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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关系问题。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但海德格尔对他是不满意的。他俩的思想虽然都是现象学的，但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可以说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在海德格尔看起来，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一种传统存在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根本批评，简单说就是：胡塞尔的先验意识现象学仍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即仍然是传统的、需要解构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也同样是紧扣“主体性”亦即某种存在者的，即认为康德没有先行对主体性进行解构和还原，因而没有真正地解决主体何以可能、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
我认为，这才是海德格尔最重大的一个贡献，即20世纪哲学思想最前沿的一个问题的问法：存在者何以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概念来理解我所说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打算用他的概念来说我要说的事情。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讲了，我是试图从现象学（不光是海德格尔）等诸哲学当中归纳出一个东西来，也就是现象学的一般方法；不光如此，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想过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因为那是不对的。我在很多文章里面都谈过，我试图通过和海德格尔、舍勒甚至胡塞尔（关于他们，我都有文章）的对话，引出一些新的观念来，包括“前存在者”的概念。
我再强调两层意思：第一，我做中国哲学或者儒学研究的时候，从来不是想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我希望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通过它们之间的对话，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观念，这才是我的追求。第二，我绝没有想过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我所阐释的诸多概念本来就不是海德格尔的概念。
关于“前存在者”这个概念，我简单谈一下中国哲学是怎么理解的。程颐曾经讲道：“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如果读《论语》之前是“此等人”，之后仍然是“此等人”，即仍然是既有的主体性、既有的存在者，那么这就等于“不曾读”，即等于“读”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有存在过。但是，如果读了《论语》之后，读者发生了某种改变，即不再是“此等人”，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新的主体性，即成为一个新的存在者。于是乎，我们说对于这个新的存在者的诞生来说，“读”这件事情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这里“读”并不是一个存在者，即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活动，即是前存在者的存在。我讲“易经古歌”也是这个意思，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存在者、“万物”之类的东西，而是情感的显现，也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在这样的本源上，才有“形而上者”“形而下者”那样的存在者观念的生成。这是儒家情感主义的一个大传统。“情为何物？”情不是物，不是什么东西，即不是存在者，而是一种前存在者的存在现象，然而儒家正是从这样的生活情感出发而建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这些年我从整个的生活儒学的建构（其中涵盖了观念的三个层级）再到形而下的正义论和政治哲学的建构，所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工作。
我强调的“前存在者”这个概念，是我这些年来很多文章当中反复谈到的，可以说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也是用程颐的话来解释的。读《论语》这件事情，就是现象学所谓的“事情本身”，对于后来的新的主体性存在者而言，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它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即一种“事情”。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从西周时期的《易经》开始，一直到战国时期的《易传》，不管是神性的形上学，还是理性的形上学、形下学，都是存在者化的理论建构，在这之前的歌谣就是前存在者的事情。这就是说，《周易》是中国轴心时期的形上学的建构和形下学的建构，而“易经古歌”所表达的则是生活情感的显现，即前存在者的事情。
这是从历时的维度来讲的。索绪尔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概念是很有用处的，对于现象学来说也是这样。人类历史上不断地有形上存在者和形下存在者的重新给出，也就是不断地有哲学的重建，包括形上的哲学的重建，形下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的重建。人们不断地做这件事情。但是，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涉及观念的三个层级，这就是前存在者的存在或者是我所说的“生活”及“生活感悟”、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和形而下存在者存在。这既是一个共时性问题，也是一个共时结构。
海德格尔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工作。他追溯历史（当然，他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从胡塞尔到尼采，到康德，到笛卡儿，一直到亚里士多德，这是一种历时的倒溯，他称之为“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这其实是一种历时结构，尽管海德格尔自己没有明确地这样讲；而他的基础存在论或生存论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双重奠基，其实就是一种共时结构。由此可见，观念层级的共时结构是展现在历时结构之中的，也就是历史的不断重建；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历时的过程收摄于共时的结构之中。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这样的，他不再搞历史语言学，而是搞结构主义语言学，即只看当下的语言结构。这就像一棵树的年轮一样，历时的树龄体现在共时的年轮之中。
（责任编辑：涂可国）
[1]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英文版 Voice from The East：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 ，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东方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