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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指出：“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哀苦，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
这里所说的“中华元典”，也就是董仲舒特别重视的“六艺”（六经、六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蕴含民族原创精神的典籍。
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董仲舒对六经的要旨和长处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他将六经的要旨概括为“序其志”“纯其美”“明其知”；将六经的长处总结为“质”“文”“风”“事”“数”“治人”。六经的要旨明确，长处实用，每一经都有每一经的大义，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塑造人。
董仲舒重视对六经的学习，他研治《春秋》，对其他几部经典也颇为精通，在著述中常加引用，因此他的忧患意识便来自这些经典的浸润与熏陶。
《周易》的卦爻辞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中出现了“忧患”一词：“《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董仲舒充分继承了《周易》忧患意识中“居安思危”的治国原则和“见微知著”的敬慎精神。
《周易·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段话所说的“三不忘”治国原则被董仲舒吸收，充分体现在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在《精华》篇，他引用《周易·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
”，来说明国家如果用人不当，就会陷于危亡的道理。在《玉英》篇，他引用《周易·小畜》初九爻辞“复自道，何其咎”，来说明统治者应该主动反省、回归正道，这样就能消除灾祸，转危为安。
《周易》强调“知几”的智慧，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见微知著”的理论命题。坤卦的“履霜，坚冰至”就是通过细微事物察知未来。《文言》解释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任何大善都是由小善积聚而成，任何大祸也都是由小祸积聚而成的，因此对事物的把握必须从其弱小时就十分谨慎小心。
董仲舒继承了《周易》的这一思想。他在《基义》篇中以天气寒暑比喻政事时就引用了《周易·坤卦·文言》的“履霜坚冰，盖言逊也”，说明天气不会“乍寒乍暑”，而是徐徐到来，所以人才不会被冻伤热坏，人事和天道应该一致，“人之所为，亦当弗乍而极也”，变革创新也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慢慢实施，逐步推进。董仲舒在《王道》篇中的“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和《盟会要》篇的“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也应该是受到《周易·系辞下》中“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的影响。
在《二端》篇，董仲舒指出：“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在端倪未显现的细微之处，就凭着谨慎的态度、知几的智慧，看到小将变大、微将变著的发展趋势。《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司马迁闻自董仲舒的一段话：“《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在这里，董仲舒用《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的理论来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现象，都是积微成巨，不早预防的缘故。
董仲舒对《诗》十分尊崇。据学者统计，《春秋繁露》中直接引《诗》共29处
，其中26处引自《雅》《颂》，分别是《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小宛》《巧言》《小明》《大田》《绵蛮》，《大雅》的《文王》《大明》《棫朴》《皇矣》《文王有声》《假乐》《抑》《云汉》《烝民》《江汉》，《周颂》的《我将》《敬之》，《商颂》的《长发》。《雅》《颂》之诗注重德政教化，其中董仲舒所引的这些篇目，如《节南山》《正月》《小宛》《巧言》《大田》《绵蛮》都是十分典型的政治讽喻诗。在这些政治讽喻诗中，“忧”字出现得特别频繁，如《小宛》中的“我心忧伤，念昔先人”，《节南山》中的“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月》中的“忧心京京”“忧心殷殷”“忧心惸惸”“忧心惨惨”。这些政治讽喻诗揭露政治之黑暗，讽刺朝廷之腐败，哀叹民生之不幸，深刻地表达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学者称其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的忧患文学”
。这其中所体现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先秦的孔、孟，也影响了包括董仲舒在内的后世历代士人。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多处引用《诗》来表达对天、鬼神的敬畏。敬畏意识和忧患意识二者关系紧密。从逻辑顺序看，忧患意识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对自然的敬畏；从哲学意义看，敬畏意识则是由忧患意识所引发。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说：“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它的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由之而引生的是敬、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
在《二端》篇，董仲舒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这里引用的是《诗经·周颂·我将》：“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里的“畏天之威”是表达祭祀时对天或文王的尊敬之意。董仲舒引用这四个字来告诫统治者：上天降下小的灾祸是“谴责”，如果不知悔改，上天就会用威力来震慑。
在《奉本》篇，董仲舒说：“海内之心，悬于天子；疆内之民，统于诸侯。日月食，并告凶，不以其行。”其中“日月食，并告凶，不以其行”，是对《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的间接引用。在《十月之交》中，诗人将日食、月食、地震等天象同朝廷不用贤良联系起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抒发了深沉的忧虑之情。董仲舒引用此诗句，来说明日食和月食的发生，都是上天谴告的凶兆，同样表达了对天道的敬畏和对政事的忧心。
在《祭义》篇，董仲舒说：“故圣人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独任，事之而不专恃。恃其公，报有德也；幸其不私，与人福也。其见于《诗》曰：‘嗟尔君子，毋恒安息。静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直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诗》为天下法矣，何谓不法哉？”这里董仲舒引用的是《诗经·小雅·小明》中的诗句，说的是“叹息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地休息。恭敬地保持住你们的禄位，要从内心喜好正直。神灵会明察到，保佑你们获得大的福禄”。诗中对君子“无恒安处”“无恒安息”的告诫，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充分体现。董仲舒引用此诗来说明祭祀的重要性，指出对鬼神要有敬畏意识，对自身要有忧患意识，做到内心真诚、行为正直，才能获得神灵的赐福和上天的护佑。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博士，对公羊学的研究最为精深。《公羊传》在解经中亦流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董仲舒忧患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春秋》僖公九年载：“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公羊传》解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公羊传》认为齐桓公的盟会是不记日子的，这次为什么记日子了呢？是因为有危险。什么危险呢？贯泽盟会的时候，齐桓公有忧虑中原国家之心，所以诸侯来服，连边远地区的江人、黄人都不召自来。而这次葵丘盟会，齐桓公八面威风、盛气凌人，不但没有诸侯来服，还有九个国家叛离。在这里，《公羊传》表达了心忧天下则得众、居安不思危则失众的观点。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载：“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公羊传》：“此已取谷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谷也。曷为未得乎取谷？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古代诸侯出境与会、与盟、出征等，回国后都要向宗庙报告，行“告至”礼。《春秋》在记载这些“告至”的时候，会根据取得的不同结果使用不同的写法。一般来说，打了胜仗，即书“至自会”；打了败仗，就写“至自伐某”。在僖公二十六年的这次战争中，鲁国和楚国伐齐，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谷地，但是却用的“至自伐齐”的战败写法。《公羊传》认为，这是因为鲁国虽然取得了伐齐之战的胜利，但是祸患的兴起必定从这里开始，胜利的表象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虽然因为齐孝公病亡，预料中的报复危机没有出现，鲁国得以幸免，但《公羊传》透露出的忧患意识毫无疑问是十分具有政治远见的。
《公羊传》成公二年，同样发出了“患之起，必自此始”的预言，而且这次应验了。晋国的郤克和鲁国的臧孙许一同去齐国聘问，齐顷公的母亲偷看到郤克是个跛子，臧孙许单眼瞎，于是就恶作剧地派了一个跛子和一个单眼瞎的人去接待两位使者。齐国人因此慨叹祸患的兴起必定从此开始。果然，受了无端羞辱的两位大夫回国后，共同率军伐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鞌之战。结果齐国大败，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