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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角度来看，政治学、政策学、民意学、舆情研究都探讨了舆情与政策之间的应然状态，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理想的民主政治意味着政府必须依照民众的愿望去决策施政，舆情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基石。
亚里士多德认为民意在政治上对共同体有益处，当多数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具有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
；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洛克认为判断一切个人和国家行为的好坏及合法性的法律分为三种：神法、民法、舆论法。
卢梭认为民意具有立法功能，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
，舆论还可以进一步上升为集体的普遍意志，即“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民意是帝王的宝座，应起统治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舆论，认为舆论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的一切方面。舆论是“国家立法的最丰富、可靠的和生气勃勃的源泉”
。他们认为能够影响立法的舆论，通常是综合性的普遍舆论。“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马克思认为这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工厂主们“怯懦地向舆论让步”
。
乔治·盖洛普等认为“民意是民主的脉搏”，民调结果是“人民的命令”，即民众想要政府实施何种政策的具体表述。 [1] 美国著名的民意研究者金也强调：“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必须讨论民意”，“民众的观点必须在政策形成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否则所有关于民主的讨论都毫无意义”。 [2] 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民意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公开的相互作用是人民统治的最明显标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兴起，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意在政治、管理和公共政策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增加公民角色已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公民参与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具有积极影响。公民参与能促进政民之间的沟通，使政府了解公民需求；有助于政民之间在政策目标、服务优先顺序、执行和财政等问题上达成一致，为公共政策提供正当性。 [3]
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舆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只有积极吸纳和理性应对舆情，并出台政策措施有效回应舆情，政策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遵从和维护，诸多现实问题才能及时得以解决。
在民主社会中，是否合乎民意是评判公共政策好坏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公共政策能为民众接受并得到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充分采纳民意，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为最终目标。
从实证角度分析民意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国外的研究较为深入。国外学者通过多议题定量研究等方法分析了两者关系的一致性，提出民意可能存在的非理性、不连贯、易被操纵等问题，探讨了政策回应民意的诸多影响因素。在西方国家，关于民意对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民意强烈影响政策论、民意微弱影响政策论、民意对政策的影响“视情况而定”论。这些实证研究为探讨公共政策与民意的关系、政策如何科学合理地吸纳民意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角度。
学者们通过民意与立法、行政、司法政策制定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认为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大多数民意及民意改变对政策结果产生了强烈影响，这种研究被称为“多议题定量研究”。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某一个或部分政策领域，得出民意对公共政策产生强烈影响的结论。
具有实证主义传统的美国学界较为推崇多议题定量研究，这种方法选择多种议题而不是单一政策领域进行研究，选取、设计变量来代表民意和政策，使其可操作化，从而得出民意对政策影响度的量化结论。
这类研究最早的是米勒和斯托克于1963年开创的选区意见行为关系研究，该研究发现，议员和选民的观点在社会福利政策、外交政策、民权政策等领域有中等程度的吻合，当某一个选区有较大比例选民支持某项政策时，议员将更可能支持这项政策。 [4] 之后的选区意见行为关系研究扩展了两位学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选民意见和议员行为之间存在更强的持久联系。 [5]
美国学者罗伯特·埃里克森、杰拉尔德·莱特和约翰·麦基弗比较了美国50个州的意见和政策关系。他们拆分了若干年的《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民意调查数据，以民调数据为基础设计了州层面的“意识形态值”来代表民意，把50个州在8个关键公共政策议题上的政策结果综合为“政策自由主义值”来代表政策。研究表明，拥有更多自由公民的州倾向于采用更自由的政策，拥有更多保守公民的州则制定出更保守的政策，说明了民意对公共政策有着“引人瞩目”的影响。 [6]
为更完整地了解公共政策的回应性，需要从全国层面分析民意和政策的关系。美国学者从两个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研究。其一是选取一段时间内若干发生变化的政策，同时搜集政策相关的民意数据。较有名的是门罗，他考察了1960～1979年的500多项公共政策调整案例和政策改变前的主流民意，发现63%的政策朝着大多数民意希望的方向改变 [7] ；后来他又考察了1980～1993年的566个政策议题，发现政策和多数民意之间的一致性达到55% [8] 。其二是先寻找围绕公共政策发生变化的民意数据，再对照两个时间点的政策改变情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佩吉和夏皮罗，他们分析了1935～1979年民意在特定政策议题上发生变化的357个案例，比较民意改变的情况和一年后政策发展的情况，综合各方面结果发现大约2/3的案例出现了和民意同向的政策改变。 [9]
