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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区域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提出了“三大地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区域发展战略，引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又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国开始实施东部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从追求区域布局平衡向追求区域布局效率转变，特别是“六五”计划时期，明确提出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支持措施。
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给予广州、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更多的自主权。198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的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试验、示范、引领作用，在区域政策上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逐步形成了沿海到内陆地区分步骤梯次开发的格局，生产力布局也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为了支持沿海地区加快开放，1984年中国在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限定区域设立了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旨在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兴办三资企业等方面探索先行。这项政策是“特区政策”的延伸，是特区经验的推广和放大，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沿海地区向沿江、内陆地区拓展，为我国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大地带”发展战略是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延续和深化，在实施完成“六五”计划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的沿海、内地的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开始提出“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提出“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并提出了三大经济带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任务、支持政策等。“三大地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无论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还是在开放程度上，都呈现了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特点，形成东、中、西梯度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从“八五”计划开始，我国开始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在继续强调效率原则的同时，开始注意公平的目标取向。提出“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先后开放了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长江沿岸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环境。
虽然中央已经认识到区域差距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不断扩大。“八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64.9%。整体上看，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59.3%，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26.5%，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4.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14.2%，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由1978的1.75∶1扩大到2.31∶1，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并未缩小。
面对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八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有所调整，但是成效不明显，因此在“九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将区域协调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这表明，从“九五”计划开始国家要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力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增强自身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九五”时期，国家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定为此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政策也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施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合作。
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接近东部沿海地区，区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但是受到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的制约，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仍然持续下降。
整体上看，我国实施的以效率优先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尤其是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为我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示范效应。二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短期内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龙头，初步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第一个大局，为实现第二个大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充分吸纳我国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了我国整体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不仅表现在经济差距上，还表现在社会发展差距和生态环境问题上。国家给予东部地区过多的特殊优惠政策，而中西部地区国家给予的政策相对不足，这也造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政策环境方面面临不公平的竞争。
从自身发展基础看，西部地区地域广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保障区域，受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从国内发展条件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实现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第二个大局帮助内地发展的能力。从国际形势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1999年3月3日，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的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更加系统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按照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先后次序，对各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按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调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重大部署，为新一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是力争用5～10年的时间，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在重点工程建设和投资政策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支持，在“十五”期间中央安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46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5000多亿元。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支线机场、干线公路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使用。二是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和保护，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三是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民族问题、贫困现象突出、生态环境脆弱等仍是西部地区长期面临的难题。
东北地区是我国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具有较大一致性、区域交通联系紧密、各种要素空间组合较好、发育程度相对成熟的重要经济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是我国重点建设区域，大规模集中投资布局了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为主的战略产业和大型骨干企业，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1978年，东北地区以占全国8.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9.1%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14.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高；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尚未跟进；国有企业办社会带来的包袱较为沉重，就业压力较大等问题。到2002年，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仅为9.5%，比1978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也下降到8.2%。
为了解决东北地区出现的萧条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4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7年《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发布，至此，东北振兴战略正式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
东北振兴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棚户区、下岗职工等民生问题逐步解决。但是，困扰东北地区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体制机制创新任务艰巨、人才与资本外流依然严重、营商环境亟待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国有企业改革艰难。
中部地区是我国区域关联度最强的地区，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具有开拓大市场和发展大流通的优越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中部地区一直没有中央的政策支持。长期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一些重要指标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降，2002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4701.3元、6284.2元、5722.2元、10775.3元，不难看出，中部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仅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有较大差距，而且低于9447.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与西部地区相比也不具有优势。因此，中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学者呼吁要防止“中部塌陷”，认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中部地区。
