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周宪

文化从来就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它不但反映了社会变动，而且也推动了社会发展。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人类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据估计，全球有5亿人感染，几千万人被夺去生命。百年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各国，使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遭遇了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较之于百年以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新冠肺炎的流行考验着人类的不同制度和不同应对策略。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深化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而且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文化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疫情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文化上的不同表征。本期刊出的诸篇什多是学者们疫情期间闭关思考的产物，反映出学术对社会文化发展变动的敏锐回应和积极探索。这一期本刊设置了三个专题，分别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疾病的文化研究：社会·机制·表征”与“重估全球左派新冠话语”，与当下社会情境有密切关联。

媒介与技术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特定背景下。为此特别刊出两位媒介哲学思想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一次对谈。两位媒介哲学思想家聚焦于爱因斯坦的“信息炸弹”概念，从速度、战争、政治、互动性、地域、时间、灾难、暴力等多重维度展开讨论，进而对信息炸弹所隐含的“技术原教旨主义”和社会控制倾向予以反思。此次谈话虽已过去25年，但今天读来犹有启迪，许多判断不啻是当今现实的预言。

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生态，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和谐共生，理应成为我们反思疫情的一个关键节点。“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专题下的3篇文章，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分别讨论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生生美学”、生态女性主义命题，以及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这为疫情之后的重建工作，提供了诸多思维路径与理论支撑，极其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很多变化，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区域隔离，到网络交流和在家上班的盛行，等等。“疾病的文化研究：社会·机制·表征”专题聚焦于疫情流行的公共卫生重大事件，探求疾病现象背后复杂的文化观念、话语博弈与权力纠葛。5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融合社会文化与疾病文化研究的可行路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在体制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埃博拉疫情事件中美国政府的种族主义认知偏见，中西医医疗话语在抗疫现场的论争，以及张艺谋电影中的疾病隐喻，内容丰富，兼顾理论研讨与个案分析，从不同疾病及其表征的角度诠释了文化研究的多重意义。

新冠肺炎的流行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个思想史事件。“重估全球左派新冠话语”专题，集中讨论了西方左派理论话语对新冠肺炎流行这一事件的思想史意义。分别对阿甘本、巴特勒、埃斯波西托、韩炳哲等人的新冠肺炎疫情评论做了深入解析，由此批判性地考察了西方左派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危机的理论回应，并对“后疫情时代应当如何生活”加以思考。

本辑《文化研究》照例设置“其他来稿”栏目，文章涉及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层面，有从学科建设出发的讨论，也有紧随社会文化变迁，对诸多新现象、新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全面解读。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且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

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术研究，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立场和姿态。与那些重归传统的人文研究迥然异趣，文化研究对当下的兴趣和关注更为突出。从这个立场来看，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绝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现象，还是一个需要从文化研究角度加以考察的文化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