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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占
与西方的生态人文学研究相比，我国的生态研究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经常将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固然是由于我国生态美学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中文学科且更容易接触生态批评，但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二者之间的确具有深层联系：生态美学可以为生态批评提供理论基础，而生态批评则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具体运用。良性的学术发展态势应该是，二者之间展开良性互动，以便携手双赢。
正是出于这种学术考虑，我们组织了本期“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专题。拙文《新冠病毒与作为文化病理学的生生美学》是一篇关于生态美学的文章。其首要特点是明确针对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进行学术探索。新冠肺炎自在全球范围蔓延以来，已经给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如何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反思这种病毒就是这篇文章的基本立意。文章重复了笔者于2002年就提出的两个关键词：一是“文化病理学”，二是“生生美学”。笔者将生生美学视为借鉴和吸收中国轴心期“生生”理念的生态美学，提出“生生美学”的学术立意是诊治人类文化弊端。因此，生生美学本来是一种文化病理学的范畴。这一点是它最为独特的地方。深受新冠肺炎威胁以来，笔者倍感倡导文化病理学研究刻不容缓。拙文认为，全球性疫情警示我们，人类只有通过与其他物种和谐共生的途径来达到“生生”，并以“生生”作为价值取向，才能救治地球共同体所遭受的疾病。
生生美学是一种追求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美学，刘丹丹与韦清琦合作的《深化与拓展：走向整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则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回应了“女性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韦清琦结合传统道家思想的“知雄守雌”观念，对于这一分支进行了富有学术成效的中国化，学术成绩有目共睹。该文继续沿着“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这个学术思路，深入考察女性主义思想。
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依尔教授是国际生态批评领域最资深的代表学者，其“生态批评三部曲”《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塑》（1996）、《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2005），都是生态批评领域的学术名著。特别是最后一部，已经由我国学者刘蓓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对于我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客观衡量这种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我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来源、独特性贡献和存在的缺陷。刘略昌的论文《基于被引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劳伦斯·布依尔研究》，尝试以中国学者对布依尔文献引用的计量分析为基础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人文研究而言，这种定量研究显得独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