在此背景下，中央做出了支持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将中部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随后发布了一系列的具体实施政策，明确中部6省26个城市比照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243个县（市、区）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投资规模扩大，增速快于全国和其他地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对中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利用外资规模也迅速扩张。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东部地区差距缩小。在投资强度加大的刺激下，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加快，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前，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中部地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后，中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从“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到“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国家对于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专门的文件和整体规划，更多地体现在支持局部地区发展的规划和文件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进入21世纪，转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主题，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战略，就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空间布局，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体系，带动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总体上看，“四大板块”构成的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区域间发展差距相对缩小。2005～2011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中部地区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18.8%提高到2011年的20.0%，西部地区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16.9%提高到2011年的19.2%，东部地区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与2005年相比，2011年东部地区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从表1-1和表1-2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同时，从表1-3可以看出，2005年东部地区与中、西、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分别为2.23∶1、2.54∶1、1.48∶1，2011年东部地区与中、西、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分别为1.83∶1、1.92∶1、1.29∶1，四大区域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这一时期的区域协调战略多是问题导向的战略，还不是一种计划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发展战略。
表1-1 2005年东、中、西、东北地区部分指标占全国的比重
表1-2 2011年东、中、西、东北地区部分指标占全国的比重
表1-3 2005年、2011年东、中、西、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较
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新常态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思路。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符合新常态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完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探索区域发展新经验、拓展国民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深远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总体态势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在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从愿景到现实、由倡议到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区域，是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对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培育新的增长极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是北京大城市病、河北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较为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承东启西、对接“一带一路”的核心经济带，它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开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于大力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自战略实施以来，沿江11省市严格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双向开放，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升。其沿线城市群发展水平梯度差异较明显，自西向东发展水平依次提高，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重要支撑，以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为补充的格局。
“四大板块”战略是“问题导向型”的战略设计思路，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解决西部地区落后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主要解决国企改革和资源枯竭问题，中部崛起战略主要解决中部地区经济“塌陷”问题。而“三个支撑带”战略具有更为突出的“目标导向型”和“改革创新型”特点，推进路径和实施手段更为科学系统，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探索区域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更富有深意。一是目标明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战略布局中承担更大责任。共建“一带一路”主题是开放发展，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着力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主题是协同发展，目标在于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力争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内涵集约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主题是创新发展，目标是流域沿线地区加快理顺体制机制，着力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优化沿江产业布局、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等方面积累经验。二是战略重点和推进路径更为清晰合理，“三个支撑带”战略均确定了发展重点和推进实施的基本路径。三是“三个支撑带”战略均强调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强调跨区域合作，强调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的统筹，强调在更广阔空间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
世界经济发展史早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极点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区，恰恰相反，凡是最先出现城市和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总是快于其他区域。城市群已成为支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的核心区，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比拼。从“十二五”规划时期，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群的建设，提出“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的作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建设19个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十四五”规划对“十三五”规划中的19个城市群的名称进行了细化和优化，对其发展等级和目标进行了调整，并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在此期间，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2019年2月，出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跨越行政区域的空间分布格局。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将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提出的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等区域重点发展的思路，一是符合区域协调发展新要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区域发展不会呈现“遍地开花”的格局，而是会向重点地区集聚，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二是提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缩小了区域政策单元。我国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城市群、中心城市不仅覆盖了东部沿海地带，也涵盖了中西部内陆地区，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的总体布局，明确了19个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发展阶段（成熟型、培育型、形成型）、发展任务，通过培育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是构建新区域发展体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省域经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都市圈经济转变，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顺应小城镇、中心城市、大都市、都市圈梯次发展的趋势，构建以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等为支撑的功能清晰、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既是对原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丰富完善，也是对长期以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提升。这一时期，中央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大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我国也是世界开放程度最高、创新活力最强、经济要素流动最快的区域之一，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基础。2015年3月，在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调要“携手粤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要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与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并列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2019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政策制定和协调推进实施并重的阶段。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长三角是我国最有实力、最具潜力、最富活力的核心经济区域之一，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正式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2019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一极三区一高地”，就是要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长三角经济区在全国经济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责任担当，旨在推进长三角要素与市场一体化迈向深入、迈向全面化，加快推动一体化发展重点从要素、市场和设施层面上的“基础一体化”，更多更快地转为向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环境保护、产业布局等领域延伸的“中端一体化”，对于在新的一体化方向和重点上特别是为政策、体制和制度完全统一有效的“高端一体化”加快突破创造了可能和政策空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长江流域相比更为脆弱，经济发展水平比长江流域更为落后，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将长江经济带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用于黄河流域正当时。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这是又一个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补充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因此，新时代的区域战略追求的不是均衡，而是相对平衡。在此思想指导下，我国打破行政区划，布局了19个城市群、一批都市圈、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经济增长的地区结构变化表明，我国的区域发展差异不仅表现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而且表现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发展，是新时代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国情特点。因此，应在继续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差距的同时关注南北方的统筹。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上形成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结构和经济社会分布格局，但也累积形成了生产力布局与生态环境安全格局、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这两对尖锐矛盾。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流域性区域，生产力布局与生态环境安全格局矛盾突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中原等城市群为代表的经济社会集中发展区域，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矛盾突出。破解上述两对矛盾，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瞄准流域统筹的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统筹流域发展与生态保护战略的代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战略的代表。解决国土空间上的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间的尖锐矛盾，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