台湾学者余致力运用门罗的研究方法，分析了1996～2000年台湾媒体报道民意调查的数据和相关的113项公共政策议题，发现政策与多数民意一致的有54项（47.8%），不一致的有47项（41.6%），无法比较的有12项（10.6%）。在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一致性存在差异，“内政与民生”类政策与多数民意的一致性最高（60%），“政治体制运作”类政策与多数民意的一致性最低（28%）。
多议题定量研究过多地集中于高显著性的政策议题，产生了统计偏差，导致分析结果可能不准确。因为在大多数案例中，最显著的议题往往回应度倾向于最大，忽视了其他因素对民意和政策关系的影响，没有控制其他变量，这些因素包括企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大众传媒等。这些研究只评估从民意到政策方向的影响，忽视了政治家影响或塑造民众政策偏好的可能性。
认为民意对政策有微弱影响的分析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认为民意是不连贯的；认为民意极易被精英引导和操纵，因此不能构成独立的影响因素。
康沃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认为大多数受访者对重复的调查问题不能保持思想上的一致性，很难持续影响政策。 [10] 还有学者认为民意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而被精英操纵，民众的信息、思维和阅历都不够 [11] ，因此政策制定一般不回应民意，而是回应其他更有影响的组织或个人。
金斯伯格是分析民意易被精英操纵的代表，他认为民意调查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政治精英和管理者想要疏导民意。 [12] 许多研究发现，在特定条件下总统具有塑造和引领民意的特殊能力。总统通过重要的演讲或运用媒体把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社会问题或政策议题上。 [13] 政府主要机构、地方行政官员、议员等都通过了解本领域的民意来改进自身的公共关系工作。
从上述两种角度来论证民意对政策的影响微弱，使我们注意到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很多因素会干预政策过程。但是，这一论点也存在漏洞，特别是提出精英努力地塑造民意。如果民意对政策结果影响微弱，为什么精英都致力于引导民意呢？精英们严肃地看待民意影响，恰恰为“民意强烈影响政策”提供了证据。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局限，学者们开始研究影响民意对政策干预程度的不同条件，这些因素导致民意对政策的影响度在一些条件下和某些政策议题中较高、在其他条件下或政策议题中较低。这些条件或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制度性因素。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不同，全国、州和地方政府层级不同，会产生民意对政策影响的不同效果。立法机构受制于周期性的选举，因此回应性较高。司法部门由于法官的职业稳定性较强，回应性较低。行政部门要依据其负责的政策类型来或多或少地考虑民意影响。 [14]
公民对不同政策问题所持态度的显著性、强度和结构。政策问题对民众的显著性会影响民意改变的可能性，影响决策者认真对待民众的可能性。 [15] 一些政策问题的透明度较低，政策回应性也较低，佩吉和夏皮罗认为显著性较低的外交政策会给政治家更大的施展空间 [16] ；而具有更高曝光率的、显著性更高的政策问题就要增加政治家偏离民众偏好的成本 [17] 。
一项公共政策的公民态度分布结构对回应性产生了影响，如果公民态度是两极分化的，那就有协商余地，这比偏重一方的政策态度要更难回应民意。
[18]
决策方对民众的意见趋向一致的回应机会要多于民众态度强烈两分式的。官方对于那些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很难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方案，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两者都不采纳。
政策领域的竞争结构对政策制定内容和潜在的民意影响都很重要。一些政策领域被有影响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回应性较低。一些政策领域可能比较新且较少被既得利益所控制，或者对政策革新开放性强，这类政策一般能够回应民意。一些政策领域从下至上对决策者产生了压力，会增加回应的可能性。 [19]
探讨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舆情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虽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并且在未来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度体系会完善起来。网络论坛能让人们自由地表达政治立场和观点、开展政策讨论，是扩大民主政治范围的有效工具。
随着网络的兴起，民主政治将会发生全面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各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将对传统民主政治体系构成威胁。
有学者预言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的政治生活将逐步告别代议制民主体制，走向全民卷入政府决策行为的全新民主体制。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舆情虽然有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网民的政策诉求，更好地倾听民意，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影响，但网络舆情也有自身的弊端，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府态度、网络舆情自身缺陷的弥补、公共政策民主体制的完善等因素。
一些研究涉及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影响。根据网络舆情影响政策的途径和方式，分析网络舆情推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若干案例，提出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可以产生三种不同模式：线上与线下参与互动模式、抵制与不合作模式、多主体隐性联盟模式。
网络舆情输入政策过程要经历四个阶段：网络话题集结阶段，包括网络话题的形成和凝聚；公众议题争辩阶段；意见趋同阶段；向政府部门施压阶段。有学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利用公民自媒体数据，分析网络舆情触发公共政策的现象，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自媒体触发模式”，即网络社会中应运而生的公民自媒体是当下中国“公众议程—媒体议程—政策议程”设置中关键的助推力。
