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道教经书的写本和道藏的写本。古代道教经书按制作方式主要是写本和刻本,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写本,即人工手写的本子。道家道教写经自先秦至清代一直都是道教经书一种重要的制作形式。人工手写在北宋刻本经书未广泛出现之前,曾一度是道教经书的主要制作形式。本研究把东汉道教建立之前,先秦、两汉道家经书的写本也包括在内。道教把道家经书也奉为重要经书,并收集入藏,因此这里的道教写经是指能为道教所尊奉的经书,或者说是道家、道教经书的写本。关于道教写经研究的目录范围,这里以明代《正统道藏》所收“三洞四辅”经书目录体系为基础,并做一定的补充。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道教写本经藏的历史发展、写经人物、写本规格、写经功用等。
中国古代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起于先秦,止于清末。本书把写经目录与写本特点相结合,以划分道教写经的发展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写经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就写经目录而言,道经的产生、演变、集结成藏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与写本的载体并无直接的关联。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写本载体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划分道教写经的发展阶段,并在特定时期内探讨道教写经目录的发展。
道教写经人物主要包括道士、官方书手、经生、书法家等。对于道士写经,特别是早期道教的道士写经研究,可以从源头上了解道教写经的传统和早期写本的特点。官方道教写经人物,是从古代国家制作书籍的角度,考察以楷书手为代表的历代官方写书人员,他们多是在涉及经籍、图书的官署中的文职人员,在国家经籍制作中担负缮写、校对的职差。这一职差来自国家的图书治理工程和官署的职事,书写道家道教经籍是其职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经生是指民间从事道教写经的人员,他们多是在道教宫观中从事写经活动。对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进行研究,可以对书法家从事写经的原因和道教写经的书法艺术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道教写经,以至写本道藏,具有一定规格标准。这是在道教经书的书名、作者、成书年代、内容要旨的基础上,回答道教写经的形态样貌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具体制作道教写经的。以往研究多集中于道教文献的考证和文本的校勘,这里我们尝试在对以往道教经书研究的基础上,给出道教写本经书以至写本道藏的基本制作规格和制作方法。主要包括对写本载体和写经字体的研究,并涉及写经的形制、行款、色彩等问题。
写经功用包括文本的使用,道教文化的功用和社会文化的治理。道教写经作为中国古籍写本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用是文献的制作、收藏和传承。由于对写经的重视,道教界不仅将其看作一般文本,而且赋予了道教文化的特定含义。古代官方对于道教写经则是从社会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组织缮写和编纂。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官方对道教写经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道教写本经藏研究以写本为研究对象,是道教文献学的一个研究领域。道教文献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以目录学、校勘学为基本内容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道教文献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中,写本目录的考证是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前代学人已经对道教文献目录做了系统研究,写本目录研究是对目录学的进一步推进。对于道教经书的目录体系而言,陈国符先生著《道藏源流考》,对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证,是道教写经目录研究的基础。因为“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形成过程处于写本时期,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写本目录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对每一种道教经书目录学的考证而言,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对明代《正统道藏》所收的1400多种经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为研究明代及以前产生的道教经书奠定了基础,其中《黄庭经》《阴符经》等道经考证也涉及写本研究。
写经人物研究,首先涉及的是早期道教中的写经道士,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论述了道教教派建立、发展的脉络和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先生的《六朝道教史》对早期道教上清派、灵宝派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这些是道教写经人物研究的重要基础。官方的缮写人员因是职官较低的文职人员,并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但是从官方经籍制作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默默无闻的付出,才得以制作出官方经籍写本。他们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于写本资料的问题,在现存道教写经中,写本资料最为集中、研究价值最大的文献群是敦煌道教写经。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先生所著《敦煌道经图录篇》
收录道教经书496件。王卡先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将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有关国家收藏单位的敦煌道教经书已经基本收录完成,对敦煌道教写经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著录和考定,共著录道教写经800多件,比大渊目录多出300多件。道教写经的著录体例科学合理,经名考订准确,提要简明扼要,文本缀合细密,可以说《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是目前著录敦煌道教文献最完备可靠且方便实用的工具书。日本学者池田温编辑《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收集古代经书写本中的题记部分,其中收录道经写本50余种。其他道教写经的写本资料收录则分布于考古、古籍、法书、法帖等相关研究领域。道教写经是中国古籍写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古籍写本的研究属于古籍版本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曹之先生所著《古籍版本学》中,对古籍写本的源流和古籍版本的纸张、字体、行款、装帧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是进一步研究古籍写本的理论基础。
