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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黄河是全世界公认的最难治理的大河之一，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做斗争，但是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黄河的治理开发，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时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开启了人民治黄的新阶段。人民治黄以来，围绕除害兴利，黄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建成三门峡、小浪底等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和刘家峡、龙羊峡等干支流水利枢纽以及一批平原蓄滞泄洪工程，四次加高培厚下游临黄大堤，制定了“八七”分水方案，开展了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形成了“拦、调、排、放、挖”综合处理和利用泥沙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主要开展流域工业、城市污染治理和以水土流失治理为主的生态建设。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这一阶段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开始进入第一轮重工业化阶段，伴随着粗放式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总体呈加剧趋势，流域性、区域性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开始出现。基于生态承载力与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维护黄河健康生命”的治黄理念被提出。黄河流域先后被纳入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治理等国家规划。流域生态治理和建设工作从分散治理开始逐步向集中治理和规模治理方向发展，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目标逐步从保障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上升为维护黄河健康生命和国家、区域生态安全。同时，污染防治工作也开始由工业领域逐渐转向流域和城市污染综合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治理要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赴黄河兰考东坝头段考察，对黄河防汛、改善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出了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沿岸各省（区）都要自觉承担起保护黄河的重要责任，坚决杜绝污染黄河行为，让母亲河永远健康。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赴内蒙古、甘肃、河南考察调研，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保障了黄河岁岁安澜。我国的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上游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河段堤防得到根本改观；中游禹门口至三门峡大坝河段河势得到了基本控制，建设了一批控导工程及护岸工程；建成一批下游防洪控制性工程，两岸标准化堤防全面建成，防洪能力不断增强。先后战胜了12次超过1万米 3 /秒的大洪水，包括1958年22300米 3 /秒的特大洪水，创造了伏秋大汛71年堤防不决口的历史奇迹，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多年调水调沙，黄河下游主河槽过流能力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足2000米 3 /秒提升至2020年的4300米 3 /秒。
实现了黄河不断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持续干旱、水资源滥用等因素影响，到20世纪末黄河下游有22年出现断流，其中1991～1999年连年断流。1997年黄河断流时间达226天。从1999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被授权实施水量统一调度。2000年以来，黄河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而且随着水资源调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下游河道输水量和入海水量稳步增加，黄河入海河口的生态环境不断好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遏制了“悬河”淤积抬升速度。黄河治理，首在治沙。一是强化了泥沙淤积的源头治理，通过淤地坝建设、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工程治理和自然修复相结合，到2020年，黄土高原累计保存治理面积近22万平方公里，累计拦减泥沙193.6亿吨，平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近3亿吨。二是强化了泥沙淤积的“靶向”治理，在中游界定了多沙粗沙区和对下游淤积影响的最大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三是努力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2002年以来连续进行调水调沙，下游河道最小过流能力由1800米 3 /秒提高到4200米 3 /秒，打破了“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恶性循环。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黄河含沙量近20年累计下降超过八成。
保障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流域用水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入渤海水量年均增加约10%，通过引调水工程为华北地区提供了水源，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流域内建成19000多个蓄水供水工程，有效调节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溉面积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倍，成为国家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黄河为60多座大中城市、340个县（市、旗）提供了水源保障。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效显著。近年来，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尤其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黄土高原植被得到快速恢复，主要是坡顶和缓坡地带的效果明显。从表1-4可以看出，由于黄河中上游治理沙漠和水土流失成效显著，黄河主要支流近10年平均输沙量比多年平均输沙量显著减少。
表1-4 黄河干流主要水文控制站实测水沙特征值对比
表1-4 黄河干流主要水文控制站实测水沙特征值对比-续表
生态修复效果明显。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2020年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率达到53%。下游河口湿地面积逐年回升，由于我国持续开展黄河下游生态调度，通过生态补水，2020年河口三角洲水面面积增加45.35平方公里，黄河营养盐入海氮通量、总磷通量均达到近5年来同期最多，近海地区低盐度区面积增加约150平方公里，河海交汇线向外扩移最远达23公里，黄河下游至入海口地下水位普遍抬升。河口三角洲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多，最大限度呵护了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水污染得到遏制。2002年黄河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仅为19.4%，在七大流域中仅好于太湖流域。因此，我国针对黄河流域实施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了纳污红线控制，初步建立了涵盖入河排污、饮用水水源地监管等内容的监督管理体系，积极探索建立流域联合治污机制，妥善处置重大水污染事件，在涉河经济活动强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初步控制了水质恶化趋势。2019年，黄河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到了72.9%，黄河流域总体污染程度由2002年的重度污染改善为轻度污染（见表1-5）。
