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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道教经书的写本和道藏的写本。古代道教经书按制作方式主要是写本和刻本，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写本，即人工手写的本子。道家道教写经自先秦至清代一直都是道教经书一种重要的制作形式。人工手写在北宋刻本经书未广泛出现之前，曾一度是道教经书的主要制作形式。本研究把东汉道教建立之前，先秦、两汉道家经书的写本也包括在内。道教把道家经书也奉为重要经书，并收集入藏，因此这里的道教写经是指能为道教所尊奉的经书，或者说是道家、道教经书的写本。关于道教写经研究的目录范围，这里以明代《正统道藏》所收“三洞四辅”经书目录体系为基础，并做一定的补充。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道教写本经藏的历史发展、写经人物、写本规格、写经功用等。
中国古代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起于先秦，止于清末。本书把写经目录与写本特点相结合，以划分道教写经的发展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写经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就写经目录而言，道经的产生、演变、集结成藏有着自身的发展过程，与写本的载体并无直接的关联。这里，我们主要是从写本载体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划分道教写经的发展阶段，并在特定时期内探讨道教写经目录的发展。
道教写经人物主要包括道士、官方书手、经生、书法家等。对于道士写经，特别是早期道教的道士写经研究，可以从源头上了解道教写经的传统和早期写本的特点。官方道教写经人物，是从古代国家制作书籍的角度，考察以楷书手为代表的历代官方写书人员，他们多是在涉及经籍、图书的官署中的文职人员，在国家经籍制作中担负缮写、校对的职差。这一职差来自国家的图书治理工程和官署的职事，书写道家道教经籍是其职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经生是指民间从事道教写经的人员，他们多是在道教宫观中从事写经活动。对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进行研究，可以对书法家从事写经的原因和道教写经的书法艺术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道教写经，以至写本道藏，具有一定规格标准。这是在道教经书的书名、作者、成书年代、内容要旨的基础上，回答道教写经的形态样貌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具体制作道教写经的。以往研究多集中于道教文献的考证和文本的校勘，这里我们尝试在对以往道教经书研究的基础上，给出道教写本经书以至写本道藏的基本制作规格和制作方法。主要包括对写本载体和写经字体的研究，并涉及写经的形制、行款、色彩等问题。
写经功用包括文本的使用，道教文化的功用和社会文化的治理。道教写经作为中国古籍写本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用是文献的制作、收藏和传承。由于对写经的重视，道教界不仅将其看作一般文本，而且赋予了道教文化的特定含义。古代官方对于道教写经则是从社会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组织缮写和编纂。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官方对道教写经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道教写本经藏研究以写本为研究对象，是道教文献学的一个研究领域。道教文献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以目录学、校勘学为基本内容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道教文献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中，写本目录的考证是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前代学人已经对道教文献目录做了系统研究，写本目录研究是对目录学的进一步推进。对于道教经书的目录体系而言，陈国符先生著《道藏源流考》，对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证，是道教写经目录研究的基础。因为“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形成过程处于写本时期，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写本目录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对每一种道教经书目录学的考证而言，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对明代《正统道藏》所收的1400多种经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为研究明代及以前产生的道教经书奠定了基础，其中《黄庭经》《阴符经》等道经考证也涉及写本研究。
写经人物研究，首先涉及的是早期道教中的写经道士，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论述了道教教派建立、发展的脉络和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先生的《六朝道教史》对早期道教上清派、灵宝派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这些是道教写经人物研究的重要基础。官方的缮写人员因是职官较低的文职人员，并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但是从官方经籍制作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默默无闻的付出，才得以制作出官方经籍写本。他们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于写本资料的问题，在现存道教写经中，写本资料最为集中、研究价值最大的文献群是敦煌道教写经。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先生所著《敦煌道经图录篇》
收录道教经书496件。王卡先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将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有关国家收藏单位的敦煌道教经书已经基本收录完成，对敦煌道教写经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著录和考定，共著录道教写经800多件，比大渊目录多出300多件。道教写经的著录体例科学合理，经名考订准确，提要简明扼要，文本缀合细密，可以说《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是目前著录敦煌道教文献最完备可靠且方便实用的工具书。日本学者池田温编辑《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收集古代经书写本中的题记部分，其中收录道经写本50余种。其他道教写经的写本资料收录则分布于考古、古籍、法书、法帖等相关研究领域。道教写经是中国古籍写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古籍写本的研究属于古籍版本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曹之先生所著《古籍版本学》中，对古籍写本的源流和古籍版本的纸张、字体、行款、装帧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是进一步研究古籍写本的理论基础。
写经载体是写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是用纸的研究。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王菊花著《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对纸张原料、产地、造纸工艺、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来源和造纸技术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早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涉及文献载体的研究，如论文《简和帛》《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隋唐时代的造纸》等，对简、帛、纸及隋唐以前造纸术有详细的考证，而这些正是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基础。
