变成一种过时的束缚。

法国大革命另外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意义。这就在于它宣告了未来。法国大革命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第一次反体系的革命——在小部分上成功了，在大部分上失败了。但是这个“神话”所体现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神话，而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神话。

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和工业革命的概念那样最终服务于同样的功能。后者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大不列颠在这个特定时期掳获了不成比例数量的世界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于它的主要竞争者法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的是同样的现象，但使用的是法国而不是不列颠的资料。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法国失败了。法国比大不列颠晚了一个多世纪才有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被假定是一场“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我们没有意思要否认这点，即在1730～1840年代的这个时期，大不列颠（或更精确地说，以大不列颠为他们的领土基地的资产阶级）在主要的竞争上比法国占了上风。我们现在将寻求解释这是怎样发生的，而不求助于这两个互相联结的错误概念，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

注释

[1] 柯立芝（Kerridge，1969，468）。

[2] 例如见很多其他作者中的马赛厄斯（Mathias，1969）和迪恩（Deane，1979）。

[3] 普兰查斯（Powlantzas，1971，Ⅰ，187）。

[4] 查理和蒂利（Charles and Richard Tilly）将其说明得很好：“相信这场工业革命的信念在我们中间是如此广泛和执著，以致我们可以称它为主要的教条和欧洲经济史学家既得的利益。”（1971，186）。

[5] 最初使用这个名词的要追溯到贝赞森（Bezanson，1922，345～346），在1798年对法国大革命作的一个比较，一种从那时以来一直是无所不包的比较。威廉斯（Williams）认为，使用它表明一种社会新秩序的创立而不只是技术的改革，应当追溯到1830年代的拉马丁（Lamartine，1975，138）。此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有布朗基（Adolphe Blanqui），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马克思（Kart Marx）［芒图（Mantoux），1928，25，注脚1］。希顿（Heaton）认为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从马克思那里拿过了这个术语并将它“放进了学术界的传播中”（1972，3）。
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人似乎很少觉察到这个现象。安德森（M.S.Anderson，1979，192）观察到，在“那时最好的书”中——查默（George Chalmer）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从最早时期到当代的国内经济的历史考察》（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Earlies to the Present Times ），1812年在爱丁堡（Edinburgh）出版，有着许多关于贸易、人口和公共财政的讨论，但是“工业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6] 科尔曼（Coleman，1956，20）。在回答：“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的用法时，他认为太不严格了。普卢姆（Plumb）有力地回答说：“在1760年到1790年之间，如水晶般清楚的是（在不列颠）有着两个世界，旧的和新的……这种改变过程不可能是渐进的——与以前过去的几个世纪比较，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农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是既猛烈又带有革命性的”（1950，77）。

[7] 兰德斯（Landes，1960，42）。

[8]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46）。

[9] 汤因比（Toynbee，1956，58）。强调社会或社会学上的改变是“革命”的中，心，在1844年已经由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来：“在表面上看来英格兰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而还在（18）世纪中期起英格兰就经历了一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激变，一场有着论其后果的充分有效而言是更为深远意义的激变，因此它更可能在实际上达到它的目标，相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意志的哲学革命而言这都是如此……社会革命是唯一真实的革命，政治和哲学革命必然会引导到这上面。”（1971，9）。

[10] 哈特韦尔（1967a，8）。坎纳丁（Cannadine，1984）观察到工业革命有四种不同的和接续的解释；作为负面的社会后果（1880～1920年），作为周期的上下波动（1920～1950年），作为经济的增长（1950～1970年），作为增长的极限（1970年～　）。

[11] 迪恩（Deane，1979，1）。

[12] 休斯（Hughes，1968，253）。也见多布（Dobb，1946，258）和兰德斯（Landes，1969，41）。兰德斯将其详述为三种改进：机器取代了人工技艺，非动物动力取代了动物动力，矿物取代了植物和动物物质作为原料。奇波拉（Cipolla）称其为机器取代生物的动力“转换”（1961，529）。

[13] 见巴洛特（Ballot，1923）。将机器主义（machinisme）翻译为机械主义（mechanism）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概念的用法。

[14] 迪恩（Deane，1979，106）。为了寻求说明他的不列颠的工业化是“独一的”理论的正确性，马赛厄斯（Mathias）认为，说它是“独一的”“是在便宜的煤，便宜的铁，机器制造，动力和矿物燃料的技术，工程技艺作为关键的母体控制着一个单一的国家经济的程度上而言。”并且他又说这也在于它是“第一个，因此是独一的”的意义上（1979a，19）。参见罗斯托（Rostow，1971，33）对这种结合的类似论证。
这种结合的理论被里格利（Wrigley）用来推向逻辑上的极端。为了寻求指责“现代化”（或“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化”（或“持续经济增长”）这种思想，里格利（Wrigley）以因为荷兰在18世纪比英国更“现代”，应该第一个工业化这种例子，坚持认为一系列技术革新是“特有的，当地的环境的产物”，他将其称之为一种“幸福的巧合”。接着他说“要解释的不仅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早，还有为什么它毕竟发生了”。他将这种想法总结为“这很可能比方说像一个人，有1/50的机会赢得一大笔赌博，而仍然毕竟赢得了它”（1972，247，259）。这在逻辑上类似于哈特韦尔（Hartwell）的理论，工业革命必须看作是“由于其本身条件的非连续性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兴起所留下的后果”（1970b，10）。

[15] 芒图（Mantoux，1928，25）他说：“工厂制度的鲜明特点是机器的使用”（38页）也见汤因比（Toynbee，1956，63）。

[16]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8，34）。此外，这种转变从开始就被看作一场“危机”。圣西门（Saint-Simon）在他1821年出版的《工业体系》中对国王的呼吁中写道：“陛下，事件的进行继续加剧着这场危机，在危机中社会认识到了它自身，不只是在法国，并且在西欧各民族构成的整个大族群都是如此。”引自费弗尔（Febvre，1962，514）。

[17] 萨维尔（Saville，1969，251）。这个理论又一次认为大不列颠是独一的：“除了不列颠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之前农民阶层就完全消灭了，并且在不列颠早期工业化的许多特征之中，没有比在乡村迅速增长着的无产阶级的出现更引人注目的了”（250页）。

[18] 兰德斯（Landes，1969，77）。也见普卢姆（Plumb，1982，284）。“毕竟，这种新的工业方法始于消费工业——纺织业，制陶业，博尔顿（Boulton）和瓦特（Watt）的纽扣、鞋扣和别针。”迪恩（Deane）以类似的语气论证说：“只有当潜在的市场足够大，需求有足够的伸缩性时，才有正常的理由使产量有重大的增加，让企业家中的多数人与他们的传统技术决裂……没有证据能认为……生产者中的大多数人在1815年并不比在1750年更多地准备革新”（1979，131）。迪恩和科尔（Cole）在需求来源上却摇摆不定。在他们的著作1962年的第一版中，将其定位于对外贸易中，他们在第二版的前言中写道：“假如我们今天再写这本书，我们会试图将我们的立足点建立在有所不同的根据上，例如突出的是有关18世纪增长中对外贸易的作用”（1967，XV）。

[19] 怀特海（Whitehead，1964，74）。克鲁兹（Crouzet）称18世纪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大西洋阶段，”确认这点，是因为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与南北美洲的贸易是“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1964，568）。布勒（Boulle）所添加的一个需求重点通常没有被包括进去。他注意到在奴隶贸易中为买奴隶用以支付的合适货物变得十分标准化。“在工业革命开始所有的需求因素于是通常就被认定了——市场的重要性，商品的标准化，为按计划进行手工生产给予的红利——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非洲发现。”（1975，312）。

[20] 埃弗斯利（Eversley，1967，248，211）；也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3b，571）。埃弗斯利将自己置于罗斯托（Rostow）的传统中，认为在1770～1780年这个时期，在国内市场据说是有利的情况下，是“正好在起飞”（1780年代）进入持续增长之前的关键“热身准备”时期（209页）。然而罗斯托（Rostow）驳斥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有关18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的论证时，依据的是法国的对外贸易不足以使其起飞：“在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教授和他（罗斯托）之间的分歧是一个简单问题。在估计法国的演化时，罗斯托（Rostow）教授说他认定……只有一个为国内市场的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没有足够的规模效果来作为持续增长的基础。因为纺织业要起到这种功能，对外贸易给予的助长力也是必需的。这是一个武断的判断，导致他否认19世纪早期在法国和德意志的棉花工业能作为起飞中的主导部分起作用。”［黑格（Hague），1963，359］。
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的同事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将这个论证倒转过来，怀疑18世纪晚期英国棉花工业的增长，他承认这是“特别的”，但能否是“推动不列颠工业机器进入工业革命轨道的中心枢轴”，因为在1770年棉花业只占不列颠纺织生产的5%，所有纺织业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0%，而羊毛业相当于不列颠工业生产的1/3，并在法国也同等重要（1976a，645）。卡梅伦（Cameron）使用这些有关棉花业的同样百分比数字与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主张对质（1968，40），即对“任何人说工业革命就要说到棉花业”加以反驳：“就这种叙述是正确的程度而言，它也显示了这个术语（工业革命）的不适当和虚夸”（1985，4）。

[21]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8，42）。

[22] 莫凯尔（Mokyr，1977，1005）。对于莫凯尔的批评和对吉尔博（Elizabeth Gilboy）以嗜好的改变作为扩大需求的基础的论证的辩护，见本-沙哈尔（Ben Schachar）（1984）。另一位供应方面的理论家是戴维斯（Davis），他认为推动力正是在于“棉花工业的技术改变”（1979，10）。关于将技术发明作为工业革命唯一的，充足的解释的论证，见加斯基（Gaski，1982）；关于尖刻的批判，见吉尔里（Geary，1984）。

[23] 汉密尔顿（Hamilton，1953，336）。兰德斯（Landes，1969，74）抨击汉密尔顿的根据是在那个时期在欧洲大陆上利润通货膨胀率也同样高，而只有不列颠有工业革命。也见费利克斯（Felix，1956）。

[24]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77～84）。

[25] 阿什顿（Ashton，1948，11）。

[26] 克鲁兹（Crouzet，1972a，68）“不列颠在18世纪财富的证据是压倒性的”（140页）克鲁兹也同意在这个时期有着“极端高的净利润”［1972b，195，参见波拉德（Pollard）1972a，127～129］。

