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论语·为政》“志于学”一章中，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讲述了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 在儒学中，被孔子推崇为人的理想和目标是圣人的典范，因此，他对自己人生历程的直接讲述足以引起儒学家的关注。但在《论语》大部分的章节中，“志于学”一章对各个阶段的具体意义进行了解释并有多种见解，尤其围绕“耳顺”的意义，明显呈现出了各种见解的差异。就“耳顺”而言，历代研究者的解释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将“耳顺”理解为五十岁“知天命”的结果与深化，达到无论听到什么话都可以理解的境地 ；二是将“耳顺”理解为放下“知天命”带来的觉悟自信，谦虚地倾听人们的声音以再次与世界沟通 。这些解释的前提是，在“耳顺”的设定中，是以学识和经验的积累才是完成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一意识为前提的；从另一角度来看，体现了贯穿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知识和道德一元统一的原型。

为了让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重新了解“耳顺”的意义，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宋代以前对“耳顺”的几种主要注释，其大都强调孔子的非凡之处：“（郑玄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皇侃曰）顺，谓不逆也，人年六十，识智广博，凡厥万事，不得悉须观见，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 ，“故王弼云，耳顺言心识在闻前也。孙绰云，耳顺者废听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复役而后得，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李充云，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 。对“耳顺”的解释，并非接受和理解非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个人的言语问题，而是可以解释为不必再听从和学习自然与世间的道理。也就是说，道德修养的成熟就是已经超越五十岁“知天命”的阶段，对所有的道理都能心领神会。在如此多样的注释背景下，时代所具有的特性无疑正在显现，因为儒学的价值就在于每个经传句节都具有时代性。

到了宋代，强调通过“居敬穷理”可以到达圣人境界这一道德修养，随着四书被重视，《论语》再次受到关注，同时对于“耳顺”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少变化。朱熹对“耳顺”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认为“耳顺”的境界不只是“心知”，也不必重新思考“知之之至”就能马上理解。故朱熹将“耳顺”理解为知的极致，并最终认为“知天命”和“耳顺”都在知的延长线上，即他在《四书或问·论语为政第二》中解释说：“或问，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极其精，六十耳顺，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顺是事理皆通，入耳无不顺。今学者致知，尽有次第节目。”“耳顺”被看作指代可视现象世界的“事”和指代本质道理的“理”都达到顺畅无阻的境界。因此，从“知天命”到“耳顺”的过程并非获得新知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到达“知天命”的阶段，但从“知天命”到“耳顺”，即便不努力，“知”也能达到相通的境界。因此，朱熹的这一解释最终被评价为“根据自己的存在论和心性论，将‘不惑—知天命—耳顺’的阶段视为知的深化过程” 。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有评价认为，孔子在“知天命”之后提到“耳顺”，是“从绝对确信的具有超越性的神圣感中，将神圣的光芒变得柔和，再次与凡俗的世界融为一体” ，“首先是内心的想法与外部规律毫不相悖的内外和谐；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内外实现完全贯通的阶段，即内在的神圣与凡俗的日常规范达到和谐的‘和光同尘’的完成阶段” 。

对此，朝鲜后期的实学者丁若镛（1762～1836）认为“耳顺”是比“知天命”更加成熟的一个阶段，以此为前提，“耳顺”并非意味着圣人的神秘，而是“知天命者，达天德也，其级至高，而所谓耳顺，又在其上，耳顺岂易言哉。毁誉荣辱之来，凡逆耳之言，不能不拂其心，若深知天命，浑融纯熟，则毁誉荣辱，无可以动其心者，无可以动其心，则无可以逆其耳，此之谓耳顺也” ，与其将“耳顺”的意义看作“知”的进展，不如将其解释为在日常生活中不为外部刺激所动摇的内心。日常生活中成熟的内心，即并不是神秘的或只有圣人可以达到的境界，而是意味着自然而然地接纳世间所有的事。 dgxdITvcrLVm1KKVFscHPRpxGEQ2BVyTmnDFr8xNfeX5hzFExTiMw98H3tnFzT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