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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胜机“庙算”，就是战前在庙堂上筹划作战大计，预测战争胜负结局。孙武认为，要对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关键的条件之一，就是在战前进行全面综合的军事预测，对战争全局进行运筹谋划。
他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那么庙算什么呢？军事实力，这是打赢战争的物质基础。孙武在《计》篇中提到了“五事”、“七计”，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但从十三篇综合看，其内容远比“五事”、“七计”字面上的含义丰富得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外交等领域。
政治因素，孙武称之为“道”。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就是说国君政治开明，民众拥护，上下同心同德，就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孙武认为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传说当年周文王姬昌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考验姜子牙的才能，就问他怎样才能得到天下，姜子牙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这天下是老百姓的，为民谋利，受到百姓爱戴，就会得到天下；与民争利，受到百姓唾弃，就会失去天下。因此，为民谋利就是王者之道。在“道”的方面我们是有发言权的，红军队伍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就是最好的证明。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的时候，只有约1000人。井冈山上生活非常艰苦，缺吃少穿，再加上国民党的“围剿”，红军处境十分艰难。但不到3年时间，到了1930年，红军发展成14个军10万人，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大了100倍！靠的是什么？就是红军得到了民心。红军不是为军阀打仗，而是为自己为工农阶级为人民翻身解放打仗。红军实行民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结余的伙食尾子可以自己支配。那个时候抓来的俘虏，感觉红军和白军是两个世界，所以昨天在白军打仗不勇敢，今天在红军打仗非常勇敢。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就是孙武所说的“道”，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是用“财”“货”“费”“用”等来表述的。孙武认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用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没有随军辎重，没有粮食，没有物资补充，军队就不能生存。孙武还特别重视经济潜力，提出“度、量、数、称、胜”的概念，“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这就明确指出战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要发展经济，充实国家财力和物力，这样才能为战争胜利奠定良好的基础。老话讲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等，都是同样道理。自古以来打仗就要花钱、拼国力，现代战争更是这样。美军一枚战斧导弹大约花费100万美元；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造价约为45亿美元，可服役50年，维护费用每年大概在3亿～5亿美元，50年整体维护费用约为2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为航母配备的舰载机、航母编队中的水面舰艇及潜艇、军港建设维护等花费，简直就是烧钱机器。所以现代高技术战争没钱根本打不起。
军事要素，就是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体现在指挥艺术和实力上，在《孙子兵法》中称为“将”和“法”。指挥艺术主要决定于“将”，而实力又主要决定于“法”。将领忠心耿耿、智勇双全，手下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这样的部队当然有战斗力。“将”的方面，孙武认为“将”是“国之辅”、“国家安危之主”、“民之司命”。指出将帅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俱备。“法”的方面，孙武主要指的是带兵之法，他讲：“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就是用怀柔的手段去关心和爱护士卒，用严明的军纪来训练和管理士卒，按这种方法教养的军队就能成为必胜之军。这一点很类似于我军实行的“双长制”，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在党的领导下，分工负责，协调工作。政治主官侧重于“令之以文”，军事主官侧重于“齐之以武”，双管齐下，双剑合璧，在战争中彰显出强大的战斗力。
自然因素，就是孙武所说的天与地。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必然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天，是指“阴阳、寒暑、时制”等天候条件，昼明夜暗，夏暑冬寒，阴晴雨雪，打起仗来大不一样。在奠定三国鼎立局势的关键战役——赤壁之战中，曹操本来兵多将广、士气高炽，但决战时机选得不好，在寒冬腊月用兵，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应会缺乏饲料，曹兵果然弃马用船因而大败。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瘟疫而失败。历史上拿破仑进攻俄国、希特勒进攻苏联，都因为战事拖到冬季而遭到失败。地者，有“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之分，对作战行动有直接影响。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军因未建立围歼部署而将塔利班武装主力放虎归山，被恐怖分子抓住机会躲进深山打游击，美军对其“消而不灭”束手无策。抗美援朝战争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夜暗条件规避空袭、抵近对手、发动突袭，以步兵为主的志愿军运动战很不好打；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山地条件构工设障，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的一幕也无法实现。这些战例充分说明天候、地形是重要的胜败之因，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孙武认为“天”和“地”都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决定着战斗力的发挥。因此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也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方面。
外交因素，就是在诸侯林立的条件下，要用外交活动来配合军事斗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孙武十分重视外交斗争，认为“伐交”强于“伐兵”。他主张全面分析各诸侯国的动向，分清敌友，加强诸侯联盟，尤其是对处于战略要冲——衢地（四通八达、多国交界的地方）的国家，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过来。比如三国时期的荆州就是典型的衢地。刘表之后，孙刘曹各占一部分，曹魏控制它，是巩固保卫其中原之地，并且为南下做准备；孙权想得到它，是为了巩固其东南半壁，防止敌人顺江而下；刘备想得到它，是要以它为根据地，西取巴蜀、汉中，进而实现北伐中原的战略目的。所以在三国鼎立的时候，只要荆州这个地方稍有变动，就会影响到整个战略格局。当今世界，位于地缘要冲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地跨欧亚的土耳其，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新加坡，以及东欧、中东、地中海、北冰洋地区等等，往往也是国际势力博弈的焦点。
对以上所述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外交五大要素，要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制定周全的对策，遇到突发情况时才不会慌乱，取胜才会有把握。孙子兵法《九变》篇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有利的方面考虑，就能坚定胜利的信心；从有害的方面考虑，则能消除意外的祸患。通过对这些胜机进行“庙算”分析，做到心里有数，手上有备，既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同时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打算，这样才能具备获胜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