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舆情”是一个中国独有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据考证，“舆情”一词最早出现于《全唐诗》中南唐诗人李中的《献乔侍郎》一诗：“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这句诗的意思为：至理名言要由名士来讲，百姓民生要问谏诤大臣。此外，宋朝的秦观也在《与苏公先生简》中写道：“伏乞为国自重，下慰舆情。”明朝的刘基在《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中也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请，于是述舆情而颂之”的句子。“舆情”一词的使用频率从唐朝以后逐渐增加，在《四库全书》中“舆情”一词共出现1100多次，这些用法体现了舆情的两层含义：其一，指民众的情绪，表现为“舆情欢载”“舆情怡悦”“舆情震骇”等；其二，指民众的意见和愿望，表现为“察舆情之向背”“俯徇舆情”等。
当代中国对舆情的界定有多种。比如，第一种观点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这一定义把舆情限制于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上，使舆情的范围减小，突出了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突出了舆情的核心内涵，属于狭义舆情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舆情是国家决策主体在决策活动中必然涉及的关乎民众利益的民众生活（民情）、社会生产（民力）和民众拥有的知识及智力（民智）等社会客观情况，以及民众在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以及国家决策持有的主观态度。简单来讲，就是社会客观情况与民众主观意愿，即社情民意。
这一定义把“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扩展为“对客观情况及国家决策的主观社会政治态度”，划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属于广义舆情概念。还有学者认为，对狭义舆情的拓展应该着眼于对舆情客体的定义。比如，社会舆情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群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应，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
；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舆情”是一个体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近年来随着“社会舆情”“舆情信息”“网络舆情”等词语多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中，这个源自中国古代的概念出现复兴之势。虽然，目前对“舆情”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不同说法对“舆情”内核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舆情的核心是人们的意见、态度等主观感受，这与中国历史上对舆情的解释是相符的。
舆情的内核，也是舆情的本体，从心理学层面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核心概念，这是舆情研究的出发点，是研究、调查的根本。
信念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是对事物信息真假的判断。 [10] 信念是态度和意见的基石。比如，一般来说，一个人通过个人选择或者环境影响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而印度的种姓观念却让人们相信人是由出身决定命运的，永生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信念上的差异。
价值是理想，是特定的信念。信念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是什么的理解，而价值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应该是什么的理解。研究者认为价值可分为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终极价值是人们想要达到的社会和个人的最终目标，比如自由、经济繁荣；工具价值是支持人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比如诚实、责任和忠诚等。
价值是基于人一定的思维感官而做出的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的价值或作用。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历史性与选择性、主观性等特点。价值观对动机有导向作用，同时能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
态度是人们对人或事物相对稳定且一致的积极或消极看法。 [11] 态度是人们的一种评价，比如好坏、喜欢不喜欢等，既包括认知成分，也包括情感元素。态度和信念、价值有时是交叉的，因为有些信念是评价性的。态度和信念的主要区别是，有些人可能对某个人或事物有积极的态度，但却没有为什么产生这种态度的特定信念。
意见是态度通过不同形式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是“对态度的口头表达”。与态度相比，意见的范围更窄，主要是人们对问题的回答和陈述，而不是各种想法和感觉的混合物。研究者一般通过人们对问题的回答来考察他们潜在的态度。意见不像态度、信念那样稳定，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影响态度的信念和价值也会影响意见及其表达。
在这四个核心概念中，信念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认知，价值是对事物应该是什么的看法，态度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而意见是表达出来的态度；态度、意见建立在信念和价值的基础之上。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态度和意见还包括五个维度——方向、强烈程度、稳定程度、形成态度和意见的信息多寡程度 [12] ，这些维度是以宏观视角了解社会整体舆情的钥匙。
舆情反映了民众的各种态度，这些态度种类众多且复杂多变，具有显性和隐性、稳定性和流动性同时存在的特点。