有学者从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过程的压力模式出发，研究网络舆情中的压力触发政策议程的方式，发现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任意的网络舆情都可以推动议题进入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产生压力需要两个条件：网络舆情集聚的自身压力；网络舆情引起上级关注和干预引发的压力。
学者们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策略选择。搭建平台，分析潜在的网络舆情风险；提升能力，判断网络舆情信息的真伪；加强监督，规范网络舆情信息发布。促进网络媒体议程和传统媒介议程互动融合，共同推进政策议程构建。
建立多种网络官民互动渠道，建立决策方把握舆情疏导主动权的快速应急机制，主流媒体不断增强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加大对决策机关和官员的问责力度，制定“绿色网络”道德规范，引导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的互动。
建立顺畅的网络舆情表达机制、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从而抓住问题源流，确定政策问题。实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加强政府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促进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推进社会组织的网络策略创新。
总的来看，虽然关于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政策形成的作用、影响、模式的研究较多，但是鲜见从网络舆情角度来分析公共政策制定和形成的不同样态，较少落脚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网络舆情不同形态的研究上。
政策议程设置是联系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的纽带，最早提出重视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认为，面对诸多公共问题，选择把哪些问题提上政策议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此后又发展出若干理论和观点以解释问题是“如何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并转化为政策产出的”，包括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研究、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研究、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和触发机制研究等。
20世纪中叶，拉斯韦尔提出公共政策过程模型之后，政策的前决策过程受到关注。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皮特·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权力的两方面》的文章。 [20] 他们认为，面对诸多公共问题，选择把哪些问题提上政策议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政策的“前决策过程”就是政策议程设置，它的主要表现是未知。这种如政府黑箱一般的政策议程设置要比政府决策过程更具价值，但是这个常见的问题却容易被忽略。在这项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影响决策是其重要一面，但影响某个公共问题能否提上议事日程是这个权力更重要的一面。 [21] 他们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过程，这种充满未知的过程可以决定政府决策的方向。但他们的研究仅仅揭示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未知性，并没有系统地解释政策议程设置这项权力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
托马斯·戴伊在1972年提出将政策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在他看来，议程设置阶段作为一个承接阶段，其主要作用是吸引政府以及民众关注当前的焦点问题，使其进入政策议程阶段。托马斯·戴伊提出了双向设置理论，将政策议程设置分为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在自上而下的政策议程设置方式中，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是政府官员和体制精英，他们促使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而相较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自下而上的政策议程设置方式中问题的提出和发现则是民间组织、基层民众通过媒体、集会等方式让政府注意这方面的议题。提出政策议程双向设置，推动了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为政策议程设置方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框架。
在对政策议程的研究中，伯纳德·科恩将政策议程分为媒体、公众、政策三个方面的议程，使政策议程脉络逐渐清晰化。罗杰斯·科布与查尔斯·埃尔德认为，政策议程设置包括系统的政策议程和机构的政策议程两个阶段。系统的议程分析是一个产生社会问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问题还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存在着，并没有产生切实的解决方案。机构的议程分析是政府探讨解决方案的过程，使解决方案逐渐明朗化。 [22]
依据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各个主体发挥的作用、影响力，罗杰斯·科布等将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分为三类，即外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部创始型。
[23]
在外部创始型中，议题一般从民众中产生，并先进入公共议程，再进入政策议程。在政治动员型中，议题主要出自政府，决策者希望政策方案从政策议程流入公共议程，可以进一步为该政策提供正面的舆论导向。在内部创始型中，议题一般产生于政府内部，并且阻止两种议程的沟通。在三种模式基础之上，梅·彼特增加了联合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外部与内部的联合促进下形成的。