[27] 哈特韦尔（Hartwell，1976b，67）。查普曼（Chapman）也使用“适度的”这个词（1970，252）。波拉德（Pollard）说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一直“经常被夸大了”（1972a，143）。也见贝尔洛克（Bairoch）论包括在内的低资本成本（1974，54～65）。

[28] 兰德斯（Landes，1969，78）。他似乎感到这种攻击会首先伤害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他说：“对原始积累的先入为主之见是如此之多。”

[29] 迪恩（Deane，1973b，358～359）。在这意味着从投资土地到投资工业的一种转变而言，克鲁兹（Crouzet）的谨慎是有益的：“地主们将潜用的权力用于投资交通改进以确保他们地产的安全。”但是关于工业，人们被说服维持波斯坦（Postan）的观点，即“英格兰乡村的财富中‘少得惊人’，在新的工业中寻找出路”（1972a，56）。可参考的是波斯坦（Postan，1972）认为“除了商人和金融家的内部圈子外，投资的习惯只是在19世纪有所增长”（175页）。
克鲁兹（Crouzet）也提到，“在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农业、交通和建筑比起投资于不列颠工业吸收了多得多的资本”（1972b，163）。

[30] 见吉利（Gille）：“（信贷的便利性）在大陆上要低得多，可能是因为较大的银行……从政府财政中得到了他们利润的较大比例部分”（1973，260）。然而查普曼（Chapman）不相信英国棉花工业的资本都可以利用银行。“所有的迹象是在合股银行出现和承兑商号的同时扩展之前（在1830年代），对北方制造业有组织的支持是微弱的”（1979，66）。

[31] 吕提（Lüthy，1961，25）。莫里诺（Morineau）类似地说明了18世纪欧洲的投资模式！“资本主义不关心未开发领域”（1965，233）。

[32] 迪恩和科尔（Deane & Cole，1967，5）。

[33] 见迪恩（Deane，1979，21）。哈巴库克（Habakkuk）观察到：“（在英国人口）的增长开始于1740年代并没有逆转，不只是没有逆转，它还加速了”（1971，26）。

[34] 普鲁姆（Plumb，1950，78）。克劳斯（Krause）提供了这个恢复信心的假说的伴随论证，即“较穷的群体”可能有着最低的生殖率，而不像当代边缘地区国家中他们生殖率是最高的情况。他承认这种断言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根据上的”，但是他认为假如西方穷人不限制家庭的规模，就会接近趋于似乎是马尔萨斯牧师（Pastor Malthus）的好心警告：“很难看到西方如何能避免今天在印度看到的贫穷”（1969，108）。因而从理论上，我们推知经验上的资料。

[35] 见麦基翁（Mc Keown）：“因为（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人口的）现代上升是独一的（从其规模、连续性和持久性而言），试图单独解释它的初始阶段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1976，6）。对于加登（Garden）而言，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人口学模式是属于“一种非常慢的进展而不是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1978d，151，154）。

[36] 塔克（Tucker）（1963，215）。

[37] 莫里诺（Morineau，1971，323）。

[38]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1973，314）。

[39] 德雷克（Drake，1969，2）。

[40] 哈巴库克（Habakkuk，1958，500）。哈巴库克自己的回答是“对18世纪晚期农业产量增加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是对人口增长的回应，而不是这种增长发生的起因”（1971，33）。

[41] 麦基翁和布朗（Me Keown & Brown）（1969，53）。

[42] 麦基翁和布朗（Me Keown & Brown）（1969，53）。

[43] 麦基翁（Mc Keown），（1976，16）。

[44] 拉兹扎尔（Razzell；1969，134）。关键的论证是因为英国的中层和上层也显示了他们生活期望的上升，“依据食品供应增加作的解释是不适当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拉兹扎尔（Razzell）（1974，13）使他的论点更有普遍性：“是个人卫生的改进而不是公共保健的变化对1801年到1841年之间死亡率的减少有因果关系。”
也见阿曼高特（Armengaud，1973，38～43）。然而他相信这个因素要与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导致人口吃得较好，对疾病更有抵抗力合并考虑。

[45] 由疾病引起疾病的分析可从麦基翁（Me Keown，1976，91～109）处找到。他承认可靠的资料只有1838年以后的才可利用，但是认为如果这个资料显示出“免疫力和治疗方法在（1838年的大不列颠）之后一百年对死亡率的趋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似乎可以得出推论，它们完全不会对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起到重大作用”（104页）。

[46] 麦基翁和雷科德（Me Keown and Record，1962，122）。也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4，30）。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386～390）和波斯特（Post，1976，35）。

[47] 关于这个分期，见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Wrigley & Schofield，1981，162），关于人口学模式的变化，见478页。在245页，他们似乎将变化的时间更精确地定为1751年，他们说在此之后就有着明确的“出生率控制着增长率本身的变化。”
戈德斯通（Goldstone）寻求对这个论点作一点变动，他认为虽然在16世纪那些结婚的人数的增加引起了出生率的增加，在1700～1850年这个时期，首先是因为结婚年龄的降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英格兰，工业化和食品市场的增长发生在农业领域已经很大程度无产阶级化的背景之中，并且已变得越来越是这样”（1986，28）。另一种强调出生率增加的论证得自推测的爱尔兰（Irish）在1780年代早婚的例子，这是由于较早和更广泛地“安置”年青的乡村青年成年人，由于逐步从放牧向农耕的转变。见康内尔（Connell，1969，32～33）。这种向农耕的转变当然是世界经济扩张本身的后果，如康内尔（Connell）本人承认的：“到（1780年代），因为英格兰本身人口的增长，她不再是谷物出口者，并且不再那么嫉妒地看待在爱尔兰的谷物生产。”德雷克（Drake）却对这个以爱尔兰（Irish）的情况作的整个婚姻年龄论证表示怀疑，因为这可能颠倒了男性和女性结婚年龄的关系。他更归功于马铃薯种植的传播（1963，313）。康内尔（Connell）确实没有排除这种解释；如果我们“不保险的统计”错误，并且人口的增加开始于1750或1760年代。“它可能正好紧随着一种马铃薯饮食的普遍化”（1969，38）。即使爱尔兰在18世纪早期确实以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为特点，麦基翁（Mc Keown）和布朗（Brown）也怀疑人口上升能够用较低的结婚年龄来解释。他们指出，如果一个年龄较大的丈夫在晚婚的时代娶一个较年轻的妻子，早婚时间的影响（对男性）可能就较小。此外他们指出所宣称的最大区别是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但是高死亡率随着家庭的规模而增加，有着一种相抵消的影响（1969，62）。并且克劳斯（Krause）说，在另一方面，“甚至晚婚也能导致格外高的出生率”（1960，108）。

[48] 哈伊纳尔（Hajnal，1965，132）。

[49] 拉杜里（Le Roy Ladurie）依据从奥弗涅（Auvergne）和比利牛斯（Pyrenees）山区在18世纪向巴黎（Paris）和其他北部城市的移民得出这个观点的（1975，407），并且康内尔（Connell）认为有同样的爱尔兰（Irish）移民到英格兰（1950，66）。

[50] 迪恩（Deane，1979，246）。

[51] 例如，巴特（Slicher van Bath）认为这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农业繁荣的时代”，（1963，221），是依据整体上的价格水平（除了1817年之后的相对跌落）来解释农耕地区的扩张和新方法的。

[52] 例如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4，83），他将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看作不只是“工业化发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这些进程开始时必然需要的东西。瓦赞斯基（Wyczánski）和托波尔斯基（Topolski）却特别否认增加农业生产率是解放劳动力到工业中所必需的，指出在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潜在地保留下来”（1974，22）。

[53] 最有力的例证是由贝尔洛克（Bairoch）做出的（1973a，490～491），他论证了这些将铁用在数量增加的使用的犁上（是土地清垦和减少休耕地的扩展造成的）的情况说明铁的整体需求的重大增加。

[54] 奥布莱恩（O’Brien）断言，在总体上，“在农业上的机械化进行得比工业上的机械化要慢得多，因为农业操作比工业程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更加分离”（1977，171）。迪恩（Deane）说，甚至在英格兰，“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说明到18世纪末，农业资本在数量上或比例上有实质上的增加；并且甚至那时这种扩张与这个时期农业收入增长的关系看来一直是相当小的”（1972，103）。确实，迪恩（Deane）将此归之于直到19世纪中期农业机械技术的限制这个事实，大多数新技术“只适合于松软的沙土地”，它还不可能“为黏土和沼泽排水”（1979，41）。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也贬低机械发明的作用，并指出塔尔（Jethro Tull）有名的播种机使连续耕作成为可能，虽然“在1733年……有记载，在此之前也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但在进入19世纪一段时间之前没有被普遍用来播种谷物”（1966，2）。

[55] 见蒂默（Timmer）：“豆科作物不只直接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而且养活了更大的牲畜群，它们产生了更多、更丰富的肥料”（1969，382～383）。
然而，巴特（Slicher van Bath）提醒我们：“更为集约的耕作不必然意味着更高的产出量”（1963，245），但是他在这里的意思是每单位播种量的产出量，而仍可能通过减少休耕地增大每公顷耕地的产出量。依据每播种单位的产出量，通过大量施肥也可能得到较高的产量，但是这要事先大量从外面带进来，因而一般来说是太昂贵了。

[56] 这些方式间的不同是另一种耕作法只能用在松软的土壤上。在粘硬（但仍排水良好）的土地上，必须避免根部断裂和保持牧草生根（在牧场上）。在湿冷的黏土上，哪一种体系都不能施行，直到19世纪中期便宜的地下排水方式发展起来时，见钱伯斯和明盖（Chambers & Mingay，1966，54～62），和迪恩（Deane，1979，38～42）。

[57] 巴特（Slicher van Bath，1963，247～250）。“诺福克（Norfolk）方式以不同的形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为各个欧洲国家开明的土地所有者所遵循”（251页）。

[58] 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说这种新的耕作打破了中世纪农业的“牧草缺乏导致土壤贫瘠的恶性循环”（1966，6）。

[59] 见莫里诺（Morineau，1971，68～87）。他赞同鲁伊特（Ruwet）的观点，每播种单位量产出量的一个决定性前提条件是化学肥料的发展（69页，注脚129）。然而，对鲁伊特（Ruwet）人均产出量从17世纪中期由于播种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假定由于休耕地的减少是使其成为可能的首要原因）表示怀疑。类似的对诺福克（Norfolk）方式中每个投入劳动力产出量的增加的怀疑可以在蒂默（Timmer，1969，392）处找到，他却发现每播种单位量产出量的某些增加。