显性态度主要是对于为人熟知的重要问题的态度，这类问题会经常性地出现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中，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来说都是与自身关系密切并会积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其特点为涉及人数多、传播范围广。隐性态度主要是民众被动持有的态度，民众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对某一问题的想法，但是当这一问题在特殊环境中被提到时，其内心深处所隐含的态度便可能被唤醒。稳定态度源于民众长期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不易改变或者改变起来较为缓慢；流动态度则一般是民众对不甚了解的信息或者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的暂时看法，因此是易变化且不稳定的。
从表达与否的角度来看，态度是潜在的、隐蔽的心理或倾向，通过意见或行为可以进行推断；意见通常是明显的、能被观察到的对待问题的表现。从二者的特点来看，态度是民众内心本能的情感或情绪，较为感性，是回应某一问题的情感倾向；意见则更多的是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和决定，思想性更强。从二者产生的环境来看，态度是人由于受到普遍存在的刺激而出现的综合的、固定的反应倾向；意见则更像是某一情境下的反应，是在特定情况下面对某一特殊议题而做出的主观判断。
舆情的主体——民众，就是对某一问题持某种态度或意见的人。民众是普通百姓，和官员以及拥有大部分资源的精英是相对的。我们在这里借鉴民意研究中对公众的区分，把舆情中所指的民众分为一般民众、热心民众、议题民众等类别。
一般民众是一个普遍流行的民众概念，是特定人口的总体，是在政区、社区、地体因素以及其他限定条件下划定的全体居民，包括这些条件下的每一个人。一般民众的概念虽然和舆情主体中的民众有些不同，但占全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且通过研究民意调查问卷中的个人基本信息，可以辨认出调查人群是否为普通人群。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方向上把一般民众和民众混为一谈，通过民意调查了解的意见仍然可以看作民众的意见。
热心民众是相对来说更加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学者们认为，在全部人口中必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关注公共事务的民众。在分析外交政策时，阿尔蒙德指出，热心民众“熟悉外交政策问题，对外交政策也很感兴趣，他们成为外交政策精英的听众” [13] 。金认为全部人口中的小部分民众会“表现出对竞选活动的高度兴趣，并对各类竞选活动维持稳定的兴趣” [14] 。热心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往往比其他人更加积极，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示威游行，更有可能佩戴竞选徽章，并且比其他人多10倍的可能去给官员写信。 [15]
议题民众是对某类问题提出意见的一类民众，是最接近初始民意概念的一类民众。议题民众是围绕某一问题进行讨论而形成的较为松散的集体，不同的人群受影响程度不同，而议题民众最有可能从受直接影响的一批人中产生。克罗尼克认为不同的政治事务对不同团体的重要性不同，虽然只有小部分民众对任何问题都很重视，但仍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至少对某个问题非常重视。 [16]
在对不同类别的民众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从热心民众和议题民众那里获取的关于公共问题的看法的信息对于决策来说更具价值。原因就是，这两类民众大多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对这些民众进行调查获得的舆情显然更有价值和意义。相对来说，一般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关心公共事务、对待议题冷漠，这类民众在面对调查时，给出的答案有大概率是未经过认真思考的，因此他们的回答也是易变的，在第二次面对同一问题时可能给出和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答案。
除此之外，作为民众整体，无论是热心民众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否关心公共议题，都可能出现一些得到的舆情不利于决策效率和政策改革的缺点。正如许多学者提到的，民众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观点，民众的决策能力较弱，缺少资源等。此外，一直有人认为民众不应该参与公共问题的决策，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部分学者认为民众不应该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李普曼认为，普通人因为缺少接触政治事务的机会而很难获取相关政治问题的准确知识，并且民众大多不关心政治事务，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观点和过激的行为。比如二战期间，法西斯政权就曾利用大众媒体煽动民众，促使了战争的爆发。
由此看来，由于民众的类型多、范围广等，各类民众反映的舆情也相应的有着稳定理性与善变感性并存的特点。
舆情的客体是舆情的具体指向，是民众对“什么”的态度、意见等。对于舆情概念的不同界定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对舆情客体的定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客体是“国家管理者”，有的学者认为是“公共事项的掌控者和直接关联者”，有的认为是“公共事务”，有的则认为是“社会客观情况”“社会现实”，还有的干脆没有指明舆情的客体是什么。
本书认为舆情的客体应该是“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与私人问题相对的概念，这类问题涉及更多民众的利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关系着公共利益且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解决的，一般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来解决。公共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是政府在提供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舆情”不仅指向“国家管理者”，而且往往和“公共问题”有关。比如，在人民网发布的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列入网络舆情关注焦点的既涉及“安徽马鞍山局长打人”“河南睢县茶杯门事件”等有关国家管理者的舆情，也包括“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等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舆情。因此，可以把舆情初步定义为“民众对公共问题的态度”。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舆情研究既要关注民众对党和政府这类“国家管理者”的态度评价，也要重视民众对公共事务、公共问题的意见。