写经载体是写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是用纸的研究。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王菊花著《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对纸张原料、产地、造纸工艺、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来源和造纸技术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早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涉及文献载体的研究,如论文《简和帛》《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隋唐时代的造纸》等,对简、帛、纸及隋唐以前造纸术有详细的考证,而这些正是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基础。
道教写经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对写经字体的深入研究则属于中国书法研究的领域。例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郗愔不仅书写道经,而且对道教写经书法影响深远。中国书法家和字体的著录、评价,自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即有较为系统的著录和研究,是研究唐代及以前书法的重要参考文献。当代书法研究成果很多,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对中国历代书家和书法字体有着系统的研究,且史料丰富,对进一步探讨道教写经的书法多有裨益。
道教写经因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被制作成法帖。帖本虽然不是写本,但是与写本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黄庭经》帖、《阴符经》帖等,均是道教写经研究的重要资料。张伯英先生《法帖提要》、容庚先生《丛帖目》等,是这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是道教文献研究在目录学、校勘学之后,在版本学中继续开拓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道教文献、道教历史、古籍版本、中国书法等基础学科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为这项研究工作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道教写本经藏研究,是在道教文献研究的新领域中,探讨以下四个问题。
以往研究认为,道教经藏体系是于南北朝形成“三洞四辅”经书分类体系,唐前期集结成《一切道经》,即唐代道藏。为了进一步了解道教经书的发展演变,我们从写本的视角,把中国古代道教经典的写本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先秦两汉——道家、道教写经的产生和早期发展阶段;魏晋至唐末五代——道教写经逐步发展以至集结成藏阶段;宋元明清——道教写本经藏的演变及延续阶段。写本的分期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唐前期是道教写经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正是道经集结成藏的时期。
道教写经的载体主要有简、帛、纸三种。纸本写经是研究的重点。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推广应用之后,对写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写经提供了优质的载体材料,而且使写经载体的制作有了较为统一稳定的规格。道教写经字体主要有篆书、隶书、楷书、道符四种,前三种字体是中国古代通用的正体字,也是书写道教经书时的基本字体。楷书在六朝以后成为写经的基本字体,并出现了著名书法家开创的书体,如王羲之王体、褚遂良禇体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楷书在写经中又被称为写经体或馆阁体。道教写经除了使用常规正体字体以外,道教教内的写经有着自己独特的字体,即道符,由道士写经时使用。一般情况下,道符的字形大于经书中的通用正体字。在写经的载体和字体遵循一定标准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写经规格,主要有竹简写经、帛书写经、纸卷写经、册页写经等。
在道教史的研究中很少有从写经的角度研究早期道派和道教人物,本书试从写经身份和道教身份两个基本方面研究写经人物,并且涉及写经人物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注重结合写经、道教史和社会背景,分析道士在写经时的身份和条件,使对写经人物的研究既能深入于书写活动之中,又能置于道教史和中国历史发展当中来考察。官方经籍的书写人员在以往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他们虽然职务很低,甚至只是事务人员,但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写经活动,为官署中从事校书的职官以至主官提供了校勘的写本,他们为包括道教经书在内的古代经籍的传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道教宫观从事写经的经生情况也是大致如此,他们为道教宫观制作经书写本做出了重要贡献。道士、官方书写人员、经生是古代道教写经的主要社会群体。此外,对于书法家的道教写经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其艺术创作有着道教文化背景。
在道教中,道教写经的功用不止于文字载体、文献书籍这一基本功用。尤其是早期道教写经,具有丰富的道教文化义涵。道教写经是教派建立和传承的信物,是不能轻易看到的秘籍,即使道教师徒之间也不轻易传授经书。在早期道教科仪中,道教写经是重要的法具,用于诵经和讲经的科仪。道教写经的社会文化功用在唐代达到鼎盛。在李唐皇室的推崇下,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教经书,地位甚至一度高于儒家经典,成为古代文化治理的重要依据。宋代以后,道教经书参与国家文化治理的作用逐渐降低,其主要功能转变为一般的文献功能,用于传承道教文化。
道教写经研究收集到一定数量未被关注的道教经书写本,这不仅对于文献研究,而且对于道教研究来说也是第一手研究史料。能够有一定数量新史料的发现,是因为写经的研究不仅是在古籍文献中收集资料,还涉及考古、收藏、法书、碑帖等多个领域。从这些领域收集史料,会多有收获。