[60] 莫里诺（Morineau，1971，70～71，也见1974b，355）。当拉杜里（Le Roy Ladurie）描述了洛尔马林（Lourmarin）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不再只是小麦，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一半的土地用作葡萄园、果园、种桑树、花园和灌溉草场），他解释说：“在那里这是一场真正适合于法国南部（Midi）状况的农业革命”（1975，402）。莫里诺批评这种特别的惊叹，指责拉杜里（Le Roy Ladurie）“诱人的推理”建立在靠不住的数量基础上，它“解释、推测，并且是无意中的循环推理”（1978，383）。拉杜里以同样方式予以回应。他说莫里诺的著作是“似是而非和有才气的”，但毕竟是错误的：“我不认为谁能够否认18世纪的农业进步”（1978，32）。所有这些如我们将看到的，都围绕着进步意味着什么。拉杜里（Le Roy Ladurie）倾向于不平等减少的观点，而莫里诺认为它们是增加了。

[61] 莫里诺（Morineau，1971，76，85）。

[62] 关于单位规模的增加，见钱伯斯和明盖（Chambers & Mingay，1966，61）。但是耶林（Yelling）说：“对于大规模农业有利或不利的环境与圈地的地区分布不一致（1977，97）”。关于自由围圈问题，见富塞尔（Fussell，1958，17）。

[63] 多弗林（Dovring，1966，628）。

[64] 钱伯斯和明盖（Chambers & Mingay，1966，34，37）。

[65] 奥布莱恩（O’Brien，1977，170）。对此所给予的某些证据是迪恩（Deane）和科尔（Cole）的估计，“看来在18世纪不列颠农业平均产出量大约增加了25%，而这个进展整个是在1750年之前达到的”（1967，75）。他们甚至在一个注脚中说“看来农业生产率确实可能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下降了，并在此后又恢复了。”

[66] 见芒图（Mantoux，1928，170～172）。琼斯（E.L.Jones）认为围圈土地的历史比普遍公认的要更为渐进，因为没有考虑到由协议达成的圈地。“由18世纪后半期以议会围圈土地为表现的明显迅速上扬，并没有压倒一切地排除其他证据所包含的东西，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扫平了”（1974b，94）。耶林（Yelling）类似地认为大量的公共土地独占发生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他否认希望用较早的时期取代1760年以后时期作为“与中世纪的过去决裂的决定性和革命性时代。”他不过是论证说“它不像是如启示录中曾发生的那样”（1977，111）。

[67] “在大量的省份中——香槟（Champagne）、皮卡迪（Picardy）、洛林（Lorraine）和三个主教区（Three Bishoprics）、布尔戈涅（Bourgogne）和布雷斯（Brésse）、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贝里（Berry）、奥弗涅（Auvergne）、图鲁兹（Toulousaine）、贝亚恩（Bearn）——开始于16和17世纪，特别是从约1730年，采取了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如每当有旱灾、霜冻灾或水灾时，开放田地的使用权，在草场上共同放牧（Lavaine Pâture sur les prés）。在草再次生长出之前，这种使用权如果不是总被取消的话，至少也在下一年被限制。”［布洛赫（Bloch），1930，341］。也见332页各种类型的围圈土地逐渐在各个地区建立的讨论。

[68] “这个运动是普遍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到处被宣扬的教条和或多或少清楚感觉到的需要。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们中间感受着这些最强有力的影响。”［布洛赫（Bloch），1930，511］。

[69] “面对土地围圈，（不列颠的）村庄没有选择；议会已做出了决定，它只得服从。在法国，强有力的农民租佃法律似乎不能容忍这样的苛刻作法”［布洛赫（Bloch），1930，534］。

[70] 关于英国自耕农阶层的消失，见沃迪（Wordie，1974，604），和钱伯斯（Chambers）与明盖（Mingay）（1966），他们观察到：“（合并）的倾向受到围圈土地的鼓动，但绝不是依靠于它。”192页。关于法国，见劳伦特（Laurent，1976a，660）和沃维勒（Vovelle，1980，60～61），他们估计在夏尔特尔（Chartres）的土地持有者们的“中间类别”有明显的衰落。让我们讲清楚我们这里谈的是这类土地持有者的消失，他们的规模足以维持他们的家庭，但不是更大。但是，对有关法国情况的保留看法，见穆夫里（Meuvret，1971d，196）。
多弗林（Dovring）对于土地合并的压力是这样解释的：“在牛拉重犁的方式下，带状耕作法可能有某些技术优势，因为带状的长度比一块紧凑的田地更重要。（这点不应过分强调，因为带形事实上不总是长到牛拉犁的需要的长度，带轮重犁甚至在可耕地占主要地位地区也是常使用的。）但是这种新铁犁用一两匹马来拉，这种犁相信在比旧的开放田制中的带状地要宽，而不那么长的合并地块中会工作得更好；而新的轮种制也被认为在合并的地产上更容易应用……比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不小的是这个事实，即18世纪经历了在欧洲的农民村庄人口增加的一个上升浪潮时期，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带来越来越剧烈的土地分裂”（1966，627）。

[71] 耶林（Yelling）在对大不列颠的圈地历史作了最仔细的研究之后，作结论说：“面积缩小和便于农作的变化是围圈土地的主要好处之一，它的支持者最有信心确认的好处之一，也是它的批评者最少攻击的。对于所有这些，要展示出它们所达成的所有结果是不容易的……（问题）是没办法看到任何优点怎样转译成如生产率改进那类的具体经济学术语”（1977，144）。在谈到这点时，耶林（Yelling）列举了改进的假定可能性，并要我们不要低估它，“因为发现足够的证据确定（假定的优点）的（效果）是困难的”（145页）。奥布莱恩（O’Brien）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若是大不列颠长久以来发展出不同的土地租佃形式，比起许多大陆上的国家的情况在其协议上不那么“有封建性”，就论证它们通过鼓励投资和发明促进了生产率。“但是，从推理而言（apriori），没有理由期望不列颠的地主—佃户模式比农民所有权必然会产生明显要高的投资率，或比起普鲁士（Prussian）式的封建主义，或甚至比起某些形式的收益分成制（métayage）来是如此”（1977，168）。他认为如果不列颠有一种优势，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较早大规模增长的地理极限，这样“农业资本积累的少量增加……都能产生十分显著的产量增值”（169页）。他将最强调的方面放在每英亩种地较早的牲畜比例上。

[72] 多布（Dobb，1946，239）

[73] 例如，塔特（Tate）争辩说：“18世纪圈地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行得小心谨慎，并且它引起的有组织抗议规模相对小”（1945，137）。当塔特（Tate）后来以长达一本书的形式发表了他的论证，一位评论家理查森（Richardson）恰当地形容他如同“一位几乎是压制着愤怒在读L.L.和B.哈蒙德（Hammond）的《农村劳工》（ The Village Labourer ）”（1967，187）。

[74] 经典的论证见克拉潘（Clapham），他断言在1685年到1831年之间劳动者家庭与企业家家庭的比例从1.74∶1增加到2.5∶1。“增加看来是小的，这篇（论文）不是一个证明；但是对任何更大的增加毕竟没有证据。”（1925，95）。拉佐尼克（Lazonik）认为克拉潘（Clapham）的计算方式低估了这个变化（1974，37～38）。
遵循克拉潘（Clapham）的思路的我们发现还有钱伯斯（Chambers）：“圈地运动有着进一步减少而不是毁灭剩下的英国农民阶层的效果。……拥有小屋的人口看来在圈地之后实际上增加了”（1973，335，338）。

[75] 迪恩（Deane，1979，45）。见钱伯斯（Chamhers）：“对于任何熟悉芜菁农作的多样性和耗费时间的过程——仔细地事先调配土壤成分、播种、挑选间苗、挖洞眼、收拣、切碎、喂养牲畜——的人，它能够被认为是任何形式的节省劳力的想法会使其吃惊”（1957，37）。也见明盖（Mingay，1977，50）。塞缪尔（Samuel）给予这个论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农业中，便宜的劳动力不是发明而是经济增长的支点。由农业革命开创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巨大增加，还有他们辛苦劳动的强化”（1977，23）。

[76] 马赛厄斯（Mathias）通过对金（King）在1688年，梅西（Massie）在1760年，柯尔库洪（Colquhonn）在1803年收集的资料进行比较显示了这点。见马赛厄斯（Mathias，179d，189，表9.3），它显示了从1760年到1803年之间清楚的改变。

[77] 见钱伯斯（Chamber，1953，各处）。

[78] 例如见勒费弗尔（Lefebvre）论法国北部：“北方（North）的大工业会招募乡村的劳工［短工（manoeuvriers）］。并这样解决农村的问题”（1972，54）。确实，哈夫顿（Hufton）的推理导致我们认为这种优点与法国联系在一起。谈到以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的在18世纪社会的两极分化，他说大不列颠在乡村地区有着最好的“整体社会平衡”，因为存在着“一个巩固的中层农民群体。”他认为法国代表了相反的极端。农村人口的60%（而在某些地区是90%）“不足以维持生活”（1980，30）。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些农村穷人不是一个城市无产阶级明显的候补者呢？

[79] 柯立芝（Kerridge，1969，474）。关于16和17世纪在英格兰“无比的成就”，见柯立芝（Kerridge，1967，348，和各处）。也见奥布莱恩（O’Brien）：“看来从1750年到1850年不列颠在农业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是特别超常的”（1977，173）。柯立芝用带有抱怨莫里诺（Morineau）的语气说：“现今……从1750年到1850年间英国农业革命的神话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证明一个神话是错误的并不等于消灭它”（469页）。

[80] 明盖（Mingay，1969，481）。

[81] 多弗林（Dovring，1969，182）。

[82] 迪恩（Deane，1979，2）。

[83] 克鲁兹（Crouzet，1972b，162）。

[84] 萨普利（Supp le，1973，316）。

[85]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1973，36）。

[86] 见芒图（Mantoux，1928，262～263）。半个世纪以后，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得出了同样的论点（1980，473）。