盖依·彼得斯将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为多元主义模式、精英主义模式以及政府中心主义模式三类。多元主义模式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以及个人都有机会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将政策的制定过程划分为多个领域，在某一领域有权势的人在另一个领域不一定发挥作用。精英主义模式强调，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过程，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由精英决定政策议程方向。政府中心模式指的是，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内不同主体之间竞争的结果。这个理论探讨的是政策议程设置的不同主体对政策议程的作用，而不是对什么是政策议程设置主体进行讨论。盖依·彼得斯在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曾指出，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分为若干类：问题的属性、问题的可见度、新旧议题的相似性、议题的外界影响、与国家重要象征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
当问题越恶劣、问题可见度越高、新议题与旧议题越相似、问题的外部舆论影响越严重、议题与国家的重要象征关系越密切、技术上可行性越明显时，议题被政府纳入政策议程的机会就越大。盖依·彼得斯也指出，假如政策问题没有提上日程，那么这项问题就不被予以考虑，政府也不会关注并采取措施。
在这一类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垃圾桶理论和多源流理论模型。迈克尔·科恩与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在1972年提出垃圾桶理论，认为在未知偏好的情况下，影响问题进入议程的因素包括问题、解决方案、参与人员和选择机会。在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社会问题会被纳入政策议程，并被相关部门制定政策予以解决。
以垃圾桶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多源流理论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理论。约翰·W.金登提出影响决策的三个因素，即政策议程存在的三个源流，分别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在他的理论中，在某一契机、时机即政策之窗开启之时，这三条源流进行融合，最终将公共问题提上政策议程。这是将公共议程转变为政策议程，再进一步转变为公共政策的过程（见图0-4）。
图0-4 政策议程的多源流理论
詹姆斯·E.安德森在多源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公共问题与政策问题之间存在一种触发机制。他认为，存在一种触发型事件，这种事件会影响公众的情绪，促使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显像化，进而导致舆论影响加剧，引发政府部门的关注，加快该公共问题进入政府政策议程的速度。
在触发机制研究中，影响社会问题进入公共议程速度的因素包括触发机制的影响范围、公众的感知程度、时机的准确性。在时机恰当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触发机制的影响范围会扩大，公众的感知程度会加深。影响范围越大、感知程度越高，该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速度就越快。触发机制对于政策议程设置的作用取决于三个维度：程度、范围、时机。在拉雷·N.格斯顿的研究中还提到了一种特殊形式，即人为操纵的隐性形式。这种人为扭曲的议题程序也会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向与速率。彼德·巴克拉克与莫顿·巴拉兹认为这种“隐性形式”是一种手段，通过人为方式改变议程或者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研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学者借鉴西方理论，提出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其中，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的是“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六个模式”说，即外压、动员、内参、关门、借力、外压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与传统的政治权威主导模式和扩大的精英控制模式不同，近年来多元主体互动的议程设置模式开始出现。
许多研究运用金登的政策议程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的某一类政策或某项政策，并进行案例分析。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研究可分为两类：其一是运用多源流理论对中国某项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解读和剖析；其二是借助多源流理论分析影响政策议程的因素，解释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黄杨、刘小捷采用多源流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中国公共图书馆存在的不足产生了问题源流，而中央或地方对这一政策的问题探讨与专家的建议构成了政策源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民众情绪的需求倾向共同构成了政治源流。这三个源流在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加速构建的作用下进行了融合，从而实现了政策议程设置。
此外，张锐薛运用多源流理论对“网约车新政”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分析；
贺志峰、谢文中、蔡贞慧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我国慈善立法政策议程设置展开了研究
等。
这些研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政策之窗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我国现有政策的产生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原理。在多源流角度下某种因素直接影响问题源流的产生，或者通过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对社会问题的反应强度等方式间接影响问题源流。政策源流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刺激政策层面，二是通过影响专家、体制精英、政府等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问题意见的集中程度等，推动政策备选方案发生变化从而间接促进政策源流的产生。在政治源流的产生中，存在直接影响与影响公众舆论两种方式。在某个契机的诱发下，政策之窗打开，三个源流耦合，使得公共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层面。