从写本学、文献学的研究来说,道教经典写本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写经人手工抄写完成的。写本不同于刻本之处在于,除了每个字是手工抄写之外,写本往往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性,而相同的刻本可能有多个。古代写本多为珍贵的文物、古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国家。中国古籍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不仅承载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并且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形象特征。我们不仅要研究古籍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应当研究古代典籍的形象体系、制作写本古籍的理论和技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道家道教写经是中华古籍写本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写经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源远流长,肇始于先秦简帛,兴起于六朝符书,集藏于唐初写卷,自成“三洞四辅”经藏体系。这一形象体系使古典书籍、造纸术、书法等中国古代文明融为一体,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再者,自汉代至清代的历代官方写本丛书编撰中,道家道教写经一般作为子部道家类列入国家典籍之中,经历了中国古籍写本各阶段的发展变化,因此道家道教写本经书的研究是中国古籍写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研究成果不仅是对道教文献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将推动制作和恢复中国古籍写本的理论和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一脉相承。道教写经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是展现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发展历史和丰富的典籍。先秦是中华民族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源自先秦、不断积累发展至今的道家道教文献,既是道家道教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脉络,也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历史的重要见证。中国学人有着“六经皆史”的治学传统,作为包含中国古代丰富典籍的道家道教经藏体系,也同时是一部独特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二是展现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爱生命、崇尚和谐的生命智慧。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道教文献所记载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认知的不断探索,是一种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中国智慧。
道教经藏写本,以至中国古籍写本体系的完善,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强有力支撑。
中国古代道教写经是中国古籍写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古籍写本的产生和发展一脉相承。道教写经目录主要涉及道藏、官修综合丛书、正史艺文志中的道家道教经书目录。我们根据道教经书的写本载体及装帧形式,并参照中国古籍写本的历史发展特点,把道教写经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先秦两汉时期,道家经书写本产生并有一定发展。作为道教经书前身的神仙类、养生类等书籍也已出现。东汉末年,早期道教经书写本伴随着道教的创立而出现。这一时期道家、道教经书的载体主要是竹简、帛书。
先秦写本道家写经存世较少,现存最早的写本是战国时期竹简写本《老子》
,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
《老子》是道家主要经典,成书于春秋末年。作者李耳,字老聃,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尊称老子。在历代道家类经书目录著录中,基本上都以《老子》作为道家主要经典,具有各自时代特点的《老子注》是道家类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店竹简战国写本是《老子》的早期抄本。《老子》祖本样貌已难以考证,但是郭店竹简写本系战国写本,距老子生活的年代较近,为我们研究早期《老子》写本以及写本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郭店竹简《老子》已处于竹简普遍使用的战国时期,这一写本也是中国古籍写本发展史中最早的竹简写本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代道教写经发展的基本情况。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三朝国史志》“班志艺文,道家之外,复列神仙,在方技中。东汉后道教始著,而真仙经诰别出焉”
,这是对汉代道家道教经书的总结概括。其中所讲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有道家类,方技略著录有神仙家类。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主要以刘向父子撰《别录》《七略》为基础,反映的是西汉官方收藏经籍的主要书目。这一分类对后世官方史志目录分类中的道家道教经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类、神仙家类等经书是道教经书的前身。至东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创立,与此同时道教经书作为专门的书目开始出现。
汉代道家、神仙家经书写本目录。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老子书、托名黄帝之书在官方经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刘歆《七略》之诸子略著录道家类“凡三十七家,八百一篇”。
详细目录如下。
《伊尹》五十一篇。 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又曰: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辛甲》二十九篇。 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 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臣向《说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 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关尹子》九篇。 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 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 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 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老莱子》十六篇。 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 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
