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1762～1836）在《自撰墓志铭》中抒怀道：“夫平生罪孽极多，尤悔积于中，至于今年，曰重逢壬午，世之所谓回甲，如再生然，遂涤除闲务，早夜省察，以复乎天命之性，自今至死，庶弗畔矣。” 壬午年（1822），丁若镛迎来六十岁回甲，回顾自己的一生，通过自我省察恢复天性，望至死无违逆，这似乎不仅自然地到达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耳顺”的阶段，而且很好地说明了“从心所欲，不逾矩”。21世纪被宣扬为“百岁时代”，即便如此，许多六十多岁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和气力大不如前。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他们对寿命的期待较少，而且会感到自己的认知能力也逐渐降低。同时，比起制定新的目标，他们在保障生活稳定的适当范围内努力感受满足；比起负面情绪，他们努力去体验更多积极的心态。故孔子提出的“六十而耳顺”已然成为伦理或哲学命题，这对于正在体验“六十而耳顺”的笔者而言，其意义也非比寻常。

过去，中国古代也以客观年龄为标准划分人生的成熟阶段，《礼记》对此有所记载， 将十岁到四十岁分别称为幼（学）、弱（冠）、壮（室）、强（仕），将五十岁以后的人划入老人的范畴。在解释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人的一生时，将四十岁设定为出仕的年龄，七十岁设定为退休的年龄，同时以五十岁以上的人为对象提出敬老、养老的规定，并设定一百年为最长期待寿命；用具有衰退意义的“艾”代表五十岁，将其看作逐渐老去的年龄。由此可见，中国典籍对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以及伴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众所周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儒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人如何通过自我修养实现道德的完善，因此，可以说儒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为了对其进行具体说明的理论。人们试图探究人是怎样的存在以及应当是怎样的存在，最终超越自己的内心，表现出想要解决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问题的使命感，这同时也是时代性的苦闷。《论语》中提到孔子对人的洞察，正如后期儒学传统中整理的一样，并没有试图建立起精密的逻辑体系来解释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完善的过程。因此，不能将孔子对人的理解看作具备哲学或宇宙论体系的“人性论”。孔子的“人论”，通过源于自身体验的洞察，乐观地看待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实践，自己也由此变得更加成熟。因此，对于孔子的“人论”，与其说它是哲学逻辑，不如说是真实地展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体验以及与此相关的实践期待的自省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孔子的这一“人论”，为所有人在自身的人生体验中追求和实践何种道德价值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

孔子被誉为“至圣”“万世师表”，他将人生的各个时期与明志、立身、求道的经历和期待融合在一起来表达， 让所有人都注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标志着修养和成熟的阶段。同时强调，每个人人生的阶段体验各不相同，但为了处世以及实践道德，坚定意志十分重要。孔子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以下过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将一生分为六个阶段，论述了责任的自觉、成长，人格的成熟等。孔子将人类各个年龄段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看作平生教育的自我实现，他抒怀道，在自己的生涯中，十五岁是探求知识的开始；到了六十岁的“耳顺”，达到了一种承认人的生活多样性的悠然态度；到了七十岁，即便随心所欲地行动，也能符合人类应遵循的规则。 xhqYW0WJpuiDOQcJ8f4p68gaPOpi0rYKqoqgaQ+ARFvdZsupcUd5vVZo8xz8lx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