学者们通过特定的案例分析印证多源流理论，同时也发现多源流理论框架对中国政策问题分析的不足。贺志峰、谢文中、蔡贞慧指出，约翰·W.金登是就美国的政策体制提出的理论，所以这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约翰·W.金登多源流理论关注的是美国立法对于政策议程的影响，三源流模型的实践基础也是多元主义条件下的压力集团政治。而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需要考虑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层面的党政体制问题，因此在分析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时应对多源流理论加以改进以使其适合中国政策问题的研究。
一些研究采用多源流理论对影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进行分析。刘倩以多源流为视角，探讨自媒体对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自媒体产生以后，公众话语权得以更便捷地运用，人们更容易表达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也更方便加入构建问题源流的队伍中。在自媒体相对自由开放的空间，诸多自媒体用户的多元思想为政策备选方案的产生提供了更多可能，为政策源流的构建提供了更多机会。自媒体的广泛传播影响了国民情绪，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推动属于政治源流范畴的公共舆论形成公共议程。在这个过程中，自媒体提升了公共事件的曝光度，推动焦点事件的形成，加速了政策之窗的开启，从而影响政策议程设置。
除了广为流传的多源流理论之外，还有不少专家学者自成一派，创立了自己的理论并用它来研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有关问题。他们的主要研究特点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为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搭建了初步框架。
王绍光的研究是受关注最多的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研究。他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六种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六种模式的区分标准为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民众参与程度，王绍光通过详细解释、运用案例分析了六种模式的特点和差别。在这六种模式中，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符合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将有望成为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尤其是外压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看作上书模式的加强版，政策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通过舆论来争取民意的支持，其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一定的压力，从而促进新议程的建立。在界定了六种模式后，王绍光总结展望了六种模式的趋势。他认为虽然当下中国共存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但随着媒体、利益相关群体和民众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将逐渐式微，“内参模式”会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将频繁出现。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将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与民众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
王绍光提出的这六种模式，简洁而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改变与发展，揭示了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化越来越强的事实，这也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这项研究吸收了西方理论中有益的部分，注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持。
赵静和薛澜主要研究了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他们认为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这一过程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这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上一些紧迫的问题，但也存在不小的隐患。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经常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对问题进行识别、解释、排序，此时需要先应对和解决那些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快速进行问题合法化并将其提上政策议程。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期的一个典型的回应式特征表现为：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回应突发事件或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将某一热点事件迅速提上政策议程，以此缓解政府的压力。经过积累，这种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政府政策议程设置的策略模式——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
