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对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分析家、也许是大多数分析家而言，这个时期代表了现代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代性产生。读过前三卷的人都知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重大的转折时期是在“延长的16世纪”。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涉及将我称之为“外部竞争场”（external arena）组成部分的地域“纳入”（incorporation）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的概念。这是假设在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之间能够做出区分，尤其是在1500～1750年这个时期。它还进一步假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地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边缘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第三个问题是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的周期性变化过程的概念和它们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周期性变化过程在法语中被称为“经济形势”（conjoncture）［在其他拉丁语言，以及日耳曼和斯拉夫语言中性质相同；这种用法的主要例外是英语，在英语中“conjuncture”（有场合的意思——译者注）一词的意思非常不同于“conjoncture”］。主要的经济周期通常被称为康德拉基耶夫长波——这是本卷中使用的概念，但它是否真的存在常常遭到不同的争议。
这里对所有这三个概念——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一个转折点、外部地区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的性质——重新做一番阐述也许是有益的，因为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对我的论证存在相当多的误解。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喜欢指定一些转折点。它是一种工具，非常有助于阐明他们正在努力讲述的历史。它成为他们对于所研究的直接对象做出分析的基本架构。对转折点的选择，构成了一种我们在其中做研究的基本框架。因此，选择不同的转折点能够完全改变分析的逻辑。被认定的“转折点”既可能有助于阐明问题，同样也容易诱使研究者误入歧途。
如果人们浏览一下过去两个世纪中历史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存在一种很强的偏好，即认为构成过去500年（或5000年）的重大转折点的正是173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不管学者们使用的是“现代性”、“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还是使用的是“西方对世界的统治”的分析框架，大多数人——或至少是在过去大约50年间的大多数人——都将它真正开始的时间追溯到了这个时期，但这期间对将这一时期确定为“重大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本卷内容整个是否定将这一时期作为重大转折时期的观点，而主张将“延长的十六世纪”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后者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前三卷都是在论证这种观点。请允许我扼要地重复一下我的论点。我们已经论证，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的根本要素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或为市场生产，或在工厂中进行生产，这通常会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所有这些现象都有着长期的历史根源，都能够在许多不同种类的体制中发现。而在我看来，界定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要素在于，它是建立在促使资本做无限积累的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使然，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在体制内存在某些机制，它们能够在中间时段对那些按照其逻辑行事的人给予回报，对那些坚持按照其他逻辑行事的人给予（物质上的）惩罚。
我们已经论证，为了维持这样一种体制，有几种因素是必需的。必须存在一种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以至在那些利润较低和竞争力较强的生活必需品（即边缘区生产的产品）同那些利润较高和处于准垄断地位的产品（即核心区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换。为了使企业家能够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成功，还必须存在一种国家间的体系，它由拥有不同影响力（实力）的、自诩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构成。同时还必须存在一种周期性机制，使那些新的处于准垄断地位的盈利性企业能够不断产生。结果就是体系中处于特权地位的中心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着一种非常缓慢的但却是定期的转移。
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确实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了，它最初主要是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欧洲国家、部分在美洲国家发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表述，它是 一个 世界，而不是 这个 世界。但根据它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会不断扩张它作为一个体系的边界。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扩张将在本卷予以研究。我们试图说明这段历史，描述这种扩张将哪些新的地区纳入到体系之中，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屈从于这种扩张。
针对这种论点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断言，在全球各种类型的交往（贸易、交通、文化、征服）中存在一个渐进的扩张过程。这被视为一个历经几千年的过程，其中既不是延长的16世纪，也不是19世纪之交作为一个如此明显的阶段，以至它能够构成一个转折点。最近有关中国在欧亚大陆的贸易格局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的观点是这种论点的一种变体。当观点以这种方式提出时，作为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或者，人们可以认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的出现——他们彼此间进行着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但在这一时期只是在一些国家（也许只是在英格兰）中出现。这使得该时期成为“转折时期”。这样一来，国家间体系与核心区-边缘区变换的存在就完全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这种论点要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要么是以“韦伯学派”的语言提出的。这两种观点都从根本上否认存在一种世界体系及其制约方式的观念。
在第一卷中，我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外部竞争场和边缘地区之间做出区分。尽管部分外部竞争场存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互动，但我已论证，这种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因此对双方经济的运行都不具有实质意义。结果，这种贸易是相对平等的，每一方都在用他认为是低价值的物品去交换他认为是高价值的物品。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贸易是一种双赢的贸易。
我们提出，边缘区的产品是以一种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同核心区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其中存在着剩余价值从边缘区向核心区复杂的但却是真实的转移。这种交换是必需品的交换，每一方都需要这些产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这种贸易如果被中断，不可能不对一方或双方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过，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产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我们也讨论了实施这种“保护主义”的政治背景。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过程会反复导致下述情势的出现，即为了维持边缘区生产产品的低成本，有必要不断地将新的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也就是说将它们“纳入”到劳动分工之中。