综上所述，舆情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普通民众对公共问题的各种信念、价值、态度、意见的集合。舆情侧重通过调查发现各种意见的分布、方向、强度和发展走势，提供对某一公共问题的民众意见的总体态势。由于民众范围广泛、各层次的主观感受丰富，舆情具有好坏、积极和消极、理性和非理性（情绪化）、稳定和易变等双重性，具有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
公共议程是舆情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的具体展现。公共议程是能够引发公众关注和议论的某种利益要求或者社会问题，而“舆情”概念中舆情的本体是“民众的意见和态度等主观感受”。舆情的主体是民众，与公共议程中“民众关注和议论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舆情的客体——“公共问题”，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也与公共议程中民众的关注点“利益要求和社会问题”相关。
对于舆情和公共议程的关系，可以从舆情的界定入手，从舆情与公共议程的主体、客体、指向等角度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从主体角度看，舆情的主体是民众，即对某一问题持有态度意见的人；而公共议程的主体也是民众，是一个社会问题从与它相关的群体扩散到全体民众。由此可以看出，在主体方面，舆情和公共议程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从客体角度看，舆情的客体是公共问题，涉及民众的利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公共议程的客体是大众的相关利益及社会问题，和舆情的客体有相似之处。舆情的客体是“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与私人问题相对的概念，这类问题关系着公共利益且非个人可以轻易解决，一般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来解决。公共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是政府在提供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舆情客体的公共问题和政府的活动密切相关，而公共议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民众的关系更加紧密。
从两个概念的指向来看，舆情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公共政策议程，而公共议程的最终目的是引起政府关注从而设置政策议程，二者的目的都在于政策议程的设置。
公共议程通常用舆情调查加以测量，而“不常是通过研究社会运动、草根组织以及消费者团体的历时活动来进行”
。测量是按照某种规律，用数据来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即对事物做出量化描述，是对非量化实物的量化过程。对公共议程的测量，就是把民众对社会热点问题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以及某一社会问题的民众知悉程度进行量化描述，通过数据和规律来发现公共议程。测量公共议程需要测量者获得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一般的民意测验都会询问测量对象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及态度。
美国学界和政府经常使用的是盖洛普民意调查所设计的问题，即“你认为本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17] ，从而将公共议程指数化。这个问题首次出现在1935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自二战以来，这个问题及类似问题已经被盖洛普民意测验使用了200多次。这个问题被简称为“最重要的问题”（Most Important Problem，MIP），多年来已经成为美国公共议程研究中采用最广泛的指标。
美国学者们研究公共议程时，会对民众进行采访调查，虽然有时不采用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但是也经常询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盖洛普民意调查设计的“最重要的问题”的优点是，它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不列出选项让受访者选择，也不向受访者暗示问题的答案。如果是一个包含选项的“最重要的问题”，人们就要考虑调查问卷中列举的公共问题，这些选项就会不可避免地对受访者进行暗示，而且列举的公共问题总会存在遗漏公共议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个问题的危险性。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提问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缺点，它询问的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受访者本人真正认为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可能更多地从新闻媒体中获得，导致受访者可能完全依照媒介议程来思考问题。鉴于此，有的调查问卷设计了其他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你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你认为政府应该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等。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就采用了以下的提问方式：“你这些天以来非常关心的事是什么？换句话说，不管政客们说了什么，你认为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来办好的两三件大事是什么？” [18]
1995年，特朗博在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纵向研究中，提出了极端关注的指标，并对其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用来测量公共议程。与最重要的问题不同（最重要的问题是单一的问题），极端关注的指标是众多类似问题的混合。特朗博还发现，极端关注的指标与媒体议程有着对应关系，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测量指标。
