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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原则，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至今仍是指导战争的科学真理。当今世界已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经成为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而且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先敌而掌握信息权，是在战争或者其他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
《孙子兵法》13篇，几乎每篇都有对“知”的论述；书中共6000余字，其中“知”字共出现了79次之多，最为频繁，可见孙武对“知”的重视。例如，第三篇《谋攻》中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
再比如，第十篇《地形》中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意思是说：如果只知道我军具备了作战取胜的条件，而不了解敌人，贸然去攻击，取胜的把握只有一半；如果只了解敌人有隙可乘，而不了解自己的军队尚不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取胜的把握只有一半；如果了解敌人有隙可乘，又了解自己的军队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但不了解地形对我作战不利，胜利的把握仍然只有一半。所以说，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应该头脑清醒，对情况了如指掌，指挥作战从不迷惑，处置手段变化无穷。因此说，既了解敌人的情况又了解自己一方的情况，就不会打败仗了，如果再考虑了天时、地利的因素，胜利就会永远青睐自己。由此可见，孙武所讲的“知”，不仅包括对敌情的了解，对我情的熟知，还包括对地形、天候的了解、掌握与利用。
又比如，在终篇《用间》中，孙武还严厉批评那种“不知彼，不知己”的人。他写道：“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凡是打仗用兵十万，出征千里，老百姓的耗费，国库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之多。并且给全国内外带来动乱和不安，运输军需物资的队伍和行军的兵卒疲惫地在道路上来回奔走，因此不能耕作的将有七十万家。这样相持几年，只为了争得一朝胜利。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而忽视情报工作，以致不能了解敌情而失败，那就是最不仁慈的人，就不是良好的将领，不是国君的好辅佐，不是能打胜仗的主帅。因此，古往今来的明君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马到成功，功绩卓著，就在于他们事先了解了敌情。在这里，他连用一个“至”三个“非”来加强语气，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不明敌情、轻率用兵，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在为全书画龙点睛的最终篇，孙武以这样严厉的语气反复强调“先知后动”的重要性，其告诫之殷切可见一斑。
毛泽东曾经指出，多打胜仗、少打败仗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对此还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因此，要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应当首先知晓客观实际是什么，这就离不开侦察情报工作。
现代战争科学理论认为，军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具有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自组织进化的功能。这个适应能力非常重要、有高有低，事实上两军在对抗的过程中，比拼的就是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对作战系统结构的调整能力，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学习能力。这其中，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又是第一位的。谁能率先感知态势的变化，谁就能率先做出响应，系统就能率先进行适应性进化，从而形成克敌制胜的优势。博伊德的“OODA”理论认为，一切作战行动都可以看作感知—认知—决策—行动的循环过程。这一循环链条的逻辑起点就是态势感知。这些当代军事科学理论都与孙武的先知后动思想不谋而合。
怎样做到“先知后动”呢？当然是靠出色的情报工作。在孙武那个年代，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获取情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侦察，就是孙武说的“相敌”。《行军》篇中总结了32种“相敌”之法，力求在行军、接敌、对峙、交战全过程中，充分掌握敌情。如根据“众树动者”“鸟起者”“尘高而锐者”等自然环境判断敌方行动；通过观察“近而静者”“辞卑而益备者”“辞强而进驱者”等敌军态势判明敌真实企图；从“杖而立者”“汲而先饮者”“见利而不进者”等敌方官兵外在表现料知敌军的实力与军心，等等。
孙武总结的“相敌”之法，既包含了对情报细致入微的侦察，也包含了对情报的合理化分析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见，体现出丰富的军事实战经验。这里引述一段：敌兵倚着兵器站立的，是饥饿的表现；供水的士兵打水先自己喝，是干渴的表现；敌人见利而不进兵争夺的，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寨上集聚鸟雀的，下面是空营；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敌营惊扰纷乱的，是敌将没有威严的表现；旗帜摇动不整齐的，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敌军军官易怒的，是全军疲倦的表现；用粮食喂马，杀牲口吃肉，丢弃吃饭喝水的器皿，不返回营舍的，是准备拼死作战的穷寇；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的，是敌将失去了人心；不断犒赏士卒的，表明敌军陷入窘境；不断处罚部属的，表明敌军处于困境；先强暴然后又害怕部下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派来使者送礼言好的，是敌人想休兵息战；敌人逞怒同我对阵，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这些对战争中人理、物理、事理的深刻洞见，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历史的光泽。
当时信息获取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用间”，孙武专著一篇《用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此“知敌之情者”便是间谍。孙武列举“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肯定了用间的重要作用。孙武的“相敌”和“用间”，是冷兵器时代情报获取的主要方式，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对信奉天命、迷信鬼神、占卜凶吉、主观臆断等错误思想的鞭笞和摒弃，是认识论基础上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笔宝贵的战争精神遗产。
当今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情报获取仍然离不开这两种古老而又基本的方式，但技术更加先进、手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时空更加无界，而且在运用过程中注重密切协作，相互印证，以提高情报工作的综合效能。下面就当代军事领域中的“相敌”即侦察工作做一叙述。“用间”思想将在第四章第一节中专门叙述。
一是“相敌”手段更多。古代的侦察手段主要是用肉眼观察，用经验判断。当今信息化条件下，运行在外空的侦察监视卫星、空气空间的侦察预警机和无人机、地面的各种侦察车辆、海上的侦察测量船、海下的无人潜航器和声呐监听系统、网络中的木马病毒和黑客程序，组成一张高中低、全纵深、全天候、全天时的“相敌”网络，这张网络不分平时战时，一刻不停地进行态势感知，通过声、光、电、数字、人力等手段源源不断地收集关注对象的各种情报，并采用自动化手段进行分析处理，力图达成战场的单方向透明，使对手无处藏身，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
二是侦察装备能力大大增强。以美军现有装备为例，其“锁眼”-11照相侦察卫星可进行昼夜拍摄，分辨率高达0.15米；“长曲棍球”雷达成像侦察卫星是世界上唯一的军用雷达成像卫星，成像精度达0.3米，不受各种恶劣气候影响，弥补了光学侦察卫星的不足。在空中，美军使用的E-8A监视与指挥机，其机载多功能相控阵雷达，探测范围80～250千米，监视地域超过4万平方千米，每分钟可跟踪数千个目标；RQ-4A型“全球鹰”无人机载有电子、红外照相以及合成孔径雷达等先进仪器，可在空中连续飞行40多个小时，监视范围达700千米，获得的图像可通过卫星实时传回地面接收站，供美军作战部队直接使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三是太空侦察地位凸显。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以及非传统威胁的不断上升，遂行任务的样式在增多，军事行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太空侦察系统以其覆盖范围广、时效性强、无国界限制等特点，能够为包括在远周边地区和全球重要的战略关注区遂行的各种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并成为决策、指挥各种力量执法、巡逻以及实施特种作战任务的战略依托。据统计，美军95%的侦察情报、100%的导航定位和100%的气象信息均来自空间卫星系统；俄军70%的侦察情报依赖于太空侦察卫星。因此可以说，在未来战争的体系对抗中，一旦失去了太空侦察手段，整个情报系统就会失灵，整个作战体系就会因此而陷入瘫痪。
战争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智慧的较量。打仗就像是最复杂的博弈，要想棋高一着，就必须用出色的情报工作来摸清对手的底牌。信息化战争更是如此，信息主导、体系作战、联合制胜，打的就是信息，拼的就是效率，谁失去了信息权，谁就丧失了主动权，在战场上就被对手牵着鼻子走，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