当然，纳入过程也许会遭到抵制。不过，能够论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技术发展——这本身就是内在于那种体系的一个过程——会导致世界经济中的诸强国不断强化它们的军事力量，这是相比外部竞争场各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而言的。因此，例如在16世纪全欧洲的军事力量也许都不足以“征服”印度，但到18世纪晚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最后，在任何特定时间，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那个时间点上能够将多少新的地区整合进体系的函数。它同样也是在世界经济使用武力将某些地区纳入到体系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遥远程度，以及由此将它们纳入体系时的困难程度的函数。因此，我在本卷中论证，我们目前称之为印度的地区是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到体系中的，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它将在稍后的时间被纳入到体系之中。
我们接着论证了纳入体系之中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在一天或甚至十年之内发生的，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生的。不过，通过比较四个不同的地区——俄国、印度、奥斯曼帝国和西非，我们试图揭示，“边缘化”是如何变成一个同质化过程的。就是说，尽管在这个过程开始时，这四个地区彼此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世界体系施加的诸种压力发挥作用使它们在特征上变得更为相似。例如，这些压力在一些地区削弱了国家结构，而在其他地区强化了国家结构，使它们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的设计最适当地履行其角色作用。
就这种区分而言，存在两种形式的反对意见。一种是主张纳入过程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有着多个发展阶段。我非常愿意考虑这种对我论点的修正，将更多经验研究的成果吸纳到我的论证之中。
另一种是质疑我在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所做的区分。这种观点宣称，通常被视为奢侈品的实际上是必需品，至少是作为显示威望的物品。他们进一步论证，对奢侈品的界定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不同的民族对它的界定是不同的。
我同意这是一种很难做出的区分。但奢侈品概念是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事实恰恰是我自己论点的组成部分。尽管孔雀翎也许对某些群体而言似乎是必需品，但我认为很难承认它是像谷物那样满足人类基本消费需求类型的必需品。进一步而言，谷物是大宗产品，而钻石在运输中只占有非常小的空间。对我而言，这似乎已经造成很大的实际差别。
因此，我坚持认为，彼此不同的两个地区进行的“平等”交换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等”交换，构成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上的区分。由于它的运行模式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种高度两极分化的体制。这是它最大的缺陷，长期看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同于在延长的16世纪之前存在的各种体制。忽视这一基本事实对分析是非常不利的。
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是以尼古拉·康德拉基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位俄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这种周期的存在。他事实上并不是第一位发现这种周期的学者。他对这种周期如何发挥作用和它们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描述，不再被广泛公认。但被最广泛使用的对这种周期的命名，仍然是用他的名字。我自己对这种周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认识，源自我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商是如何从他们的企业中赚取利润，由此能够积累资本的认识。
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体制，其中追求无限资本积累是它存在的理由。而要积累资本，生产商就必须从他们的经营中获得利润。不过，要想获得真正可观的利润只有当生产商能够以大大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时才是可能的。在完全竞争的情势下，赚取可观利润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完全竞争的权威界定是指一种拥有三个特征的情势——有大量的卖主、有大量的买主、能够普遍获得有关价格的信息。如果这三个特征都具备（这很少会发生），那么明智的买主都会从一个卖主到另一个卖主去问价，直到他找到一个愿意以高于生产成本一便士的价格——如果确实不低于生产成本的话——出售产品的卖主。
要获得可观的利润就需要确立对世界经济权力的某种垄断，或至少是准垄断。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垄断，那么卖方就能够制定任何的价格，只要不超出需求弹性所允许的范围即可。在任何世界经济显著扩张的时期，人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领先”产品，生产它们的企业拥有相对垄断的地位。正是从这些产品的生产中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并积累大量资本。同这些领先产品有着前向和后向联系的产品的生产，是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扩张的基础所在。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A阶段。
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所有垄断都是自我消除的。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都能够进入的世界市场，不管从政治上对一种特定的垄断实施了多么好的保护。当然，进入世界市场并非易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但其他生产者迟早会克服障碍，并由此进入市场。作为结果，竞争的程度会加剧。当竞争加剧时，价格就会下降，正如资本主义信徒一直宣扬的那样。不过，同时利润也会下降。当领先产品的利润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世界经济就会停止扩张，进入停滞时期。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B阶段。从经验上看，A阶段和B阶段加起来往往是50到60年，但确切的时间长度是变化的。当然，在B阶段的某个时间段之后，又能够产生新的垄断，一个新的A阶段又会重新开始。
因此，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A阶段和B阶段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推断出，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的开始，它们从逻辑上就应该是它运作的组成部分。根据我这套书的论点，这意味着它们应该从延长的16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确实，经济史学家经常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这种趋势，这能够在本卷和其他卷中记录这些论述出处的参考书查到。当然，这些经济史学家并不称它们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但我们能够发现它们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现象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之中。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该体系的地理边界就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指出了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这种周期，尽管这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能够成立的话，它将为那些希望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时间追溯到比延长的16世纪更早的人提供某种支持。
注释
[1] 2011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