[87] 布雷布纳（Brebner，1966a，252）。也见阿什顿（Ashton）：“真实的事情是在所有时代在工业和贸易中某些竞争手段都存在；而在所有时代都有人寻求压制和控制竞争的焦点”（1924，185）。
确实同样的，迪恩（Phyllis Deane）写到了工业革命的“自发性”，但仍然注意到：“事实是当工业化进行时，国家的干预比以前曾经有的在经济中更为深入和有效……哲学激进派的真正目标……转向不只是从政府得到自由，而是要从无效率的政府获得自由，并且效率意味着在经济体系中有效率和有目的干预，以对抗无效率无目标的干预”（1979，251～252）。

[88] 最近有一篇文章将所有这种观点的论证收集在一起，见哈特曼（Hartmann，1978）。

[89]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 O’Brien，1976，606～607）。关于英国从1660年到1815年征税水平的进一步证据，见奥布莱恩（O’Brien，1988）。赖利（Ri-ley）扩展了马赛厄斯/奥布莱恩（Mathias/O’Brien）的论证，断言法国财政的脆弱“可以归因于没有能……对于经济中财富的大量增长部分征税”。他更进一步断言，在1735年到1780年，法国和平时期的税收负担不但没能增加到“以产出量为标准相符合的程度”，而甚至还下降了（1987，211，236）。

[90] 莫里诺（Morineau，1980，320）。也见帕尔默（Palmer，1959I，155）提供的1785年类似的数字，显示出不列颠的税率高于法国，相当于一倍半。

[91] 见莫里诺（Morineau，1980b，321）。他也认为：“在英格兰没有人敢于确信，土地税（Land Tax）确实是由土地所有者支付的，而分析到底不是由实际生产者支付的；即由农业工人和佃户。有着许多清楚的实例”（322页）。
马赛厄斯（Mathias）和奥布莱恩（O’Brien）的论证有所不同，但得出同样的结论。“无疑不列颠的直接税总的来说是‘进步的’，无疑的是为什么在总的公共财政中它构成的比例是如此之小”（1976，614）。

[92]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 O’Brien，1976，616），他们随即提到：“关于在18世纪英格兰的需求结构鼓励了工业的更快增长的论证（特别是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中等收入’的重要性的理论）必须将包括间接税在内的这些重要转变考虑进去”（621页）。马赛厄斯（Mathias）在较早出版的一本书中，总结不列颠的税收是“非常退步的”，因为事实上2/3的财政是由大众需求的商品而抽取的间接税得来的（1969，40）。

[93] 莫里诺（Morineau，1980b，322～323）。

[94]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 O’Brien，1976，633）。

[95] 马赛厄斯和奥布莱恩（Mathias & O’Brien，1976，636）。古伯特（Goubert）对18世纪晚期法国人的自我感觉作了类似的解释：“国王和王家权力的花费一直被夸大了；它们在亨利四世（Henry IV）统治下比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大得多，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比在路易十六（Louis XVI）统治下大得多。”但是这些后者的花费遭遇了不那么友好的舆论压力［另一种政治舆论（uneautre publicité）］（1973，139）。

[96] 兰德斯（Landes，1969，81），他认为：“创造工业革命需要一个联姻。一方面，它需要不只能代替手工劳动并能促进工厂生产集中化的机器……另一方面，它需要生产广泛的有伸缩性需求的商品（如棉纺织品）的大工业，于是（1）制造过程的任何一部分的机械化都会给其他部分造成严重的压力，（2）这种工业改进的影响会波及整个经济。”

[97]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1973，173）。

[98] 她又说：“至少要到……铁路时代。”迪恩（Deane）将资本的扩散定义为资源的供给使得“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或新的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成为可能，相对于“资本深入，即采用更为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1973b，364）。

[99] 兰德斯（Landes，1969，80）。

[100] 见马赛厄斯（Mathias）：“（关键的技术封镇）是在工程学而不是科学方面”（1976b，33）。还有，“由事后回顾（expost facto）的结果而不是其努力判断科学贡献的效果，会大大减少它们的重要性”（1979c，58）；也见吉利斯皮（Gillespie，1972）。马森（Musson）对科学作了后卫性辩护，他坚持说“应用科学起了比普遍承认的重要得多的作用”（1972，59）。兰德斯（Landes）典型地应用技术变革更大的重要性当作一根棍子打击法国人。“这并非偶然，在热动力学方面，法国人将他们的努力专注于将技术简化为数学的一般法则”，而有企业心的英国人继续“在工程实践和革新上领先于世界”（1969，104）。

[101] 为了让读者不要为提到的年代弄得混乱，我在比较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基本文献时发现，关于这个和那个发明的年代有许多矛盾之处。问题在于这个事实，即在发明的年代，第一次使用的年代和获专利的年代之间经常有着不同。此外，当一个特定的机器有着几种连续略有不同的形式时，不同的作者也会将不同的形式称为一项发明。就讨论的目的，如果列举略有不同年代并没有多大关系。

[102]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在发明的数量和重要性上。见麦克洛伊（Mc Cloy）：“法国她如果落后于不列颠的话——我不愿意想到她是如此——确实落后得也不太远”（1952，4）。这本书在每一个领域论证了这点，包括纺织业和蒸汽发动机。作者经常提到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动荡是如何打断了这个过程。有时发明者去流亡，有时政府的兴趣和注意力被分散。也见布里阿万尼（Briavoinne）论法国对不列颠在机械过程中优势的反应：他们“立刻抓住留给他们的东西来平衡这种优势：他们转向化学”（1839，194）。

[103] 布罗代尔（Braudel，1984，572）。这位比利时（Belgian）分析家布里阿万尼（Briavoinne）在他写于1839年的一本著名的书中，将欧洲对印度棉制品市场的征服看作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政治”后果，他使用了一个惯用语：“欧洲几世纪以来依靠印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和那些大量的消费品：薄棉布、印花布（indiennes）、紫花布、开司米斜纹呢。每年欧洲进口大量的制成品，对此她只能付给金银钱币，而它们被永远隐没在没有机会送回我们这里的地方。这就是欧洲贫穷的原因。”
“印度有着不昂贵而有技艺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模式发生了改变，事情的状况不再是过去那样了，贸易的差额因而对我们有利了。印度的工人不能与我们的蒸汽发动机和织机竞争——在大多数纺织品方面，欧洲在世界市场中已经排挤掉了印度制造商（fabricants）几个世纪来独占的市场。英格兰能够买进印度的棉花和羊毛，然后送回去制成的布。如果后者保持原状，她将送还欧洲所有从那里收取的货币。这种明显的后果有希望增加我们大陆的财富”（1839，202～203）。他是多么正确啊！布里阿万尼（Briavoinne）从他的探究中进而（记住他是在1839年写的）警告这个政治后果有着另外一面。“但是在这些政治后果中，有一个是可怕的，政治家从现在就必须预见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组织的劳动，使得人身不再如一个奴隶，留给其发展智力的自由。如果不抓紧给他们提供充实的教育作为引导，其中就存在着动荡鼓动的长久来源，从中终有一天会出现新的政治骚乱。经验教给我们，工人们群聚在一起能成为暴动的因素，而大多数工业危机将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这个观点值得予以严重关注。”

[104] 关于在改进质量方面新机器有什么意义，见曼（Mann，1958，279），关于它们如何节省劳力，见迪恩（Deane，1979，88～90）。

[105] 迪恩（Deane）指出在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实际产量在1700年到1770年之间增加了2又1/2倍，在头四个十年每十年增长率为85%，而在1741～1770年这个时期增长率为13～14%（1957，220）。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描述了18世纪法国羊毛工业达145%的“全面增长”，他说这接近于迪恩（Deane）和科尔（Cole）对同一时期推测的增长率150%（1967）。“法国的毛纺织工业因而在18世纪并不落后于英国工业。在这两个例子中，毛纺织工业看来都达到了整体上年平均（整齐均衡的）1%的增长率”（1976a，647～648）。（如果这些统计在整体上不是前后一致，这并非我所为。）

[106] 见霍夫曼（Hoffmann，1958，43）。

[107] 兰德斯（Landes，1969，82）。

[108] “（棉花）是一种植物纤维，强韧并在特点上相对一致，而羊毛是有机物、多变的，在其品质上有着微妙的多样性”，兰德斯［（Landes），1969，83］。

[109] 见利利（Lilley）：“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除了用滚轴拉长这一个真正新的想法之外，棉纺业的发明直到约1800年基本是将几世纪来熟悉的纺轮各部分以新的组合联结在一起的问题。这些‘容易的’发明造成了一种观念，即它们不需要特别的资历或训练。它们能够由有充分的热情和商业洞察力的任何聪明人制造”（1973，194）。利利（Lilley）认为它们没有打破什么技术障碍，并不是扩张的前提条件，而是“更为迅速的扩张创造的新的激励和机会的结果”（195页）。也见查普曼（Chapman）：“在细微地对早期棉纺工业进行的考察越长久，它的再生周期的早期阶段看来是越不具有革命性”（1970，253）。

[110] 见帕特森（Patterson，1957，165～166）。此外，革新不是增加竞争力的唯一方法。转移生产场所是第二种也是十分标准的方法。此外，戴维斯（Davis）注意到这正是毛纺织和亚麻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它们“能够转移到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的低工资地区而在一段时期内降低成本”（1973，307）。

[111] 见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279～280）。

[112] 霍夫曼（Hoffmann）将不列颠议会反对印度棉布的行动作为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以解释这些革新，另一种是（如以前提到的）从行会控制下获得自由（1958，43）。

[113] 戴维斯（Davis，1973，303）。

[114] 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4，85～97）。芒图（Mantoux）论证了制铁与机械之间总的关系。早期大部分是木制的机器“不规律地运行并迅速磨损。”然而瓦特（Watt）的发动机需要威尔金森（Wilkinson）的金属汽缸的“完全准确的造型”（1928，316）。

[115] 赖利（Wrigley）简洁地总结了为什么这样的理由：“（矿物原料的）生产是点状的；（植物和动物原料的生产）是面状的……前者意味着沿着少量的交通路线有大的载重量，而后者意味着相反的情况”（1967，101）。

[116] 在大不列颠的运河大多数建造于1758年到1802年之间这种情况，其“首要目的是运煤”（迪恩Deane，1979，79）；参见盖尔（Gauer）和其他各处：“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在沃斯利（Worsley）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之间的早期联系使煤的价格在后一个城镇降低了一半”（1975～417）。

