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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战、慎战相联系，孙武对备战也有独到的论述。重战的本义是重视战争、慎战的核心是遏制战争，这些思想要想变成现实，都必须落脚到积极备战上。因此，如果说重战、慎战是孙武战争观的“认识篇”，备战则是孙武战争观的“行动篇”。
用一句话概括孙武的备战思想，就是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修炼内功，主动作为。《九变》篇提出，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有准备以等待它，有备才能无患；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了使敌人不可进攻的力量和办法。此所谓“能战方可言和”，以实力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渴望和平，前提是准备好应对战争，做好打的准备。
那么备战是不是消极防守，等待敌人来进攻呢？并非如此。孙武很早就看到了备战不是单纯的防守，时机到来的时候还要发起反攻。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是说过去善于打仗的人，首先要创造不被敌方战胜的有利条件，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不会被敌战胜，这个权力在我手中；能不能战胜敌人，还在于敌人是否露出了破绽。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使敌失败的机会。在这两句话中，孙武都不忘强调“不失敌之败”，即能抓住机会主动进攻并造成敌人失败的，这才是善战者。
孙武关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及“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的论述，与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攻势防御”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克劳塞维茨早了2300多年。无论东方兵圣强调的“不失敌之败”，还是西方兵圣强调的“攻势防御”，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强调把握好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争基本类型的辩证关系，即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区别在于孙武的论述具有朴素的辩证主义色彩，强调了善战者应能做到审时度势、攻防结合，但由于整体写作风格舍事言理，因此对战争中具体如何进攻等问题语焉不详。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的论述对进攻和防御这两种基本作战类型则有着比较详细而且精彩的论述，如著名的“盾牌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绝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利剑论”：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最光彩的部分，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顶点论”：进攻中存在适情停止进攻的时刻，即进攻的顶点，应正确判断进攻的顶点，不要超过进攻的顶点；等等。从两位兵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战争艺术的魅力。此时此刻是进攻，还是防御？这是摆在任何战争指导者面前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长期以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指导思想的基本点。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用毛泽东的话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进行了多次调整。1993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2004年，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根本利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决定了我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内涵。新形势下，我们仍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要创新基本作战思想，根据各个方向安全威胁和军队能力建设实际，坚持灵活机动、自主作战的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运用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力量，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要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根据中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维护共同安全；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总之，以积极的备战行动，实现有效止战、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