表1-5 2019年黄河流域水质状况
郑州、西安、济南等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黄河流域九省（区）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从2010年的605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577万人，减少5482万人，减少了90.48%，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见表1-6）。
表1-6 2010～2019年黄河流域及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情况
表1-6 2010～2019年黄河流域及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情况-续表
黄河目前最大的威胁仍是洪水灾害，下游防洪短板突出，洪水预见期短、威胁大。一是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治理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水沙调控体系的整体合力无法充分发挥。二是地上悬河的不利局面依然长期存在。一方面，地上悬河、游荡性河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形势严峻，下游地上悬河长达800公里，现状河床平均高出背河地面4～6米，其中新乡市河段高于地面20米，299公里游荡性河段河势未完全得到控制，危及大堤安全；另一方面，“二级悬河”形势加剧，“二级悬河”使得河槽过洪能力明显降低，中小洪水漫滩概率增加。上游宁蒙段经过四大沙漠边缘，是典型的沙漠宽谷，历史上河道演变剧烈，水沙关系复杂，加上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水库建成后使宁蒙段河道冲沙能力降低，宁蒙段有成为200多公里“新悬河”的危险。三是黄河大堤还存在险点隐患。黄河下游两岸大堤是在历代民埝的基础上不断加高培修而成，基础条件复杂，堤身土质混杂，存在渗透变形、液化、沉降和不均匀沉陷等问题。四是黄河下游防洪水风险压力依然存在，下游滩区既是黄河滞洪沉沙的场所，也是190万群众赖以生存的家园，防洪运用和经济发展矛盾长期存在。河南、山东居民迁建规划实施后，仍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洪水威胁中。
黄河上游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上游地区天然草地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退化率在60%～90%。土地沙化问题依然突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草地已出现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沼泽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人为活动干扰加剧，沼泽生态系统发生退化。中游地区水土流失依然严重，仍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多为粗沙区，对河道影响大。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退化趋势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强烈、极强烈流失面积2.7万平方公里，剧烈流失面积1.2万平方公里。下游生态流量偏低，下游滩区历史遗留问题多，泥沙在下游大量淤积导致下游河道变宽、流速变缓、河床抬高，生态破坏问题时有发生。入海河口黄河三角洲自然湿地萎缩严重，近30年约减少52.8%。水污染防治问题依然严峻，黄河流域的工业、城镇生活和农业面源三方面污染，加之尾矿库污染，使得2018年黄河137个水质断面中，劣V类水占比达12.4%，明显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黄河流域水质情况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上游、下游水质状况明显优于中游。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偏重，能源基地集中，其中煤化工企业占全国总量的80%，高耗水、高污染企业多，导致流域生态环境风险较高，企业大多沿河分布，主要污染集中在支流。2018年11个劣Ⅴ类断面全部分布在支流，其中8个位于汾河流域，2006～2018年汾河流域持续重度污染。
我国南北差别和东西差距显著，黄河流域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自然条件差、发展相对滞后，黄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通过各水资源一级区水资源量对比发现，黄河流域的水资源量排位靠后，水资源相对匮乏。在水量分布上，黄河流域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布不均的特征，汛期时防洪问题依旧突出，但实际上黄河流域年径流量日益减少，人均水资源量低于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标准（见表1-7）。2014年黄河出现罕见的全流域性干旱，2015年黄河干支流径流量为50年来的最低点，2016～2017年黄河流域干支流年径流量保持低位运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衰减、径流量减少，不仅明显影响流域工农业发展转型和城市化推进，也削弱了干支流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此外，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较为粗放，农业用水效率不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的生态警戒线。
表1-7 2019年各水资源一级区水资源量
黄河上中游七省区是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同东部地区及长江流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内生动力不足。黄河流域九省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都有明显差异，山东省处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1067.53亿元，占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28.72%；而地处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两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地区生产总值占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20%、1.52%。黄河流域九省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上中下游间差距较大，处于源头的青海玉树州与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超过10倍。黄河流域对外开放程度低，九省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12.3%。黄河流域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聚区，处于黄河上游的省份及中游的陕西均属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众多，具有明显的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返贫率高的特点，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