道教写经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对写经字体的深入研究则属于中国书法研究的领域。例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郗愔不仅书写道经，而且对道教写经书法影响深远。中国书法家和字体的著录、评价，自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即有较为系统的著录和研究，是研究唐代及以前书法的重要参考文献。当代书法研究成果很多，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对中国历代书家和书法字体有着系统的研究，且史料丰富，对进一步探讨道教写经的书法多有裨益。
道教写经因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被制作成法帖。帖本虽然不是写本，但是与写本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黄庭经》帖、《阴符经》帖等，均是道教写经研究的重要资料。张伯英先生《法帖提要》、容庚先生《丛帖目》等，是这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是道教文献研究在目录学、校勘学之后，在版本学中继续开拓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道教文献、道教历史、古籍版本、中国书法等基础学科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为这项研究工作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道教写本经藏研究，是在道教文献研究的新领域中，探讨以下四个问题。
以往研究认为，道教经藏体系是于南北朝形成“三洞四辅”经书分类体系，唐前期集结成《一切道经》，即唐代道藏。为了进一步了解道教经书的发展演变，我们从写本的视角，把中国古代道教经典的写本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先秦两汉——道家、道教写经的产生和早期发展阶段；魏晋至唐末五代——道教写经逐步发展以至集结成藏阶段；宋元明清——道教写本经藏的演变及延续阶段。写本的分期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唐前期是道教写经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正是道经集结成藏的时期。
道教写经的载体主要有简、帛、纸三种。纸本写经是研究的重点。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推广应用之后，对写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写经提供了优质的载体材料，而且使写经载体的制作有了较为统一稳定的规格。道教写经字体主要有篆书、隶书、楷书、道符四种，前三种字体是中国古代通用的正体字，也是书写道教经书时的基本字体。楷书在六朝以后成为写经的基本字体，并出现了著名书法家开创的书体，如王羲之王体、褚遂良禇体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楷书在写经中又被称为写经体或馆阁体。道教写经除了使用常规正体字体以外，道教教内的写经有着自己独特的字体，即道符，由道士写经时使用。一般情况下，道符的字形大于经书中的通用正体字。在写经的载体和字体遵循一定标准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写经规格，主要有竹简写经、帛书写经、纸卷写经、册页写经等。
在道教史的研究中很少有从写经的角度研究早期道派和道教人物，本书试从写经身份和道教身份两个基本方面研究写经人物，并且涉及写经人物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注重结合写经、道教史和社会背景，分析道士在写经时的身份和条件，使对写经人物的研究既能深入于书写活动之中，又能置于道教史和中国历史发展当中来考察。官方经籍的书写人员在以往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他们虽然职务很低，甚至只是事务人员，但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写经活动，为官署中从事校书的职官以至主官提供了校勘的写本，他们为包括道教经书在内的古代经籍的传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道教宫观从事写经的经生情况也是大致如此，他们为道教宫观制作经书写本做出了重要贡献。道士、官方书写人员、经生是古代道教写经的主要社会群体。此外，对于书法家的道教写经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其艺术创作有着道教文化背景。
在道教中，道教写经的功用不止于文字载体、文献书籍这一基本功用。尤其是早期道教写经，具有丰富的道教文化义涵。道教写经是教派建立和传承的信物，是不能轻易看到的秘籍，即使道教师徒之间也不轻易传授经书。在早期道教科仪中，道教写经是重要的法具，用于诵经和讲经的科仪。道教写经的社会文化功用在唐代达到鼎盛。在李唐皇室的推崇下，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教经书，地位甚至一度高于儒家经典，成为古代文化治理的重要依据。宋代以后，道教经书参与国家文化治理的作用逐渐降低，其主要功能转变为一般的文献功能，用于传承道教文化。
道教写经研究收集到一定数量未被关注的道教经书写本，这不仅对于文献研究，而且对于道教研究来说也是第一手研究史料。能够有一定数量新史料的发现，是因为写经的研究不仅是在古籍文献中收集资料，还涉及考古、收藏、法书、碑帖等多个领域。从这些领域收集史料，会多有收获。
从写本学、文献学的研究来说，道教经典写本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写经人手工抄写完成的。写本不同于刻本之处在于，除了每个字是手工抄写之外，写本往往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性，而相同的刻本可能有多个。古代写本多为珍贵的文物、古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国家。中国古籍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不仅承载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并且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形象特征。我们不仅要研究古籍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应当研究古代典籍的形象体系、制作写本古籍的理论和技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道家道教写经是中华古籍写本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写经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源远流长，肇始于先秦简帛，兴起于六朝符书，集藏于唐初写卷，自成“三洞四辅”经藏体系。这一形象体系使古典书籍、造纸术、书法等中国古代文明融为一体，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再者，自汉代至清代的历代官方写本丛书编撰中，道家道教写经一般作为子部道家类列入国家典籍之中，经历了中国古籍写本各阶段的发展变化，因此道家道教写本经书的研究是中国古籍写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研究成果不仅是对道教文献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将推动制作和恢复中国古籍写本的理论和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一脉相承。道教写经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是展现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发展历史和丰富的典籍。先秦是中华民族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源自先秦、不断积累发展至今的道家道教文献，既是道家道教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脉络，也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历史的重要见证。中国学人有着“六经皆史”的治学传统，作为包含中国古代丰富典籍的道家道教经藏体系，也同时是一部独特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二是展现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珍爱生命、崇尚和谐的生命智慧。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道教文献所记载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认知的不断探索，是一种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中国智慧。
道教经藏写本，以至中国古籍写本体系的完善，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强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