[117] 肖努（Chaunu，1966，600）。

[118] 见内夫（Nef，1957，78～81）。

[119] 见福布斯（Forbes）：“缺乏木炭和水力的限制是对18世纪制铁工业的经济威胁。作了许多劳力来打破迫种木材和水的暴政”（1958，161）。对技术问题和它们在历史上的解决办法的一个清楚说明可见兰德斯（Landes，1969，88～100）。也见利利（Lilley，1973，197～202）。

[120] 兰德斯（Landes，1969，99）。

[121] “直到世纪中期左右，使用木炭要比焦炭进行熔炼要便宜，所以铁器商避免用焦炭熔炼并继续使用较旧的技术是有道理的。用焦炭制造铸铁的成本在这个世纪上半期大大下降了，而木炭炼铸铁的成本在1750年代急遽上升，给予焦炭熔炼以明显的成本优势”［海德（Hyde），1973，398］。那么如果人们奇怪为什么达比家族（Darbys）使用它，海德（Hyde）认为他们使用它“尽管这种新方法成本较高是因为他们从焦炭铸铁的一种新的副产品——薄壁铸件中得到高于平均的财源”。并且这种铸件技术“是一种保护得很好的工业秘密”（406～407页）。

[122] 兰德斯（Landes，1969，54）。在1786年，兰道夫主教（Bishop of Landoff）沃森（Richard Watson），在贵族院（House of Lords）有关伊登条约（Eden Treaty）的辩论中对法国人不那么苛刻。他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他们的森林消失之前，去开始寻找地下的燃料”《英格兰议会史》（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J，XXVI，1816，545）。

[123]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1973，173）。奇怪的是，兰德斯（Landes）在他书中后面的观点中，说的完全是同样的事：“甚至自然的慷慨也有损害，因为木材的相对丰富看来也鼓励了传统技术的保持”（1969，126）。

[124] 见芒图（Mantoux，1928，304）。

[125] 见迪恩（Deane，1979，103）。

[126]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8，48～49）。

[127] 利利（Lilley，1973，203）。兰德斯（Landes）正确地认为，对于18世纪晚期的分析，这可能是年代上的错误，给予制铁工业“比应有的以更多的注意……不论在雇佣的人数上、资本的投资上、产量的价值上、增长率上，这个时期的制铁业都不能与棉业相比”（1969，88～89）。

[128] 例子是很多的。它们的早期广泛应用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意大利的丝织工业。庞尼（Carlo Poni）对这个题目作了许多研究。
弗罗伊登贝格（Freudenberg）和雷德里希（Redlich）倾向于称这些建筑物为“原始工厂”或“集中控制的联合车间”。“包含有对生产增加控制，但不一定增加劳动的分工”（1964，394）。对18世纪晚期棉纺业工业的早期工厂重大不同的程度，却是一个没有充分研究的题目。

[129] “向工厂生产发展不像通常一直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性”［伯吉尔（Bergier），1973，421］。也见克鲁兹（Crouzet）：“在19世纪初大不列颠工业最广泛的组织形式是外包工，商业资本主义和家内劳动的结合；正是以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得以发展”（1958，74）。也见塞缪尔（Samuel）论不列颠的棉花工业：“现在有可能将新的生产模式等同于工厂制度……资本主义的增长植根于小规模企业的深层土壤之中”（1977，8）。在强调他相信的是“机械化的缓慢进步”时（47页），塞缪尔（Samuel）观察到：“在制造业中如同在农业和矿业中那样，（在19世纪早期的不列颠）资本主义企业大量的是在手工技术而不是蒸汽动力技术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45页）。

[130] 见贝尔洛克（Bairoch，1974，108）。

[131] 奥布莱恩和凯德尔（O’Brien & Keyder，1978，168）。

[132] 兰德斯（Landes，1969，119）。兰德斯让我们参阅希尔施曼（Hirschman，1957）为什么在理论上会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希尔施曼（Hirschman）因为写到了世界经济20世纪的边缘地带，提醒我们外加工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劳动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

[133] 兰德斯（Landes，1969，57）。

[134] 塞伊（Sée，1923a，191；198）。但在这同一年，巴洛特（Ballot）论“机械化”的书在他死后出版了。在前言中，豪泽（Henri Hauser）写道，“机器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比人们通常相信的传播得广泛得多”（1923，VIII）。

[135] 肯普［Kemp，1962，328～329；参见卡梅伦（Cameron），1958，11；克兰兹伯格（Kranzberg）1969，211；亨德森（Henderson）1972，75］。

[136] 马尔科维奇（1976b，475），他认为法国不只是“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下在工业力量上优于英格兰”（1974，122），而且“甚至在19世纪开始时”还是如此（1966c，317）。然而见莱昂（Léon），他的系统说明更为谨慎：“（在法国1730～1830年这段时期）显示出它本身尽管在技术上有持续劣势，一切事物越来越为工业化浪潮的控制，而经济增长如果说不是大规模的，至少也是真实的和非常重要的”［1960，173；参见加登（Garden），1978c，36］。
最后，见威尔逊（Wilson）对1500～1800年这整个时期的总结性观点，即“英格兰偏离正常的欧洲模式没有曾经认为的那么大”（1977，151）。

[137] 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说它于法国发生在“1789年之前”，但在大不列颠只是发生在1811年到1821年之间（1965，XIV）。然而他承认不列颠在19世纪在物质生产的增长方面占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上”（cxxxv页）。

[138] 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1961a，93～94）。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说很难谈得上“起飞”，因为法国从18世纪中期到现在的整个工业史一直是“几乎不间断的长期经济增长”（1966c，119）。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将法国“工业革命”的时期定为发生在1770年到1815年，虽然他们说如果人们使用起飞的标准，一场起飞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生（1973，254～255）。

[139] 例如见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1961b）。其中的各图表显示了在法国从1701年到1844年（除了短时期外）有着稳定的增长率，在农业和工业上均可表述出来，并且这种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以棉花工业的大量发展为主导的密集和大规模的工业化。

[140] 奥布莱恩与凯德尔（O’Brien & Keyder，1978，21）。说明它的另一种方法是说有关英格兰的霸权问题是“误解的”和“无法回答的”，因为对英格兰在18世纪是否是“不证自明地优越”这个问题，回答只能是“一个响亮的‘不’”。这种优越性的推论只是得自英格兰的“最终霸权”［克拉夫特（Craft）1977，434，438～439］。克拉夫特（Craft）认为“‘为什么英格兰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应当与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区分开来？”（431页）。米尔沃德（Milward）和索尔（Saul）类似地要求从“为什么是不列颠？”这个问题改换为一个“说欧洲角度”的问题（1973，30～38）；也见布罗代尔（Braudel），他说我们能在大陆上发现“或多或少接近英国模式的例子”，并希望将农业和工业革命看作“一个欧洲的现象”（1982，282）。

[141] 见卡勒斯-威尔逊（Carus-Wilson，1954），艾贝尔（Abel，1973，51，n.1）写道，将13和14世纪早期描述为欧洲的第一个工业化时期是首先由施默勒尔（Schmoller）或菲利皮（F.Philippi）做出的，他在1909年出版了《德意志的第一次工业化》（ Die erste Industrialisierung Dentschlands ）。

[142] 见内夫（Nef，1954）。而卡勒斯-威尔逊（Carus-Wilson）认为在13世纪有一场工业革命（即漂布厂），她，作了18世纪晚期工厂依据其重要性作的任何比较。与此相对照，内夫（Nef）在夸耀大不列颠1540～1640年这个时期时，认为它的“变化速度显著的程度几乎不小于”那个后来的时期（88页）。但是见迪恩（Deane）的回答，即无论如何在“工业发展的绝对规模上”这两个时期之间有着不同，还有在它的“组织和技术上的变化”的“更广泛”影响方面（1973a，166）。

[143] 例如，加登（Garden）警告说“人们不应该……草率地对18世纪和工业革命感到吃惊，不列颠的真实情况是它本身是守旧的和有限的，在整个18世纪传统形式在任何地方都有残留——确实甚至在发展”（1978a，14）。也见威廉森（Williamson），他说在1820年代之前，不列颠的增长“至多是适度的”（1984，688）。

[144] 道马斯（Daumas）称1550～1750年这段时期在技术上是“根本性转变”的时期之一（1965，V）。他称在1750年到1850年间有一场技术革命的想法是在我们对技术史的理解中的“主要错误之一”（1963，291）。他于是承认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在他的专门知识之外的经济社会性组织方面，以试图拯救1750～1850年这个时期的论点。见道马斯（Daumas，1965，XII）和道马斯与加伦格（Daumas & Garanger，1965，751）。
类似地，利利（Lilley）主张：“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大约到1800年——大部分以使用中世纪技术和将这些技术扩展到它们的极限为基础的”（1973，190）。也见布罗代尔（Braudel）：“如果说有一个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性解释之一的因素已失去根据，那就是技术”（1984，566）。

[145] “传统的叙述……对重大发明的出现说得太多了。”比尔斯（Beales）说，较稳妥的解释将这些发明者看作“这个时期希望的代言人（而不是）它们的创始者”，工业革命的概念的内容失去了“戏剧性的性质……它获得了广泛性和对人类的重大意义”（1929，127～128）。也见哈特韦尔（Hartwell），对他而言，工业革命不需要“解释”，因为它是“一个最不显眼的过程的最高点，一个长时期缓慢经济增长的结果”（1967b，78）；还有迪恩（Deane）和哈巴库克（Habakkuk），对他们而言“第一次起飞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渐进性”［1963，82，参见哈特韦尔（Hartwell），1870b］。

[146] 希顿（Heaton，1932，5）。

[147] 门德尔斯（Mendels，1972，241），他对转变到“现代、工厂或机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的解释是由于这个事实，原始工业化造成资本积累于商人企业家手中，并具有了工厂工业化的必须技艺，并创造了导致增加地理专业的农业货物市场。
伯杰龙（Bergeron）唤起了对“重建”原工业化概念“专业”的注意，即“强调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时期之间的生产和劳动组织的连续性甚于断裂”（1978a，8）。

[148] 门德尔斯（Mendels）指出，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对有关法国工业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相对落后的标准意见的修正［如同克鲁兹（Crouzet）的类似观点］，依靠的是包括了他将工业和“最广泛可能意义上的手工业，甚至包括为家庭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手工业归类在一起。他得出结论说：“人们对法国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样就能戏剧性地改变，取决于其给予‘前工业的工业’的地位”（1972，259）。詹宁（Jeannin）在他对原工业化的批评性注释中，评论了一种更新近的说法，即克里特（Kriedte）的和其他各人的（etal）（1977），他们认为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是“乍看有一点夸张，结合了非特殊的因素，并且因为过于特指薄弱的工业而显得过于狭隘”（1980，64）。

