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慎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孙武慎战思想是与重战思想相联系的。他把战争推高到“国家大事”的显著位置，但他所谓的重战并不是频开战端，四处征战，穷兵黩武。“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即便是取得了胜利，战争吞噬生命、消耗国力的副产品也是国家难以承受的，更何况还要冒失败的风险。因此在重视战争的同时，还必须对战争采取谨慎态度。既知战争之利，又晓战争之害，从长计议，权衡利弊，十分慎重地做出战争决策。

第十二篇《火攻》末尾的一句话集中地表述了这个思想：“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意思是：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邑，却不能达到战略目的的会遭殃，这就叫做劳民伤财。“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所以说，英明的君主要慎重地考虑战争，贤良的将帅会认真研究战争。于国不利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陷入危险就不要用兵。君主不可以因一时之怒而兴师，将领不可以因一时恼火而开战。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转为高兴，恼火可以转为喜悦，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再存在，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活过来。明智的君主对战争要慎重，贤良的将领对战争要警惕。这就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根本原则。在这里孙武把慎战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晰、到位。他提出慎战的基本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就是说决定一场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有三条原则必须遵守：一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二是看国家进行这场战争有无必胜的把握；三是看国家是不是到了非战不可的危亡关头。他特别强调，操纵战争机器的人，不能“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任由个人好恶和情绪变化主导战争决策。

孙武慎战思想是着眼于当时的多极战略环境而提出的。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力政。各诸侯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发展不平衡，有的崛起，有的衰落。齐、晋、楚、秦社会改革成效显著，又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较快，先后称霸。其中的晋、楚又分别扶持吴、越作为各自的争霸伙伴，吴、越以此为转机迅速发展壮大，跨入大国的行列。这就构成了当时诸侯国的“多极”格局，保持着相互制约下的平衡，这种战略环境下，各国都有现实的竞争对手，又有潜在的敌人。这种多极竞争的特点是：对手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挑战不止来自一方而可能是多方，构成了复杂交错的三角或多边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等同于双边关系的简单叠加、双向互动，而是多种因素的有机复合，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由于受各自利害的驱动，敌、我、友的关系也会因时、因地而转移，从而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竞争中任何一极战略竞争行为的成败，都可能导致整个战略格局的失衡，客观形势要求各国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多极竞争中的最佳选择不是直接的“战胜攻取”，而是借力获益、坐收渔利；最坏的选择是出力招损，即孙武所说的“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

所谓“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原文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对这句话有两种理解，都是有道理的。一是认为：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邑，却不能达到战略目的，就会遭殃，这就叫做劳民伤财。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明明知道自己的实力与美国根本无法匹敌，身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五十六本人也预测，即使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也只不过能保持一年到一年半的优势，但他还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这就是一种赌徒心理。他说了一句话，后来在一部电影中被引用：“我恐怕我们将一个沉睡的巨人唤醒了，现在它充满了愤怒。”鲁莽的行动带来是彻底的灾难。美国宣布参战，帮助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对日本更是毫不留情打击报复，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联合舰队，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让日本人品尝了美国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也吞下了搞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恶果。有句谚语说得好：欲使其灭亡，先使其疯狂。胆大妄为的日本人，赢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就应验了孙武的那句话：打了胜仗，夺取了土地城邑，却不能达到战略目的的会遭殃。这个战例也启发我们：战略上的失败，战役战斗取得再辉煌的胜利也是无法挽回的。当年拿破仑远征俄国，莫斯科都攻下来了，然后怎么样呢？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赢得了绝大多数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认识也很有道理：对敌完成“战争攻取”任务后，必须做好争取民心，巩固和扩大战果，达成控制局势，使之迅速走上正常轨道的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白费功夫。在孙武看来，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取得胜利，但胜利并不意味着杀戮，赢得胜利是为了获得和平和恢复国家的秩序。孙武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他本人亲身经历的吴楚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吴楚战争，吴王阖闾打败楚国，占领郢都之后，对于战败的楚国臣民，没有给予必要的礼遇与优抚，相反，吴军在郢都烧杀抢掠，还进入楚昭王的宫殿，“尽妻其后宫”，尽情享乐。吴军的暴行不仅激起楚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也为各诸侯国所不容。因而吴军很快在秦国的援军和楚军残部的联合反击下，被迫撤离了郢都。吴军入郢之后胜而不利的结果，无疑会对孙武产生强烈的震撼，从而得出“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的结论。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不同结果将直接影响战后和平的质量及其持续时间，宽恕战败国有利于战后和平的延长。这与孙武战后修功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示：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有得必有失，关键是把握好战略能力的底线和极限。忽必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元帝国，《元史》称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但元朝在中国仅存在了98年，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战胜”无度，而“修功”无方。在蒙古人的武力统治下，压迫汉人、南人非常残酷。如：蒙古人犯死罪监禁，官司不得拷打。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手等。无职庶人不许取名，只许用排行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如明初功臣常遇春曾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小民没有取名的权利，是何等的被轻视！政治极度腐败、对人民残酷的剥削、经济的崩溃等造成了元帝国内忧外患，终于分崩离析。纵观历史，国家衰亡，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张文木认为，国家战略能力首先就是认识自己利益的底线和极限，底线是唯物论，极限是辩证法。一个国家的利益扩张线不在于有多长，关键是要能收回来，收不回来就会要命。

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漫长而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见识到核武器首次运用于实战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的代价已经今非昔比，如果不对战争加以约束而任其升级，最终将达到整个人类文明玉石俱焚的程度，消灭了敌人也毁灭了自己，这个“凶”是无穷无尽的，想修“功”是修不回来的。二战结束后，在恐怖核平衡的背景下，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互相敌对、钩心斗角，以政治、经济、外交、代理人战争等形式不断对抗，但双方都没有挑起直接冲突，以避免全面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时形势一度剑拔弩张，但最终在退让中化解。孙武慎战思想化身为“冷战”的形式持续了44年，对世界格局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前，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基本力量出现新的组合，逐步形成了与孙武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推动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走向缓和；另一方面，新旧格局转换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主义有新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努力促成和维护多极的世界格局。在此基础上，以军事斗争为底线，正确开展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斗争，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孙武慎战思想将为我们确立多极形势下军事斗争策略，驾驭斗争形势发展，掌握斗争主动权等提供有益借鉴。 GljrgkMoAIewnUJmgNNwcUF0w5n65qcR0Ldzov5n/4nABspVkUnMCvqlEe81Hx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