除了“最重要的问题”，有的调查问卷还测量“意识到的问题显著性”和“人际问题的显著性” [19] 。意识到的问题显著性，是调查对象对其他人群议题显著性认知的判断，比如询问：“你认为在这次选举中本市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人际问题的显著性，即在与他人对话中最常讨论的问题，比如询问：“你和你的家庭成员或朋友们在过去一周讨论过这次选举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你讨论了什么样的话题，是和谁讨论的？”
舆情调查中的问题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提问方式会导致测量的公共议程不同，公共议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被加以概念化和测量的方式。如果以服务政策议程为目的，那么以类似“你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来提问较好，问题应突出“让政府解决”和民众“希望、期待”两层意思。在问卷设计上，最好采用开放的方式，不预设任何选项。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定难度，特别是在数据统计方面，需要在问卷回收上来后做好分类，将答案归入不同类别中。如何将答案分类是问卷分析者主观判断的结果，因此有可能出现误解受访者意思的情况。一个替代的方法是，尽可能在选项上涵盖各类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问题被忽略，但也不能过多，并将最后一个选项设置为“其他”让受访者自己填写。
舆情调查是一种系统、科学地了解民众对公共问题看法的方式，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和标准化访问来了解抽中的样本对问题的态度，经过分析得出一定范围内舆情的总体态势。调查内容主要是民众对公共问题的态度，包括民众的政策偏好、施政满意度、官员满意度等内容。
舆情调查由于运用科学抽样，可以通过调查小规模样本来推论总体，即通过科学抽样获得的调查样本能提供只有遍及整体才能找到的观点，因此可以发现更大范围、更多数量民众的意见，具有向较多人口征询意见的能力。根据抽样原理，如果样本数和总体数的比例在5%以下，即总体很大时抽取率小于5%，这时样本数在1000～1600个最划得来。
也就是说，即使样本数增加到很大，但抽样误差减小的比例却很小，相比较而言，大样本需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远远大于抽样误差减少的幅度。而1000～1600个样本就可以代表几百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可见，总体很大的调查，其样本数几乎不受总体数的影响，比如美国有2亿多人，盖洛普民意调查经常把样本数定在1200人左右。
由于舆情调查可以涵盖大量人口，利用抽样技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被抽中，因此其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较强。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认为民意调查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使所有民众具有同等代表性。
民意调查按照统计理论进行随机抽样，强调样本的代表性，每一个民众被抽中的机会是相等的，因此不论是热心积极的民众还是冷漠不活跃的民众，不论是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散居在山上还是海边，都有同等的机会被抽中回答问题。
舆情调查与其他舆情汇集方式相比，尤其能够反映平常不愿意发声的沉默者的观点，因为愿意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会借助各种方式发声，而沉默者如果不被调查很难有机会发表看法，但是忽略他们的意见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抽样调查“寻找并给予所有类型的市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不论他们是贫穷的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他们是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公民会议的人，还是身体健康的人；不论他们是性格内向的人，还是性格开朗的人；不论他们是新来者，还是老居民；不论他们是没有偏见、客观公正的人，还是情绪容易激动的人” [20] 。
舆情调查有一套调查流程，除了抽样技术之外，还有很多环节保证调查的质量，包括调查整体设计、样本框建立、问卷设计、招募调查员并进行培训、调查执行中的监督等。目前，调查技术和程序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专业的、科学的测量舆情的调查原则和方法工具。在西方，有大型调查公司可以完成调查的全部任务，也有做专项调查的公司，如“抽样公司”“实施公司”“数据处理公司”，它们都可以接受委托做单项工作。调查委托方可以根据情况索取自己需要的内容，不需要什么调查都由自己来做。这样，既保证了技术的成熟性，又可以较好地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
舆情调查是定量研究舆情的方法，调查问卷的选项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数值，使大部分调查结果数量化、指标化。如果针对相同的主题做时间序列方式的舆情调查，就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民众意见和感受趋向的信息，可以判断舆情将如何变化。用设计精良的问卷定期进行舆情调查，可以获得一系列数据，进行不同时期的比较分析，政府可以运用已经获得的数据来判断民众对政府评价的发展趋势。
舆情调查问卷把舆情结构化，一般只要求受访者进行选择即可，因此对舆情的分析效果受限于问卷设计的质量。如果问卷设计精细，体现出大多数民众可能持有的各种意见，则能发现民众的各种意见并分析影响因素。如果问卷设计比较粗糙，受访者就可能只局限于问卷所列出的各种情况，而较难做出新的选择，虽然问卷中一般会列出“其他方面”让受访者自己填，或在开放式问题中请受访者发表意见，但真正填写文字的受访者少之又少，许多人对这样的选项或题目都不予回答。即便是设计精良的问卷，其中的选项也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选择，因此势必会漏掉一些意见倾向。
由于调查问题可能是受访者不熟悉的，调查时间又有限，受访者也没有足够的资讯来认真思考再做出选择，因此受访者对调查问题的回答不一定牢固和持久，可能无法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调查所推论的总体舆情可能是不稳定的，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这样的意见被称为“即时快照” [21] ，即民众在特定时刻对特定问题的意见和偏好的快速扫描，这些意见会经常发生变化。如前所述，舆情本身就具有稳定性和流动性并存的特点，而调查时，受访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回答问题，只是做出一种直觉的判断，很可能没有参考可靠的信息，也没有经过慎重思考，所以这样的答案只是暂时的。当相关问题的资讯和知识越来越多、印象越来越深刻，或者问题本身发生变化时，意见就很有可能改变。
