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历时结构的共时显现问题,第二个是哲学重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对上面所谈的现象学方法的一种回顾,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的。刚才我讲过不论是现象学的“解构→还原→建构”步骤,还是《周易》文本从古经到大传的构成,都是从历时性的(diachronic)角度来分析的;但是,按照现象学或生活儒学的观念,人类观念的三个层级——前存在者的存在、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和形而下存在者的存在——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在这些不同层级的观念之间翻滚,也就是说,我们随时可能在沉沦状态,也随时可能在本真状态,这就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问题。这也表明,共时性的问题,有一种历时性的展开,这就是“共时结构的历时显现”;反过来说,历时性的问题,有一种共时性的展开,这就是“历时结构的共时显现”。那么,我们讨论过去的人类思想观念的历史,是为了当下哲学的重建,这就涉及前存在者、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的建构,也就是历时结构的共时显现。
最后谈谈关于哲学重建的问题。我基本的兴趣和初衷,不在现象学本身,也不在《周易》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下的生活情境当中,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哲学建构?又怎样进行这样的哲学建构?
这些年来我做的工作,即“生活儒学”的建构,就涉及观念的三个层级,包括前存在者的生活本源的揭示、形而上学的重建和形而下学的重建。关于后者,我所做的工作是指向现实生活的,但首先是一般原理性的东西,这就是我这些年所做的“中国正义论” [1] ,它其实是一套基础伦理学,然后才是指向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的建构,也就是“国民政治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