《宫孙子》二篇。
《鹖冠子》一篇。 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周训》十四篇。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 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 六国时。
《捷子》二篇。 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 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 武帝时。
《臣君子》二篇。 蜀人。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 先韩子,韩子称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其中老子经传类四种,首录《老子邻氏经传》四篇。注曰:“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西汉《老子》已被尊为经。《老子邻氏经传》当是西汉及以前官方书籍中《老子》的主要传本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刘向《说老子》四篇,作为撰写《别录》、奠基《七略》的刘向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又,老子弟子书有《文子》等三种。托名黄帝的道家典籍有四种,首列《黄帝四经》四篇,撰人不详。《老子》经传之书及弟子之书、托名黄帝之书,共有十一种,是三十七种道家类经籍中的主要部分,说明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学说的主流。这是西汉国家图书中道家类藏书的写本目录。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是在《别录》《七略》基础上对官藏目录的整理,也是写本目录,其中著录的道家类书目与《七略》基本相同。
在汉末道教创立之前,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作为道教经书前驱的神仙家类书籍也已在流传。刘歆《七略》之方技略记载“神仙十家,二百一卷”
,具体如下。
《宓戏(伏羲)杂子道》二十篇。
《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
右神仙十家,二百一卷。
其中托名“黄帝”之书最多,有四种。首列《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撰人不详。西汉神仙家文献大体以炼养和服饵为主旨,为后世道教养生方术的前驱。《七略》之方技略,有房中家,“房中八家,一百九十一卷”
,为后世道教房中术的前驱。《七略》之数术略,有杂占家,其中部分文献为后世道教祈福祛灾方术的前驱。
写本情况。《别录》《七略》中著录的文献是由汉代官方抄写、宫廷收藏的经籍。就写本载体来说,主要是竹简写本、帛书写本。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
竹素即竹简和帛书,这是汉代文献的主要载体。这些书籍刘向等人先是抄写在竹简上,经过校定后,抄写在素帛上,似是说竹简用来校勘,帛书用来抄写定本。但是从文献记载的保存情况来看,是竹简、素帛都有,而素帛是比竹简更为正式标准的本子。但是实际上,校定的书籍多是缮写在竹简上。如《筦子》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列子》八卷,“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杀青”即指竹简。总之,汉代宫廷书籍是竹简、素帛本。据王明先生考证,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家书籍里,其代表简书的“篇”数多于代表帛书的“卷”数,可以证明西汉简书多于帛书。
综上所述,西汉初期,道家经书多是黄老之学的著作,而神仙家文献多托名黄帝之说。其写本是简帛并行,以简为主。
汉代道家类写本文献的考古发现。竹简写本有:北京大学藏《老子》
写本,西汉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庄子·盗跖》
[1]
写本,西汉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庄子·杂篇》
写本,西汉早期竹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村汉墓《文子》
写本,西汉竹简。帛书写本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
,西汉写本,是已知最早的帛书《老子》写本;马王堆汉墓《黄帝四经》,包括《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
,西汉帛书。以上从实物资料上说明,西汉道家经书写本主要是竹简、帛书。
汉代有关养生的写本文献与之后出现的道教经书也有密切关系。竹简写本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行气》
,西汉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却谷食气》
,西汉早期竹简。考古发现的帛书写本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帛书《却谷食气》,以及《养生方》《杂疗方》
等。以上从实物资料上也说明,西汉养生类文献主要是竹简、帛书。
一般认为,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约与此同时,早期道教经书以写本形式相继传出。有确切文献记载,最早的道教教内写经是产生于东汉后期的《太平清领书》,源自“太平本文”,是民间古道书的汇集。《太平清领书》大约东晋以后称《太平经》。东晋道士葛洪撰《抱朴子》已著录《太平经》。这是后世道藏太平部的主要经书。《太平经》共一百七十卷,分为十部,以天干甲至癸为部名。关于早期写本的传世,《后汉书·襄楷传》记载:
初,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
写本载体是“缥白素”。注曰:“缥,青白也,素,缣也。”按《说文》:“缥,帛青白色也。”所谓缥,是一种青白色的帛。这与帛的颜色通常是白色、黄色有所不同。关于“素”,按注“素即缣”。按《说文》:“缣,并丝缯也”,素是由双丝沿经纬方向织成的缣帛。写本“缥白素”是一种青白色的、由双丝织成的帛。汉末帛书本《太平经》也正是处于简帛盛行的时代。
东汉末年,张陵在西蜀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造作道书。
具体经书尚不可考,可知五斗米道、后世天师道经书渊源于此。约出于南北朝的《正一经》,多称张陵所传。
其后五斗米道首领张修,教人习《老子》。又有张鲁编定《老子道德经五千文》(系师定本)。《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为五斗米道所尊奉,是后世道藏太玄部的首要经典。张鲁等撰《老子想尔注》是道教注解《老子》的第一部经书,写本不详。
总之,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太平经》等道书已经以写本形式传出,道家经典《老子》也已被早期道教所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