[149] 加登（Garden，1978a，14），他称这为“根本性的问题”。

[150] “人们切不要将表面现象错当作现实……如专门资料所描述的，1851年的不列颠经济可能看来与1800年没有不同。但是这些数字只是描述了社会的表面——甚至使用不变的专门术语门类据以确定没有变化。在表层的下面，生命器官改变了，而且虽然它们按比重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不管从人数还是财富上来衡量——是它们决定了整个体系的新陈代谢”［兰德斯（Landes），1969，122］。但是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如何辨明“生命器官”和“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1800～1850年间的不同是否比这之前任何50年的期间要重大得多。

[151] 1789～1848这些年标志着“不是作为”工业本身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胜利，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而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自由平等，……它们不是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和社会的这些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它们在前几个世纪通过逐渐的挖掘采矿式的手段取得的进步，而是它们攻占堡垒的决定性胜利［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17，19］。霍布斯鲍姆的时期几乎难于挤进马克思的分期法。马克思所写的决定性胜利时刻是相当晚的，甚至对于大不列颠：“工业资本的完全统治在谷物税废除（1846年）之前没有被英国的商人资本和资金利润所承认等等”（1967，327，n.）。

[152] “一场革命从来不能从它自身来理解，也就是不能不考虑导致其出现的发展过程；它是个总括而不是起始……这是个微观与宏观观点之间的不同；在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矛盾，正如在为某些原因要求给森林一个轮廓线，在某些情况下它是非连续性的，而为了其他目的它又是平滑的”［熊彼得（Schumpeter），1938，227］。

[153] 内夫（Nef，1943，1）。麦克伊夫迪（Mc Evedy）走得更远，他说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事实上——不是说其作为一个历史学理论的成就——造成了许多实际上的害处”（1972，5～6）。卡梅伦（Cameron，1982；1985）类似地一直遵循这个理论“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是一个“用法不当的词汇。”
熊彼得（Schumpeter）做出了同样重要的指责：“作者赞同现代经济史学家对这个术语‘工业革命’所表示的不悦。它不只是过时的并且还是误导的，或甚至在原则上是虚假的，如果它打算表达这个意思，它所指明的是一个独一的或一系列的事件，它或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或社会秩序，或者意思是它与以前的发展没有联系，突然于18世纪的最后20年或30年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将这个特有的工业革命和至少两件在它之前的类似事件，及至少多于两件随后的事件放在同等位置”（1930，253）。他将1787～1842年认为是一个康德拉节夫（Kondratieff）周期，并且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长期波动不是这类中的头一个”（252页）。科尔曼（Coleman）对熊彼得（Schnmpeter）的回答是，重申工业革命这个术语对18世纪晚期的大不列颠应当保留，它“在历史的长焦距中，比较而言是突然和剧烈的改变，它使工业化社会得以诞生”（1966，350）。

[154] 布里阿万尼（Briavoinne，1839，185～186）。

[155] 布里阿万尼（Briavoinne，1839，188）。

[156] 贝赞森（Bezanson，1922，343）。

[157] 施密特（Schmitt，1976），在关于法国大革命从1945年以来文献他所作的历史学编纂评介中，将这个问题列为六个问题之一，但是其他五个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这一个问题的具体化。其他五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神话还是现实？“大西洋革命”问题；有没有一场“封建反动”？在1789年有一个还是三个革命？雅各宾（Jacobin）专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点吗？

[158] 索布尔（Soboul，1974，41～42，44）。

[159] 勒费弗尔（Lefebvre，1939，239～240）。

[160] 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我们会太过于依赖索布尔（Soboul）（或更概括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这种社会解释，还有勒费弗尔（Lefebvre）的观点［不用说还有马迪厄（Mathiez）的了］在几个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因为正如费罗（Ferro）提到过的“（历史在法国）（如同法国的历史那样）是内战的首要场所之一”（1981，32），这可能是正确的，正如格伦农（Grenon）和罗宾（Robin）如下的看来正确的评估：“奇怪的是，1789年仍然还是在法国右派和左派的基本分界线，大革命作为一个神话仍然能激起情感。这是因为在写作历史时，法国大革命经典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两种概念一直总是随意相互重叠。经典解释不是别的，就是对大革命的进步解释”（1916，6）。

[161] 索布尔（Soboul）在他的简史中以1799年为最终年代（1977a）。确实人们能够选择其他最终年代，比如说1793年，或1792年，或1815年。人们也能够选择其他开始年代，比如说1787年或1763年。这样做是要改变解释。然而，选择1789～1799年这个时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同意索布尔（Soboul）。艾格隆（Agulhon）正是选择这个时期，用以论证1830年标志着“革命”的重新开始，他认为这是一场“自由主义”革命，而1800～1830年代表了“以两种连续形式”的反革命——即拿破仑（Napoleon）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教会权力的君主制（1980，15）。

[162] 索布尔（Soboul，1977a，1，3）。旧秩序必须称为“封建主义，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索布尔（Soboul），1976a，3］。确实如果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就是大革命的否定一面比肯定一面更重要。谈到18世纪的“贵族反动”，索布尔（Soboul）说：“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可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确实是反贵族和反封建的”（1970b，250）。

[163] 兰德斯（Landes，1949，57）。

[164] 吕德（Rudé，1967，33）。

[165] 马克思（Marx，1967，I，334）。正是靠这条道路“生产者变成了商人和资本家，‘而不是靠’商人建立对生产的直接统治”这条道路。

[166] 索布尔（Soboul，1976d，16；1977b，38）。明显地，君主制度比贵族更有远见。它企图通过创造一个“商业贵族阶层”和“使商人贵族化”来解决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但是这个经验是一个“失败”，并显示出“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状况下”这两个群体“不可能真正的融合”［索布尔（Soboul），1970b，279，282］。

[167] 索布尔（Soboul，1977a，160～161，168）。

[168] 霍布斯鲍姆（Hobsbarwm，1962，212～213），他这样解释他的格言：“法国经济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坚固基础之上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者只是缓慢地流入城市，使别的地方进步的工业家发财的标准化便宜货物缺乏一个足够大的和扩张着的市场。充足的资本储存下来了，但为什么要将它投资到家庭工业中去呢？”霍布斯鲍姆（Hobsbawm）让我们参考（381页，注19）这个理论的“权威论述”（Locus classicus）；勒费弗尔（Lefebvre）1932年的文章［见勒费弗尔（Lefebvre），1963］。
索布尔（Soboul）在回答霍布斯鲍姆（Hobsbawm）这个矛盾论题时，认为农民革命是“不完全的”。假如农民阶层中的激进派获胜，就会有“一种有利于小生产者的土地财产重物”，这后来就会造成“集中化”而没有矛盾问题了（1977b，42～43）。波朗查斯（Poulantzas）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答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矛盾论题。这个“矛盾”显示出这个革命的国家“不是一个在这个时刻和在这个危机关头在政治上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阻碍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家。正是在这个时刻，它在事实上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的国家，而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正确地看到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1973，176）。

[169]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93）。

[170] 我们当然可以回答，它较少是一场在狭隘意义上的经济领域的革命，更多是一场在价值领域的革命。“大革命在法国的主要结果是结束了贵族社会……大革命后法国的社会在它的结构和价值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是一个暴发户的社会；即靠白手起家成功的人的社会”［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218，220］。如果如此，泰勒（George V.Taylor）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计划到的后果。“思想上的革命国家体现在《人权宣言》中，而1789～1791年的法令是从1781年开始的危机的产物——不是原因”（1972，501）。泰勒（Taylor）的理论是基于他对《三级会议陈情书》（ Cahiers de doléance ）的研读。

[171] 引自勒费弗尔（Lefebvre，1932，40）。

[172] “在1789年没有三个革命而只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和自由的，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支持的革命。大革命在1792年没有‘失控’（dérapage），而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维持第三等级凝聚力的决心再由于和人民群众的联盟，没有他们的支持1789年所获得的就会永远遭受半途而废的危险”［索布尔（Soboul），1974，56］。

[173] 索布尔（Soboul）断言，法国大革命两次在“农民和群众”的革命中“超越了它的资产阶级界限”——在共和国二年和在“平等的密谋”（Conspiracy of the Equals）中（1977a，168）。

[174] “革命的先锋不是商业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面的真正力量是直接小生产者群众”［索布尔（Soboul），1977a，154～155］。也见卡普洛（Kaplow）：“正像一场革命没有资产阶级控制它的运行是不可思议的那样，无套裤汉（Sanculottes）的形成没有手工业师傅的参加也是不可能的。无套裤汉作为一个实体不是旧政权下的劳动者穷人的同义语。他们不如说是临时性的形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大革命进行中政权崩溃所生长出来的主要是政治上的一种形式”（1972，163）。

[175] “资产阶级革命通过1793年7月17日最终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的法律，解放了直接生产者，小商业生产者从此独立了”［索布尔（Soboul），1976d，15］。

[176] 索布尔（Soboul，1977a，168）。

[177] 戈德肖（Godechot，1965，114）。

[178] 这不足为奇，当人们记得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这位大西洋理论的首要提倡者，是马迪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的一位门徒，据我所知，他从未否认这个传承。关于勒费弗尔（Lefebvre），他说：“他的著作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中占据着一个首要（capitale）地位”（1965，257）。关于戈德肖（Godechot）和马迪厄（Mathiez）的密切关系，见戈德肖（1959）。另一位大西洋派帕尔默（Palmer），将勒费弗尔（Lefebvre）的著作译为英文。

[179] 戈德肖（Godechot，1965，2）。

[180] 帕尔默（Palmer，1959，各处，但特别是13～20）。

[181] 帕尔默（Palmer，1964，35～65），他将这种革命化归因于“民众的和国际上的革命主义的灌输”（44页）。

[182] 帕尔默（Palmer，1959，446）。如果美利坚人的革命的革命性不如法国人，这是因为“（美利坚）不知道封建主义，……在法国和在欧洲，……达到同样的革命理想的努力在进展中会遇到因革命会被剥夺和受威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反抗”［戈德肖和帕尔默（Godechot & Palmer）1955，227，229］。