舆情调查所得到的意见是无组织的、不系统的个人反应，是在公共讨论领域之外形成的，调查不能为民众提供讨论的空间，不能促进思想的动态交流与发展。调查过程中，调查员逐一询问受访者，受访者并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回答问题，也不能和其他人对问卷所涉及的议题进行争论。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只是对当时受访者想法的汇总，虽然起到了把不同意见累加起来的作用，但是不具备整合不同意见、以达成妥协和意见一致的功能。
不论是政府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进行舆情调查，还是政府内设置调查机构开展调查，实施舆情调查都需要经费支持。从购置相应的调查设备，如电脑、电话、各种应用程序、印刷问卷，到培训调查员、支付调查员薪酬、给受访者礼物等，都需要政府开列专项经费以保障调查的顺利进行。同时，强调科学方法的舆情调查所需的一整套复杂程序，调查过程的条件配合要求较多，都直接导致了调查成本的增加。
[1] E.M.Rogers & J.W.Dearing，“Agenda-setting Research：Where Has It Been？Where Is It Going？” in J.A.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1.Newbury Park，CA：Sage，1988，pp.555-594.
[2] R.W.Cobb & C.D.Eld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genda-building .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14.
[3] R.W.Cobb & C.D.Eld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genda-building .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85.
[4] R.W.Cobb & C.D.Eld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genda-building .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86.
[5] M.E.McCombs & D.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36）：176-187.
[6] R.W.Cobb & C.D.Eld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genda-building . Boston：Allyn and Bacon Press，1972，p.12.
[7] Barbara J.Nelson， Making an Issue of Child Abuse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20.
[8] Peter Bachrach & Morton Baratz，“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2（56）：47-52.
[9] Roger Cobb，Jennie-Keith Ross & Marc Howard Ross，“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s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6，70（1）：126-138.
[10] Richard M.Perloff， 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s in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Lawrence Erlbaum，2010，p.46.
[11] Robert B.Cialdini，Richard E.Petty & John T.Cacioppo，“Attitude and Attitude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1（32）：357-404.
[12] Carroll J.Glynn，Susan Herbst，Mark Lindeman，Garrett J.O’Keefe，and Robert Y.Shapiro， Public Opinion . Westview Press，2016，pp.22-23.
[13] G.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Harcourt，1950，p.138.
[14] V.O.Key J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 New York：Knopf，1961，p.544.
[15] D.J.Devine， The Attentive Public：Polyarchical Democracy . Chicago：Rand McNally，1970，p.119.
[16] J.A.Krosnick，“Government Policy and Citizen Passion：A Study of Issue Publ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Political Behavior ，1990（12）：59-92.
[17] T.W.Smith，“America’s Most Important Problem：A Trend Analysis，1946-1976，”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0（44）：164-180.
[18] M.E.McCombs & D.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36）：176-187.
[19] T.Takeshita，“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the Press in a Japanese Local Election，”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1993（29）：194-216.
[20] T.L.Miller & M.A.Miller， Citizen Surveys：How to Do Them，How to Use Them，What They Mean . 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91，p.8.
[21] L.W.Milbrath，“Citizen Surveys as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81（17）：47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