产生这种模式的原因在于，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日渐复杂，社会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可能存在多个面向，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但同时，中国公共政策部门、公共决策部门的资源与能力匮乏——在人力资源上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公务员政策分析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常与一般行政职能混淆，公共决策部门所具有的系统、科学的政策分析能力较低。政策部门资源和能力不足，导致政府部门在进行政策议程设置时常常捉襟见肘，不得不被动地先回应某些社会热点、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从而促成了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具有一定优点，有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有利于政府兑现承诺、增强公信力以及塑造亲民的形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满足公众的需求，以“快速回应”呈现出鲜明的回应型政府姿态。但这种模式也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和隐患：第一，在较为仓促的政策议程设置下，政策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也就是说政策制定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如果长期保持这种状况，将会引发公众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质疑；第二，如果长期使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政府的决策自主性和行政能力将会削弱，不利于政府部门培养决策和问题识别方面的能力；第三，焦点事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强，如果政府过于受制于此，就会忽略其他影响社会发展却不为大众关注的问题。因此，不能一味依赖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这项研究与王绍光所论述的“外压模式”相关，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是“外压模式”的一种具体体现，其侧重点从外界的压力转移到了政府的回应性上，通过政府的回应性较深入地研究这种议程设置模式。
江天雨研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常见的“压力—回应”模式
，她对“压力—回应”模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绍光提出的外压模式等。这一研究将外压模式侧重的外部压力和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所强调的政府回应性同时呈现（两者结合作为一种循环模式），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同时为丰富“压力—回应”这一循环模式在中国议程设置过程中的案例分析，作者通过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以及法律修订三个不同层面的案例，对中国政策议程中的“压力—回应”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不同层面的案例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现在是未来也必将是中国议程设置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经过分析认为，社会舆论、社会诉求所形成的压力对议题的推进是在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过程中重要的推动力，促使决策者对压力进行回应。这不仅是西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也成为当下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模式之一。
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类似回应模式的研究。张华、仝志辉、刘俊卿对网络条件下的几种政策参与的新方式进行了解释说明，分别为网络偶发事件模式—外压模式、专题型网络问政—动员模式和留言板型网络问政—上书模式。其中尤其强调了留言板型网络问政，这一方式因其制度化水平较高，对政府和民众政策参与地位的进一步平等化具有一定贡献，可以代表现有中国制度条件下网络影响政策参与的基本途径。
这一研究还分析了“选择性回应”的独特性，虽然民众提出初步议题转化为政策的比例在增加，但是回应内容的相关性却在持续下降，说明留言板型网络参与中存在“选择性回应”的情况。“选择性回应”可以说是政府回应的一种独特表现，为了让大众议程与政策议程更好地结合，政府必须具有足够强的回应性，但又不可能面面俱到，便产生了“选择性回应”的情况。
这些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自成一派”的研究，提出或着重分析了关于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分析框架。这些研究注意到政府之外的社会大众正在产生更加多样化的诉求，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政治表达，也就形成了“公共议题”，以此对政策过程产生压力，影响和改变着政策议程乃至政策结果。这是目前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大多数学者关注到了“压力”以及“回应”的问题，意识到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但究竟如何回应，或者以何种方式回应却没有确切地分析。
政策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三者之间具有递进的关系，即媒介议程引导公众议程的产生，公众议程又能促进政策议程的设立。一些学者围绕三者关系进行研究，从三个议程的角度切入，更直观地反映了议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袁仲伟研究了三个议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中，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以及政策议程的互动使该事件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其中公众议程以网络舆论为代表，且在三者中占据主导地位，媒介议程以传统媒体为代表再加上与网络媒体的并存、互补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议程则通过主动干预的手段有效地影响了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
他具体分析了“躲猫猫”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传统媒体发现并提供该事件的新闻，新闻网站的报道使其流传更广，然后引起政策议程的关注和介入，议题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随后传统媒体跟进，网络上的讨论越发热烈，从而使议题的发展进入高潮。他认为政策议程试图通过以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媒介议程来影响公众议程和公众舆论，影响公众是最终目的；媒介作为中介起着记录、放大和引导公众议程的作用；公众议程作为政策议程和媒介议程共同的作用目标，在三者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变化决定着事件的最终走向。对特定案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联系以及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从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角度研究政策议程设置，即政策议程受到公众议程的影响，也以影响公众议程为目标。