[183] 戈德肖和帕尔默（Godechot & Palmer，1955，229）。阶级联盟的概念也在此处：“农民像‘资产阶级’式第三等级的上层那样，将贵族看作敌人。这种利益的趋同……是使1789年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条件”［帕尔默（Palmer），1971，60］。

[184] 索布尔（Soboul，1974，44）。

[185] 帕尔默（Palmer，1959，13）。索布尔（Soboul）特别求助于大西洋理论是“冷战”的结果这种指控，指出它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1974，43）。这个断言不是没有道理。戈德肖（Godechot）和帕尔默（Palmer）的长篇的联合通讯运交给195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它围绕着这个问题；有没有可以称之为大西洋文明的东西？作者们的同情看来明显地赞同肯定性的回答。他们以忧伤的调子结束：“美国这个前殖民地，相信会比欧洲看来更多地在现实上或可能性上为一个‘大西洋文明’做些事情”（1955，239）。

[186] 马佐里克（Mazauric，1975，167，n53）。也见施密特（Schmitt）“‘科班’（Cobban）的名字在这场争论中几乎成为一个法定词汇（敏感词汇）（Reizwort）”（1976，50）。

[187] 这不是一个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书中的引语，而是蒂利（Tilly）对其立场的非常适宜的总结（1968，160）。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是：“没有警告，没有过渡，没有良心上的不安就突如其来，大革命影响到无论如何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是缓慢而来的话”（1955，20）。见拉杜里（Le Roy Ladurie）以类似的语气说：“事实上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独一的事件并不使其成为一个必然的事件。或至少难于证明是这样……它是一个社会发生被激怒情况时的行为表达方式……法国大革命在农村地带是这个世纪扩张的直接结果，甚至或者特别是当它们遭受到178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它表现了决裂，并同时也是连续性”（1975，591）。

[188] 李希特（Richet，1969，22）。李希特在别的地方法论证在法国公法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历程，这样来企图驳斥掉索布尔（Soboul）和其他人的关键之一，即一场革命对于改变阻碍资本主义力量兴起的法律上层结构是很重要的。李希特（Richet）说，不如说“大革命爆发在一个立法现代化过程正处于进行中的国家（1973，36）。乔尔金（Choul Igine）类似地认为，大企业成长的阻碍来自行会的限制这个问题一直被大大夸张了，因为乡村工业的很大重要性限制了行会制度［在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下的影响］”（1922，198～199）。

[189] 孚雷（Furet，1978，158）。

[190] 科班（Cobban，1963，155～156）。也见罗伯茨（Roberts）：“大多数封建制度被八月（1789年）的法令废除，是掩盖现金交易的直率现实的法律虚构”（1978，28）。

[191] 乔森诺-诺加里（Chaussinaud-Nogaret，1975，265），他继续说：“商业资本主义在其大部分现代方面，是更多地掌握在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手中”（274页）。比恩（Bien）谈到这种情况的另一面，即“在1789年，很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贵族”（1974，531）。

[192] 福斯特（Forster，1961，33）。

[193] 福斯特（Forster，1957，241）。此外，“个人地产经营不只是一位乡绅（gentilhomme campagnard）确保好收入的最好方式，这也被认为是他的专业，并且相反对于零售贸易和纯粹的商业投机，它完全是受尊敬的贵族的事业”（241页）。

[194] 泰勒（Taylor，1967，489），他因而断言资产阶级这个用语是“不适当和误导的”如果我们用资产阶级这个用语来指一个“在生产关系中起到资本家作用的非贵族群体”（490页）的话。他由此得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这些结论：即“我们没有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解释，第三等级上层对绝对君主制的攻击”和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有着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不是一场有着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490～491页）。泰勒（Taylor）得到了由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近来企图重新解释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的人对这种论证路线的间接支持，他们引进了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乡绅资本主义”的概念，并论证这个时期：“我们的目的不是否认不列颠的工业化这件事是无可辩驳的，而是认为非工业的，但也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在工业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要比经济史和帝国史中承认的标准解释要重要得多”（1986，503～504）。
然而，沃维勒（Vovelle）发现泰勒（Taylor）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推论超出了他对“非资本主义财富”所作的“有用的评论”许可的限度。“将旧政体（Ancien Régime）的旧式资产阶级列入一个有充分组织的精英行列之中，就如同拔苗助长一样”。（1980，136～137）。

[195]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430），他将封建特权看作如所有的政治权力那样，是一个“金钱利润的间接来源”。对于大地产，“作为一种资产主义事业”，法国国家同样像那种“甜爹爹”那样为其服务，就像为柯尔伯尔时的（Colberian）的制造商那样（431页）。

[196] 布洛赫（Bloch，1930，517）。如布洛赫所指出的，有时这是一个重新解释封建特权的问题，但有时只是一个运用它们的问题。摩尔（Moore）称这为“用封建方法向商业和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渗透”（1966，63）。

[197] 古伯特（Goubert，1969，234；也见181～182）。这在事实上类似于琼斯（Janes）对英国地主的描述，他说他们“兑现了他们领土上（在18世纪）的工业潜力”（1967，48）。

[198] 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5，435），4他继续说：“这是真实的——在其中掺入了主观因素——即出租人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市场已转变得有利于财产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了解到利益趋势所在，出租人就会再次加快速度（met les bowchées doubles）；他就会以更大的精力全力以赴，助行情（conjuncture）一臂之力并压迫承租人（fermiers），出租人以前由于疏忽而宽待了他们。”

[199] 古伯特（Goubert，1974，381）。

[200] 孚雷（Furet，1978，145）。孚雷进一步指出，这种封锁不是针对由平民成为贵族的，而是在佩剑的“小”贵族和“大的”但是暴发户的宫廷贵族所构成的统治阶级之间。他认为是这些“小”贵族在支持1781年法令，即塞居尔法（Loi Ségur）（140页）。戈德肖（Godechot），他的分析又一次接近于经典解释，对贵族在18世纪看来要垄断政府职位的企图，以这个事实来解释，即贵族发现难于“靠他们的财产收入生活，由于物价从1730年以来持续增长”（1965，145）。
多伊尔（Doyle）从另一方面怀疑有什么职位的垄断化：“从社会角度看，在法国大多数机构看来随着这个世纪发展更广而不是更多在它们的招募中变得具有独占性”（1972，121）。格鲁德（Gruder）对王室总督的研究倾向于肯定这个论证。通过比较路易十四（Louix XIV）朝代与路易十五和十六（Louis XV and XVI）朝代总督的社会出身，格鲁德（Gruder）发现，远非是有着贵族垄断的增加，如果说有什么的话，“相反的倒是真实的”（1968，206）。当然，在18世纪封为贵族的平民们不是“从贫穷者变为富人的，通往上层的路不是从底层开始的”（173页）。对格鲁德（Gruder）而言这个统治阶级的适当特征是“一个体现了财阀政治的贵族阶层”（180页）。

[201] 科班（Cobban，1963，262）。

[202] 这是布勒（Boulle）关于南特（Nantes）的奴隶贸易商在被封为贵族后仍从事商业的论证（1972，89）。

[203] 见克鲁兹（Crouzet）：“我们决不要……过分强调这些早期不列颠工业家的节俭。一旦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和确保了他们的财富，他们差不多总是有些松懈，收回他们更多的钱并采取一种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们中一些人购买地产和建筑自己的大宅邸”（1972b，189）。也见琼斯（Jones）：“18世纪英国的城市企业家以购买和修饰地产来寻求他们最终的安全堤岸”（1967，48）。

[204] 科班（Cobban）观察到“新富人”（nouveauxriches）取代了“旧政体（Ancien Régime）中有文化的上层资产阶级”。他鄙视地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如果我们用这个术语指贪污贿赂的军官、律师、自由职业者、专利者，和一些大部分将他们的钱投资于土地和公债（rentes）的金融家和商人，在贪污贿赂的官员不再可利用之后随之而来……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言他们是旧式贵族（noblesse）的继承人，而如果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他们的目标是作过贵族式生活的资产阶级（bourgeois vivant noblenent）”（1963，251，264～265）。当然，这种对社会解释的否定必然会起到有利于如兰德斯（Landes）这类论证的作用。但是这无疑没有什么会对科班（Cobban）造成困扰。

[205] 卢卡斯（Lucas，1973，91）：“旧政体（Ancien Régime）后期的中产阶级没有显示出与贵族有重大的功能上的不同，在接受的价值观上没有重大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没有属于一个阶级的其经济和社会特征与贵族正相反的意识。”

[206] 像帕尔默（Palmer）所说：“这是大革命的难解之谜之一，即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阶级仇恨或敌对直到1787年其迹象是如此之妙，在1788年又是那么多”（1959，457）。

[207]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3，361～362）。

[208]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1，203，207～208）。

[209] 见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19～27）。当安德森（Anderson）谈到由阿图塞（Althusser）所草拟的有关俄国革命类似的大杂录，这样一种杂录是“单纯的经验多元论”将许多事件和趋势归拢在一起，但是却没能建立“它们重要的有关科学分类和相互联系”（1980，77）。

[210] 见李希特（Richet）：“1789年的大革命是这些精英们通过一个长期过程达到一个双重自觉悟（prise de conscience）造成的。首先，是对于政治秩序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随后就需要限制这种权力。一种被所有人分享的意识，在其中贵族起到了发起者和教育者的作用，但这扩大到包括财富、财产和才能。这就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然而这块公有地将很快放弃给统治群体同质性的专有地域。（1969，23）。于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最终解释又重新出现了。”
在这里应当指出一个与科班（Cobban）的歧异之处。科班对大革命从整体上更抱有敌意。“18世纪末确实可以说经历了从一个个人主义向社会的集体主义观点的部分转变……大革命结束了个人主义时代并开始了民族主义时代……所有这些可以看作不是完成而是破坏了启蒙运动”（1968a，25）。

[211]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5，102，参见孚雷（Furet），1963，472）。将民众革命的作用称为从长时期结构演化的角度而言所“次要事件”，并不明显地意味着它们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祈求“还原革命事实本身为‘事件’（event），它在历史非连续性中的创造性作用”［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8］。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已远离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词汇“不可避免”，这被孚雷（Furet）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两个主要的不可靠前提之一，“事件的必然性”，——另一个是“时代的断裂”（1978，36）。