荆建英从大众传媒入手研究政策议程设置模式。随着大众传媒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一些新兴传媒的政治属性减弱而公共属性增强，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方式有所转变。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众传媒的角色是“党的宣传机器”“党的喉舌”。随着社会的发展，“党的喉舌”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原来与政策议程保持一致的大众媒体，逐渐减少了一部分功能并开始具有影响政策议程的属性，构成了单独的媒介议程。
胡宁生认为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镜子角色，大众传媒能成为一面及时地反映社会中所发生的公共问题的镜子；二是守门人角色，大众传媒能够选择、整理、淘汰收集到的信息和议题，把处理后的结果展现给民众；三是公共议程建构角色，大众传媒影响受众对问题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建构；四是放大群体诉求的角色，促使更多人理解并支持政策；五是促进政策共识达成的角色，促使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被政府接受和满足；六是提高公众参与决策积极性的角色，为民众表达诉求提供平台。
陈姣娥、王国华研究了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性方式向“自下而上”和交互性方式的转型趋势，提出了政策议程设置的“自媒体触发模式”。
这一研究以“郭美美事件”为案例，研究了公共议程与媒体议程联手推动政策议程的过程。尤其是网络社会出现的公民自媒体、微博和博客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策—媒体—公众议程设置的重要推力。公民自媒体在不经意间点燃微小话题，进而促成焦点事件，并使之转化为公众议题，最终触发政策议程。
上述研究主要分析了政策议程、媒介（媒体）议程、公众（公共）议程三者或两者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和过程，对于理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具有一定价值。不足在于，学者们在研究不同议程之间的关系时，只注重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对于如何促进那些积极的影响因素，同时避免消极的影响因素，还没有提出确切的方案。
中国政策议程模式与中国的全方面发展息息相关，模式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发展迅速，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受时代的制约，同时对时代具有反作用。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时代性研究，有助于探究时代的发展规律、政策议程设置的变化规律，深化对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认识，有助于推动政府的决策趋向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深刻认识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以当代视角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观察，有助于从时代变化的层面完善政策议程路线，有利于公共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决策者对于当代政策的理解，加强科学性。
鲁先锋提出，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深植于政治系统中，是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我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也发生了转变，从政府主导式、内在创始型逐渐向精英、多元参与混合模式转变。因此，当前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具有非常显著的多元性、网络性和复杂性。
作为政策系统重要一环的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时代特性与特色。
政治特性、经济特性、文化特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导致政策议程设置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孙立成提出政策议程设置是政府公共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使之转化成政策问题的过程；是在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所具有的时代特性不同。
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是社会公共问题如何吸引决策者的目光从而提上政策议程，只有一少部分社会问题能上升到政策议程层面得以解决。政策议程设置深受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科技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陈姣娥、王国华提出政策议程与时代密不可分。在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鲜明特征——网络性，公民自媒体、微博等激活政策沉淀、助推焦点事件、触发公共政策议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将改革开放前的政策议程设置的流程模式与现代的模式进行对比，便能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政策议程设置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探讨了媒体对于现代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网络时代，公共问题会获得更高的曝光率，这也使现代政策议程设置与公共舆论有了更强的关联性。
目前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运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自成一派”展开研究、从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角度研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时代性研究等若干方面。总的来看，以舆情视角探讨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完善路径等的研究还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