[212] 孚雷（Fruet，1978，18～19）。

[213]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126）。

[214]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10）。在孚雷和李希特著作的英文译本中，标题为“Le dérapage de la révolution（革命的失控）”这一章被称为“The revolution blown off course（革命偏航）。”这是个有理由（或许过于像航海用语了）的翻译，但有着将一个名词变为动词的不便之处，因而造成了后面在谈及“dérapage”（侧滑）这个概念时用英文表达的困难。伊戈涅特（Higonnet）在后面两页中用“deviation（出轨）”和“slide（滑落）”的不同译法就是一个例子，（1981，4～5）。因而我愿意在英文中保留这个法文术语，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孚雷（Furet）和李希特（Richet）整个分析中的核心术语。

[215] “面对一位被怀疑叛国的国王，面对拒绝作战的将军们，面对布里索派（Bris-sotins）在权力和反对派之间的犹豫不决，有一种坚定的民众反应被释放出来并至少找到了它的名称——爱国主义……它是第二次革命……”
“革命的爱国主义成为（在1792年8月10日）一种宗教。它已经有了它的殉道者。它在军事挫败后将很快有它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和它的火刑柱”［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129，157］。

[216]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204）。

[217]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73，258）。

[218] 罗宾（Robin，1970，52）。

[219] 格雷农和罗宾（Grenon & Robin，1976，28）。

[220] 罗宾（Robin，1973，41～43）。对罗宾一个全面的举出证据反驳可以在索布尔（Soboul）编辑的一本书中找到。斯莱德泽夫斯基（Guibert-Sledziewski）认为罗宾（Robin）将这个问题论述为存在着两个可供选择的过渡横式——通过封建势力的崩溃或是通过它们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并且说这个公式消除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方向；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的问题。”真正的选择不如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倾向的反动性恢复”或者是“在革命的法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努力之中”之间（1977，48～50）。后者遇过大革命发生，这就使法国避免了重蹈普鲁士（Prussian）覆辙（66～75页）。［这种论证类似于摩尔（Moore）的，1966，各处］。
最后，斯莱德泽夫斯基（Guibert-Sledziewski）指责罗宾（Robin）滑到了与李希特（Richet）没有什么不同的立场：“（罗宾的）愿望是使得”（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成为一个问题，导致她将这种过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不会有89～94年的夸耀性表现的阶段，但它会表示敌对的生产方式之间决定性的冲突的必然性与剧烈的变动一样大。因而这种革命的“现象”，正如它的称呼所表示的，就只是一个证明，一个这种巨大冲突的变化；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啊！它实现了李希特（Denis Richet）称之为新生资本主义“缓慢但却是革命性的质变……但在我们看来任何对过渡的疑问必然会导致一种对革命的疑问”［吉伯特-斯莱德泽夫斯基（Guibert-Sledziewski），1977，68］。

[221] 这为两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曼弗雷德（Manfred）和多布（Dobb）所认可。曼弗雷德（Manfred）：“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约16世纪的法国。通过缓慢而逐渐地在封建社会内部前进，它在18世纪的后1/3世纪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成熟。新的生产力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秩序间的矛盾导致了一个更尖锐斗争的时期。这些矛盾于是就在所有地方爆发了”（1961，5）。多布（Dobb）：“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登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发生的……这需要有一个解释，一个能够包括一个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最早出现起……到工业革命……（在英格兰这相隔有几个世纪）一个长时期的解释。”“工业革命需要一个总体形势的成熟……它需要一个复杂和延续发展的长期进程，并最终有着可预见的结果……谈到某些数量的相关因素，然而这不意味着它有幸是‘独一的事件’，它是‘偶然的事件’”（1961，458～460）。

[222] 扎波里（Zapperi）（1974，13～15，83～86，91～92）。

[223] 盖兰（Guérin，1968，1，17，23，27和各处）。

[224] 索布尔（Soboul，1958a，10，1025）。卡普洛（Kaplow）以这种论证回应索布尔的反驳：“（劳动者）男人们，不能够忍受抑制住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没有——也不能——将其置于更大的关系背景之中。我认为他们不能够从较长远的角度思考……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导致他们进入了文化贫穷的死胡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开始破坏了造成这个文化贫穷的心理上社会性的核心，使得向现存秩序挑战是可能的，即使说不是合法的这样一种思想流行”（1972，170）。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而言是奇怪的论证；它的意思似乎是无产阶级只能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榜样和帮助中获得的虚假意识中产生。

[225] 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1923，206，212～213）。

[226] 见盖兰（Guéri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是大革命中所有人物里最得人心的。他还没有揭示出他真正的形象。‘温和主义’赤裸的手臂（bras nus）还没有立刻抓住他（in flagrant delicto）”（1968，Ⅰ，411）。伊格涅特（Higonnet）采取类似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雅各宾派（Jacobin）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几个联合起来的阶级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物质目标”，并首先是“革命资产阶级”的这种看法相对立，他认为雅各宾派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而非雅各宾派的世界观，若是有的话，是一种‘虚假意识’的进一步形式……在一个星期之内‘完全’破坏了封建领主制度后，立宪会议（Co-stitüents）开始努力尽可能多地将封建义务收入抱归到资产阶级财产名义之下。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老实人’（honnêtes gens）开始分道扬镳。由于不能够完全接受这个情况，革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雅各宾派（Jacobins），被迫走进了许多死胡同（1980，46～48）。

[227] 盖兰（Guérin）在1968年承认，索布尔（Soboul）和吕德（Rudé）“已经大量修正了他们的罗伯斯庇尔派（Robespierrist）教条主义，并更打算承认，砍掉了巴黎（公社）市府，破坏了民主的基础构成了对大革命的致命一击”（1968，II，524）。至于科布（Cobb），他采纳了大部分“我对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罗伯斯庇尔派的批判”但是他“很少使自己在逻辑上连贯”（534页）。老派如何，索布尔（Soboul）和科布（Cobb）虽然“在他们对我的著作的批判是不公平的，他们却暗地肯定和完成了它”（358页）。
见伊格涅特（Higonnet）论巴贝夫派（Babouvism）的作用：“很清楚，巴贝夫派的重要性依靠人们赋予社会主义和阶级战争在世界历史性事件的地位。如果法国大革命被看作是‘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巴贝夫（Babef）就不会被认为有多重要。如果将它看作是人民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第一个行动，巴贝夫派就占有很大分量”（1979，780）。

[228] 米尔沃德和索尔（Milward & Saul，1973，252）；参见摩尔（Moore）一种更克制的说法：“因而将农民阶层作为大革命的决定者是公平的，虽然不是它主要的推动力量”（1966，77）。

[229] 见麦克里尔（Mackrell）：“马克思主义者将大革命看作既推翻了封建主义又给法国带来资本主义的观点，很难适用于其他事实，还有如农民在推翻‘封建主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73，174）。

[230] 见胡内克（Hunecke），他攻击“修正派”历史学家科班（Cóbban）、孚雷和李希特（Furet & Richet）的依据是农民革命“更多的是宣示将来而不是追忆过去”（1978，315）。戈迪埃（Gauthier）要将农民看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一种“进步”作用。“农民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对领主有利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1977，128）。

[231] 拉杜里（Le Ray Ladurie，1975，568，575）。对于驳斥农民们是具有某些“倒退性”和强调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作用的观点的近来文献的一个评论，见亨特（David Hunt，1984）。

[232] 胡内克（Hunecke，1978，319）。“在贫穷农民的革命的核心是两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反封建的；他们要求拥有土地耕种和恢复在公共土地上的权利”（集体惯例，Usi Collectivi）。农民反叛“不只反对那些［封建］特权，但也（可能主要是）反对那些‘革命的资产阶级’”（313～315页）。类似地摩尔（Moore）看到：“大革命后面激进的冲击是以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和农民阶层的部分为基础，是明显而强烈地反资本主义的”（1966，69）。
科班（Cobban）也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不是赞成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1964，172）。然而在这种说法中，胜利的不只是农民，足有“大大小小的保守的，有财产的，拥有土地的阶级”（170页）。事实上据说这是使“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法国的经济发展之前的特点之一”（140页）。

[233] 斯科奇波尔（Scocapl，1979，29，41，181）。“社会革命——如它们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价值，和社会制度那样大地改变了国家结构”（29页）。一个奇怪的论证：社会革命主要不是由社会的改变而是由作为主要的政治机构的国家的改变来确定的。那么什么是政治革命呢？而如果不是社会革命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的价值和社会制度，这是因为后者只是逐渐地改变，从来没有采用“革命的”方式吗？那么也许对“社会革命”的真正概念需要作重新检验。

[234] 科班（Cobban，1968d，108）。

[235] 勒费弗尔（Lefebvre，1956，345）。孚雷（Furet）对这种分析满怀轻蔑，因为它受到信仰的影响：“不难揭示出，［勒费弗尔（Lefebvre），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正如在他的综合说法中那样，有的……只不过是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cvehes）或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信念”（1978，22）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论证。

[236] 维多托（Vidotto，1979，51）。

[237] 孚雷（Furet，1978，43，84）。但是谁是“真正的社会”？巴伯（Barber）提到“资产阶级中受损失最大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中那些人，他们的目的在于法律、政治、军事，或教会等职业……很难制定法律使大金融家或主要知识分子不再存在”（1955，143）。

[238] 布罗代尔（Braudel，1982，297）。

[239] 见诺加里（Chaussinand-Nogaret）：“只有当民众力量进入场面的时刻，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名人们所希望的革命已无事可做，出现了将会最终加宽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一个错误。因为现在面临一个逃避惩罚的问题，并且到头来任何策略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由于受到的威胁与贵族一样多，他们打出了主要的王牌，令人愤慨的美德喜剧；它与人民一起呼喊，在威胁会将他们消灭的这场风暴中用‘贵族阶层’来顶替……而在革命后的社会中，这两个阶层已调和了他们的分歧，再度分享权力”（1975，277）。

[240] 安德森（Anderson，1980，36）。他实际上说这个转变是由两个革命造成的——法国的和美利坚的。也见亨特（Lynn Hunt），他说法国大革命“最具决定性的结果”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发明”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1984，12，15）。类似地，休厄尔（Sewell）谈到“革命本身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没有预期到的”产物之一（1985，81）。 1d9B66xZ9HmfO2q/AjNf0AxJS3qcCDFMEyADHAQZR+A19QHU41l4OrYzNA3sCT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